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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所说的“社团”指的是专业行会，它帮助个人融入社会的经济生活，靠一技之长谋生，并与同行团结一致，互相支持。黑格尔稍微语带轻蔑地说，年轻人常常觉得这样的社团碍手碍脚，将行规视为外部强加的束缚，但是他们会逐渐摆脱这种想法，他们的行业生涯会成为他们的特征和自由的保障。黑格尔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思想受到了马克思的攻击，但也是对马克思思想的反驳。首先，黑格尔把农业劳动与其他劳动区分开来。他将务农阶级称为“实体阶级”（substantialclass），因为这个阶级的成员拥有的不是能够买卖的财产，而是具体的一片农地；他们代表着坚忍耐心、服从命运。所谓的“形式阶级”（formalclass）则为了逐利在各种生意之间换来换去。马克思起初认为，近代经济中所有形式的财产都变成了和水一样有流动性的资本，农业部门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它太落后了。1848年的事件使他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其次，黑格尔提出，行政阶级能够无私地管理公共利益。马克思严厉批评黑格尔对那些人的作用的论述，坚持说他们若算是阶级，那是因为他们拥有整个国家。马克思的话说得很妙，黑格尔的话却更加正确，事实证明，资本主义欣然接受尽职尽责的政府的管理，这是马克思做梦也想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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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同意对19世纪早期资本主义的批评，认为它产生了太多恶劣的副作用。农产品市场和粮食供应起伏不定，这意味着随时可能突发粮食匮乏，在最严重的情况下甚至会爆发饥荒；经济繁荣和衰退的交替无法预测，威胁着民生与政治稳定。1850年过后很久，欧洲各国才不再受饥荒的威胁，到了20世纪，由于战争对全欧洲造成的影响和斯大林在苏联的管理失误，饥荒的幽灵再次出现。黑格尔提出了政府的调节作用，在他看来，经济稳定、政府安全和人民幸福都依靠政府的这种作用。马克思认为，这种老式的求稳努力会破坏资本主义经济，而且反正也不会成功，因为资本家会横加阻挠，他们不愿为了帮助穷人而向政府缴税，使自己的利润受损。黑格尔的观点几乎是对现代福利国家的原理的阐述，他指出，政府能公平冷静地提供帮助，比变化难测的私人慈善强。他也注意到，滥发福利有可能损害受益者的自尊，因为毕竟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本应自己谋生。但不管怎样，英国人，更具体地说是苏格兰人提出的“让穷人自生自灭、乞讨度日”的方法是不行的。黑格尔的结论是，很难说市场经济是否能完全驯服，他建议，也许需要向外移民去开拓殖民地，去减轻欧洲国家的负担。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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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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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对近代国家的行政能力抱有强烈的信心。他关于国家的论述本身并无激动人心之处。对此可以合理地反驳说，它本来就不是为了使人激动，而是要清晰连贯地说明国家与其他机构的关系，以及国家怎么能够要求人民一贯忠诚于它，哪怕是被它派去打仗，去冒死伤的危险。此言不差，但它使人怀疑黑格尔是否给人留出了足够的空间，使他们能够做公民，而不是高效的行政机器管理之下的臣民。可以回答说，黑格尔是现实主义者；近代国家不可能采纳伯里克利的雅典或罗马共和国的模式，必须丢弃恢复古制的幻想。不过，黑格尔力图在近代与传统间达成平衡的论述也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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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之一是他关于代议制的论述。理性国家必须让各种利益都得到代表；他说，对人民的意志既要尊重，又不能太当回事。此言听来惊人，其实只是要说明，老百姓对国事治理的好坏看得很清楚，但没有能力像专家那样制定政策。雅典的温和民主派对此定有同感。它说明真正的自我管理有其限制，而在复杂的近代社会中，这些限制更加严格分明，因为对专业知识的要求比古代高得多。黑格尔按阶级来划分公众。他认为，“形式阶级”需要一个集体的代表，他在讨论公民社会时说过，这个阶级需要公司或行会的纪律和组织来抵消它的成员各行其是的倾向；称为实体阶级的农业阶级由大地主代表；普遍阶级由高官代表。尽管黑格尔说密涅瓦的猫头鹰只在黄昏时飞翔，但他还是忍不住就如何修改他所熟悉的制度安排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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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论述国家时还是使用三元框架：宪法、国际关系和世界史这个舞台。后两部分最有意思，篇幅也最短。黑格尔对宪法的论述有两点异乎寻常：一个是他坚持近代国家必须是立宪君主制，这似乎忽略了绝对君主制的普鲁士和共和制的美国这两个成功的例子；也可能黑格尔把总统制视为立宪君主制的一种形式，尽管即使在那时，美国总统的职权也远远大于黑格尔为君主规定的“保证立法的细节无误”的作用。黑格尔的观点不属于关于政府如何在一人统治、几人统治和多人统治之间达成平衡的论述主流。在他看来，政府中需要君主的因素或作用，这不是审慎的治国手段，而是逻辑使然，正如在斟酌了某个论点的各种前提后，达成结论时需要有人拍板。黑格尔说要保证立法的细节无误，这说明他认为，法律必须经过一个特定的关卡才能成为法律。法案须经女王或总统签署后才能成为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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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有趣之处是他花了很长的篇幅探讨国家在公民宗教生活中的作用。的确，《法哲学》第270节的评注在所有的注释中篇幅最长。26普鲁士的国教是路德宗，但黑格尔说，虽然国家可能需要信仰和宗教的支持，但是教会与国家关系的关键是政教分离。任何教会均不得行使强制性权力，任何国家均不得监察公民的宗教信仰。由此显然可以推论，必须去除出于宗教信仰的理由对公民施加的种种限制，但黑格尔不是这个意思。他同意康德的一个比较令人反感的思想，认为因为犹太人有安息日制度和饮食方面的戒律，所以他们不能完全算是近代文明社会的成员。拿破仑战败后，普鲁士重新确立了限制犹太人从事经济活动的法律规定。即使黑格尔对此有不同意见，大学的审查制度也不允许他发表。事实表明他并不反对那样的法律限制。然而，黑格尔在其他地方曾说过，近代社会的伦理生活既有政治和文化的方面，也有宗教的方面，这使一些评论家误以为他是在神化普鲁士国家。更为可信的理解是，黑格尔是在弱化宗教的作用；别忘了，他曾说过读报是一种形式的早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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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接受孟德斯鸠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说这个人所熟悉的主张。他认为，在立法机构中，有土地的贵族应该自成一院，行政人员也应在议会中有一席之地。他谴责民主，说普通人参与政府的这种方式太夸张、太过分，并提出了与伯克的虚拟代表理念类似的主张来掩饰他对扩大投票权的后果的忧惧。黑格尔早年曾苦苦思索，在德意志的背景中，也就是在他的故乡符腾堡，谁才能提出改变政治的明智主张。在他看来，官员、现有的代表和扩大后的民主立法机关都做不到，他建议由公民自己组成团体来争取社会进步。《法哲学》表明，他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开明官员的身上。若干年后，他批评英国的《改革法案》扩大了投票权，认为那会颠覆宪政平衡。黑格尔模式后来得到重视，不是因为他这些平常的——尽管是合情合理的——观点，而是因为他关于国家的论述中最后两个内容：战争与国际关系和国家在世界历史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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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反对社会契约论，对个人能够和国家订立契约的想法嗤之以鼻。在并非凭空想象的现实世界中，契约要靠国家来监督执行。无论如何，契约是双方讨价还价后达成的有条件的文件；订立契约是为了获益，如果无法获益，契约就无效。康德明确指出，社会契约是纯粹的假设，但他还是使用了契约的概念来说明在何种情况下可以理直气壮地收回对国家的忠诚。“一个理性的人是否会订立契约，接受让国家能够如此行事的制度？”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如果显然是否定的，国家即失去了权威。黑格尔认为，国家的实质是能够使人民对它无条件服从。最明显的是，国家掌握着老百姓的命脉，因为它有权派人民去打仗。黑格尔对霍布斯的理论熟稔于心，明白“契约说”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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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关键在于人民对它的无条件忠诚。一个国家之所以是近代理性国家，是因为它有代表制，哪怕代表制是建立在黑格尔的阶级制度的基础之上；立宪君主只管“保证立法的细节无误”；官僚阶层的人员都受过良好教育，择优录取的，没有卖官鬻爵的现象。但国家之所以是国家，是因为它能够要求人民对它无条件服从。黑格尔因此提出了一个简短却引人注意的论点：国家的特点在国际舞台上最为明显，而对一个国家存在的终极考验就是战争。战争维持着国家的“伦理健康”。对于包括卢梭和康德在内的许多人提出的永久和平的计划，黑格尔反驳说，且不说永久的和平，哪怕是“国家间持续的和平”也会导致“停滞”。27只有当胡萨尔轻骑兵挥舞的佩剑显示了死的危险时，我们才明白生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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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这句话不过是随口一说，却引起评论家一片哗然。黑格尔从未说过，也不认为国家应穷兵黩武，在毫无意义的一场场战役中浪掷公民的生命财产。然而，他想强调说明，战争作为解决国家间争端的方法再正常不过；战争并非完全不讲规矩，国家打仗的动机与促使个人去杀人的愤怒并不相同。国家不会犯下谋杀的行为，也不会狂怒失控，而是有度地使用武力来达到它的目标。交战双方的士兵企图杀死对方，但他们并不彼此仇恨，他们只是执行政策的工具而已。黑格尔最出名的学生是伟大的军事战略家克劳塞维茨，其名言是：“战争不过是政治的继续，外加一些别的手段。”这是黑格尔的思想。不管怎么说，这个思想有它的道理。正如个人的生命由死亡框定一样，对政治的框定是，国家与许多其他国家共存，国家的终极存在理由（raison d’être）就是抵抗别国入侵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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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说到了最后一点，有组织的政治社会是世界历史中的角色。没有希腊城邦，世界上就没有希腊的自由观念。没有古老的帝国，个人意志就永远不可能得到“意志的自由”这种戏剧性的表现，黑格尔说帝国体现了“人本自由”的思想，就是对这种表现的概括。没有近代国家，自由的普遍性便无处显示。黑格尔此论并非普鲁士民族主义，拿破仑之后的普鲁士对黑格尔提出的所有关于建立宪政和实现近代化的理想都一律拒斥；亦非日耳曼民族主义，因为黑格尔从未建议过所有讲德语的人都应归入一个政治单位。没有理由认为黑格尔赞成靠普鲁士大军来实现德意志的统一。黑格尔此论是民族主义，但特征并不显著，因为尽管国家可以要求人民为它牺牲生命，但在黑格尔看来，国家的价值在于它是一个更大的历史进程中的工具。和世界史上的人物一样，国家一旦完成了使命，就会被抛弃。28国家之所以存在，是为了实现精神自由这个更大的目的；国家保护文化，文化促进精神自由，表现精神自由的是宗教与艺术，而不是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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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黑格尔并不容易。评论家给他贴上了各种标签，包括“反动派”、“专制主义者”、“普鲁士民族主义者”，甚至是位于政治光谱另一端的“另类自由主义者”。黑格尔的确有自由主义者的特点。他因德意志封建秩序的完结而欣喜，他为行业自由大声疾呼，他不赞成国立教会。但他的思想中也有保守的因素。他不喜欢民主；他坚信真理存在于全体手中，为现状即合理的主张提供了根据；像他这样一个喜欢“实体”生活方式（即务农）的人不可能全心全意地支持近代化。黑格尔和圣西门一样，相信理性管理，轻视通常的政治论战那种意义上的政治的作用。黑格尔理论中的自我矛盾更加突出，因为他想强调近代社会中人的自由，而不只是说近代人需要秩序。黑格尔重管理而轻政治，这与他的形而上学没有关系，他的形而上学理论深邃广阔、海纳百川，容得下各种芜杂的内容；他持有这种态度是因为他认为，与理性地追求公共利益相比，民主决策的过程更加容易引起混乱。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他看到英国首相威廉·皮特需要争取公共舆论的支持，大不以为然，就此发表的长篇评论表明了他对民主决策的怀疑。29他若是活到今天，恐怕仍然会不改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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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开始时提了一个问题：波斯人是否征服了希腊人，而效果到后来才显现出来？黑格尔的回答等于说，应该接受波斯人征服了希腊人这一事实，但波斯人的征服不是靠大流士和薛西斯的大军，而是靠运作高效、人员专业、能提供近代国家所提供的服务的官僚制度。另外，波斯与杰斐逊设想的有公民自由的帝国迥然不同。在公元前6世纪的波斯帝国中，只有国王一个人是自由的；没有法治，没有什么能够保证暴君不会随心所欲或残忍暴虐。近代国家有宪政制度，行为可以预测，不会任意而为，并且建立在古代没有的个人自由的概念之上。虽然黑格尔说，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并非基于以保护换服从的契约之上，但近代国家的合法性靠的是允许人民享受相当大的思想与行动的自由，包括职业自由、宗教自由和受教育的自由。他尽管坚持认为，严格来说，人民即使不喜欢自己的国家，也没有权利收回对它的忠诚，但是，如果国家侵蚀了近代自由国家的人民应有的公民自由，它就背叛了自己。普鲁士后来的历史表明，黑格尔低估了传统的专制国家管理19世纪工业化经济体的能力，但他准确地料到，这样的国家不可能使用和平手段追求自己的目的。不应该批评黑格尔没能完全预见未来；按他自己的话说，他是在向后看，不是向前看。“我们到达了什么境地”是一个问题，“我们向何处去”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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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roucho Marx，美国喜剧演员。——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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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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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从霍布斯至今（下卷） [:1703327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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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从霍布斯至今（下卷） 第十九章 功利主义：杰里米·边沁与詹姆斯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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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父、父亲和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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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自由主义思想根众源繁。最重要的是约翰·穆勒的思想。一位美国批评家称穆勒为“撒旦式自由贸易之王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陛下”，别的人却对他奉若神明。穆勒深知，他从两位前辈那里获益匪浅，一位是他自己的父亲詹姆斯·穆勒，另一位是杰里米·边沁。因为穆勒继承了杰里米·边沁和詹姆斯·穆勒为之奋斗了一生的改革事业，并对其做出了重要的改变，所以应该对这两位稍做介绍。杰里米·边沁生于1748年，卒于1832年。终身未婚的他常常遭到持各种政治立场的批评者的恶毒攻击，但他私下里是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在政治上，他起初属于保守的托利党，但后来相信，不民主的政府不会促进普遍的福利，于是转而热情支持议会改革。他对美国革命的看法好坏参半。一方面，他认为保持殖民地是浪费钱财，对维持大英帝国在北美的势力范围毫不热心；另一方面，他又对美国人声称自己有自然权利非常不以为然。他有句名言：“自然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是站在高跷上的胡言乱语。”11789年，法国和弗吉尼亚州相继发表了人权宣言，他受此刺激，哀叹道，美国独立这个如此理性的事业可惜建立在如此非理性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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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沁敌视自然法，发展出了实证主义的法律理论，因此成为英语世界法学历史中两三个执牛耳者之一。他严厉批评与他同样重量级的威廉·布莱克斯通，在《政府片论》（Fragment on Government）中把布莱克斯通关于契约法和自然法的思想一条条批得体无完肤。边沁认为，英国的法律制度是由晦涩难解、浪费时间的程序混合而成的一团乱麻，所以他不遗余力地详细解释（大多数读者都觉得太过烦琐）如何编纂法律、如何简化程序以及如何改革政治制度，使选民得以选举政府，政府得以开展法律和行政改革。功利的原则并非边沁的发明，但“最大幸福的原则”可能确实是他发明的。边沁认为，要想制定法律或建立制度来管理在押的囚犯或接受公共救济的人，必须了解所提议的法律或制度如何能够促进每一个受影响的人的幸福或福祉，这样才能知道应该通过何种法律，对违法行为规定何种惩罚，如何管理有关的机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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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沁心所系之的问题之一是监狱改革，他因设计了“环形监狱”而大名远扬（或臭名昭著）；这种设计以监狱长办公室为中心，囚室排列在从中心向四周辐射的走廊里，全部都在监狱长的视线之内。这样，每一个囚犯都知道，自己无时无刻不处于权威的监视之下，这将促使他洗心革面，争取早日获释。边沁称其为“把流氓磨成诚实人的磨坊”。批评者痛斥这种对罪犯还要如此严密监督的做法；他们说，这等于把人当作机器。边沁强力回击说：“叫他们士兵也罢，僧侣也罢，机器也罢，只要他们快乐，叫什么我都不在乎。”3他的设计在美国比在英国更受欢迎，不过事实证明，他设计的建筑模式非常适合英国的精神病院和医院。他的《道德与立法原理》（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奠定了功利主义体系的理论基础。该书首先指出，自然将人类置于两个至上的主人——苦与乐——的统治之下，它们不仅决定着人的行为，而且确定了人的努力目标，那就是尽量争取快乐，减少痛苦。为达到这一目的，边沁发明了“快乐计算法”（felicific calculus），这是一种对某个行动或做法带来的快乐或痛苦做出量化估算的方法。这个方法的科学基础不像边沁自认的那样牢靠，但它清楚地显示，边沁企图精确地决定政策的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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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沁的兴趣在于法律与行政。他遇到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父亲詹姆斯，请他担任秘书兼总助理，为自己找到了个最合适的助手。詹姆斯·穆勒生于1773年，卒于1836年，比边沁小25岁。他的政治能力比边沁强，同时也是非常能干的经济学家，去世前的20年间一直在东印度公司管理印度事务；他的职务是印度函件检查官，等于东印度公司伦敦办事处的高级职员。他是“哲学激进派”的主要人物，这个派别的人锐意改革，决心实现英国政府与行政管理的近代化。詹姆斯·穆勒对功利主义政治理论最著名的贡献是写了题为“论政府”的论文，载于1818年的《大英百科全书》。4他和边沁一样，首先提出了一个简单的思想，说所有人都自然会追求自身利益。因此，显然需要某种政府制度来协调人的行动，制定法律，镇压犯罪，但是，有能力通过此类手段行善的人也有能力作恶。政府面临的中心问题是如何把公众的利益与掌权人的利益统一起来。君主制和贵族制都做不到这一点，只有民主的形式可以，但这种民主不是雅典公民大会那种直接参与性的民主，而是一种代表制度，使得公众可以推翻不为他们的利益服务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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