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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权利》的修辞力量不仅在于愚昧的黑暗和理智的光明之间的对照，还在于死与生的对照。潘恩最有力的论点是，每一代人都有自己决定政府形式的不可废除的自然权利；而伯克最有力的论点是，最有保障的政治权利寓于习惯。潘恩于是指称，伯克捍卫习惯是要让死人管理活人。他的推论干脆利落；要么某人曾经有权建立某种政府形式，要么没人有过这种权利。如果从来没有人有过这种权利，一切争论就都是空谈，政府的起源就无法解释。假设从前曾有人有过建立政府的权利，就没有任何说得通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后人没有同样的权利。过去的人有权建立暴君制，并把它强加给当时尚未出生的后世之人，这完全经不起理性的分析。正如美国的《独立宣言》所称，人的权利是不可剥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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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恩使用同样的论辩手法来捍卫人权的积极原则。虽然潘恩在辩论中不容分说，咄咄逼人，但是他的说理立论扎实。如果世界上的哪个政府有合法性，它当初一定是按照人民的自由意志建立的。人可能是出于习惯服从政府，这也许会造成对习俗的作用的误解；尽管如此，即使是约定俗成的政府也总有一定的道理来说明它是以合法的方式成立的，或如今已经有了合法的基础。潘恩同意，许多政府，甚至可以说大部分政府，都是靠征服起家的；但他和卢梭一样，认为征服本身并不理所当然地产生治理权。这个观点与承认事实的传统背道而驰。靠征服登上王位的统治者治下的臣民好比被无故关押的人，如果他们有可能恢复自由，就应当为之努力。任何政府，只要不是暴君制，都需要有公民权利作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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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恩的立场与乌托邦主义者不同。他不像与他同时代的威廉·戈德温那样，认为一旦民智得到开发，就能带来“政府的安乐死”，或者以为思想足够开明的人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最终将得到永生——这话也出自戈德温之口。潘恩同意，自由平等的人在建立政府时必须放弃自己的许多自然权利。一般的原则是，人绝不能放弃凭以一己之力就能行使的权利，至于需要别人帮助才能行使的权利，则要为了更大的自由与福祉而受到规范与限制。17没有任何理由削减人的思想和宗教自由（除了洛克在《论宗教宽容》中讨论过的明显的例子，即人的实际行动要受国家普通法律的限制，以防止任何残酷和破坏性的行为），因为人在思考宇宙之性质和生命之意义的时候，唯一需要的就是不受干涉。确立国家教会连想都不要想，因为国家教会对不属于它的教徒课税，但那些人并不支持它，也从它那里得不到任何好处。确立国教还是对不可剥夺的思想自由的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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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权利属于灰色区域。如果把谋生的权利视为向需要自己的服务的人申请工作的权利，它就近乎无须帮助即可行使的自然权利，但是，要保证雇用合同真正算数，或者保证任何合同的有效性，都需要别人的帮助；这意味着财产必须受国家的监管。这是潘恩轻视世袭原则的又一个理由。在我的有生之年，我握有对于我的财产和我的人身的处置权；大部分情况下，我需要的只是免受外来干涉，也许再加上少许积极的帮助。我死后，一切我希望在我死后办的事都必须由别人代表我去做，而别人帮我做那些事可以有一定的条件。因此，继承的财富可以用于公共的目的，只要目的正当。如果死者还有家人，国家就应该小心地不过分干预立遗嘱人依照个人感情表达的意愿。但如果遗产数额巨大，对遗产不加管理会造成严重的不平等，国家就应该干预，以确保巨额遗产沾润穷人，而不是专门留给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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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恩在这个基础上为法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做出了辩护。然而，辩护部分只占《人的权利》全书150页中的6页，其中3页还仅是列举《宣言》中的17项条款。潘恩自己说，政治自由的实质包括在前3条中。第一条宣布：“人生来就是而且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利方面一律平等。社会差别只能建立在公益基础之上。”[6]不可能指望潘恩和90年后的马克思一样，指出此乃资产阶级权利的精髓，即人有平等的权利接受由于才能、精力和运气的不同而产生的不平等结果。第二条说：“一切政治结合均旨在维护人类自然的和不受时效约束的权利。这些权利是自由、财产、安全与反抗压迫。”第三条说：“整个主权的本原根本上乃存在于国民，任何团体或任何个人皆不得行使国民所未明白授予的权力。”18令人不解的是，潘恩对《宣言》的其他条款草草带过，只把它们当作对前面提出的原则的进一步阐述。这未免贬低了第四条的意义，这一条提出了自由主义者对自由与平等之间联系的标准解释：“自由是指能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因此，每一个人行使其权利，只以保证社会上其他成员能享有相同的权利为限制。此等限制只能以法律决定之。”根据大多数自由民主的观念，政府的合法立法权都是以“我的权利受到你的相似权利的限制”这条原则的某种形式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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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恩和伯克在一个问题上观点相同，两人都认为法国大革命是真正的新鲜事物。美国革命是前奏，法国大革命则拉开了社会和政治舞台上新的一剧的大幕。潘恩批评伯克说，他除了大革命中的混乱、无序和动荡，对别的都视而不见，只会说大革命违反自然，令人震惊，却根本不想去弄懂它。潘恩抓住了大革命的特点，可伯克正是因为这些特点而认为大革命是有违自然的：它既是政治革命，也是社会革命，它体现了清晰可辨的原则和致力于进步的思想，“将道德和政治幸福与国家繁荣结合为一”。以前的革命只是城头变幻大王旗，对百姓的生活和福祉没有影响；它们的起因是地方的不满，并无原则作为基础。现在一下子发生了两场秉承普遍原则的革命，它们还会激励更多的革命。美国建国者中那些真诚地希望政治革命不要引发社会革命的人若是知道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被这样相提并论，一定不会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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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恩和伯克一样，在谈论法国人和美国人的时候，心里想的是英国。法国人和美国人建立了自己的宪制；英国人号称英国有宪制，但谁也不清楚它到底是什么。心存怀疑的观察者甚至猜想英国根本没有这样一个东西。如果没有宪制，英国的制度又是什么呢？是一代传一代的贪污、压迫和迷信的制度。这个制度由征服者威廉建立，但每一代都有现有秩序的既得利益者把这个“诺曼桎梏”重新套到英国人的脖子上。可以清楚地看到，维持现状对大多数英国人没有任何好处。潘恩把英国国教与顶着议会政府之名假公济私、谋官抢位的政权绑在一起，引得不少人对他愤怒不已。他坚决拒绝让国家在宗教生活中发挥任何作用；在他看来，教会神职人员压榨纳税人自肥腰包，是可忍孰不可忍。潘恩提出了一条振聋发聩的原则：宽容和不宽容都是暴政，意思是，政府无权不准人民信教，也同样无权准许人民信教。法国和美国的宪制保证了这一权利；英国自从把贵格会教徒和不信英国国教的新教徒赶到大西洋彼岸后，在这方面几乎未有寸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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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没能创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第三共和到了1870年第二帝国垮台后才建立起来。革命非但没有带来国家间的和平，反而引发了长达20年的战争。革命还产生了许多其他的结果：被没收的教会财产再也没有归还；建起的议会得以幸存，虽然议会的权力在两位波拿巴皇帝治下大为减损，又遭到路易十八国王的进一步削弱；但是，老式的绝对君主制彻底完结了，再也无法起死回生。事件的表面下也发生了变化，其最深层的意义当时无人能解。在马克思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大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典型范例，起因是资产阶级逐渐上升到经济与政治领域的主导地位，但它的前进遇到了现存的社会与政治形式的阻碍，所以要打破束缚它发展的僵硬结构。农民和无产阶级也痛恨旧制度，但对资产阶级并无太大好感。在农民和无产阶级的帮助下，革命爆发了，尘埃落定后，资产阶级实现了解放，无产阶级却仅仅是换了新主人而已。革命期间血流成河，天下大乱，作为革命主力的无产者大众在革命结束后一无所获，马克思认为这些都是必然的；历史就是不断地从恶中发掘善的过程。也有人持有不那么格式化的观点。其中一位是托克维尔，他强调法国政治文化中根深蒂固的连续性，将旧秩序的毁灭解释为心怀不满的贵族和唯理性的知识分子联盟产生的致命结果；还有一位是伟大的历史学家朱尔·米什莱，他几乎把大革命看作一种宗教，认为它给人带来了一连串的启示，使人得窥法国人民实现团结、和谐、解放（即充分实现自由、平等、博爱）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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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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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看法与马克思的观点不同，但事实证明它更准确地预示了未来。提出这个看法的人令人有些意外，他就是圣西门伯爵，本名克劳德·亨利·德·鲁弗鲁瓦。圣西门生于1760年，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发了横财，后来又差不多挥霍殆尽。他因创立了圣西门主义而闻名遐迩，这个思想在他的追随者的大力推动下，成了一种半宗教的空想社会主义信仰。对于我们来说更加重要的是，他以两个思想为基础，提出了对社会变化和合适的政治制度的看法，对马克思主义形成了重大的挑战。马克思以他的唯物主义而自豪，圣西门则相信思想的力量，尤其是科学思想的力量；马克思强调以资源拥有者与劳动提供者之间的斗争为基础的阶级冲突，圣西门则重视理性管理，也就是将社会的生产资源以最高效的方式加以利用的组织原则。马克思思想的关键是，工人是资本的牺牲品；圣西门思想的要旨则是，近代工业社会蕴藏着生产力发展带来的奇迹。苏伊士运河由圣西门的弟子费迪南·德·雷塞布主持开凿，这应不使人感到意外；圣西门本人也曾在西班牙花了几年的时间，想设计挖开一条从马德里直通大西洋的运河。圣西门的门徒设计建造了法国的铁路，还创立了法国第一家投资银行——动产信贷银行（Crédit Mobil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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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惊讶的是，圣西门经常处于精神失常的状态，曾自杀未遂；他精神正常、腰包充足的时候，又是个精力充沛的浪荡子。到了他生命的最后五年，即1820年至1825年间，他才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大革命，那已是王政复辟时期，大革命已事隔多年。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发表过一篇长文，题为“社会主义与圣西门”（Socialism and Saint-Simon），专门谈到了圣西门对社会的道德凝聚力的关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则把圣西门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前辈，因为他强调社会是生产生活资料的机制。这两种观点都有意淡化圣西门更加狂野的思想，但那些思想也很有影响力；对1800年至1840年间席卷欧洲的设计乌托邦社会的激情，圣西门是一个重要的推手。由于各种形式的乌托邦社会都不长久，所以尽管它们都非常值得研究，但在此只能无奈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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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圣西门在分析法国大革命时，都把它看作一场由经济变革和阶级冲突促成的动乱；两人都认为，发动革命的人并不真正明白引爆革命的原因，而是对自己的宣传言辞信以为真。圣西门和马克思的结论一样，立足点却迥然不同。他是具有宗教倾向的社团主义者，认为运作合宜的社会应该是有机的，也就是说，应该具有体现正确美德的权威等级制。美德不再靠世袭或军功；掌权者必须有能力、有资格领导一个生产力强、人民安居乐业的社会，而不是因为他们的父辈曾是掌权者，或因为他们是出色的军人。但是，权威结构不能频繁改动，还必须有一个信仰的框架，使人民对社会有感情上的归依。功能加上感情会带来和平、秩序、高产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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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观点可以适用于法国大革命，因为众所周知，大革命标志着欧洲历史的一个决定性转折。转折的程度有多剧烈？它能否逆转，回归前状？它酝酿了多长时间？拿破仑之后的世界有多稳定？对这些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只有一点没有争议，那就是，大革命是天翻地覆的变化。统治法国长达数世纪之久的政治制度被暴力撕成碎片，这凸显了后人所谓的“社会问题”：穷人是否必须永远受穷？他们有没有希望在政治中发挥非破坏性的作用？即使在煤炭取代了木柴，用水来驱动蒸汽机的时代，他们是否仍命中注定只能做伐木担水的活计？尽管事实并非如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无可置疑，但是大家都认识到，政治的主体发生了变化；权威无论是由上帝授予还是靠民选产生，都无法独立存在。权威需要某种形式的社会融合作为存在的前提，它本身无法提供这样的融合，但它必须以此为依靠。于是政治社会学应运而生，尽管当时还没有确定它的正式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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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读圣西门对大革命的解释和他关于今后该如何做的主张，就会发现他的论述复杂无常。这主要是因为他很容易跑题去描写他创造的“新基督教”这个人性的宗教将如何取代传统的基督教。然而，他的核心理念非常清楚。只有当社会的组织符合人性的时候，社会才能顺利运作，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此一定都会称许。除了在最不重要的意义上之外，人生来并不平等。各人因天赋不同而具有不同程度和不同方面的才能。今天，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区别在于禀性和智力，它们决定着人从事何种行业，是制造产品，还是思考问题，还是吟诗作赋。理性的社会将由一个等级制的组织来治理，这个组织的成员是管理人和科学家。圣西门和追随他的奥古斯特·孔德一样，把银行家也归入统治精英之中。这是历史上首次有人提出近代世界是管理革命的产物。当时，谁都对此不能理解；到了20世纪50年代，人们才看清，是圣西门发明了对工业化社会及其组织的现代理解。此中的关键词是“组织”。圣西门与很久之前的柏拉图以及18年后的费边社会主义者一样，认为做与自己的精力和能力相符合的工作（“各尽所能”），并得到适当的物质与精神报偿（“按需取酬”）的人会幸福快乐，在社会和心理上都团结融洽，并愿意服从合格的上级的指导。正如我们遇到一道自己解不开的数学题，乐意听从数学家的指导一样，如果有人比我们对社会的深层需求或社会未开发的潜力看得更清楚，我们也会乐意听从他们的指导。理性的权威将得到诗意和感性方面的补充。这个理念与雪莱提出的“诗人是世界的立法者，虽然没有立法者的称号”的理念并不相同，而是更加复杂。它的意思是，人之所以服从权威，既是因为在理智上明白权威的用处，也是因为感情上受其吸引。它还和柏拉图的乌托邦一样，暗示可以废除政治。对人的治理将让位于对物的管理。强迫性的法律不再必要，因为每个人都自愿合作，以求把社会变为公正高效的生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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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圣西门的分析，引发法国大革命的一大原因是旧的政治制度失去了权威。旧制度的权威是中世纪的，不是近代的。无论是贵族制还是君主制，世袭统治都建立在血缘与军事力量的基础上，但在近代世界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已经变成了科学知识、技能和生产力。圣西门阐述他关于这个新兴世界的观点的文章发表在《组织者》（L’organisateur）和《生产者》（Le producteur）这两本杂志上，应不会令人意外。生产阶级不单是体力劳动者；圣西门不像马克思那样设想由无产阶级继承上帝的王国，而是将人分为两种：一种人联合起来创造人类生活所需之物；另一种人却要么通过战争将其摧毁，要么为了炫富而大肆浪费。马克思主义者把革命解释为底层大众发起的反叛，圣西门则说贵族与君主的灭亡是精英阶层的失败。他所提出的，或者应该说，赞同他观点的读者仔细阅读他的著作后总结出来的，是对后人所谓的“工业化社会”的描述，比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描绘更有说服力。如今，普遍认为管理比所有制更加重要，所以圣西门紧抓住组织似乎比马克思紧抓住无产阶级更有先见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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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至今仍令人沉迷其中，欲罢不能，其间发生的一系列惊人事件均为参与者和旁观者所始料未及，后来的事件几乎无一能与之相比。它对后来革命者的影响在许多方面是灾难性的，因为正如将军出于习惯仍像前一次打仗那样指挥，结果使参加这一次作战的士兵做出无谓的牺牲一样，后来的革命者坚信他们在重演“伟大的法国革命”，结果吃尽苦头。然而，大家都相信，大革命改变了法国人和欧洲人的生活。不过，后来的一些撰著者认为，大革命虽然造成了大量流血，又引发了战争，但它的影响不如想象的那么大。托克维尔就持这种看法。下面我们将看到，黑格尔对此不敢苟同。但是，对于本书关心的问题，黑格尔的理论显然包括了正反两个方面。他设想的宪政国家强调法治和人民坚持自己良知的权利，这种国家的政府必须广察民情，居心仁慈；但他想象的政府是官僚制，不是民主制。对于波斯人最终是否打败了雅典人这个问题，黑格尔设想的政府提供了初步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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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雅克- 纪尧姆·图雷提出的废除法国过去的省界，把法国领土划成几个长方形的省。——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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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罗伯斯庇尔为取代天主教试图建立的一套自然神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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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英国1832年议会改革前由个人或家族控制的市镇选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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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指《圣经·路加福音》第二章第29—32节。——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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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8世纪英国最严重的一次城市骚乱。——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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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书所引有关《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的内容均采用王建学先生的译本。——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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