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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John Wesley，1703—1791，英国布道家，基督教新教循道宗创始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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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两者的中文翻译都是“代表”，但representative有权代表选举他的团体发言和投票，delegate则只能按指示行动。——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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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Court of Star Chamber，15世纪至17世纪的英国最高司法机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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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这里指美国刚成立，只有13个州时的情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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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从霍布斯至今（下卷） [:1703327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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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从霍布斯至今（下卷） 第十七章 法国大革命及其批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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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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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攻陷巴士底狱200周年的时候，研究法国大革命的著名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菲雷宣布，终于可以确定大革命结束了。他的读者对此大不以为然。有些人认为革命尚未结束；有些人不想让革命结束；还有人感到宣布那段历史的终结是出卖了自由、平等、博爱这些不可缺少的抱负，无论真正实现它们是多么困难。法国大革命是一个活着的主题，事隔两个世纪，保守派仍将它视为彻头彻尾的灾难，激进派则认为它是部分的成功，尽管有些缺憾。20世纪早期，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运动一个想要完成法国大革命未竟的事业，另一个则企图消除据说是它产生的结果。整个19世纪期间，法国大革命那段历史在欧洲政治思想中的作用举足轻重，众多的思想家深受影响，穆勒、托克维尔和马克思只是其中的三位。本章不讨论大革命后来的影响，只介绍它在政治理论中立竿见影的折射，即使这样也只能限于三个方面：第一是大革命对埃德蒙·伯克和约瑟夫·德·迈斯特这类保守或纯粹反动的思想家的影响；第二是对托马斯·潘恩这样的改革者的影响，潘恩若非逃脱了英国当局的抓捕，可能被处以绞刑，但他批评了对路易十六的处决后，又差一点被法国革命者处死；第三是对圣西门这样的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家的影响，圣西门等人看到，或者自以为看到，需要改变社会使之满足经济基础的要求，但这个过程无关政治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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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从一开始就在思想上极富争议，政治上难以预料。1688年的光荣革命没有伦敦暴民的参与，美国革命是争取民族解放的战争。法国大革命和它们都不一样，它以巴黎暴民作乱开始，自始至终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巴黎暴民行为的左右。无须说明，革命领导人中没有几个属于走上街头的下层阶级，他们都是资产阶级的成员，骑上了革命这只猛虎却驾驭不了。1688年的英国革命和1776年的美国革命都宣称要恢复岌岌可危的自由，法国大革命似乎开始时把目标定为实现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的成就，后来却提出了越来越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式目标。从它打出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中，完全看不出它产生的惊悚后果，那是阶级之战、警谍治国和杀人如麻的可怕混合。在这个过程中，革命者的表现证实了麦迪逊的担心，即掌握主权的人民可以比被他们推翻的君主更加暴虐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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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法国大革命做出了一些美国革命从未做到的创新，也许是因为当时在美国没有那样做的必要。法国大革命发明了全民皆兵的近代观念，也许还发明了民族主义的近代形式。美国人造反需组建地方民兵，法国革命者却继承了国王设立的常备军，将其变成了横扫欧洲大陆的革命大军的先锋队。大革命也产生了社会方面的成果：旧有的贵族特权被废除，农民不再被强迫拉夫出工，更多的人拥有了财产。在发明有用的政治手段方面，大革命的成绩较差。激进民主在近代欧洲是新鲜事物，无人清楚它需要何种政治制度，大革命对此并未给出解答。从1789年至托克维尔访问美国的1831年，法国历经绝对君主制、立宪君主制、日益激进的共和国、督政府、帝国、波旁王朝复辟、1830年的七月革命，还有奥尔良的路易-菲利普的统治。不出所料，托克维尔心头萦绕的一个问题是，法国能否摆脱自1789年以来的动荡不安，以及为何美国人没有这样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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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者没能建立他们渴望的新型社会和政治结构；工人不肯接受把一周定为10天的规矩，也不肯接受由国家任命的神父、矩形省（rectangulardépartement）[1]和最高主宰崇拜（cult of the Supreme Being）[2]。大革命遵循人所熟悉的发展模式，最后如2000年前的罗马和两个半世纪前的克伦威尔革命一样，导致了军事独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结束了革命的拿破仑·波拿巴既是革命者的对头，也是对“人尽其才”（la carrière ouverte aux talents）这一革命理想的最好体现。虽然拿破仑的家族属于热那亚的小贵族，但是他来自科西嘉，是乡下人；然而，这位籍籍无名的低级炮兵军官凭借自己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果敢，才35岁即跃升皇帝的宝座。在将大革命的理想传遍欧洲方面，无人能与他相比；但他虽然拯救了法国大革命，却摧毁了法兰西共和国，把它变为了帝国，自己做了皇帝。几乎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位对大革命最尖锐的批评家在大革命早期就以惊人的准确预言了其发展轨迹，这个人曾全力支持北美殖民者对英国政府的抱怨指责，但他对法国大革命、对它的原则、对他认为煽动了大革命的理论家和支持大革命的英国人发动了全面彻底的攻击，使他许多过去的盟友惊诧不已。这个人当然就是埃德蒙·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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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对法国大革命之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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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时的英国社会里，从政者一般都是要么继承了能产生影响的手段，要么找到了赞助人作靠山。凭自己的努力发迹的爱尔兰人伯克是一个异数。伯克1729年出生于都柏林，父亲是新教徒，母亲是天主教徒。他1748年从都柏林的三一学院毕业后，前往伦敦去谋发展。他试水文学创作和哲学研究，成绩不俗，并成功地进入了约翰逊博士的圈子。约翰逊在谈到伯克时，说哪怕仅在避雨时偶遇这个人，也会知道他绝非池中物。此话出自言辞尖刻的约翰逊可算是盛赞，因为他们二人的政治观点并不相同——伯克是辉格党人，约翰逊则坚持保守党的传统观点。伯克被聘为1758年创刊的《国事记录》（National Register）杂志的编辑，在伦敦站稳了脚跟，但他的事业是从辉格党政治家罗金厄姆勋爵第一次组阁时任命他做私人秘书时开始腾飞的。罗金厄姆为伯克谋到了一个议员的席位，自那以后，伯克就成了当时剑拔弩张的政治中的突出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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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得到公众的注意是因为英国政府与日益桀骜不驯的北美殖民地的龃龉。伯克争论说，正义和政治上的审慎都要求政府对北美殖民者采取怀柔政策，他那篇《论与美洲和解的演讲》（“Speech on Conciliation with America”）引用者不计其数。1伯克并不支持美国独立，但无论英国统治有多少抽象的好处，有一点非常清楚，那就是，如果各方都坚持对自己权利相互冲突的理解，寸步不让，那么战争和分裂必然不可避免。英国人需要对美洲采取和解的政策，不能像诺斯首相的政府那样愚蠢。伯克笔下殖民地那朝气蓬勃的景象说明，作为母国的英国生出了一个喧闹不羁的大块头儿子，这个血气方刚的儿子早晚要独立，但伯克没有达成这一结论。如杰斐逊最初时说的，殖民地与英国的帝国关系已经给了殖民地高度的独立。伯克希望英国不要断绝与殖民地的关系，这与他对英国统治印度的厌恶完全没有矛盾。他认为英国对印度的统治野蛮腐败，从印度攫取的财富和称为“nabob”的那些在印度发了财回国的人投入英国政治的财富造成了英国政治的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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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著述甚丰，不仅限于论述英国与美洲殖民地的困难关系。他写了两篇论文来阐述成功的议会政治的基础原则，它们成了后来两个多世纪期间从政者的宝贵参考。《关于目前不满情绪的根源》（Thoughts on the Cause of the Present Discontents）指出，乔治三世和他的谋臣搞的阴谋诡计打破了立法与行政部门之间的平衡，而这种平衡是稳定政策的基础。伯克要求废除国王把待遇优厚的闲职赏赐给人的做法，使国王无法借此收买议员。他知道，反对由“国王之友”组成的政府会受到自诩超越党派的人的谴责，于是，他大力捍卫政党的存在，说那是议会制政府运作的必要前提。他乐观地宣称，一个政党由对公共利益有着同样观念的人组成，成员们为了实现那个观念而采取协调行动。2这个主张冠冕堂皇。在那之前，政党被视为与派别无异，以攫取权力、从公职的利益中分一杯羹为目的。伯克提出这个主张之后，任何人都难再自称超越党派，也不再有这个必要，因为谁想管理近代政府，都必须属于一个伯克所定义的政党，并得到政党的支持。至于近代政党是否达到了伯克的标准，那不是我们在这里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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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在他1774年的《致布里斯托选民的演讲》（“Speech to the Electors of Bristol”）中阐述了代议制政府的基本原理。3代表（representative）不是仅能严格按授权行事的代表（delegate），他应当用自己的才智与判断力为选民服务，而不是亦步亦趋地遵从选民的一时冲动。选民没有权利规定代表的授权，代表也没有义务按选民的意志行事。他需要向选民清楚地说明，他进入议会后将根据何种原则做出决定；如果选民不喜欢他的原则，可以不投他的票。大多数近代政治家是否能够做出这样的说明，而不是说些陈腐的套话或根据对选民意见的抽样调查专拣选民爱听的话说，这个问题也不需要在这里回答。18世纪英国下议院中没有几个议员做得到这一点。伯克提出的特别重要的一点是，代表既代表投他的票的人，也代表根本不能投票的人。在1777年的英国，没有投票权的人包括90%的成年男性和100%的女性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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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眼里揉不得沙子的读者会对伯克的话嗤之以鼻，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口袋选区[3]的代表；其他人则说，除非选民及其代表都接受伯克的观点，否则建立议会就没有意义。而且，如果赢得选举的人只代表自己一方的利益，输掉的一方恐怕就不会心甘情愿地接受选举的结果，正如他们面对赤裸裸的武力不会心悦诚服。选民必须相信，胜选的人明白自己有责任按照合理的原则考虑公共利益，并尽最大努力去谋求公共利益。议会议员必须代表整个国家，不然的话，多数统治就变成了多数暴政。伯克的论述恰好补充了麦迪逊关于代议制为何能使近代共和国不必限于小国的解释，而就连孟德斯鸠这样敏锐精微的思想家都认为这种限制不可避免。独立国家的代表奉命发表本国立场，这在外交界司空见惯；但议会的议员对选民负责，不需要选民的授权，这可是新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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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在罗金厄姆自1782年至1783年再任首相期间入阁，实行了一些他倡导的“经济改革”，废除了待遇优厚却无所事事的闲职和养老金制度。但政府改革东印度公司的企图受到国王的阻挠，以致内阁解散。自那以后，伯克再未担任过公职。1783年，托利党的小威廉·皮特成为首相。除了1801年至1804年间他因解放天主教徒的事情与国王不和而挂冠而去那一段时间之外，皮特在首相的位子上一直坐到他1806年去世。罗金厄姆1783年去世后，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成为在野的辉格党党魁，但伯克因福克斯支持法国大革命而与他发生龃龉，两人1791年后再没有说过话。伯克晚年个人生活十分不幸，境遇凄凉。他本来希望在乡间购置一块土地，做个小乡绅，使他的儿子理查德完全成为他终其一生努力保护的社会秩序的一部分。为此，他不惜借贷买下了一座庄园，为还贷款费尽力气。但是，理查德不幸于1794年去世，使伯克的希望彻底破灭。伯克自己死于1797年，正值法国革命军在欧洲大陆所向披靡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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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其人令人迷惑难解。过去的一个世纪间，多少学者孜孜以求，想弄明白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结果反而更是迷雾重重。伯克的生花妙笔使读者为之倾倒，他若是文笔稍滞涩一点，就达不到这个效果；因为他的著作表面上看起来不是阐述哲学论点，而是一个愤怒的英国人从心底发出呐喊，为他心地正直的同胞们发声，所以读者可以随意把自己喜欢（或不喜欢）的任何理念加之于他。他的《关于崇高美和秀丽美概念起源的哲学探究》（Philosophical E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Our Ideas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证明他是位出色的哲学家，但他也是政治家；他和西塞罗一样，深知在政治中，有力的言辞比精准的分析更加重要。他的实际演说能力并不高明，他在下议院演讲用的稿子经常不适合口头演说，而是应该作为书面文章发表，结果听众纷纷离去，只剩下他对着空寂无人的大厅讲话。他的演讲使人昏昏欲睡，但他的（大部分）著作令人耳目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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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的《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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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在好几部著作中都攻击过法国革命者及其一切努力，其中《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Reflections，以下简称《反思》）最为著名，论述也最有力。作为回应，潘恩发表了《人的权利》（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写了《人权辩护》（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几年后又写出了更加出名的《女权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伯克则报以日益激烈的回击。他在《新辉格党人向老辉格党人的呼吁》（Appeal from the New Whigs to the Old，以下简称《呼吁》）中要求将潘恩逮捕并予以起诉，因为他发表了《人的权利》；不过除此之外，《呼吁》还算相对平和。如在《反思》中一样，伯克赞扬了老辉格党人。据老辉格党人说，詹姆斯二世不是被推翻的，而是自动辞职，将王位还给了正当的主人；新辉格党人则持理查德·普赖斯的观点，认为人民选择自己的统治者，并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方法修改宪政安排，这是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1689年的议会会议认为，这种观点为激进分子和叛乱分子开了绿灯，可能引发无休止的动荡和内战，于是明智地保留了原来的宪制。伯克后来评论大革命的文章中最重要的是《论弑君的和平》（Letters on a Regicide Peace）和《致一位贵族的信》（Letter to a Noble Lord）。前者呼吁发动圣战，在欧洲彻底消灭大革命的影响；后者言辞激烈，反映了他因痛失爱子和建立英国乡绅家族这一希望的破灭而产生的绝望心情。后者还谴责贝德福德公爵和劳德戴尔勋爵依然坚持大革命的理想，但更多的是强烈表达了伯克无法控制的失望和厌恶，因为他一生为其服务的贵族政治制度的领袖人物居然要亲手毁坏他努力维护的制度。伯克晚年的著作令人读来心情沉重。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期间，美国保守派力主积极推行冷战，发动圣战来击退欧洲的共产主义势力。他们把伯克晚年的著作从故纸堆里翻出来作为理论根据，但从那些著作中可以看出，伯克已经是一筹莫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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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的《反思》乃惊世之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在大革命爆发伊始，就准确地预言了大革命可能会如何失去控制，并且洞察了革命者的内心；在这一点上，英国那些支持大革命的人无一能及。法国大革命以1789年7月14日攻陷巴士底狱为爆发的起点，《反思》发表于1790年11月。发表此书有两个原因：一是一位法国记者写信询问伯克对大革命的看法，《反思》即伯克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历史上没有记载那位记者对伯克的冗长回答是如何反应的，伯克自己在花了150页的篇幅狠批法国大革命之后说：“此信写得很长，但鉴于此主题所涉范围之无限大，我的回答其实是很短的。”4接下来又是洋洋洒洒近百页。据伯克说，他是要回应理查德·普赖斯牧师的一次布道；此即撰写《反思》的第二个原因。那篇布道词的题目是“论热爱我们的国家”（“A Discourse on the Love of Our Country”），是普赖斯牧师在革命协会（全称为“纪念革命协会”）纪念光荣革命的一次晚餐会上宣讲的。普赖斯成为伯克攻击的目标并非偶然；他是著名的道德哲学家，因对数学概率理论做出了贡献而当选为皇家学会成员；他制定的平均寿命列表两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人寿保险公司依靠的基础。他是不信英国国教的新教徒，所以被排斥在英国的政治生活之外，若是在对他倍加崇敬的美国，他绝不会遭到如此冷遇。他持有与杰斐逊和麦迪逊同样的政治主张，也大力支持美国独立。他那篇布道词很少有人读过，但在现代读者眼中，它至少直到结束语之前应该说是无可挑剔的。在结束语中，普赖斯背诵了“西缅颂”（Nunc Dimittis）[4]来表达他的狂喜，因为他得以目睹“3000万人民充满愤怒，坚决拒绝忍受奴役，发出不可抗拒的自由呐喊，跟随他们的领袖胜利向前，将专横的君主变为他原来臣民的阶下囚”。5不必和伯克一样醉心于君主制的煊赫排场，也会觉得普赖斯此言未免太过，只要回想一下法国大革命的真实情况即可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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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完全可以同意普赖斯在布道词中提出的积极责任，即理性的人要使自己对国家的热爱与所热爱的国家的美德成比例。这个主张可能会给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激情釜底抽薪，不利于动员社会力量，但在道德上是正确的。无论如何，普赖斯的论点是，一个理性的人会把全人类都视为同胞，他是“世界主义者”，不是“民族主义者”——虽然这两个词当时都尚未获得现代的含义。普赖斯还提出了一个道地的洛克式观点，说政府为保护人民的权利而存在，而人民的权利之一就是要求统治者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人民有权革除渎职的统治者；对于这个观点，现代读者也会欣然接受。现代的选举就是一种对统治者问责的手段，如果统治者渎职或无能，即可将其革职，而不必诉诸内战、鬼头刀或断头台。毕竟，这就是“靠选票不靠子弹”这句口号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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