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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8638 伯克的第三个思想包括了前两个思想，但不能成为单独的政治观点。它是一种对传统宗教形式的未予明言却十分强烈的依恋。伯克本可提出过去200年来社会学家根据他的著述所提出的观点，那就是，把社会聚合在一起的力量是非理性的信念；这样的信念就是伯克毫无贬义地称为“成见”的东西；正是这些成见构成了公民宗教。把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关于道德的思想与托克维尔和伯克关于宗教乃公共道德不可或缺的支柱的信念放在一起，就形成了如下的社会学观念：社会只有在有宗教信仰作基础的时候，才能顺利运行，才不会发生太多暴力，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人才更有幸福感，生活得更自在。这并非声称某个宗教拥有绝对真理；这个思想完全立足于现世，它断言宗教信仰对公民道德必然产生影响。19世纪和20世纪的无数思想家殚精竭虑、孜孜求解的问题是：既然“上帝已死”，社会能否继续存在下去？能否找到对宗教信仰的世俗替代品？过去，宗教信仰一直代表着生活的意义，如今宗教的说服力却越来越小。马克思认为，一旦人过上了好生活，就不再需要目前用来安慰受苦人的神话，和他一样的乐观主义者不关心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但奥古斯特·孔德发明了一种全新的“人道教”，它与天主教十分相像，只是摒弃了超自然的内容，并由孔德的情妇克洛蒂尔德·德·沃取代圣母玛利亚。像孔德这样自创宗教的大有人在。伯克却不想发明宗教的替代品。他是一位宗教色彩浓厚的思想家，透过宗教的有色眼镜去看世界。他认为，若没有宗教，人就只能浑浑噩噩地得过且过；人需要宗教来维持道德感，克服恐惧，在逆境中坚强起来。宗教如何制度化似乎只是次要的问题，但它必须制度化，以便给国家的强迫性制度加上人性的色彩，并有效地约束人的心猿意马。归根结底，革命是亵渎上帝的行为，因为人把只属于上帝的破坏与建设社会的权力据为了己有。此言的意思不是说人若推动比较温和的社会变化，情况就会好些；它不是冷静的评论，而是表达了伯克被激怒了的宗教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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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8640 伯克与革命的近代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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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8642 伯克对革命者所作所为的描述表现了所有上述三个思想，如果说他的基本论点是功利主义的，他的修辞则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伯克认为，法国大革命与过去人所理解的革命截然不同。他提出这一观点的同时，也提出了关于革命的新概念。他发明了关于革命的近代思想，古典观念从此落伍过时。古典的革命观念并不那么简单。不算亚里士多德的停滞理论，还有关于革命的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是“好的”革命，是对先验原则的回归；洛克和马基雅维利以他们各自的方式都赞成这样的革命，可以说，它也是美国革命的官方版。伯克赞成1688年的革命，认为它击退了斯图亚特王朝末代国王篡权及实行暴政的企图，使英国得以恢复古老的宪制，尽管他认为，那次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伪装成了对国王退位的反应；伯克称，威廉三世登基是对严格的世袭原则的小小偏离，但对于维护世袭原则十分必要。另一个概念则将革命视为完全的灾难，认为命运之轮的转动使一切都颠倒了过来。马基雅维利吸收了这两个概念的内容，说希望出现一位手腕巧妙、大胆果敢又得到命运眷顾的君主，能带领意大利城邦重现罗马共和国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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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8644 这两个概念都是近代之前的。关于进步的近代观念与旨在复古的政治不相容。今人开启政治上新的一页的时候，不会在过去的起点上从头来过。因为我们习惯于认为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在不断发展变化，所以我们相信，若要实现政治安排的根本性改变，就必须对社会的组织方式进行大改；通过暴力来造成政权易手只能算是政变。根据革命的近代概念，真正的革命指的其实是狭义的政治动乱中发生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事件，遍及社会、经济、思想和政治各个领域，哪怕权力易手是通过政变突然发生的。这就是伯克对法国大革命的理解；无须说，他完全站在推动这种革命的人的对立面。伯克不是政治社会学家，而是政治实干家。他撰写《反思》是为了谴责法国革命者的愚蠢和邪恶，不是要确定清晰的革命概念，那该是学者操心的事情。尽管如此，他对法国大革命的理解还是成了对革命的权威解释，即革命不仅是以非法手段改变宪制，而且是对全社会的社会与政治关系的改变，这个改变旷日持久，凶狠蛮暴，不可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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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8646 伯克断言，大革命将摧毁法国的教会，处死国王和王后，大规模屠杀民众，最终靠军事独裁恢复秩序。1789年，暴力已经出现，但伯克说到的其他事情尚未发生。不过，他的预言在1792—1794年间全部成真，先是国王和王后遭到处决，然后是恐怖时期，接下来是推翻罗伯斯庇尔，最后是成立督政府以使法国不致沦为一片坟场。因此，很容易以为伯克洞隐烛微，其实他的思想没有那么复杂高明。如果我们记住，他写作的目的是防止法国大革命的病毒越过英吉利海峡登陆英国，就可以知道他借鉴了哪些历史事件，知道他并不能未卜先知，而是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对西塞罗的学说理解得非常透彻。伯克对17世纪肆虐全欧洲的宗教战争仍记忆犹新；身为爱尔兰人的他无须提醒即知，一旦宗教激情（或反宗教激情）爆发为政治暴力，大屠杀就可能一触即发。到1790年初，伯克动笔撰写《反思》时，法国已经是血流遍地；每天的报纸都充斥着关于巴黎暴民是多么喜欢观看斩首和开膛破肚的新闻报道。受过古典教育的人都知道，当法治崩坏，下等阶级迸发出混合着恐惧、兴奋和复仇渴望的激情的时候，会出现何种情形；没有受过古典教育的人只要听人朗读报纸上的新闻也就知道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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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8648 《反思》的力量在于伯克将有效政体的正面形象与纯粹破坏的反面形象并列形成反差。伯克并不赞成法国旧制度实行的政治，那是绝对君主制，通过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来治理国家，对无所事事的贵族施以经济上的恩惠作为对剥夺其权力的补偿，希望以此来安抚贵族。伯克曾经说过，1789年之前的那些年里实行的改革本来应该重振古时的法国宪制。他批评法国的贵族，说他们本来可以帮助君主创造更好的政治秩序，却去搞卑鄙的政治阴谋，结果加速了自己的败亡。他说这些话到底有多认真，我们不得而知。伯克为了达到论辩的效果，有时提出的论点难以自圆其说。如果革命完全是放荡的贵族和邪恶的哲学家狼狈为奸搞出来的，那么旧制度本应是与法国的需要相契合的，按伯克的标准来看就绝对是好的。问题是，如果旧制度这么好，它本该任凭哲学家煽风点火，贵族阴谋策划，而我自岿然不动。事实上它如此不堪一击，这表明它是有弱点的，伯克也非常清楚它的弱点是什么。它财务破产，每当粮食歉收造成饥馑，老百姓就会民怨沸腾，这是对旧制度永远的威胁。旧制度貌似强大，掩盖了人民对它的拥护岌岌可危的事实。教会也是一样；有一些神父为教众尽心尽力，深受爱戴，教会这个机构却是压榨教众的工具，农民已经不堪重负，还要为教会出钱出力，而且得不到任何报偿。尽管伯克不能白纸黑字地承认，但他知道法国有一半的神职人员双手欢迎由国家接管教会。贫穷的堂区神父不会为贵族主教一洒同情之泪。自由派通过伏尔泰的眼光来看待18世纪的法国教会，谴责它与国家新闻审查同流合污，虐待新教徒，对被指控犯了亵渎罪的人实行残酷惩罚。伯克却不这么看。那不是他的教会，他对它没有特别的感情；但它是法国人民的国教，像君主制一样，也许可以对它进行改革，但绝不应该没收它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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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8650 如果社会状况井然有序，人民习惯性地接受权威，政府的合法性有牢固的法律基础，那么究竟是哪里出了岔子就比较难以解释。革命是否符合道德这个问题不难厘定。如休谟所说，除非生死攸关、千钧一发，否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用剑扎进另一个人的肚腹。既然这一点显而易见，那么引起革命的原因就变得特别耐人寻味：使人感到不满不平的事情数不胜数，但为什么民众的不满很少导致叛乱？叛乱发展为革命则更是少而又少？世事不公，穷人想造反翻身非常自然；只要权威看似失去了对局面的控制，叛乱就如燎原烈火般迅速扩大，这说明许多人对统治自己的政权并不特别忠心。顺从权威的习惯为什么长期以来如此有效，而一旦倾圮却又如此迅速地一溃千里？在伯克身后的两个世纪里，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的努力几乎可以说未有寸进。这个问题是伯克提出的，但他没有做出解答，因为他提此问题是别有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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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8652 约瑟夫·德·迈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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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8654 伯克与其说是保守派，不如说是愤怒的自由派。看一看和他一道批评大革命的法国人约瑟夫·德·迈斯特的主张，即可看出，对于革命导致的暴力和动乱，伯克的反对实质上是从自由派的角度出发，与完全基于神学的绝对主义对革命的反对相比，两者的差别不可以道里计。迈斯特比伯克小20岁，生于1753年，卒于1821年。严格来说，他不是法国人，他是萨瓦人，属于皮埃蒙特的国王治下，王国的首都设在都灵，他一生都作为国王的使节从事外交活动。他和伯克一样，赞许法国初步的改革，也和伯克一样，认为法国把三级会议中的僧侣、贵族、平民这三级合而为一来实现代表权的平等是革命的举措，是向着灾难迈出的一步。迈斯特读了伯克的《反思》后对他钦佩不已。1797年，迈斯特发表了《论法国》（Considé rations sur la France），把大革命期间的情景描绘得血腥暴力，如同世界末日。他把伯克关于革命有违自然的观点推到极致，声称大革命是上天对人类的惩罚。对于“惩罚什么”这个自然出现的问题，他回答说，惩罚什么并不重要，因为人类太邪恶了，上帝随时有理由惩罚我们，而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抱怨。我们被上帝处死不应该抱怨，被放生则应该感恩。伏尔泰关于里斯本大地震的诗尤其使迈斯特愤怒。伏尔泰在诗中问道，巴黎随处是狂歌乱舞，放荡纵欲，上帝为何要摧毁里斯本？迈斯特回答说，如果巴黎也被地震毁掉，一点儿也不冤枉，伏尔泰应该对上帝的容忍感恩戴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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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8656 迈斯特的论点在思想上没有多大的说服力，但它提出的权威形象十分有力。伯克的权威形象经常带有舞台色彩；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具有20世纪的人所谓的“明星素质”，伯克认为这非常重要。权威的明星素质使其能够渗透入人民的习惯和感情，可说是寓统治于诱惑。迈斯特心目中的权威控制民众的心志，粉碎他们抵抗的意愿。他信仰的上帝是绝对统治者，天意难测，天威无敌。这才是权威的本质。法国需要一位绝对君主，由一位绝对正确的教皇为他提供支持。迈斯特开创了反启蒙运动，这场反动的运动不仅要消除《百科全书》作者们的努力成果，而且要把像洛克这样的启蒙运动前辈哲学家的学说也统统扫光。迈斯特提出的最著名的权威形象是刽子手的形象，它是“人类社会的恐怖和束缚”，是作为一切事物基础的“不可理解的力量”，这个形象是《论法国》出版了若干年后才提出来的，但它正是《论法国》的基础思想。权威必须不容挑战，对它的力量要从心底里感知，不是在大脑里推论，因为人是激情的动物，一旦激情得到释放，必然造成破坏。迈斯特在指控卢梭煽动革命时，特别注意把矛头指向教唆暴民胡作非为的哲学家，而非暴民本身。如果老虎咬破了无辜受害者的肚子，该责怪的不是老虎，而是放虎出笼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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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8658 迈斯特之所以成为反动阵营中的领军人物，不单是因为他如此坚定地相信上帝，别的保王派也把大革命视为对法国人的审判，说大革命的爆发乃天意。前面已经看到，处于政治光谱另一端的理查德·普赖斯牧师同样认为，大革命是神意的安排。真正值得注意的思想是，革命表明，上帝突然对人类事务产生了比平常更大的兴趣。迈斯特受过很好的教育，在政府中担任高官，即使在最狂热的时候，也保持了精明敏锐的头脑。但是，他开启了一个思想进程，它没有成为传统，而是成了一股思想的暗流，一个世纪后再次沉渣泛起，反映在由莫里斯·巴雷斯代表的法国右翼的非理性主义中，也影响了乔治·索列尔这个无法定位的人和他撰写的《关于暴力的思考》（Reflections on Violence）。对左派的革命，右派只能用暴力来以牙还牙，这个思想最终融入了法西斯主义，尽管不是贝尼托·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因为他自诩为自成一格的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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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8660 批评大革命的人在说理上占了上风。无论大革命实现了何种成就，它都没有达到支持者的期望。它既没有产生英国式稳定的立宪君主制，也没有建立雅典式繁荣的民主共和国，又没有创造1792年后雅各宾派追求的美德的统治。它没能取得一个无可争议的稳定成果，结果是在后来的一个半世纪里，法国的政治制度在许多民众心目中没有合法性，无论是第一和第二帝国、波旁王室和奥尔良王室、第二共和、第三共和、第四共和，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维希政权。但大革命的捍卫者并未放弃对大革命的支持。有人也许会问，大革命造成血流成河，国家破产，生灵涂炭，为什么还要为它辩护？一个答案可以从法国革命军的所向披靡中推想而来。革命军不仅击退了入侵法国的军队，而且用刺刀输出了革命。无论革命对农民、工匠和许多中产阶级专业人员的生活水平产生了何种影响，他们都愿意为它的事业而战，而且他们的高昂士气是敌军所无法匹敌的。他们是公民，不是臣民，这个许诺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憧憬，尽管现实中这个许诺多次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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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8662 托马斯·潘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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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8664 对于革命的支持者为何不放弃革命的事业这个问题，托马斯·潘恩提供了一个答案。潘恩1737年生于英国诺福克郡的塞特福德。他在1774年1月到达美洲殖民地之前，在英国的生活乏善可陈。离开英国时，他身无长物，只带了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一封介绍信。但他于1776年1月出版的小册子《常识》（Common Sense）一炮而红；《常识》不仅畅销，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在杰斐逊的《独立宣言》诞生之前的几个月期间为美国独立提供了简单、有效、无可辩驳的理由。一般来说，小册子的印刷量能达到1000册已经是凤毛麟角，《常识》却印了15万册。独立战争期间，潘恩写了一系列题为“美国的危机”（American Crisis）的文章，第一篇开头的句子脍炙人口，世代流传：“这是考验人们灵魂的时刻，那些岁寒不经霜的士兵（summer soldier）和只能见阳光不能见阴霾的爱国者们（sunshine patriot），在这个危机中将会动摇退缩而不敢再为国效劳了，但是那些坚持下来的人们，现在理应得到人们的爱戴和感激。”14这篇文章对华盛顿的部队宣读后，备受激励的官兵在1776年12月26日赢得了特伦顿一役，这是战争打响以来美方的第一场胜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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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8666 潘恩如他自称的那样，是世界公民，没有在美国定居。革命的领导人属于绅士阶层，而潘恩绝非那个阶层的人；那些领导人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潘恩则是刚到不久的外国人。1787年，他返回英国；1791年，他听说他的《人的权利》如伯克在《新辉格党人向老辉格党人的呼吁》中要求的那样，将要被起诉犯了煽动诽谤罪，于是逃到法国。他获得了法国公民身份，还成了国民大会的代表，但他因为路易十六遭处决一事和马拉闹翻，在恐怖时期被囚禁了10个月。本来他是要被处决的，多亏标志着处死的粉笔记号标错了囚室，他才幸免一死。令人惊讶的是，他居然继续留在法国，直到1802年才回到美国。返美后，他没有受到英雄应得的欢迎，反而因为他题为“理性时代”（The Age of Reason）的反基督教（但不是无神论）的文章而备受诋毁，在贫困潦倒和默默无闻中度过了余生，于1807年去世。美国人不愿意承认潘恩在他们的革命中的作用，有几个原因，其中最显著的是潘恩在宗教上的离经叛道，另一个原因显示了美国人的丑陋，那就是像古弗尼尔·莫里斯这样的上层美国人看不起潘恩，这种势利的态度塑就了后人的观点。只有杰斐逊站在潘恩一边，不过杰斐逊与众不同，他喜欢思想与政治上的狂野无羁。对潘恩冷漠以待最上得了台面的理由是，美国国父都是脚踏实地的政治领导人，潘恩则是天生有反骨的煽动者和记者。国父们的目标是建立新的稳定的共和国，他们因此必须做出各种妥协；潘恩却天生不知妥协为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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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8668 《人的权利·上卷》是潘恩对伯克的回答，但一个聪明的读者如果读过《常识》，猜也猜得到潘恩会说些什么。潘恩并非完全的理性主义者，但他依靠关于人性的几个乐观的前提，对政治制度及其改革做出了理性的分析。他的论述的出发点是，人天生合群，如果没有迷信的欺骗，不受统治者的欺负，他们能够高效率地合作，管好自己的事务。社会几乎永远是好的，即使是最好的政治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恶。几乎没有哪个政府是真正必要的。潘恩说，社会因人的愿望而产生，政府则因人的邪恶而出现；为了保护商业和工业，帮助无力自助的人，需要最起码的国家。但是，在《人的权利·下卷》中，国家帮助穷人这个职能压倒了潘恩最初倡导的极简主义，他提出了创立广泛的福利国家的方案，其中包括给陆军和海军士兵发放养老金，因为一旦与法国讲和，英国就要缩减陆、海军规模，许多士兵就要失业。潘恩的经济理念不属于本书的讨论范畴，但他关于为维持福利国家的开销，应对收入特别高的人课以重税的论点在今天应该得到更大的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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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8670 与本书内容有关的是潘恩对启蒙运动的革命观的捍卫；那不仅是对法国大革命的捍卫，因为潘恩还援引了美国的经验来为法国人辩护。他的立场现在早已不再流行。他在《常识》里告诉美国人，政府远不像统治者吹嘘的那样重要；政府征税集资去做的许多事情根本没有必要，而且大部分需要做的事情人民自己都可以做。独立战争证实了潘恩的乐观观点。英国在美洲的行政机构解体后，事实证明老百姓完全有能力组建军队，为军队提供武器给养，使士兵得到必要的训练，这样建起的军队能够与英国军队势均力敌，有时还能打败英军。潘恩觉得，他对普通人自我治理能力的信心和认为大部分政治机构均属多余的观点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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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8672 然而，他看得最清楚的是英国政府的邪恶。它贪赃枉法，不可容忍。它也非常荒谬，首先君主与贵族的世袭制就是荒谬的。休谟以他特有的冷面幽默指出，世袭制是选择统治者的好办法，因为人类行为受想象的驱动，我们会不假思索地效忠于原来的统治者的儿子，因为那儿子使我们想起自己过去对他父亲的效忠；这是早期对政治中名人效应的承认。潘恩对世袭原则抱以轻蔑。聪明的父亲经常会生出愚蠢的后代；国王和贵族刚到中年即撒手人寰是常有的事，留下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管理国事，有时新王只是个婴儿，那就只能由摄政王代理治国。选择统治精英的唯一理性的方法是某种形式的选举，不是神圣罗马帝国的选帝侯挑选软弱的皇帝的那种选举，而是美洲殖民地早就采用的推举地方议会代表的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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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8674 潘恩欣然接受普遍人权的思想。西德尼曾愤怒地坚称，上帝并未将人类分为两个阶级，让一个阶级有权穿着带马刺的靴子骑在另一个阶级的头上；杰斐逊也引用过他这段令人印象深刻的话。潘恩和杰斐逊一样，认为人人平等乃理所当然，人有理性也不言而喻。他毫不犹豫地推论出如下观点：政府必须以民众的同意为前提；如果没有被治理的人的同意，谁也无权治理国家；个人有权根据理智决定是否给予同意。他对伯克的态度也许是出于真正的愤怒和忧虑，因为他认为在美洲殖民者的自由受到威胁时伯克放弃了他原来支持的事业，当然也因为他非常恼火伯克不肯好好地陈述简单明了的道理，偏要装腔作势，废话连篇。潘恩在《人的权利》中多次戳穿伯克为法国旧制度辩护的巧言饰词，其中最尖锐的是他对《反思》中最著名的那段描写的驳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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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8676 虽然伯克对法国君主制没有特殊的感情，但是巴黎暴民的所作所为激起了他的怒火。1789年10月5日和6日，巴黎暴民冲到凡尔赛宫，破门闯入国王与王后的寝宫，把他们押回巴黎。其间发生了令人发指的暴行。然而，伯克以此事件为中心，论述了为何需要用体面的言辞来掩饰政治权力与强迫这一赤裸裸的现实。他的论述修辞精彩，意思却暧昧不明。伯克先说，玛丽-安托瓦内特纯洁美丽，光彩照人，定会有成千上万的人为了保护她不惜对敌人拔刀相向，接着，他把笔锋转向深层的分析。他问道，王后是什么？在实际的层面上，他直言不讳地承认，王后不过是一个女人。但在政治层面上，他解释了为什么公开这么说与政治不相符合。王后不仅仅是一个女人，她是政治剧中的明星，而政治剧的效果取决于观众能否被舞台上的演出所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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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8678 潘恩干脆拒绝考虑伯克的论述也许有一定的道理。潘恩说：“他怜悯羽毛，却忘了奄奄一息的鸟儿。”他没有反驳伯克的论点，因为他认为伯克根本没有像样的论点。在潘恩看来，伯克不过是把前政府的错误赖到革命者头上，诽谤支持进步的那些思想远大、原则高尚的人们，掩盖一切旧制度都剥削欺骗民众的事实。潘恩兼有英国、美国和法国公民身份，真心认为自己是世界公民。在他看来，一边是组织合理的政治社会，即资产阶级商业共和国，由福利国家提供安全网，照顾无力自助的人，并严格限制赠予遗产和继承财富，以维护人民提高社会地位的机会，鼓励有才之士脱颖而出；另一边则是“现存状况”，即迷信、剥削、战争和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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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8680 两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我们很难理解本质上爱好和平的激进主义者为何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放弃对大革命的支持。不仅潘恩，还有威廉·戈德温、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以及像宪法知识会（Society for Constitutional Information）这种成立不久即遭禁止的组织的成员都渴望实现普遍和平。潘恩希望把英国的陆军与海军的规模减至最小，把资金转用于建立他在《人的权利·下卷》中详细描写过的福利国家。到1789年年底，法国的暴力乱象已是日益明显，这些人却对其视若无睹，这使许多评论家大惑不解。他们并非对法国的暴力一无所知。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就住在巴黎，各种暴力事件的报道在报纸上连篇累牍。比较可信的解释是，他们起初把大革命的暴力看作过去残酷的镇压性政府突然垮台的必然结果，后来又视其为对外国政府企图镇压革命的回应。读过托克维尔的著作，看到旧制度对任何形式的公开不满的惩罚是多么惨无人道（车裂只是其中之一），即可明白，一旦发生动乱，暴力必不可免。因此，暴力归根结底是前政权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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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8682 巴黎暴民比伦敦暴民更加残忍嗜血是因为法国的旧制度比英国政府更加残酷，此言有一定的可信度。但是，潘恩1791年写的文章中对巴黎和伦敦的暴民做的比较并未显示1789—1790年间的巴黎暴民比18世纪80年代早期戈登暴乱[5]期间的伦敦暴民更恶劣。他们都喜欢围观斗熊和公开处决犯人，今天许多人也有这种嗜血的喜好。任何地方的暴民都是残暴的、不可理喻的，但下层阶级以那样的方式发泄愤怒究竟是谁之过呢？责任在于他们在其统治下长大的政府。在旧制度下，下层阶级不仅稍示不满就会遭到残暴镇压，而且日常生活一贯困苦艰难。当然不能以此为暴民的行为开脱，但批评他们的人应该承认，暴民的行为其实是旧制度对人民的虐待反弹于施虐之人。然而，这一切都无法解释暴民每次犯下残酷暴行时那种嘉年华式的气氛；人人似乎都变成了歇斯底里的虐待狂，好像旧有的禁忌被打破后，释放出了埋藏在他们心底、长期遭到压抑的为暴力而暴力的欲望。在这个方面，现代的骚乱与18世纪的骚乱并无二致。评论家痛心疾首，不明白暴乱者为什么要抢劫捣毁他们自己的街区；他们没有认识到，自我约束需要花大力气，暴力的残忍却令人感到痛快。1789年之前的圣奥古斯丁与托马斯·霍布斯和1789年之后的西格蒙·弗洛伊德都不会对暴民的行为感到特别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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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8684 《人的权利》没有采用普赖斯援引的“西缅颂”中的狂喜之词来赞誉大革命。不过，潘恩偏爱理智与愚昧之间的简单对比，其中有千禧年教派教义的影子。“理智和愚昧这两个相反的因素影响着人类的绝大多数。如果其中一个能成为一国人民的普遍特点，政府机器即可顺利运转。理智的人服从理智，愚昧的人唯上命是从。”15共和国靠理智治理，君主制则靠愚昧维持。代议制政府能保证理智的统治；世袭的君主制与贵族制则深陷愚昧之中，只适合愚昧的人。这个观点大致可以解释潘恩对伯克的《反思》中戏剧性内容的轻蔑。他对伯克的修辞技巧嗤之以鼻，说：“至于伯克先生绞尽脑汁编造出来蒙骗读者的悲惨故事，它们具有精心制造的戏剧效果，凭空捏造情节，专门利用人的同情之心催人泪下。”16无法相信潘恩没有意识到自己对伯克的反驳也使用了修辞手法，但他自称是注重事实、直话直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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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8686 《人的权利》的修辞力量不仅在于愚昧的黑暗和理智的光明之间的对照，还在于死与生的对照。潘恩最有力的论点是，每一代人都有自己决定政府形式的不可废除的自然权利；而伯克最有力的论点是，最有保障的政治权利寓于习惯。潘恩于是指称，伯克捍卫习惯是要让死人管理活人。他的推论干脆利落；要么某人曾经有权建立某种政府形式，要么没人有过这种权利。如果从来没有人有过这种权利，一切争论就都是空谈，政府的起源就无法解释。假设从前曾有人有过建立政府的权利，就没有任何说得通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后人没有同样的权利。过去的人有权建立暴君制，并把它强加给当时尚未出生的后世之人，这完全经不起理性的分析。正如美国的《独立宣言》所称，人的权利是不可剥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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