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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阶级冲突的描绘是二元的：有产者对无产者，奴隶对自由人。但是，阶级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它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形成，另一个是它们在政治过程中的作用。如果政治是阶级斗争，就需要解释清楚，社会的生产活动造成的社会分裂是如何出现在政治生活中的。涉及实际政治事件的时候，马克思放弃了二元模式，讨论了不止两个阶级之间的互动。他对1848年的期望落空了，那年发生的一系列革命的主要动力是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不是社会主义，而且无一成功。在德意志，过去的精英重新掌握了权力，德国统一不是自由-民族主义下的协议成果，而是在普鲁士的绝对君主制和它最出色的仆人俾斯麦宰相的治下实现的。在法国，路易-菲利普的七月王朝被推翻，但随后成立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无法维持，路易·拿破仑先是被选为总统，后通过政变自封为皇帝，封号为拿破仑三世。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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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晚年认识到，《共产党宣言》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欧洲诞生的阵痛当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垂死挣扎。他以为发生的暴动是支持社会主义的无产者起义，其实它们部分是由于粮食歉收、食品价格高涨、经济萧条引发的愤怒，部分是工人骤然间来到城市的反应，他们在新环境里茫然无措，因为失去了过去的确定性而心怀不满。1848年的革命既是对未来的期盼，也是对过去的留恋。马克思对在中欧和东欧大部推动了革命的民族主义感情没有亲身感受，也就不太同情；既然工人无祖国，工人的愿望也就是，或者应当是，放眼四海的。工人并不胸怀世界，这一直是困扰着社会民主运动的一个难题，马克思和恩格斯一些最严厉的批评就是针对斯堪的纳维亚民族主义这类现象的，他们斥其为“老北欧海盗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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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拿破仑政变后不久，马克思就撰著叙述了事件的发展；事实证明政变远远不止他当时预言的昙花一现，于是后来又出了修订本。马克思解释了事件为何没有按“正确的”轨道发展，也论述了国家如何能够起到别的作用，而不仅是充当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描述的那种管理资产阶级共同利益的委员会。141848年法国的形势不是万众一心的无产阶级与代表资产阶级的资本家相对峙，而是还有许多别的行为方。法国人口的很大一部分是农民，分为大地主、小地主和没有土地的农业工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原来称农民为“一袋土豆”，根本不把他们当作一个阶级；后来他们看到路易·拿破仑靠农民的选票登上了权位，所以不得不改变以前的观点。资产阶级也不是铁板一块；它的上层分为吃国债的金融贵族和工业大亨两种人，在他们之下的激进小资产阶级同样四分五裂，成分五花八门，从报刊记者到钟表匠这样的手工艺人。要说革命是由哪个群体发动的，应该说是激进的小资产阶级。这说明了为什么共和国立足不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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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看到了关于阶级冲突的两种叙述：一个是有产者与劳动的提供者相对立的简单二元论，另一个是对哪些社会群体在政治风云中实际上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的分析。这两种叙述产生了关于国家的两个说法。前者将国家视为统治阶级的工具；统治阶级在经济上占主导地位，国家为它的阶级利益服务。以此来解释19世纪中期英国的政治相当有效。它可以解释得通一些明显的困难，比如，尽管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阶级是资产阶级，但绝大多数从政者都是拥有土地的士绅及其亲戚。可以说，士绅阶层的从政者是忙于赚大钱的资本家的雇员。这个理论也能解释大部分劳动人口仍然是农民或家仆这一事实，因为它说驱动政治变化的是利益冲突，不是某个具体的职业人群。马克思认为国家作为管理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应该做的许多事情，维多利亚时代的政府也都做到了。它实现了清廉，根除了待遇优厚的虚职和假公济私的现象，建立了择优录取的文官制度；财产法得到简化，变得更加透明，对买卖土地的限制被废除，这反映出从把土地世代保留在家族之内向着允许将一切资产变为流动资本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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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理论适用于维多利亚时代的政府，因为它就是根据那个政府的情况发展起来的。事实上，马克思期望落空的一个原因就是英国政府极为出色地管理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它避免了革命，把城市工人阶级吸收入了政治制度，然后用帝国的灿烂前景诱惑工人阶级与它同心同德；它对于工厂的工作条件和工人的工作时间做出规定，因而迫使工厂主采取有利于他们自身利益的行为，还限制雇用女工和童工，以保护男性家长的工资。英国的工人远未遭受“悲惨化”，反而是实际工资连续半个世纪不断增加。这毁灭了马克思对革命的希望，但并未完全颠覆他的政治理论。如果马克思把自己对有产阶级“共同利益”的叙述想通想透的话，就会看到，那些利益不仅包括他所提到的，如执行打击盗窃和伪造的法律（这符合所有人的利益，尽管对小偷或伪造犯不利），而且也包括他没有提到的，如规定不准公司采取可能激起政治动乱的竞争手段。这样的推论有一个代价，那就是必须放弃革命不可避免的主张。只有当政府把它保护资产阶级共同利益的任务搞砸了的时候，革命才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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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回应的办法值得一提：一个是把聪明的政府可能采取的一切措施都归为短期的治标手段，从长远来看注定会失败；比如，当全球竞争开始威胁到英国经济龙头老大的地位，英国公司无法与低工资国家的公司竞争的时候，英国公司就只能压低工资，《共产党宣言》所说的悲惨化导致革命的进程就会启动。另一个是放弃“社会演进靠政治革命”这个口号所包含的思想。15过去革命屡屡发生，是因为被排斥的阶级没有和平的办法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变革。在位的统治阶级将此视为零和博弈。在权力和财富方面，下层阶级的得就是上层阶级的失。如果生产力迅速增长，社会更加繁荣，工人生活会逐步改善，不同阶级间在收入、权力、愿望和文化方面的差距也会缩小，这样，正宗的老式资本主义就有可能和平过渡到民主社会主义或民主的资本主义福利国家。马克思晚年时，觉得英国、荷兰和美国可能会走这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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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关于国家的第二个理论适用的对象是法国、德国和俄国，不是英国或美国。1848年革命后，路易·拿破仑发现，在那些热心支持军方、憧憬重现他的叔父拿破仑一世的煊赫军功的人当中，他可以一呼百应。也有许多人对保持国家的军事-官僚政府的现状有既得利益。对于维护法国国家，不仅是公债持有人和靠借钱给国家再转卖国家的债券为生的股票投机商，而且整个巨大的官僚机器都利益攸关。革命没能摧毁国家，国家于是得以镇压巴黎和里昂街头的叛乱，并挤走反对路易·拿破仑的议员。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不再是被资产阶级随意雇用或解雇的委员会，而是变成了独立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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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冲突的简单理论解释不了这类国家的性质。如果管理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国家就是资产阶级国家的话，它就应该有两个最显著的特征——锱铢必较和对资产阶级共同利益的专注。法国国家追求国家荣耀，那可是烧钱的事业，也并不明显地符合资本家的利益；它的官僚队伍庞大，维持这支队伍也需要花钱；它发放大量国债，付息需要征税，这是许多资产者所不乐见的，尽管有些人想买国债赚利息。要解释法国国家的存在，就需要回答资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到底为何这个问题。马克思认为，法国资产阶级从未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金融资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之间经济利益的分裂是一个因素，激进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强劲活力是另一个因素。资产阶级从未获得对国家的掌控，国家官员因此得以继续作为一个社会阶级靠国家为生。马克思还说，分裂的资产阶级比团结的资产阶级更需要强大的国家。整个资产阶级需要强有力的国家来维护全体有产者的共同利益，而不是某些形式的财产的拥有者的特殊利益。这个论点很有道理。可以想象，代表资产阶级不同利益的人若是坐在一起设计他们都愿意效忠的国家，产生的结果就是马克思笔下法国的军人-官僚政权。如果这些人不择手段，也许会设计让国家动辄以军事冒险来转移民众对国内事务的注意，但他们的设计若是导致普法战争那样的灾难就得不偿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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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起初分析路易·拿破仑政变的特性时，曾说路易·拿破仑的成功不会长久。他假设，《共产党宣言》所说的那一种才是资产阶级国家的正常形式，工业和商业资产阶级不会容忍军人-官僚国家的巨大开支。后来，马克思看到，国家的异常形式反而更加持久。他因此开始思考，也许从资本主义通往社会主义的途径比他原来想象的多，也许真正的革命并非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方法。下面将介绍马克思政治理论的最后几个内容，即革命的理论、国家的消亡和在这之后的社会组织。马克思雄心勃勃地试图创建一个思想体系来充分解释他感兴趣的一切现象。他本打算做完他的系列研究后再来讨论国家的性质；三卷本的《资本论》只是这个系列的头四分之一，而在他的有生之年，仅仅出版了《资本论》的第一卷。知道了这些，就不难明白为什么我们只能看到部分的马克思的理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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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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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意味着巨变，因为只有在旧的统治阶级做出的让步无法令造反的阶级满意，旧制度无法满足造反的阶级提出的要求的时候，才会爆发革命。并非所有革命均不可避免，有些革命完全由于统治阶级的无能所致。马克思感兴趣的革命标志着从一种生产方式向着另一种生产方式的决定性转变，这样的革命似乎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并没有提供一个充分完善的革命理论，可以这么说，他提供的实际上是一套社会构造学学说。随着新生的经济与社会形式进入旧有政治制度业已成形的坚硬外壳，所产生的压力不太可能慢慢地均匀分散到外壳各处，而是很容易引发地震。但是，压力也可能消散，地震何时发生也无法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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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的欧洲，有两个可能，其中一个更容易发生在美国，而不是欧洲。第一个可能是叛乱和革命。如果国家不仅不准日益壮大的工人阶级参政，而且也阻挡与工人阶级结盟的激进资产阶级以及几乎所有其他人参政，就必然造成不满，最终引发起义。很难预测国家是否能够抑制住民众的不满或把起义镇压下去，不过在很多情况下，革命是有可能成功的。另一方面，俾斯麦面对普鲁士君主制遭受的压力，采用的处理手法表现了他炉火纯青的灵活与圆滑。如果后来的君主和俾斯麦的继任者更聪明一些，德意志帝国也许能够千秋万代。法兰西第二帝国、沙俄政权和德皇威廉政权的垮台正是由于最经常造成它们那类国家灭亡的原因。战败对军人-官僚制国家尤为不利，因为国家既失去了镇压的能力，也丧失了建立在军事成功基础上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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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推论，革命最可能发生在顽固拒绝把被排斥的阶级接纳入政治生活的国家中，这个推测相当准确。但是，他没有充分考虑到俾斯麦这类专制领导人的精明；他们和马克思一样看到了问题所在，于是建立了早期福利国家来收买心怀不满的工人阶级，同时确保军队的强大和忠诚，以杜绝革命爆发的可能。马克思也没有足够地重视国家军队与未经训练、装备粗劣的起义军之间在火力上日益拉大的差距。不过即使在那时，也必须牢记托洛茨基的那句话，“步枪需要人来放”；近些年有许多例子显示，军队本来可以压倒抗议者，却没能做到，结果是抗议者取得了革命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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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可能是沿着议会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正常”的资产阶级国家在性质上是民主共和国，尽管其政体形式也许并非如此，比如，英国在名义上是君主制。不久，英国就不得不接受了普遍投票权，因而开辟了通往社会主义的议会道路。马克思的推理逻辑不无道理。他必须对英国这种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与阶级结构了解得非常精准。如果全体工人阶级的处境都无一例外地悲惨，他就有理由相信，工人阶级所有成员的投票立场都是一致的。英国是最接近马克思二元论政治观的国家，但是，工人阶级内部千差万别，所以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没有一个整齐划一的工人阶级与资本家剥削阶级相对峙。技术工人时刻不忘自己与非技术工人的区别；工头是低级的管理人，不是高级的劳动者。直到20世纪末，英国选民投票基本上都是按阶级划线的，世界上几乎没有别的国家可以与之相比；但即使是非技术工人也远非工党的铁杆票仓；在技术工人中间，工党最多只能得到微弱多数的支持票。无论如何，马克思时代的英国工人都没有陷入“悲惨化”，看不出哪种形式的社会主义会比明智的保守主义者提出的改良资本主义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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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认为，有了秘密投票制和普遍投票权，工人阶级的政党就能通过赢得选举来实现社会主义。它必须做好抵抗反革命暴力的准备，因为不能保证沿着议会道路走向社会主义一定会太平无事。尽管如此，不一定会发生建街垒、打巷战、冲兵营、抢武器这些为人熟悉的革命场景。有些评论家认为，马克思的意思是，资本主义可能会一点点地被社会主义取代，会静静地安乐死，而不是在坚硬的外壳下爆炸。这种解释引起了两个明显的问题：最终消亡之前的国家是什么样子？国家消亡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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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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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以何种形式推翻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形式的社会，之后都会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受了列宁1917年后在苏联建立的统治的连累，使人闻之生畏，其实它在原则上并不可怕。建立没有国家、自我管理的社会是长期目标。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这个最终目标之前的临时性民主政府的形式，马克思设想用它来填补中间这段空当。既然根据马克思的分析，一切形式的政府都是阶级专政，那么工人阶级占大多数的民主按照定义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自由民主是资产阶级专政，在自由民主政体中，没有人会害怕半夜有人敲门。无产阶级民主应当比过去的政权更宽松，因为它不是少数统治多数，而是多数统治着自己以及日渐衰落的资产阶级。过去的政权都是台上的统治阶级统治在它之下的一个或几个其他阶级，无产阶级却是要消灭一切阶级。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是建立社会主义，换言之，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社会公有制。这就消灭了阶级，剩下的社会组织在严格意义上已经不能算是国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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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任何阶级的政府都定义为专政，以此来去除“专政”一词的强迫性含义，这反而模糊了“专政”的概念：通过历时一个多世纪的税收政策来波澜不惊地一点点除掉资产阶级，或通过有偿国有化来使资产阶级较快地消失，这是一回事；斯大林执政期间通过大批屠杀富农来消灭资产阶级却完全是另一回事。马克思暗示，绝大多数选民都会赞成新秩序，只靠选票就已足够，强制性力量只做预备，以应付可能负隅顽抗的少数人；不过他从未明确地这样说过。毋庸赘言，改变专制的军人-官僚制国家的过程会更加暴力，更加血腥；因叛乱而失去权力的一方不会乖乖就范，战胜方也不会有雅兴去尊重议会的规矩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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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一点可以长篇大论地讨论，其实只要说明一点就够了。如果要等资本主义铺平了富裕的道路，社会主义才会到来，那么革命，或“最后的革命”，就绝不能破坏社会的生产能力。迄今为止，所有的社会主义政权都只能在废墟上建设社会主义，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它们根本不可能成功。至此，马克思对未来的设想已呼之欲出。他设想，政权易手后，将出现由无产阶级主导的高度民主的国家；它将建立社会主义，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在此过程中，公民将学会自我治理，并且（以马克思从未说明，别人也从未替他说明过的方法）学会建立起一种没有统治、没有剥削的经济制度，这种经济制度高度协调，不像大部分经济那样，需要市场和货币来指导。如果人的喜好一成不变，技术停滞不前，就可以想象这个制度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相关的问题，在尽量减少辛劳的情况下最高效地生产和分配人们所需的物品。然而，一劳永逸是不可能的：按照马克思的设想，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将获得解放——但是解放了的人一定会改变品味喜好，发明新的趣味，想出新的方法来制造所需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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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中至少讲明了如果没有不劳而获的资本家会是何种情况。马克思期望，未来的社会将超越资产阶级狭隘的权利范围，成为“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16这个口号是圣西门提出的。至于口号的含意为何，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鉴于马克思对利润来源的解释（它是工人产生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获取），它肯定意味着资本家不能再不费分文地获取剩余价值。不过，马克思清楚地说明，这并非说工人当场即可干脆利落地拿走他生产的一切产品的价值；社会需要资源去帮助不再能劳动的老人和没有劳动能力的婴儿或病人，也需要资源去办教育，搞投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人的思想仍然是资产阶级的路子。工人在一生中会得回他生产的所有价值，当然这是平均而论。更强壮、更聪明、更能干的工人生产的更多，获得的也更多，所以，平等的含义不是不同工人之间的绝对一样，而是没有剥削。这个阶段的口号是“按劳分配”。只有到了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人超越了按劳取酬的思想后，才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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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是达到了充分的社会主义。人将超越通常意义上的正义概念，因为他们不再从权利的角度思考问题。与资产阶级社会相比，这样的社会更加公正，但那并非关键所在。公民自愿对他们参与的集体事业做出贡献，他们的所得属于自己，因为生产的唯一合理目标是满足人的需求，分配的唯一合理原则是“按需”。于是，剩下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有没有可能实现这样一个复杂却又没有国家的社会？无数撰著者都说过，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人会成为管理人，或行政者，他们因自己的专长赢得他人的服膺，将一步一步地再次成为统治阶级。这些人无论算是柏拉图所谓的监护人，还是黑格尔笔下的普遍阶级，都会把持社会的组织，将其变为自己的财产。于是，将会出现新阶级，还会出现权力与财富方面新的但并不优于从前的不平等。这个论点引述的论据经常是人性软弱和权力诱人这类简单的理由，加之对物质“丰富”这一概念的比较复杂的怀疑观点。霍布斯和如今的营销经理一样假定，人总是希望比别人得到的更多，而不是满足了需求就适可而止。如果这个假定正确，物质的丰富就不可能实现，因为在人的概念中根本没有“丰富”这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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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论点戳中了马克思论点的软肋，但同时又对它奈何不得，因为马克思认同与柏拉图理论相近的理性主义。如果人足够理性，能够明白自己和自己的需求，就会知道已经得到了自己的所需；那样，认为人总想压过邻居的批评家就大错特错了。同样，如果行政管理者对自己的定位不是掌权者，而是致力于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的服务者，他们就不会滥用手中的权力。巴枯宁明白马克思想要什么样的行政管理者，嘲笑说那是由经济学教授组成的贵族。马克思反唇相讥，说巴枯宁不懂，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管理取代了对人的治理，行政不再有政治性。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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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有两大问题没有解决：一是行政管理是否能够不再有政治性，二是如果它失去了政治性，人是否会幸福。可以参照后面将要介绍的马克斯·韦伯的观点；韦伯坚持认为，要防止停滞，使人们不致失去希望，仅靠理性行政是不够的，总是需要具有强大魅力的领袖来激励人们产生新的要求与希望。在结束这段讨论时，应当指出，在马克思想象的共产主义未来里，理性的要求与人的生产本性总是吻合得天衣无缝，生活在这样的共产主义未来里并不坏，人类实际经历过的许多事情比这糟糕得多，而且许多其他的设计不如马克思提出的科学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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