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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500 马克思主义的或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大众社会思想不包含道德或政治的理想，至少没有正式提出。然而，马克思主义的大众社会思想依靠的社会学理论是有争议的。马克思主义不蔑视“大众”，但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一直认为，大众社会损害了大众（即工业无产阶级）的革命潜力。如果马克思主义者因无产阶级没有像他们“应该”的那样表现而感到痛心，那是因为他们相信无产阶级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负有革命的使命；但这种信念大有商榷的余地。马克思和恩格斯有时说，无产阶级给它自己带来了“耻辱”，但他们的历史理论强调的是形势对工人的要求，而不是工人在道德或心理上的不足。马克思不认为给自己带来耻辱的无产阶级是邪恶的，正如他严谨地将资产阶级视为“社会关系的承载者”，不是坏人。在这方面，马克思是黑格尔的出色门徒。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同样不注重个人，但他比马克思更多地考虑世界历史上重要人物的功绩。历史之所以有形状，有方向，是因为它是文化的历史，是体现着文化的不同人民的历史，是表达了文化的各种制度的历史；它也是精神的历史，精神通过它选择的代理力量来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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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502 马克思丢弃了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但保留了他反个人主义的历史观。马克思认为，历史不是精神的产物，但它有内在的逻辑，人在不自觉中为它所利用；历史有它的目的，尽管会经过无数的失败挫折，但最终一定会达到，这个目的就是自由。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任务是向工人阶级讲解这一过程，不是训斥他们，也不是对他们说教，而是使他们认清自己的处境，动员他们行动起来。马克思非常明白，人在世界上是单独的个人。我们是各种各样的集体的成员，我们所属的集体决定了我们的所想所感，但当谈及一个集体必须做哪些事的时候，其实说的是组成这个集体的众多个人必须做的事。想保留黑格尔“精神驱动历史”理论中有吸引力的内容，同时又务实地坚持“个人创造自己的历史，但环境不由自己选择”这一事实，这样建立起来的结构必然不稳。无产阶级革命不可避免，但只有当工人明白自己的利益为何，并大力追求自身利益的时候，革命才会发生。如果他们不明白自己的利益，或不去大力追求利益，或二者兼备的话，那会怎么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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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504 马克思为工人阶级留出了很大的回旋余地，也为他的预言一旦成真将会被工人阶级推翻的政府提供了充分的活动空间。1906年，德国社会学家维尔纳·桑巴特写了一本惊人的小书《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Warum gibt es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keinen Sozialismus?）。12他以一句著名的妙语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社会主义的理想之船在烤牛肉和苹果派的礁石上触礁沉没了。美国工人总的来说比欧洲工人的生活好得多。移民美国的工人对两地的对比感受尤深。运气至关重要，但一旦有了运气，努力就有成效；来到美国的欧洲移民获得了在祖国从未有过的任意迁徙的自由和提高社会地位的可能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当然不能指望他们去发动社会主义革命。桑巴特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总有一天会来到美国，但与此同时，欧洲国家的政府把他的话听进去了。欧洲各国无法复制美国特有的条件，比如没有封建历史的包袱；然而，对解决“悲惨化”只能靠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现社会主义这个马克思的论点，它们可以采取措施来釜底抽薪。它们可以提供像样的公共住宅、医疗保健、养老金和失业补助；公共教育能够使家境贫寒的孩子在教育和职业上有上进的机会。在德国，一些由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党当政的市政府在地方一级有时会采取这类措施，不过它们声称，这类改革尽管减少了革命发生的可能性，但革命最终仍会到来。欧洲国家由保守派掌权的政府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因为它们看到，改革能够使革命的火车头停止前进。通过改革来收买大众，而不是逼得大众造反，这才是明智之举。愚蠢的保守派引爆革命，聪明的保守派却能拆除革命的引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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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506 这仍未深入解释无产阶级怎样会变成贬义上的“大众”。马克思主义者长期纠结于一个双重的问题：第一是为什么工人阶级的政治积极性经常表现在支持保守或反动的事业上；第二是为什么工人阶级在政治上不如它“应该的”那样积极，他们不是追随错误的革命领袖，而是对政治压根儿不感兴趣。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经常强调，19世纪和20世纪期间，人被从传统的农业社会中一下子连根拔起，扔到冷漠的大城市中，形成了城市无产阶级。工人失去了乡亲之间紧密关系的慰藉，成为各行其是的城市大众的一员。他们失去了以前熟悉的社会支持，也找不到能够替代的东西。可以想象，只要想寻回以往的熟悉感给人的慰藉，就会被推崇回归的运动所吸引；社会主义的魅力很大部分在于它对资本主义带来的冷漠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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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508 即使是热心支持法西斯与纳粹信条中的民族主义、反犹主义以及其他内容的人，也可能只是对向他们宣传的那些荒谬思想将信将疑。但是，如果没有理智与道德的自律，加之他人提供的理性规范，所有人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相信任何能够解释目前的不幸、保证更好的未来的理论。政治理念如此，极端的宗教信仰亦如此，16世纪的明斯特如此，今天同样如此。易受蛊惑的不仅是工人阶级和未受过教育的人，成为无根之人的中产阶级也对能为他们的痛苦找到替罪羊、提出简单而剧烈的解决措施的理论趋之若鹜。富裕国家城市工人的第二代以及他们的后代在政治上无一例外地接受了改良派，对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的叛乱都不感兴趣。改良党经常遭到更加左倾的共产党人的破坏，但20世纪最有意思的马克思主义作家安东尼奥·葛兰西指出，若不花长时间、下大力气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文化，社会的精力没有聚着点，就可能向着各种危险有害的方向发展。13葛兰西被投入法西斯的监狱，八年的铁窗生活使他因健康恶化获释后于1937年过早地去世。关于资本主义政权如何能够在不经常诉诸暴力的情况下保持权力，他的解释是，它建立了“霸权式”政治文化，形成了并制约着工人阶级对政治可能性的观念。这相当于制造民众的同意，谁若想管理任何组织，都应该将此铭记于心。一个激进或革命政党的文化任务则是建立它自己的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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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510 无产阶级的政治如果失去方向，可能变为完全反动；这仍然无法解释为什么大众在多数情况下都消极被动，即使不是完全消极被动，起码也对政治不闻不问，只对娱乐感兴趣。读过《美丽新世界》的人都记得，在赫胥黎描绘的那个可憎的乌托邦里，维持和平靠两个非暴力的办法：一个是喷洒叫作“索麻”（soma）的神药，它能使人感到微醺；伯特兰·罗素抱怨说，科学迄今为止都创造不出一种药品，能产生醉酒那种飘飘欲仙的感觉，却没有宿醉的头痛14，此言从侧面说明了索麻的妙处。赫胥黎为这种药创造了一个绝妙的恰当名称[5]。美丽新世界的居民说，“一克解千愁”，他们没有忧虑，更没有自己的思想。赫胥黎另一个麻醉人民的办法是“有感电影”，这个发明使观众看电影时不仅能听到声音，看到影像，还能触摸到银幕上演出的场景中的东西。无须说，最受欢迎的有感电影是色情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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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512 “众多”的无产者一旦被分散心神，甘心默认现存秩序，满足于低级趣味的娱乐，就变成了“大众”。在赫胥黎的世界中，这个过程乃有意引导而成；它创造出了一个人人快乐的社会，但达成这一结果的方式会使穆勒为之惊骇。人们心满意足，不想要求改变，更遑论发动叛乱；“做不满的苏格拉底好过做满足的傻子”的思想是这个乌托邦的居民所无法理解的。15批评大众文化及其麻醉效果的人承认，大众的非政治化并非有人故意促成；也许有的娱乐公司的执行官因自己给大众提供令其上瘾的垃圾，以此扼杀了革命的萌芽而沾沾自喜，但如果真有人作如此想，也是极少数，而且他们会深藏不露。总的来说，节目制作者的品味就是消费者的品味；他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制作的节目忠实地反映了受众的品味。这属于马克思所说的暗中活动的进程，在这里成了对他的憧憬开的一个糟糕的玩笑。娱乐业生产出让人开心的毫无实质内容的节目，没有文化的大众对其趋之若鹜，因为比起对理解能力要求较高、发人深省、能引起对现实不满的艺术形式来，看娱乐节目不用费神。这一过程自动进行，自我维持，阻断了马克思所期望的民众怨愤的不断积累。至少，那些理论家是这样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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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514 如果娱乐真的如此有效，这个观点就很有道理；如果通俗艺术真能麻醉人民，这个理论就能够成立。可惜，事实并非如此。通俗文化的许多内容具有很强的颠覆性，虽然与20世纪2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希望的那种颠覆性不同。不过，认为大众娱乐是政治麻醉剂的思想正符合马克思主义者的目的。这个思想把大众只有单一的品味与习惯的概念与大众在政治上无能、不能自发行动的概念结合在了一起。法兰克福学派（他们是由马克斯·霍克海默和西奥多·阿多诺领导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一群学者，1934年为逃离纳粹统治离开了法兰克福）就将大众文化视为这样的麻醉剂。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不仅是对大众感到失望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在分析现代社会的各种痛苦时，依据的既有马克思的理论，也有弗洛伊德的学说；他们谴责麻醉民众的文化，因为那种文化不仅促使工人只去电影院看电影，不去参加政治集会，而且帮助民众逃避直面现代世界一切形式的悲惨和不合理现象。持反对意见的人一贯批评说，这种谴责浸透了文化上的势利。同样恰当的批评是，如果人需要安慰，就应充分享受安慰。一位哲学家曾说，浑浑噩噩的生活不值得过[6]，但除了哲学家以外，从来没有人完全认同这个观点。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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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516 最后，马克思主义者借用了托克维尔和穆勒关于千篇一律的社会使人萎靡不振的观点。如果个人失去了行动的力量，自己无法为自己做任何事情，那么他们作为集体就无法采取激进行动。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造成他们消极被动的原因与其说是文化，不如说是他们的日常劳动；工人在劳动中没有机会发挥创造力和想象力，也没有自我治理的机会。即使生活不是特别困苦，工人也只能听从命令，照章行事。伯特兰·罗素骇然发现，老百姓居然欢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他和弗洛伊德一样，认为民众欢迎的是常规遭到打破，使他们平常一直被压抑的破坏（和自我破坏）的本能得到释放。平时他们被管得服服帖帖，心理上没有力量去从事政治活动，既无法想象一个值得为之战斗的世界，也没有精力组织起来去创造理想的乌托邦。多年后，在富裕但沉闷的50年代期间，赫伯特·马尔库塞提出，现代资本主义实行“剩余压抑”（surplus repression），那不是为防止霍布斯所谓“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所需要的起码压抑（弗洛伊德撰写《文明及其不满》一书的动机就是要防止这样的战争），而是强大到足以防止人民起来摧毁现有的制度，尽管这个制度不能给人以心理上的满足，并存在着可能导致核毁灭的危险。17然而，那又是西方世界有史以来最长的经济持续增长期，社会实现了充分就业，普通工人工资上涨的速度也空前绝后。只有死抱理论、无视眼前事实的人，才会把增长的受益者视为受压迫的迟钝大众；那种人恐怕需要在书斋里闭门不出，绝足酒吧或足球场这类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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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518 大众的反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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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520 我们一会儿将回过头去检视认为政治必然永远由精英管理的思想。但首先应该来看一看有时被称为贵族式的对大众文化的批评；这种批评的政治影响不容易说清，需要分两步论述。这种批评的主旨是，大众政治实质上是粗俗的哗众取宠，没有严肃的内容。左派和右派的民粹主义大同小异，比如，斯大林在战后发动了反犹运动，墨索里尼被俘后自称从来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大众文化的贵族式批评指责大众的价值观淹没了精英价值观。这条批评如此简单，有关的著述却汗牛充栋，实在令人吃惊。促使撰著者奋笔疾书的原因是，他们强烈地认为，自己心目中人类生活的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被大众粗暴地践踏了，而且撰写哀歌也正好是知识分子的强项。奥尔特加·加塞特的《大众的反叛》出色地阐明了这种批评意见。奥尔特加不是保守派，而是自由派，是西班牙共和国的知识分子领导人之一（共和国后来被佛朗哥将军带领法西斯主义者——严格来说是长枪党人——发动的叛乱所摧毁）。然而，奥尔特加坚信大众与精英的区别；他把罗马无产者视为历史上大众起来造反的最早例子，他对工业工人阶级的兴起的反应与罗马贵族对罗马下层阶级的反应几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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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522 奥尔特加并未提出关于大众崛起的理论，而是无奈地将其描述为一种历史现象，是造成20世纪前30年中他不喜欢的大部分事情的元凶。他的书出版于1930年，但从该书松散的结构中，看得出它是由在季刊上登载的一系列文章凑成的。促使他出版该书的原因是“拥聚”。人太多，太拥挤，旅行太频繁，旅客太多，去的地方太多；使用的交通方式毁了出发地不算，也毁了到达地。这不是生态的问题，而是审美的问题。在奥尔特加这本书出版的70年前，英国的皮克区新开通了一条铁路线，著名作家兼美术评论家罗斯金发出的辛辣批评无人能及：“现在，巴克斯顿的每一个蠢货都能在半小时后到达贝克韦尔，贝克韦尔的每一个蠢货也能在半小时后到达巴克斯顿；你们以为这是有利可图的买卖——你们这些各地的蠢货。”18大众的人数和他们彼此之间在地理上的接近使他们在决定公共文化中举足轻重，他们的思想及愿望的固有价值其实根本没有这样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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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524 奥尔特加在穆勒和托克维尔的焦虑之上又添加了大众想按照自己的想法重塑社会这一条。这个说法似乎与认为大众在根本上消极被动的思想难以调和，但奥尔特加的论点是，人分为天然的领导者和天然的追随者，对于需要不断应对思想和道德挑战的紧张生活，前者甘之如饴，后者则无法应付。这个区别与阶级之分并不完全吻合，但前者更多地出身上层阶级，后者更多地来自下层阶级。管理得当的自由民主政体是韦伯所谓的“领袖民主”（Führerdemokratie）的一种，后面将介绍熊彼特对它的详细解释。大众在指使下行动，这意味着大众的行为是受控制的。1918年后欧洲面临的威胁是，大众可能会直接采取暴力行动。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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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526 据奥尔特加的分析，大众不像赫胥黎想象的乌托邦中的人那样蠢笨无知，也不像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社会理论所说的那样麻木不仁。他们心存怨愤，敌视卓越，力图将其完全排斥于大众社会之外。由于资本主义经济运作高效，自由民主政府的领导人管理有方，大众的生活因之大为改善，结果却是他们更加欲壑难填，而且要求立即得到满足。他们将通过直接采取暴力行动进入政治。写于20世纪20年代晚期的《大众的反叛》参考了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例子，但纳粹主义的盛行要到若干年后才发生。奥尔特加没有预见到会出现彻头彻尾的极权统治。他也同样担心渐进的美国化，经常表现出对欧洲高等文化是全世界标杆的那个逝去时代的怀念。至少有一种形式的大众政治造成的恐怖是奥尔特加所想象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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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530 马基雅维利的一个信念启发了现代人关于大众社会政治的讨论。他坚信，大多数人都轻信易骗，聪明的政客永远不缺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傻子。16世纪的佛罗伦萨不是前面讨论过的那些思想家所说的现代西方社会的那种“大众社会”，然而，马基雅维利在大多数人和政治手腕灵活的人之间的区分却与奥尔特加对天然的领导者和天然的追随者的区分几无二致。有一种观点认为，即使在最稳定的现代自由民主国家中，政治也如马基雅维利所说，是大众与精英之间的事务，国事或者已经实际掌握在精明能干的从政者手中，或者应该由他们不受妨碍地管理；对这样的论点该如何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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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532 这方面有三个著名的观点，马克斯·韦伯的观点最冷静务实。韦伯这位思想家非常注重思想的精准微妙，提出的任何观点都小心地加以限定；但他的观点是直言不讳的。现代世界的事务注定由冷漠无情的大型官僚机构来管理，社会的政治方向必然掌握在有政治才能并喜欢从政的少数人手中。这个少数群体的领导必须具有“领袖气质”，才能确保群体的权威；是韦伯把“领袖气质”一词引入了现代政治分析，他若地下有知，一定会因这个词一个世纪后被如此滥用而感到痛心。严格按照字面意思解释，领袖气质是神授权威。中国的皇帝若被认为失去了天命，就有被推下皇位的危险，他们依靠的是严格字面意义上的神授权威。20在韦伯看来，现代世界中几乎一切都是循规蹈矩，例行公事。值得思索的是，什么才能使一个文化确定它自己的目标、价值观，以及能使人民为之献出时间、财富甚至生命的终极目的？政治与行政机制做不到，因为它们仅提供手段，不能确立目标。如何才能够一锤定音，为整个政治社会确定目标呢？回答是，目标必须由具有领袖气质的权威来确定，这种权威非干理性，是一种超越理性的权威，近似“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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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534 韦伯认为，民主制是现代工业社会自然的政治形式，但只有“领袖民主”才能成功。正是希特勒的缘故，现代读者如果不是德国人，看到“元首”（Führer）这个词会感到不安，其实它就是英文中“领袖”的意思。在现代民主国家中，领袖不可或缺；是他们，不是老百姓，带领国家采取各种行动，所以需要制度来使好的领导人更有可能上台。半个世纪以来，这一直是政治学家的常识，也是衡量政党制度与选举进程有效性的有用的标尺。然而，有两类理论家对它不以为然：一类理论家因韦伯坚称终极道德价值观非关理性而感到不安。韦伯强调有领袖气质的领导人的作用，因为他在技术性评价和终极价值观之间划出了极为明确的界限。一项政策如何充分达到目的这类有关效率的问题是技术性的，最好由专家来回答；一旦有了答案，也最好由专家来执行合适的政策。涉及终极价值的问题，比如，生活中什么事情值得去做，德国在世界上应该占据什么地位，是否值得为国家而战，等等，是没有理性的答案的。这些是需要专断的问题，无论怎么争论，都不可能找到对它们的回答。对于专断决定论，任何认为政治需要集思广益、各抒己见的人都深恶痛绝；赫伯特·马尔库塞就指控说，韦伯为纳粹主义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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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536 另一类理论家是强调政治参与的民主派，他们觉得韦伯的理论过于悲观。很难确知韦伯认为政治参与本身是否有用。他的政治主张非常强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成立共和国时，他还被认为是可能的总统人选，但尽管那时他才60岁出头，健康状况却已经很差，无力担此重任。他对论述政治从来不热心，而是更为注意严格区分学者的忠诚与政治家的忠诚，坚持认为这两种忠诚应始终分开。21他这样做有许多原因。他支持现代民族国家，尽管并非全无条件，而这样的国家并不欢迎公民热心参与政治。它们要的是中央集权，效率对于它们的运作至关重要，它们的许多行为都是出于保护公民不受其他民族国家侵犯的需要。韦伯为国家下的定义是：国家是垄断了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利的实体。他若是看到20世纪晚期信奉参与性民主的人们那种善良的热情，一定会认为那些人心愿可嘉，脑子却比较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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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538 这并非意味着民主不可能实现，只是说在大型现代国家中，唯有一种特别类型的民主才切实可行，那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民主，即政党组织选民来支持致力于施行政党纲领的一群领导人。这种民主的重要特点是言论自由，不限制组党，有普遍投票权，选举的结果得到尊重；与它形成鲜明对比的不是有大量民众参与的制度，因为独裁政权可以轻而易举地动员民众上街，而是那种选举舞弊、公民受秘密警察的威胁、领导人对公民真正的愿望漠不关心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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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540 这一主题有许多变体，其中最有意思的一个是精英循环的思想，是19世纪晚期由维尔弗雷多·帕累托和加埃塔诺·莫斯卡这两位意大利思想家提出的。他们是“精英理论家”，两人都认为社会中理所当然地只有极少数人真正在行使权力。在他们看来，成为精英的一员并不需要具有在道德或其他方面的特殊美德；任何领域中的精英都不过是能把事情做得最好的人。这个思想的基础是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的分析。没有人说切萨雷·博尔吉亚是好人，但他在攫取权力、消灭敌人方面非常能干。马基雅维利对精英循环论的贡献是，他坚持说好的领导人必须兼具狮子和狐狸的素质。后人认为，像狐狸的精英定会失败，因为他们会被善于诉诸暴力的反精英打败；像狮子的精英也定会失败，因为他们会被聪明的反精英颠覆。可以把现代民主制视为不经叛乱或政变而实现精英循环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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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542 寡头政治铁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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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544 约瑟夫·熊彼特把韦伯的领袖民主论变成了迄今为止政治学家和其他评论家的正统观点。经熊彼特改造后的领袖民主论成了一种乐观主张的基础，这个主张认为，现代西方社会实行的民主形式高度成功，在西方民主制度下，精英（即职业政治家）从民众那里获得合法权力，负责做出重要的决定，监督由公务员组成的二级精英予以执行，并定期向选民述职，而选民也明智地允许精英在下一次选举之前继续履职。22等我们最后总结自由民主到底是否应该算是民主的时候，再来仔细研究这个版本的“民主制精英理论”。现在，先来看一看对大众社会政治的两种不太乐观的理论。第一个是罗伯特·米歇尔斯的理论。他是韦伯的弟子，著名政治社会学家，通常与帕累托和莫斯卡并列称为三大精英理论家。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他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社民党）党员，后来转而支持墨索里尼。他最出名的著作《政党》（Political Parties）为他所谓的“寡头政治铁律”所体现的组织理论做出了解释与辩护。23米歇尔斯的论点尽管简单，论据却翔实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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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546 米歇尔斯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德国社会民主党名义上是革命党，实际上却是改良党？他的回答曲折迂回，根本的意思是，社民党要想成为政党，必须是一个组织，而组织必然是寡头统治。这个思想并不新奇；列宁就力排众难，坚持要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接受这个观点。令人惊诧的是，列宁坚持通过寡头统治来保持党的革命热情，米歇尔斯却说寡头统治是造成革命热情消退的原因。但这个反差对米歇尔斯理论的实际损害比表面上看起来的要小。列宁和米歇尔斯都说，群众运动无组织的自发热情不能持久。无论要达到何种目标，都需要组织；而只有领导人才能把组织拢在一起。没有坚定的领导，组织的成员就群龙无首，各行其是，激进的成员尤其如此。米歇尔斯看到了列宁没能看到而列宁的继任者从经验中发现了的一点，那就是一旦建立了组织，对组织的维持和对官员特权的维护很容易取代党的正式目标，成为事实上的目标。除非采取措施防止这种情形发生，否则像苏联共产党这样的政党就会趋向保守；它尽可以宣称奉行某种意识形态，但机构僵化在所难免。斯大林等定期发动清洗，以重振苏共的革命激情，这在道德上也许是可憎的，但有一定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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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548 这一论点与大众社会理论的联系在于，它认为，一个组织需要的专门技能与知识只有精英才有，多数人并不具备，这是毋庸置疑的。多数人需要被领导，不可能创造出无须精英管理的组织形式；多数人有时也许会突然激情迸发，猛然投入政治，但只有精英才有能力担当连续不断的政治活动。批评米歇尔斯的人指出，寡头统治铁律并不坚硬如铁，而是柔软伸缩如橡胶；米歇尔斯很清楚，精英经常要对基层做出让步，以此来维持权力，聪明灵活的精英在紧张尚未形成之前就采取行动防患于未然。精英调整自己的观点与行动以避免与基层发生冲突，这正是“预期反应定律”（law of anticipated reactions）产生的结果。精英与大众到底谁控制谁不像米歇尔斯声称的那样清楚。人们经常忽视米歇尔斯对他自己提出的理论的反应。他宣布放弃依靠自由民主党或社会民主党来推动政治变化，转向了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他认为，有领袖气质的领导人与热情洋溢的基层直接互动可以避免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迟缓呆滞和保守主义。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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