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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非意味着民主不可能实现，只是说在大型现代国家中，唯有一种特别类型的民主才切实可行，那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民主，即政党组织选民来支持致力于施行政党纲领的一群领导人。这种民主的重要特点是言论自由，不限制组党，有普遍投票权，选举的结果得到尊重；与它形成鲜明对比的不是有大量民众参与的制度，因为独裁政权可以轻而易举地动员民众上街，而是那种选举舞弊、公民受秘密警察的威胁、领导人对公民真正的愿望漠不关心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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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主题有许多变体，其中最有意思的一个是精英循环的思想，是19世纪晚期由维尔弗雷多·帕累托和加埃塔诺·莫斯卡这两位意大利思想家提出的。他们是“精英理论家”，两人都认为社会中理所当然地只有极少数人真正在行使权力。在他们看来，成为精英的一员并不需要具有在道德或其他方面的特殊美德；任何领域中的精英都不过是能把事情做得最好的人。这个思想的基础是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的分析。没有人说切萨雷·博尔吉亚是好人，但他在攫取权力、消灭敌人方面非常能干。马基雅维利对精英循环论的贡献是，他坚持说好的领导人必须兼具狮子和狐狸的素质。后人认为，像狐狸的精英定会失败，因为他们会被善于诉诸暴力的反精英打败；像狮子的精英也定会失败，因为他们会被聪明的反精英颠覆。可以把现代民主制视为不经叛乱或政变而实现精英循环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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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头政治铁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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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熊彼特把韦伯的领袖民主论变成了迄今为止政治学家和其他评论家的正统观点。经熊彼特改造后的领袖民主论成了一种乐观主张的基础，这个主张认为，现代西方社会实行的民主形式高度成功，在西方民主制度下，精英（即职业政治家）从民众那里获得合法权力，负责做出重要的决定，监督由公务员组成的二级精英予以执行，并定期向选民述职，而选民也明智地允许精英在下一次选举之前继续履职。22等我们最后总结自由民主到底是否应该算是民主的时候，再来仔细研究这个版本的“民主制精英理论”。现在，先来看一看对大众社会政治的两种不太乐观的理论。第一个是罗伯特·米歇尔斯的理论。他是韦伯的弟子，著名政治社会学家，通常与帕累托和莫斯卡并列称为三大精英理论家。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他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社民党）党员，后来转而支持墨索里尼。他最出名的著作《政党》（Political Parties）为他所谓的“寡头政治铁律”所体现的组织理论做出了解释与辩护。23米歇尔斯的论点尽管简单，论据却翔实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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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歇尔斯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德国社会民主党名义上是革命党，实际上却是改良党？他的回答曲折迂回，根本的意思是，社民党要想成为政党，必须是一个组织，而组织必然是寡头统治。这个思想并不新奇；列宁就力排众难，坚持要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接受这个观点。令人惊诧的是，列宁坚持通过寡头统治来保持党的革命热情，米歇尔斯却说寡头统治是造成革命热情消退的原因。但这个反差对米歇尔斯理论的实际损害比表面上看起来的要小。列宁和米歇尔斯都说，群众运动无组织的自发热情不能持久。无论要达到何种目标，都需要组织；而只有领导人才能把组织拢在一起。没有坚定的领导，组织的成员就群龙无首，各行其是，激进的成员尤其如此。米歇尔斯看到了列宁没能看到而列宁的继任者从经验中发现了的一点，那就是一旦建立了组织，对组织的维持和对官员特权的维护很容易取代党的正式目标，成为事实上的目标。除非采取措施防止这种情形发生，否则像苏联共产党这样的政党就会趋向保守；它尽可以宣称奉行某种意识形态，但机构僵化在所难免。斯大林等定期发动清洗，以重振苏共的革命激情，这在道德上也许是可憎的，但有一定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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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论点与大众社会理论的联系在于，它认为，一个组织需要的专门技能与知识只有精英才有，多数人并不具备，这是毋庸置疑的。多数人需要被领导，不可能创造出无须精英管理的组织形式；多数人有时也许会突然激情迸发，猛然投入政治，但只有精英才有能力担当连续不断的政治活动。批评米歇尔斯的人指出，寡头统治铁律并不坚硬如铁，而是柔软伸缩如橡胶；米歇尔斯很清楚，精英经常要对基层做出让步，以此来维持权力，聪明灵活的精英在紧张尚未形成之前就采取行动防患于未然。精英调整自己的观点与行动以避免与基层发生冲突，这正是“预期反应定律”（law of anticipated reactions）产生的结果。精英与大众到底谁控制谁不像米歇尔斯声称的那样清楚。人们经常忽视米歇尔斯对他自己提出的理论的反应。他宣布放弃依靠自由民主党或社会民主党来推动政治变化，转向了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他认为，有领袖气质的领导人与热情洋溢的基层直接互动可以避免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迟缓呆滞和保守主义。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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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应该考虑一下20世纪50年代晚期C. 赖特·米尔斯的《权力精英》（Power Elite）提出的著名观点：精英统治在大众看不到的情况下进行，几乎完全不显示在政治中。既痛恨苏联共产主义也憎恶西方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相信大众社会的理论有理，因为他们觉得工人阶级没有成功地执行历史赋予他们的任务。《权力精英》的作者在书中却指出，是精英没有完成历史赋予的任务。米尔斯说，美国生活中的一切重要决定都是由居于政治和非政治组织最高层的一小撮相互联系的人做出的，这些人包括名人、公司首席执行官、将军等。但是，他真正感到不满的是，虽然只有这些人有权做出“历史性的决定”，但是他们则逃避这项责任。25美国既非独裁，也不受军人集团统治。老百姓不受暴政欺压，不受残酷剥削，不被送去劳改营，也不会在地窖里被杀害；但是，人民的需求没有得到照顾，社会的资源没有用来满足他们的需要。米尔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是著名的社会学家，也是20世纪早期美国众多的平民主义者之一，今天他这样的平民主义者已不太多见。他1916年生于得克萨斯州，1961年才45岁即英年早逝。他和许多同代人一样，极为担心独断专行的精英万一误判形势，引发美苏核大战，会使人类历史戛然而止。他去世几个月后发生的古巴导弹危机证明了他的担忧是多么正确。权力精英应该做出的最重要的历史决定，就是拯救人类不被人无意中制造出来的核怪兽所吞噬，他们却逃避了决策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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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精英》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但对它的批评也异常严厉。它的重要性不在于它说理扎实（一说米尔斯并未证明美国全体精英都参与了从老百姓手中夺取权力的密谋策划，这个批评是公平的），而在于它清晰有力地表达了大众社会依靠的是假象这一普遍感觉。精英貌似关心普通人民的福祉，其实不然。根据米尔斯的描述，美国老百姓身陷日常事务，处于精英的管理与指导之下，报纸、广播电台和电视台为了讨好广告商和政府，每天向老百姓灌输事先挑选过、旨在维护现状的新闻和信息。从政者、报业公司、工业大亨或大型组织的首脑最不想要的就是独立思考、头脑清醒的公众和选民。沃尔特·里普曼认为，公共舆论易变难测，见闻狭隘，不能指导公共政策。对于他这样的作家表示的这种焦虑，可以使用里普曼本人在思想激进的青年时代也许会做出的回答：大众被灌输的是图画，不是理论，是虚构，不是事实。他们怎么可能对精英问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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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精英》对大众社会及其政治的分析特别悲观，因为它提出，20世纪中期美国舒适繁荣的大众社会正在梦游着一步步走向灾难。权力精英掌握着谁都没有的资源，包括名声、多得没处用的钱、理事会中的席位、对支撑着美国经济的大企业的控制。精英中的少数几个人，包括总统和他的几名军事顾问，有能力把几乎整个人类化为灰烬。奇怪的是，权力精英并无多少采取重大行动的能力，尽管米尔斯始终没能把这个意思表达清楚。除精英以外，没有人能够影响人类的未来，但精英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之外也没有这个能力。约翰·韦恩[7]对越南战争的看法对战争的进行没有影响，正如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看电影的偏好对好莱坞制片人的决定没有影响一样。政治制度不仅没有把权力集中在精英手里，反而造成权力的彻底分散，结果是总统有能力使全人类灰飞烟灭，却无力建立全国医疗保险系统。大众没有权力，但大众失去的权力并未落到精英手里。20世纪60年代早期，政治学家开始认真研究“谁是负责人”这个问题。他们找到的答案是，负责的不是（并不存在的）心怀反意的大众，也不是（同样不存在的）操纵人民的精英，而是有时是一些人，有时是另一些人，经常根本没有人负责，在多得惊人的情况下，具体问题的决定是由政治制度指派的个人或群体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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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许能使人对富裕的自由民主国家中的日常民主政治稍感放心。但也只是稍感放心而已，因为米尔斯正确地指出，名人、富人、媒体老板、银行家、名记者、政治家和高级军官等“精英”成员同属一个团体；他们不会彼此鼓励去从根本上改造使他们如鱼得水的社会。亚里士多德所谓的“贫穷的多数”完全有理由认为自己生活在财阀统治之下，尽管他们的生活比起以前的贫穷的多数要好得多。现代自由民主国家的权力精英人数众多，但是，在军人独裁者、巨贪、官僚或什么都有唯独没有常识的激进分子真正掌权的国家中，精英人数众多并不能保证能够出现民主。它同样不能保证那类社会不会首先经历法国大革命式的暴力，或其他形式的民众叛乱，然后才能实现被富裕的西方世界视为天经地义的有序的精英循环。唯一的保证是没有像电影《绿野仙踪》里的巫师奥兹一样的人在幕后操纵。至于这一点能否使人心安，要视情况而定；知道没有人负责并不总是能令人放心，米尔斯谈及美国核武器的时候表达的正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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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纳粹党一年一度的集会。——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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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指刊载低级趣味的文字和耸人听闻的报道以吸引读者的报刊。——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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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Walter Lippmann，美国新闻评论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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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Hannah Arendt，美国政治理论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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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与它拼法接近的英文词somnia是含有睡眠意思的组合词的后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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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据说是苏格拉底说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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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John Wain，20世纪英国诗人、小说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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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从霍布斯至今（下卷） [:1703327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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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从霍布斯至今（下卷） 第二十三章 帝国与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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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与帝国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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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伟大帝国的兴衰是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期间最令人瞩目的政治现象之一，帝国的概念也因之改变。我们借以理解政治事件的概念经常由于那些事件而发生变化；法国大革命改变了关于革命的性质与结果的思想；过去一直被视为单纯的混乱或回归先验原则的保守运动现在成了某种全新的、无法预测的运动的开端，只有导致了社会与经济变革，才能算作“真正的”革命。在美国、英国和法国，妇女和没有财产的穷人逐渐被纳入政治代表制度，这赋予了民主概念新的意义。被亚里士多德定义为多数人任意统治的民主被重新界定为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对全社会负责的职业政治家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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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19世纪和20世纪期间建立帝国的事业使人们对帝国的性质产生了不同的想法。现代形式的帝国主义只是昙花一现。“争夺非洲”到了19世纪末才变得激烈起来；英国殖民帝国的版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达到巅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即缩小到几乎为零。20世纪帝国主义的前身要追溯到很久以前。16世纪到19世纪期间，近代帝国逐渐建立，回过头去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们与古代帝国的巨大差别。典型的情况是宗主国对遥远的海外领土实行军事和政治上的控制。建立帝国的动机不难想象。国家极力扩大领土的原因自古皆然，有时是为了经济与军事安全，有时是为了经济掠夺，有时则仅仅是为了扬威立名。近代帝国的突出特点是，它们是众多领土的组合，不像罗马帝国那样，形成一个单独的统一国家。这个区别的根本原因在于近代帝国都是海洋帝国，而古代的帝国中，只有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帝国”和称雄亚得里亚海及爱琴海的威尼斯帝国属于海洋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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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纷纷到地球的另一边去建立殖民地和贸易站，确定对那些土地的所有权。与此同时，关于发达国家有权统治不发达国家人民的新思想也随之出现。有些较强硬的思想变成了19世纪“科学”种族主义的理念，有些仅仅重复了2500年前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的论点，说不同的民族有的适合搞政治，有的则适合做奴隶。1有些从种族角度或以“教化的使命”为理由为帝国的辩护仍然保留了西班牙为解释它凭什么统治信仰泛神教的印第安人所提出的理论的宗教含义，而别的理论则完全从世俗角度出发。19世纪晚期，种族的理由更加突出；原来被视为向遥远的野蛮人传播基督教的努力现在被描述为“白种人的负担”。这个思想当时非常普遍。“白种人的负担”这个短语来自拉迪亚德·吉卜林的一首诗，那首诗写于1899年，是为庆祝美国夺取了西班牙帝国在加勒比海和太平洋的领土而作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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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历史时期的帝国有着显著的区别。罗马帝国在全盛时期是统一的国家，各行省处于国家的统一领导之下。近代帝国中，只有法国曾试图把海外领土纳入行政区。19世纪的俄国和美国遵循了古典模式，它们在陆上实行扩张，俄国向东，美国向西，并把新获得的领土以及当地居民纳入统一的国家，在美国的情况是联邦国家。美国和俄国都不认为自己是法国帝国、西班牙帝国和大英帝国意义上的帝国。美国“帝国”与俄国帝国截然不同，因为它是名副其实的“自由帝国”。《美国土地法令》（U. S. Land Ordinances）颁布于1787年，比美国宪法还早几个月；它规定，新领土必须是单独的州，享有与最初的十三州同等的权利与地位。东部各州的殖民者若向西移民，不会丧失任何权利。直到美西战争后，美国才获取了菲律宾、夏威夷和波多黎各等海外殖民地。这些殖民地后来的发展各不相同；菲律宾实现了独立，夏威夷成了美利坚合众国的一个州，波多黎各“联邦”则是奇怪的混合，一方面享受作为美国一州的许多权利，但严格按法律来说是美国的属地，在国会中没有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