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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Guizot，18—19世纪法国君主立宪派领袖。——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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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指美国制宪大会。——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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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即荷兰共和国。——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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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指英国上议院中的大主教及主教。——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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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指英国上议院中的贵族成员。——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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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两人都曾在查理二世统治期间任财务大臣。——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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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用来下达监禁或放逐的命令。——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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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从霍布斯至今（下卷） [:1703327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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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从霍布斯至今（下卷） 第十五章 卢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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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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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的一生艰难而又坎坷。他1712年6月28日生在日内瓦，出生后没几天母亲就去世了。不必懂得心理分析的理论也可以猜到，幼年丧母可能是卢梭后来奇怪的感情经历的一个原因。他对他的贵族赞助人兼情人德·瓦朗夫人总是叫“妈妈”，对每一个和他有紧密关系的女人都是时而蛮不讲理，时而乖巧听话。卢梭的父亲是钟表匠，有自己的小生意。他受过教育，胸怀大志，但疏于打理生意，于是家境逐渐没落。他所属的社会阶层地位比较尴尬。日内瓦是共和国，和通常的共和国一样，主权名义上由大议会（grand conseil）掌握，所有经济独立的男性公民都有资格成为大议会的成员。日常事务由小议会（petit conseil）决定。实际上，小议会成了永久性的小型寡头机构，由上层阶级成员组成，他们盛气凌人，不愿意与中等阶级和中等偏下阶级的公民分享权力。卢梭的父亲反对贵族，许多读者认为，卢梭的著作暗地里是对小议会的攻击。《社会契约论》（Social Contract）和《爱弥儿》（émile）在1762年出版后，小议会也把它们视为对自己的攻击，于是下令将书全部焚毁，并决定只要卢梭踏足日内瓦，就马上逮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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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与日内瓦这座城市的关系一直非常紧张。他十几岁时曾跟着一位镌版师傅当学徒，但他觉得活计沉闷无趣，师傅对他呼来喝去也令他反感。为了躲避师傅，他常常出城散心。当时，学徒无论为了什么原因到乡间去，晚上宵禁之前都必须回城。卢梭两度违反了这一规定，如果再犯第三次，就会受惩罚；所以，有一天他又是到了宵禁时间还未能赶回城里的时候，他永远离开了日内瓦。他很少在一个地方长久栖身，总是靠好心人收留才有瓦遮头。然而，他几乎无一例外地对帮助他的人恩将仇报，弄得朋友们对他难以忍受。他没有一个工作能做得长久，先给人当仆人，后来做过家庭教师，为人抄过乐谱，担任过法国驻威尼斯大使的秘书，还是成功的作曲家和作家。卢梭的情人中不乏贵族妇女，德·瓦朗夫人是其中的一个；她们觉得他那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荒谬可笑，卢梭则因她们的“不贞”而妒火中烧，却又说不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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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1741年到达巴黎后，和狄德罗交上了朋友，后来为狄德罗的《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关于音乐的，另一篇是关于经济学的。他还通过狄德罗认识了其他的“启蒙运动”作家，与他们保持着冷淡而疏远的关系。卢梭去威尼斯短暂逗留了一段时间后，1744年回到巴黎，担任法国大使的秘书，但宾主并不相得，时常争吵。1745年，他认识了洗衣女工泰蕾兹·勒瓦瑟，和她时断时续地同居，直到1766年正式结婚。他们生了五个孩子，都送进了弃婴医院。这样做无异于将孩子送上死路，因为弃婴医院的婴儿死亡率高达90%以上。在此要为卢梭说句公道话，他和泰蕾兹根本没有能力养活孩子。至于对卢梭的批评，伏尔泰在多年后出版的那本简短却残酷的小册子里都已把话说尽，那本小册子也是把晚年的卢梭逼疯的许多因素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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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自1762年《社会契约论》出版到16年后撒手人寰，其间日子并不好过。光是想找到一个不受当局骚扰的安居之地就困难重重。若是回日内瓦，会被小议会投入监牢；《爱弥儿》在巴黎被焚，因为它否认原罪的原则，当局还下达了对他的逮捕令；他想在日内瓦附近普鲁士控制下的一个瑞士小村庄住下来，又受到了当地神父的迫害。英国虽然地方生疏，却是安全的避难地，但当大卫·休谟为卢梭安排好了在英国的住处时，卢梭却怀疑休谟在阴谋策划，要将他置于死地。1他几乎是唯一和休谟有过争执的人，虽然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18世纪60年代末，卢梭精神失常。法国当局看到他再也不能给任何人找麻烦了，于是在1770年默许他和泰蕾兹在巴黎郊外定居，受长期以来一直资助他的德·孔蒂亲王保护。1778年，卢梭与世长辞。他为世界留下了1782年出版的《忏悔录》（Confessions），也永远改变了欧洲人的思想。埃德蒙·伯克和约瑟夫·德·迈斯特这样的保守派对卢梭恨之入骨，卡尔·马克思这样的激进派对他心存怀疑；但他提出的思想现已成为我们思维方式的一部分。无法想象，若是没有他的思想，今天的我们会是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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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与革命：传言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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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卡莱尔[1]论述知识分子在政治中的作用时，有一段话中的主角就是让-雅克·卢梭。谈到法国大革命时，卡莱尔说，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第二版装帧的封面用的是嘲笑第一版的人的人皮。此话当然不能当真，但它反映了一种广泛的观点，认为卢梭的思想造成了自16世纪和17世纪的宗教战争以来最大的政治和社会动荡。伯克和迈斯特就是这样想的。迈斯特相信，下等阶级若逃脱了上等人的控制，会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他说，不能责备老虎有吃人的兽性，但放开约束着老虎的绳索的驯兽员要负完全的责任。卢梭是放虎出柙的元凶，其他知识分子是从犯。迈斯特的这个论点遇到了一个困难：卢梭是反对革命的，事实上，他反对一切形式的突如其来的改变。他非常抵触近代社会中人员的流动，无论是在不同的社会和经济阶层之间，还是在不同的地区之间。他的政治理想是古典式或半古典式的。他崇拜马基雅维利在《论李维》中表现的共和思想，认为马基雅维利撰写《君主论》给篡权者和匪徒提供建议，实乃迫不得已，他提的那些建议如此大逆不道，一定是有意通过《君主论》来警示世人防备君主的邪恶。2当然，他不喜欢当时的君主制，他景仰的是古代共和国中最稳定的那种。卢梭在《社会契约论》结尾处建议的政治机构是罗马式的，他也极口称赞罗马和斯巴达的公民理想。他自认不是民主派，尽管他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民主斗士。他对雅典不如对斯巴达那么喜欢，一个主要的原因是雅典混乱无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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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事后之明，又读过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著作后，今人大都认为法国大革命是一场“近代化”革命。它摧毁了旧制度和传统的统治精英，经过暴烈的动荡后，催生了一个政府有代表性，以民族的理念为基础，致力于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和国。达到这个目标用了几乎100年的时间。到1870年普法战争结束后，才建立了第三共和。甚至有人认为，法国大革命直到1970年才真正完结。第三、第四和第五共和所代表的民族国家是卢梭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如果他看到，也不会喜欢。卢梭的爱国主义不是法国革命军以及后人的民族主义，而是斯巴达勇士的爱国主义，它意味着忠实执行命令，手持盾牌投入战斗，直到躺在盾牌上被抬回来。[2]这样的人来自小型农业社会，不是商业社会，更不是工业社会；他们住在乡间，不住在城市；他们的思想极为保守。卢梭的令人迷惑之处在于，虽然他肯定没有参与促成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更遑论决定大革命的发展轨迹，但是自18世纪60年代至今，他提出的理想一直激励着社会和政治积极分子，然而，对受他激励的激进者努力创造的社会，他又一直抱有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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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多才多艺，他的影响远远超过本书讨论的范围。比如，他是天才的作曲家，他写的歌剧《村里的预言家》（Le devin du village）大受欢迎。他的书信体小说《新爱洛漪丝》（La nouvelle Héloïse）发明了浪漫小说这一体裁，模仿者众，数不胜数；小说中描绘的情感为无数读者所热情认同，或假作领会。他的政治性著作包括《社会契约论》、为波兰与科西嘉撰写的立宪文件、关于教育问题的杰作《爱弥儿》，以及关于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政治经济的著述；这些著作的影响较难评估。他的书在法国和日内瓦被禁，由执行官员当众焚毁，公众很难看到。私人图书馆的收藏记录显示，《社会契约论》在社会上流传极少。不过，由于卢梭的书被定为非法，所以即使有也不会登载在书目中，书商同样不会宣传推销。旧制度的审查制度并不严格，而且执行起来因人的社会地位而异；上层阶级的知识分子如果小心谨慎的话，可以做许多不合法规的事情而安然无恙。小心谨慎必然意味着不事声张，所以只能猜测什么人读过且读过多少卢梭的政论著作。大革命爆发后，许多革命领袖人物都自称为卢梭的信徒，但那是另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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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集中讨论作为政治理论家的卢梭，间或会提及“另一个”卢梭。不过，卢梭的思想和感情上的凌乱是他的影响的一部分。他支持追求理性这一启蒙运动的理想，鼓吹将政治置于超越人情、不偏不倚的法律之下，但他对人性的多变、自我、孤僻的强调是对这一理想的破坏。人对道德法，或称自然法的理解是靠理智还是靠本能（或二者兼有），这只是卢梭给后人留下的谜题之一。他钦佩感情不外露的斯巴达人，但他在《忏悔录》中表现出来的令人震惊的坦白把性方面的不满足引入了政治。20世纪的作家，从弗洛伊德到罗素，再到赫伯特·马尔库塞这样的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者，无一不受其影响。20世纪60年代的口号“个人之事即政治”简直就像是卢梭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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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最大的创新是把人的状况作为实质上的社会状况来分析，其间他把原罪的负担从人性中去除，放到了社会头上。他说，在他之前的所有作家以及在他之后的许多作家眼中的人性的缺陷不是由自然原因而是由社会原因造成的。3这个观点既非奥古斯丁的观点，亦非马基雅维利的观点，又非霍布斯的观点。基督教把政治视为一种不完美的补救方法，用来应付源自原罪的暴力、动乱和苦难。持怀疑态度的马基雅维利认为，对人性要分两面来看，人性本恶，人狡诈、贪婪、自私自利，但可以培养为勇敢、诚实、有公益精神的人；不过马基雅维利一直坚信人性需要改进。霍布斯从自然状态中提取出了在卢梭看来一点儿也不“自然”的素质，这个（卢梭眼中的）错误招致了反复的批评。卢梭是提出人由社会塑造的第一人，也是指控社会将人变得自我毁灭、心理错乱、不容于世的第一人。他把原罪的负担甩给了社会，为马克思主义以及过去两个世纪间其他激进政治运动的乌托邦式的乐观主义铺平了道路，尽管他本人不是乐观主义者。历史证明，以为既然人的恶德由社会造成，而非天生而成，就一定比较容易纠正，实乃大错特错；但这正是过去两个世纪以来激进派的想法。只需花上一分钟的时间，想一想人使用抗生素治愈细菌感染的成功，再想一想人在预防（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的）战争方面的失败，更不用说在家庭暴力和其他破坏行为面前的一筹莫展，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由社会造成”并不意味着“容易预防”。从这个角度来看，卢梭有三部著作最为重要：《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Discourse on the Origin of Inequality）提出了社会史的思辨，解释了人为何以及如何落入了悲惨的境地；《社会契约论》确定了合法权威存在的客观条件以及社会为达到那些条件应当做的事；《爱弥儿》描述了育人的过程，这个过程培养出来的人如果有幸身为合法共和国的公民，就将是合格的公民，即使不参与政治，也会是自给自足、道德合格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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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对人类进化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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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主要分析《社会契约论》，但最好先来看一看《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爱弥儿》。卢梭在自己所有的著作中最重视《社会契约论》。他推迟了《爱弥儿》的出版，就是不让它抢《社会契约论》的风头，因为他心知肚明，《爱弥儿》更有可能畅销。为了保险，他在《爱弥儿》的第五卷中也给爱弥儿讲了一遍《社会契约论》的政治理论。4但是，卢梭的政治思想中最新颖的主张并未反映在《社会契约论》里。卢梭绝非第一个借重历史的政治理论家。修昔底德就曾借历史说教；马基雅维利说，意大利的政治一塌糊涂，是因为基督教君主“傲慢、懒惰”使他们无视历史的教训。与卢梭同时代的大卫·休谟也发表过以史为鉴的政论著作，他撰写多卷本《英国史》（History of England）就是为了揭露辉格党人对英国史的叙述其实是政治神话。但卢梭比他们都走得远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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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把近代政治置于一个逐渐演进的框架内，大大拉长了动荡起伏的政治生活所处的历史时期。关于论史之作的目的，修昔底德与马基雅维利意见一致，认为它们能提供成败的先例，使聪明的治国者引以为鉴。卢梭却几乎等于宣称，称为人性的东西不过是光线在物体表面的反射，永远不可能看到表面下是什么；虽然人的构成中一定有一种原始自有的东西，使文化得以创造出“人”这个产品，但是人原有的本性已经彻底湮灭，人的本性如何只能猜测，因为不可能亲眼见到。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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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进化论的视角提出了一些深刻的问题，比如，人类进步的哪些可能性原来存在，现在却无可挽回地失去了？还有哪些可能性仍然存在，且可以抓住？这些是人类发展理论的主题。它还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把新生的婴儿造就成有理性、有道德的快乐成年人，使他们不仅为自己，也为别人的利益服务？这就是卢梭的教育理论的主题。无论我们是否掌控教育过程，社会都会使我们具备某种个性，而不会让我们全无个性，社会也会教给我们有些东西，却不教别的东西。但是，如果对教育过程不加以明智的控制，或不利用它达到严肃的道德目的，它就可能产生任何结果——卢梭抱怨说，自己所处的18世纪的社会产生了巴黎的那些爱慕虚荣、哗众取宠、自我放纵的人。要培养出具有斯巴达人和罗马人的美德却没有他们的弱点的人，需费尽移山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