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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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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开始发展反叛社会的思想的时候是哲学家,后来也一直是哲学家,尽管他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自称告别了哲学,转而研究“真正的人……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2马克思所说的哲学指的是黑格尔主义及其批评者的思想。马克思初步接触黑格尔的著作时,不喜欢他的思想。后来,他一度相信了他所谓黑格尔的“怪异奇峭的旋律”。3马克思如饥似渴地大量阅读青年黑格尔派作者的著作,但在1842—1844年间写成的《经济学哲学手稿》(Economic-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中提出了自己的思想。《手稿》勾勒出了异化理论的大致轮廓;一些批评家认为这一理论是理解马克思后来比较成熟的著作的关键,其他人则认为,马克思在撰写《共产党宣言》之前就已经摒弃了异化理论。批评家出现意见分歧是由于一个简单的原因:异化的思想是黑格尔的,马克思对这一思想的运用却是非黑格尔式的。本章的讨论依靠的前提是,马克思后来的著作一直保留了异化理论的核心思想,这使得他的著作与恩格斯为第二国际构建的马克思主义大不相同。异化理论基于两个思想:一是我们每天接触的世界与我们相异,或者说在我们之外;二是必须克服我们与世界的疏远以及认为世界和我们作对的感觉。前文已经介绍过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对这种疏远以及对它的克服之道的论述。黑格尔认为,人之所以觉得世界是异物,是因为不明白它是精神的表现。一旦知道了世界是思想的产物,即可将现实视为属于自己。黑格尔把理解等同于一种形式的智力上的拥有,这对马克思对异化概念的运用有着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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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远不止认识论的问题,它也被用来分析政治与社会安排;如果理解正确(只有真正理性的产物才能得到正确理解),看似由外部力量施加的压迫就成了国家的法律,而国家的权威来自精神,所以也就是来自我们自己。黑格尔论述的核心是理解与自主之间的联系,马克思的论述也是一样。如果世界上理性的人为管理自己的生活而按照理智的要求建立了社会安排,这样的安排就是可以理解的,在这样的社会安排之下,人是在实行自主,而非受其限制。“自由乃对必要性之意识”,这是黑格尔的中心思想,被马克思继承了下来。根据这个思想,理性的人做他必须做的事是在行使自由,因为这个“必须”不是谁任意强加给他的,而是反映了他自身处境的需要以及他头脑清楚时的心态和目的。黑格尔假设,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均有其道理;如果人弄懂了事物的内在逻辑,明白自己根据理性也会做出同样的规定,就可以克服异化。马克思则认为,现实既压迫人性,又不合乎理性,需要发动革命,而不是与现实妥协。但是,革命将创造一个真正理性、透明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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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知道,政治世界并不总能达到它自己潜在的标准,但他不放心让个人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决定国家的缺失。马克思则颠倒了——按照他的说法是纠正了——黑格尔的思想。他说黑格尔的思想是头下脚上,所以将其转到了正确的方向。他还宣称,他批评黑格尔时对异化的分析是“认真地、带着批评的眼光研究了政治经济之后做出的完全符合实际的分析”。4鉴于马克思对英国经验主义的轻蔑,以及在那一阶段他对经济学尚无了解,他居然把黑格尔保守的(或称调和性的)哲学变成了激进的社会理论,委实需要惊人的构想能力。除了对剩余价值的技术性分析之外,马克思后来所有的思想当时都已初具雏形。在方法上,他指出,黑格尔将历史视为思想的历史,认为理解历史就是要学会如何获得正确的思想,更确切地说是唯一正确的思想。无论黑格尔本人的政治观点如何,他这个思想都是保守的,因为它要求个人调整自己的思想和愿望去适应世界;激进派则主张,需要调整世界,让它来适应人的理性愿望。关于经济与政治生活如何在人的思想中得到反映,马克思没有提出全面的理论,但他明确表示,推动历史变化的是人对世界采取的行动,而不是他们对世界的想法。他从不否认人的思想会产生影响,但它影响的是人的行动方式和目的。人需要做的不是写出更好的哲学著述,而是超越哲学思考,更有效地推动社会和经济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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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一直视黑格尔为伟大的思想家;他晚年时看到一些二流思想家轻视黑格尔,把他当作“一条死狗”,为此深感痛心。黑格尔的思想可以并且应该用来为激进的目的服务。所以,马克思提出了异化概念的新解,说它是人类生活中固有的现象,不能通过思想而是要通过行动来克服。异化是对人性的疏离;人性的根本是人作为生产性社会动物的特性,人创造了物品,也创造了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在好的条件下会结出累累硕果,改善人的生活,在坏的条件下则会压迫人民,破坏人的生活。异化概念是一项通用的批评工具,可以用来说明像马克思时代的普鲁士那种发达的近代社会如何使人与他人、与自己的工作,甚至与最深层的人性都发生抵触。在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这个阶段,他批评的主要对象是私有财产,但他把私有财产当作涉及财产权的一切关系的代表。在围绕私有财产建立的社会中,交换大多是不好的那一类。如果人们出于友好彼此提供互利的服务,这种交换不会造成异化;但在私有财产的压力下,绝大多数交易都是工具性的交易,把别人看作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此言与卡莱尔的话异曲同工,卡莱尔说,人与人之间唯一的纽带是“冷酷无情的金钱关系”,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借用了卡莱尔这个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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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20世纪60年代的评论家来说,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吸引力在于它对工作场所和市场上异化现象的分析。马克思说,人与自己的劳动产品疏离,与劳动过程疏离,与其他的人疏离,也与自己疏离。5在一个意义上,人与自己制造的产品没有关系,这是明显的事实;在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交换型经济中,人生产物品是为了市场,不是为了满足创造的乐趣或供自己消费。马克思认为,为了金钱而生产会造成疏离感,哪怕不是受雇于人,而是在为自己工作。为雇主工作的工人疏离感更强,因为他成了对自己的压迫的参与者。工人作为集体,建立了雇用他们的工厂,也维持了金融体系的运作;银行靠金融体系发放贷款,资本家用贷款进行投资,工人劳动为工厂主赚钱。工人的劳动效率越高,雇主对他的权力就越大,因为他增加了雇主的财富和讨价还价的力量。这就是私有财产的金融方面。制度越发达,工人对自己产品的疏离感就越强;也就是说,他的劳动就越是强迫性劳动。如此看来,这个理论讲的不是劳动生活的质量,而是货币化经济对工人的影响,在这样的经济中,一些人拥有所有的资本,其余的人提供所有的劳动;这个理论不赞成工具性的市场关系,哪怕那种关系是平等的,况且它实际上并不平等。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喜欢“市场社会主义”,因为即使工人拥有他们所管理的资本,他们仍然要受市场的客观力量的摆布,与别人的关系也仍然是纯粹的工具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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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认为,工人也与劳动的过程疏离。他们不是为了创造自己想创造的物品而劳动,而是变成了机器的附属部件,他们的劳动是枯燥乏味的重复性动作,造成思想的麻木;工人变成了机器,而机器才是生产过程中智能的体现。后来,马克思开始觉得,工人如果懂得自己操作的机械,实际上就可能获得了一种新型的生产自由。虽然这不是对他过去观点的简单否定,但它表明,马克思的思想中存在着两条不同的脉络:第一条思想脉络在他早期著作中占主导地位。它的关注点是,劳动是人类的一个核心特点,劳动带来的满足是人除了亲密关系以外最主要的满足感。使人满足的劳动的典型范例应该是艺术家的劳动,马克思在论述中似乎也经常认可这一点。当人做的事和创造的物品表达了自己的内心的时候,当人的内在自我处于正常状态的时候,人就没有异化。这个概念并非完全主观;一个以榨干疲惫不堪的工人的每一滴血汗为最大乐趣的工厂主不能算没有异化,不能算表达了他作为人这个“物种”的天性,因为他做的事是完全错误的,他的人性是扭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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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思想脉络在马克思晚期的作品中比较突出。它的主要关注点不再是个人,而是整个经济与生产体系的理性。如果个人的劳动也是全人类的劳动,从事劳动的个人就会感到满足。这个思想有着黑格尔的深深的印记。马克思采纳了黑格尔关于集体性的假设,坚持认为,在运转良好的社会中,每个人都会因全人类的成功而获得成就感。但是,难以理解马克思心目中建立在理性合作基础上的社会到底是什么样子,其中一个困难是,马克思坚称,大家如果都对集体贡献应尽的力量,就不会牺牲个性。他的意思似乎是,人愿意按理性的要求去做有利于全社会的事,这已经成为第二本能,所以个人的愿望不会与社会的需要发生矛盾。这个想法如果不是难以置信,也令人感到惊心。至少很难相信,一边是人借以自由发挥创造性的劳动,一边是人对构成社会基础的合理生产机制做出自己一份贡献的劳动,二者能够永远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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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在有竞争的世界中,人的利己与利他愿望之间的差别是无法消除的。马克思说,在私有财产统治下,人对自己所谓的“物种身份”产生了异化。人本来应该合作,竞争却使人互相对立;人本来应该视彼此为目的,竞争却使人把他人看作手段;人妥善发挥自身能力本来应该是生存的目的,不是条件,竞争却使人只把自身能力当作求生手段。6马克思的论点直截了当:在市场上,卖方的目标是卖出最高的价钱,买方的目标则是付出最少的钱,他们之间是对立的关系,这种关系不符合人性。如果买方不需要卖方的东西,就不会去买;但对于买方需要什么,有多需要,自己卖的货能否满足买方的要求,等等,卖方一概不感兴趣。对他来说,买方的需要仅仅是他赚钱的手段。同样,买方不认为卖方会一心为她的需要着想,因为他根本不关心她的需要;对买方来说,卖方是她所需要的物品的来源,但他狮子大开口,迫使她不情愿地出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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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赋予了市场商品传意的性质,马克思这方面的论述仅有三言两语,但可以从中瞥见他后来提出的关于商品体现社会关系的理念。要弄明白这个思想,最好先来看令人满意的交换关系的传意方面。在这种关系中,我的动机是满足他人的需求,与我互动的人也清楚地知道这一点。我想满足你的需求,只要你满意,我的愿望就达到了;在你那边,你不仅得到了我为你创造的东西给你带来的满足,无论这东西是一口好用的平底锅、一件暖和的羊毛衫,还是一纸钢琴乐谱,而且还因为知道我重视你而感到高兴。这种交换所涉的物品具有象征、传意的意义,与其自身的性能同样重要。当大家都为满足市场的需求而劳动的时候,一切都反了过来;市场上的商品是强迫工人劳动制造的,因为他们若是没有工作就会饿死;在工人眼里,雇主以及商品的最终买家是自己悲惨境遇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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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批判的范围也因之扩大。劳动不再是个性(指我们作为聪慧能干的人类这个物种的一员的个性)的表现,而是变成了纯粹的苦工。至于生产中必须与之合作的同事,他们不再是自愿劳动中的伙伴,而是成了敌对的竞争者;他们会拆我的台,要么干一样的活却比我少拿钱,要么比我干得好。如果他们失了业,就会和我抢工作,为了糊口,工资再低也愿意。这样,人与人的关系成了敌对性的,人和劳动这一最具人类特点的活动也对立起来。人不仅不像黑格尔声称的那样,通过私有财产制度宣示了对世界的所有权,反而成了被拥有的东西。这些思想以非常不同的形式在马克思晚期的著作中都保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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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财产和市场的攻击屡见不鲜。它们通常被视为在道德或精神上对据说是由市场助长的贪婪与自私的谴责。但是,马克思非常反对把社会主义看作伦理或道德上的要求。人类不是应该,而是必须建立社会主义。至于为何如此,马克思的有些回答直截了当。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说资本主义连它需要的工人都喂不饱,所以,无产阶级只能要么推翻资本主义,要么忍饥挨饿。7这是修辞上的夸张,马克思为此没有提出充分的诠释。他坚持必须推翻资本主义,更主要的是因为他认为资本主义是不合理的,因此注定要灭亡。马克思在把注意力集中到资本上面之前,也曾说过私有财产制度太不合理,必定会灭亡。合理的经济生活要求生产与消费配合默契,没有暴涨暴跌,也没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怪现象。生产有固有的合作性,市场则天生是竞争性的,是建立在互有敌意的基础上的。有人说,市场是一部优雅的协调机制,马克思会以一声冷哼来表示不予置信。说市场是捣乱的机制还差不多,它的协调愚蠢之极,是对人的智力的侮辱。它的效果最多是有好有坏,而且时动时停,与合理的生产和分配相差万里。事物统治人,无人能统治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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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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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看一看马克思坚持的这些哲学理念对他的政治思想产生的后果。在私有财产制度下,事物统治人。黑格尔说,个人所有权是法律制度、公民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基础,有了这些制度,才能理性地管理人类事务。黑格尔理论的精明之处是不让国家大权独揽,只要是市场那看不见的手能管得了的事情,都交给市场去管;大部分涉及自身生活的选择都由本人自己做出,国家则提供落实这些选择的法律与社会框架。尽管如此,国家对于社会和经济制度仍然不可或缺。国家的职能不只是看守人,它的重要性也不仅在于它在世界历史中作为国家的角色。它为了维持社会稳定而管控市场的运作,也保护在放任的竞争环境中会遭受伤害的人的利益。黑格尔描述的国家是自由开明的,因为它奉行法治;也是保守的,因为它小心地维护文化传承与忠诚;还是民族主义的,因为它立意要在历史上占据自己应有的位置;又是初生的福利国家,因为它致力于为民众提供各种惠益。也许可以批评说,19世纪20年代普鲁士的实际情况证明黑格尔的描述大错特错。怀疑者认为黑格尔的话是痴人说梦,和马克思对国家的描述一样不合实际;马克思说,国家完全受市场支配,它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保障有产者的财产权。这样的批评与我们讨论的主题没有关系,有关系的是黑格尔展示的一幅立宪君主制的图景,他说,立宪君主制有高效的官僚机构作为支撑,由官僚机构管理着近代经济,以保证国内所有居民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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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从多方面对黑格尔进行了反驳,读来非常有趣。8第一,近代国家不可能是黑格尔描绘的那种君主制,近代国家一定是民主共和国。第二,民主共和国因其社会基础之故,无法满足近代国家努力要体现的自治要求。第三,国家的实质是民主,但民主的精髓是废除国家;改革后的公民社会将以非强迫的方式对人民的事务进行必要的协调。马克思的基本思想是,近代世界致力于实现法律地位和政治权利上的平等,使人民成为公民,而不仅仅是被统治者。现实证明了这个理想的虚幻。只有同等的财富才能得到平等对待,政治地位由人所拥有的财富来决定;没有财产的工人根本没有政治地位。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犯了许多可笑的错误。平等的公民身份意味着国家只能是共和国。更大的错误是,黑格尔说近代国家为普遍利益服务,因为它有一个由官僚组成的“普遍阶级”,这个普遍阶级把普遍利益视为它自己的利益。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无意中揭露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国家本身也成了被拥有的物品;官僚和他们的主人控制着国家,把国家当作财产。异化理论进一步扩大:如果商品是人的生产力异化的客体表现,国家就是人通过合作集体决策的能力异化的客体表现。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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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要夺回对自己创造和交换的物品的控制权,就必须废除私有财产和市场,建立真正的民主;当时,马克思没有谈及如何做到这一点,也只字未提新的生产秩序将建立在何种基础之上。真正的民主将超越自由的共和国。卢梭认为,共和国的基础是人与公民的严格区分。个人以自我为中心,受私利驱动,本性是自私的;但他作为公民,就变成了主权者这个集体实体的一部分,把自己视为这个集体的一分子;他只考虑普遍利益和全社会的福利,他的忠诚是对社会的,不是对他自己的。马克思认为这完全是空想;无论多么大力宣扬罗马共和国的道德观,都掩盖不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马克思更深层的思想是,罗马共和国把政治统一强加于经济的不统一;这种不统一是有产者彼此间的竞争内讧造成的,任何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政治秩序都只会维护有产者的利益,压迫无产者。卢梭说,法律保护有产者,使他们的财产不致被别人抢走,所以必须确保每个人都有一定的财产,但谁也不能有太多的财产。马克思没有明说采用卢梭的办法为时已晚,但他的论述包含了这个意思。近代共和国企图把政治平等强加于它无法缓解的经济不平等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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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生产活动蕴含着深层的统一,这种统一暗示了国家终会消亡。生产是合作性的集体活动,但它是被迫的合作。近代经济内含的合作性统一正在等待机会,从禁锢着它的互相矛盾的机制中破笼而出。所以,马克思最后指出,近代国家的形式必然是民主共和国,但民主共和国无法实现它自己的理想,因为它是政治国家。它必须回归公民社会,那才是人自主治理生产活动的领域;这是对黑格尔理论的又一处颠倒。至于自发的、合理的、非自相矛盾的、非关政治的自治政府到底如何才能出现,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马克思始终没有做出解释。他说明了未来不会如何,但关于未来将会如何,他的论述从来都模糊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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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以哲学观念驱动的政治理论,它在许多意义上根本不能算政治理论,因为它包含的思想是,要完全实现政治抱负,共同克服利益冲突,就必须超越政治,建立能够直接表现理性与合作这些人性特点的制度安排。这不同于柏拉图关于超越政治的主张,柏拉图要把国家的强迫性权力交给哲学家,信任他们永远正确的直觉,马克思却是要实现真正的、没有强迫的平等。他假设人生性合群,这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一致;他还假设人的潜力一样,能力没有高低,这却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截然相反。在日常政治中体现马克思的思想从来就困难重重,践行他的早期思想更是几无可能。尽管如此,马克思似乎认为,如果按激进派的要求实现了普遍投票权,就能创立平等主义的共和国,共和国最初的基础仍然是私有财产,但分配会较为平等,最后,社会主义的来临会消除经济利益的冲突,随之去除国家存在的必要。这个过程必须由革命启动,发生地一定是自1789年以来每一场欧洲革命的发源地——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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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削理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并一直坚持的政治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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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不耐烦再和他那些哲学盟友纠缠,一心要发展他和恩格斯后来定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以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区别。“空想”这个标签覆盖面极广,有些是真正的乌托邦空想,比如,夏尔·傅立叶幻想,他的“法伦斯泰尔”(phalansteries)社区能满足人性的一切要求,它的到来将开启一个新纪元,届时狮子会以青草为食,海水会变为柠檬水;有些却并不是空想。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都认为创立社会主义是道德上的必需,而马克思则认为,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然,它的基础不是道德的决定,而是理性的要求。让我们先来看一看马克思关于决定历史变化的因素的成熟观点,然后再看他关于革命、国家以及国家消亡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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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思想深邃缜密,他关于科学性质的观点立论精微,对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运作的分析影响巨大。科学发现了自然世界的内在运转,也能够发现社会的内在运作。资本主义最不为人知的秘密是它的利润来源,马克思对剥削的论述就是为了揭开这个秘密。马克思借“剥削”提出了他自认为对利润的产生的科学分析。大多数读者会认为,马克思的论述有着鲜明的道德含义,马克思自己却说他的论述是科学。至于他是否认为自己的论述也有道德的含义,人们一直争论不休。资本家不是通过公平交换来获得利润的,这一点可以肯定;人们争论的问题是,马克思认为这在道德上到底有多么不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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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之谜是,在完美的市场中,资本家在购买包括工人的时间在内的生产要素的时候,支付的是它们的全额市场价值,生产过程结束后,也只能按市场价值来出售产品——然而,资本家却赚取了利润。费解之处在于生产过程是如何创造利润的。现代经济学家不会采用马克思论述的起点。一种理论强调企业家的作用,说他能够想办法使原来产生x成果的生产要素经过不同的组合后产生x+y的成果;根据这个理论,随着第一个发现机会的人遇到越来越多的竞争者,利润日益销蚀,但随着有创新性、有想象力,或者有好运气的人发现新的机会,利润又被不断地创造出来。马克思对这些一概置之不顾,因为他想解释的是“正常”的利润率,即资本的平均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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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他在劳动与劳动力之间做了区分。劳动是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做的事情;劳动没有价值,但一切价值都由它创造;它不同于劳动力,后者是工人在受雇期间的劳动能力。劳动力有价值,它的价值是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吃饭、穿衣、住房并做好劳动准备所需要的花费。仅够工人糊口的工资代表的就是劳动力的价值。剩下的就简单了,资本家以市场价格购买工人的劳动力,这个价格代表着获得工人劳动能力的成本。资本家得到的是工人的实际劳动,即合同规定工人应该给资本家的时间,以及在此时间内工人做出的创造价值的努力。工人卖给资本家的时间中有一部分用来补偿资本家为购买工人的劳动力所付的价值,还要负担原材料的成本、折旧,等等;剩下的劳动时间创造的剩余价值就是利润。这部分劳动没有报酬,资本家把这部分劳动的价值全部自落腰包,不分给工人半文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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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一切价值都是工人创造的,资本家完全是不劳而获。如果说资本家所得中的一部分是“监管者的工资”,这一部分就不是真正的利润;利润不是管理人的工资,而是资本的回报,是把管理人的工资、工人的工资、原材料成本和机器折旧费一并扣除之后的结余。资本家所占生产收益的那部分不是他挣来的,而是从总数中减去一切费用后剩下来的,代表着无偿的劳动。这个过程没有奴隶制那种明显的强迫,也没有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机制,但无产者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得不到任何报酬,他们在这方面与无偿劳动的奴隶和封建佃农没有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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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分析显示了他对资本主义运作隐秘性的高度重视。能看得到的是用金钱交换服务;在这个层面上,资产阶级的公正概念得到了实现。资本家付给工人的是工人所值的价钱,并不欺骗工人。也许个别坏人会欺诈,但对于整个资产阶级来说,杜绝欺诈符合它的阶级利益,因为欺诈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垮台。马克思反复指出,利润不是来自明显可见的抢夺与作弊;在工资合同的层面上,资产阶级的正义一直是得到奉行的。资产阶级的正义是自私的个人之间交换关系的正义,这种正义的规则是“等价交换”。市场确保这个正义的标准得以维持。如果一个雇主给工人的工资低于普遍水平,别的雇主就会挖走他的工人;如果他给的工资过高,他的产品就会卖得太贵,无法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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