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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619 管辖权与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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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621 自16世纪中期开始，管辖权和所有权这两个孪生问题让著书立说的人们伤透了脑筋。海洋帝国的崛起引起了关于国家与个人在公海上权利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又带出了外国和外国人在按照欧洲标准属于“无主”地或荒地上的权利问题。国家自古就在公海上享有一定的管辖权；古代的观点是，任何国家都理所当然地有保护本国船只、打击海盗的合法权利。人类公敌非海盗莫属，在任何地方遇到海盗都可格杀勿论。但是，对海盗有刑事管辖权并不意味着一个国家可以声称对公海有所有权。公海无法设限，无法把擅入者驱逐出去。公海在根本上不同于河流与湖泊；关于内陆水域，普遍接受的规则是，沿岸国也拥有河流或湖泊，界线根据与隔水相望的另一国之间的中点划定。另一条得到普遍接受的原则是，合法的规定要受实际情况的限制。罗马人可以宣称拥有沿岸水域，也拥有直布罗陀海峡，因为海峡两边的土地都在他们的完全控制之下。公海辽阔无垠；对渔民可以用猎人来作比方，猎人追捕猎物时经过的土地是无主的，或者说在否定意义上属于社区，意思是，它由在土地上狩猎的人们集体所有，但它的任何一部分并不属于任何个人。既然只能在公海上航行，不可能占据公海，所以没有人对公海有所有权，尽管大家都可以在上面航行、捕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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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623 无论提出何种辩解，北美和南美大陆的殖民化反正都会发生。尽管如此，定居者建立殖民地还是引起了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那就是，土著也许没有开垦自己居住的土地，但他们祖祖辈辈都在那片土地上狩猎，夺走他们的土地是合法的吗？一种观点认为，土著居民是土地的拥有者，外来定居者在道义上有义务向他们购买土地；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土著居民对他们居住的土地没有所有权，无须他们准许就可以合法地拿走，只要留给他们够用的土地即可。但在此之前还有一个问题：当地人民为什么要和欧洲殖民者做交易？对此没有令人信服的答案。一条古老的斯多葛派理念说，自然法规定，只要自身生存不受威胁，就应该让陌生人使用自己用不着的资源。然而，这个理念并不适用，因为这个斯多葛派理念中的“陌生人”是需要帮助的人，与资源拥有者相比处于劣势，而殖民者无论在意图上还是在事实上，都既不是沉船的水手，也不是困羁的旅客。这条原则被故意扭曲来生搬硬套到殖民地的头上，说定居者有自然的权利，可以占据土著居民用不了的土地，如果野蛮人企图赶走定居者，用战争手段来降服他们乃理所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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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625 胡戈·格劳秀斯比比托里亚几乎正好小100岁；国际法的历史总是将他们二人相提并论。格劳秀斯重申了比托里亚依据的斯多葛派理论；他也支持教皇英诺森三世在13世纪中期颁布的原则，即文明人对野蛮人有自然的管辖权，比托里亚则不肯接受这条原则。然而，格劳秀斯最注重的是要否定各国有权对海上统治权提出主张。他于1609年发表的《海洋自由论》（Mare liberum）陈述了一个普遍的观点，即公海是所有人的通行地，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宣布对公海有统治权。这个观点具有相当的说服力，不过格劳秀斯的动机是要否定葡萄牙对东印度群岛的领土要求。当时，英国人不接受海上自由的原则，他们认为，英伦三岛周围的海域属于英国；几乎整个17世纪期间，英国人一直和荷兰人在北海打来打去。18世纪初，双方同意以火炮的射程为限来界定领海管辖权，这实现了实际情况和法律的完美契合，也为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得到普遍接受的“三海里领海界限”提供了基础。国家间因企图改变这一规定发生过冲突，包括英国与冰岛之间有些滑稽的三次“鳕鱼战争”，因为冰岛扩大了它的领海范围，英国却拒绝承认。1958年成立的联合国海洋法大会多年来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公约，承认了各国在离岸200海里内的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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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627 格劳秀斯在他1625年发表的巨著《战争与和平法》（De jure belli ac pacis）中，提出了关于人对无主的或无法拥有的东西所享有的权利的完整理念。5关于新来的定居者获取财产权的问题，格劳秀斯为霍布斯和洛克的回答提供了基础。他提出，通过耕垦来使用土地确定了自然的所有权，法律应当予以承认。霍布斯和洛克关于公民社会中权利的意见截然不同，但他们都不赞成土著的权利，都支持殖民者的权利。很难说他们是否预见到了后来的事，但许多评论家都认为他们完全明白自己所持立场的含意。霍布斯认为美洲印第安人生活在自然状态中，把他们的生活状况描绘得凄惨不堪。可以争论说，如果以尽可能温和的手段征服他们，给他们建立稳定的政府，那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改善；对征服进行抵抗乃不智之举，是误把危险的无政府状态当作“自由”。霍布斯和洛克一样坚定地认为，受正直高效的政府保护的稳定的财产权是文明生活必不可少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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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629 洛克认为，最初全世界都和美洲一样。如他在《政府论·下篇》第五章中所说，财产权自简单的消费品开始，继而发展到土地，最后包括了相当于货币的东西，这个过程对社会进步至关重要。如果劳动是获得所有权的最初条件，那么在荒原上四处游荡、靠狩猎和采集勉强为生的美洲印第安人就没有对土地的所有权，尽管他们对他们杀死的鹿和捡拾的橡子有所有权。想想连打零工的英国人吃的、住的、穿的都比美洲内陆“人口众多的大国国王”要好，可见土地被定居的农夫占领不是坏事。6洛克这个论点一箭双雕。关于当地的印第安人，它的含意是，他们并不真正拥有被夺走的土地；关于英国政府，它暗示说，殖民者的财产权比英国贵族的财产权更扎实，因为贵族只在自己的土地上打猎，根本不能说他们在土地上劳动过。一些比较同情印第安人的美洲殖民者利用洛克的这个论点提出，如果英国贵族的财产权能得到法律承认，那么印第安人的财产权也应该得到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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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631 巴利阿多里德辩论的关键是：加勒比印第安人是否有自治能力？抑或他们是天生的奴隶？塞普尔韦达说他们是天生的奴隶，与西班牙人相比正如女人对男人、婴儿对成人、凶暴的人对温和的人。7古典传统把世界分为希腊人和野蛮人，或罗马人和野蛮人。在近代国际法中，这个观念逐渐演变为文明人彼此之间的义务与文明人对未开化的人的义务的区别。这个区别最初用来对是否应该对异教徒守信这个老问题提出新解。中世纪思想家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不一；有些人采用了西塞罗在《论责任》中提出的不必对海盗守信的论点，说同样不需要对异教徒守信。海盗的行为超出了自然法的规定；没有道德原则、缺乏基督徒言出必践的精神的异教徒也是一样。对未开化的人，文明人除了遵守最起码的人道主义守则之外，不必给他们任何权利。然而，1758年发表了影响巨大的《万民法》（Droit des nations）的瑞士理论家埃默里克·瓦泰尔谈到文明人和未开化的人之间对比的时候，没有捍卫，而是谴责了西班牙对中美洲的征服。8瓦泰尔认为，尽管中美洲的人信奉多神教，但他们有着真正的文明，因此，对他们的征服根本就是非法的。格劳秀斯把征服说成是因美洲印第安人违背了自然法而对他们进行的惩罚，以此来为征服辩护；瓦泰尔对这个观点进行了驳斥，提出的理由简单有力，他说，可以使用这个借口的人太多了，比如，先知穆罕默德就征服了亚洲的大片地方来强制推行他心目中的正确宗教。在各国就自然法的详细内容没有达成共识的情况下，格劳秀斯的观点无异于准许强者打着崇高原则的旗号去征服弱者。当然，比托里亚和塞普尔韦达一定会说这样的共识确实存在，至少存在于开明的人士当中，而这又引起了另一个问题：关于谁是开明人士是否有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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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633 瓦泰尔赞成英国人去北美殖民，因为当时北美没有文明。简而言之，北美的野蛮人没有履行自然法规定的义务，没有耕种土地使其有所产出。根据自然法，他们拥有他们的土地，却没有所有权，也无权阻止殖民者定居，只要殖民者的行为“在公正的界限内”。尽管如此，他仍然赞许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和宾夕法尼亚的贵格派教徒的做法，他们不是从土著居民那里干脆把土地抢过来，而是想尽各种办法向他们购买土地。“公正的界限”的定义可以定得对土著居民十分不利。美国法学理论家经常借鉴瓦泰尔的观点，但杰斐逊始终坚持说，印第安人必须选择要么变为自耕农，要么被赶到荒野中忍饥挨饿。事实上，他有时甚至设想把印第安人赶到加拿大，再夺取加拿大，以确保把他们饿死。杰斐逊之所以产生这些恶狠狠的念头，不是出于单纯的种族仇恨，而是因为在美国革命和1812年的战争中，印第安人作为英军的附属部队多次打败过美军。9不过，瓦泰尔论述的一个优点却削弱了他有利于土著的论点；他一丝不苟地把自然法与万民法区分开来，又进一步区分出国际习惯法中的不同要素。这样，复杂的发达国家彼此间的来往和它们与尚未出现政治活动的简单社会中人民的来往之间的对比就更加鲜明。后者不是“文明”社会，无法遵守条约，和它们接触的发达社会可以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与其打交道；文明人有道德上的义务不采取过分的行动，仅此而已。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对比文明人有权得到的自由和适合于“野蛮人”的良性暴君制时，一个主要依据就是这个主张。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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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635 “教化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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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637 在为殖民化提供合法性方面，文明人与未开化的人之间的区别起着特殊的作用。这个思想最初来自亚里士多德，它最古老的版本非常简单：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在理性自治能力方面存在着差别，而且差别大到足以使统治者大权独揽。亚里士多德以此为基础，列出了由绝对君主（panbasileus）统治城邦的条件。它的近代版本是：帝国有权利，可能也有义务，把文明之福带给未开化的人。文明之福有不同的程度。最起码，基督教国家应传播宣扬基督教信仰；更高一层，它们应根据人类文明的标准依法治理受它们统治的土著；最高的境界是，它们应把治下的土著变成深色皮肤的欧洲人，使他们理解并接受欧洲的文化和政治理想。建立帝国是为了教化土著，这个思想是何时出现的并不清楚，但到了19世纪末，它已经成为帝国主义思想中的常见内容。这个思想大行其道的原因似乎是当时列强对非洲的争夺，因为这个思想的中心是种族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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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639 然而，在18世纪，它更经常是遭批评者攻击的目标，而不是受严肃的思想家捍卫的主张。但是，在为东印度公司这样的大型公司和普通殖民者做出的辩护中，这个思想经常得到援引，因此引起了反响。孟德斯鸠之后，人们常说，文明发展的步伐非常缓慢，把一个社会的制度移植到另一个社会难于上青天，指望一个社会推行外来的制度如同推行土生土长的制度一样顺利是异想天开。伯克的《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被认为是暗中反对帝国主义的论文，伯克多年来也一直抨击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建立了帝国。伯克的基本思想简单明了：人无法根据简单的理性计划改造自己的社会，更不能干涉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的运作，因为那会给那个社会带来不可预见也不可控制的后果。这样的后果经常是恶性的，而非良性的。无论如何，殖民者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野蛮残忍和贪得无厌，而不是对土著福利的真正关心和无私奉献。康德在《永久和平论》（Perpetual Peace）中指出了口头关心和实际虐待之间的巨大差距。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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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641 这些务实的反对意见并不否认文明程度不同的人民之间的鲜明对比，虽然伯克对东印度公司所作所为的描述明显地表示，比起从事贸易，它更热衷于大规模地抢劫和掠夺。法国百科全书派思想家德尼·狄德罗则对这种对比冷嘲热讽，直接给教化的使命这一论点拆台。他断然否认，文明的欧洲和欧洲以外的不文明地区之间的对比说明欧洲更加优越。他在18世纪70年代就写出了《布干维尔游记补遗》（Supplément au voyage de Bougainville），但到了1796年才出版，读过这本书的人听到“教化的使命”一语都必定会忍俊不禁；书中对一位性情压抑的耶稣会修士遇到塔希提岛上性开放的善良岛民的情形做了滑稽的描写，它尖锐地提醒读者，对于不同社会谁比谁更文明这个问题，没有合理的答案。12《布干维尔游记补遗》的大部分内容远非诙谐戏谑，而是对欧洲人行径的愤怒声讨；遥远地方的无辜人民本来过着安宁快乐的生活，欧洲人的大多数恶德他们都没有，但欧洲人残杀他们，腐蚀他们的心灵，还给他们带去了致命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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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643 因此，帝国主义在促成进步方面起了什么作用，促成的是什么样的进步，这些是极具争议的问题。批评帝国主义不一定是反对进步；狄德罗对帝国主义持怀疑态度，是因为他出于人道的理由憎恶法国社会的愚蠢与残酷，但其他人注意的焦点是，一个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家是否有权把进步强加给别的人民。伊曼努尔·康德是坚定的反帝国主义者，但他接受人类进步的事实，对进步的性质持有强烈的意见，并就国家在推动进步中的作用发展出了一套连贯的理论。他在《关于一种世界公民观点的普遍历史的理念》（Idea for a Universal History with a Cosmopolitan Purpose）中指出，历史的作用是完善人类的品质；这不能在任何个人身上而是只能在全人类身上实现。每个人都应尽量发挥自己的能力，如果一个人试图强迫另一个人，或一个民族试图强迫另一个民族，使之达到自己观念中的幸福，这在道德上是可憎的。一个民族要进步，必须组成政治社会，但这只能由他们自己来做。康德痛斥从伯里克利到马基雅维利，再到阿尔杰农·西德尼一脉相承的传统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健康的共和国要不失时机地尽量扩张。康德在1795年写成的《永久和平论》中号召建立一个国际和平体系，由国家组成的联盟予以促进。13文明教化是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不能由较发达的社会强加给欠发达的社会。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意见如同他对许多其他问题的观点一样，显示了他信奉功利主义价值观，但同时又支持自由主义的自相矛盾。毕竟，功利主义者应该同意，假设帝国主义不像边沁所说的，从来都是赔钱的买卖，那么如果帝国主义强国能够使未开化或文明程度不高的人变得文明起来，就该当仁不让。这是输出民主这一20世纪美国外交政策的突出特点在19世纪的先兆。另一方面，自由主义者则通常站在康德一边，认为外人无权把自己的文明概念强加给没有请求他们帮助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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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645 1853年，穆勒到上议院的一个委员会作证，为东印度公司在印度设立的政府辩护。他说，它是致力于“改进”的政府；许多改进是预料之中的，如提高识字率，修建公路，引进铁路，改造港口，等等。然而，在穆勒心目中，首要的改进是东印度公司开启了一个长期的过程，旨在教育印度人民学会理性廉明的自治。穆勒没有说这需要在多大程度上改造印度的文化，但既然他接受他父亲关于印度社会充斥着迷信、奴性和腐败的观点，所以他肯定认为这个过程将颇费时日。根据穆勒在《代议制政府》中对自治的描述，印度的政治文化必须变得更接近雅典政治，更有活力，更能自我改善，然后才能实现自治。使委员会的贵族成员吃惊的是，他坚持说，一旦任务完成，英国人就应该离开；如果印度做到了自治，英国人就不应再待下去。如果英国人的作用是提供政治教育，那么，一旦学生做好了自治的准备，英国人的使命就完成了。他向上议院的委员会陈述这一自我终结的帝国使命时，委员们的反应是茫然不解。这说明，英国政治家更习惯于传统的看法，将帝国视为宗主国获取商业与军事利益的手段，而不是帮助当地人民成为理性自治的自由民主人士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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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647 穆勒从未说过，英国自己或与几个其他欧洲国家一起负有教化的使命，因此有权获得并统治帝国。他反对一个民族违背另一个民族的意愿强行使之实现文明，对征服领土也不热心。他重视帝国的理由是，如果一个更先进的政治与经济制度管理着一个不发达的社会，这个制度就有义务改进不发达的社会，而不是像古代的希腊人或罗马人那样对它进行剥削掠夺。穆勒把改进与获得实现自治所需的技能与爱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是他与众不同的地方。他以为实际生活中的政府能够达到他为殖民地当局设立的道德高标准，未免过于乐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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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649 穆勒的立场具有极强的道德主义色彩；与之截然相反的是马克思有意的冷酷观点。马克思比穆勒更加坚信帝国主义是进步的力量，但他鄙视道德上的夸夸其谈。他认为，帝国主义者唯利是图。东印度公司的真相不是穆勒作证时为它提出的辩护之词，而是它发动了鸦片战争，通过迫使中国人吸毒来从中牟利。本来是靠武力解决的问题，却偏要扯上毫不相干的道德论述，无论是措辞婉转，还是直言不讳；马克思对这样的做法嗤之以鼻。在这个态度的基础上，他提出，从整个人类的角度来看，英国成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是好事。英国在历史发展的道路上走在了前面，如果它能把落后国家拉入发达世界，就可加快在全世界实现社会主义的步伐；只是在这个非常牵强的意义上，英国“更高的文明”才使它有权在印度和中国强迫实行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改变。这远非对帝国的捍卫，更非对欧洲高等文明的赞美。资本主义不是文明的经济制度，只有能推动历史进步的帝国才能得到有限的接受。像俄国那样的帝国反而削弱了德国爆发革命的可能性；它拖了全欧洲进步的后腿，应当立即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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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651 在主要的政治理论家中，托克维尔在他有关阿尔及利亚的著述中阐述了教化的使命这一典型的法国理想。14托克维尔认为，英国人自称没有帝国野心是虚伪的惺惺作态；英国人为了给大英帝国寻找合法性，说他们是“一不留神”成为帝国的，这个神话被事实击得粉碎。英国的利益无论在何处受到影响，英国人都会出手干预，赶走以前的殖民者，包括北美和印度的法国人，而且他们只顾保证英国的利益，完全无视当地居民的利益。法国要成为一流强国，就必须认真对待与英国的竞争，在阿尔及利亚和近东以及世界其他地方努力扩大势力范围。托克维尔为法国人虐待当地人民的暴行饰词辩护，这给这位《论美国的民主》的作者和他在书中对美洲印第安人命运的感人描绘染上了一层令人不安的色彩。然而，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相比，托克维尔对于社会与政治变化的代价有着强烈的意识。穆勒觉得，印度人民在东印度公司统治下毫发无损；托克维尔却清楚地指出，被殖民的人民遭受了巨大的损害。历史进步并非没有代价，法国不可能在不造成痛苦的情况下征服阿尔及利亚。征服阿尔及利亚之所以有理，不仅是因为法国争取“光荣”的合法愿望，而且是因为法国负有在全世界传播法国文明的使命。这就是真正的“教化的使命”的理念。40年后，茹费里提出了同样的思想；直到20世纪50年代的非殖民化运动之前，它一直是维系着法国殖民主义的理念，可能至今仍是法国与它在非洲的前殖民地的关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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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653 “教化的使命”有很多问题。首先是它将“普遍的文明”与“不同的文明”混为一谈。铁路或港口设施这些穆勒所谓的“改进”并不专属于法国、美国、德国或英国，它们是经济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但喜欢拉辛或歌德的作品，而不是弥尔顿或亨利·詹姆斯的作品是完全另一回事，它们代表的是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的文化。今天，我们把“现代化”与“文明”区分了开来，但绝不能因此而自满，因为论述现代化的许多著述仍然把经济与技术进步这种狭义上的现代化与树立欧洲式自由民主价值观意义上的现代化混为一谈。显然，不必实现自由民主也可以达到技术上的高度发达，高级文化本身与自由民主没有关系，但这两者的混淆是政治分析家常犯的错误。另一个大问题是，教化的使命的想法几乎是自相矛盾的。如果我们负有教化的使命，那么我们对其行使使命的人民就应该能够很快地实现文明；但对可以迅速实现文明的人民进行殖民统治是说不通的，因为他们照理说应该认识到文明的裨益，会自愿实现文明。反之，如果认为需要教化的人民比起文明的西方来太过落后，无法组织自己的社会与政治事务，由于民族、文化或种族的罪孽而被上天注定陷入落后和无政府状态之中，那么强迫他们实现文明就毫无意义，那无异逼着4岁的孩子学习高等微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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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655 种族主义：古典观念与“科学”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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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657 “科学种族主义”是19世纪帝国主义的产物，也是按“教化的使命”这个思路思考问题的必然结论。原则上，种族理论和关于“教化的使命”的理论应该属于不同的论述领域，实情却并非如此。严肃的种族理论必须解释为什么劣等种族在文明民族的等级制中永远处于低层，或为什么等级制中根本没有劣等种族的位置。也许可以把亚里士多德视为科学种族主义之父，但他不像近、现代的种族主义者那样，在与气候环境无关的遗传的低能和由不利的环境造成的低能之间做出区分。对这两类低能种族都可以放开手剥削，但对前一类无法强迫实行教化。亚里士多德说，只有希腊人适合过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生活，但他没有说可以强迫斯基泰人或波斯人皈依希腊文明。同样，阿尔杰农·西德尼也提到“卑下软弱的亚洲人和非洲人，他们不在乎自己的自由，或无法自我治理，被亚里士多德和其他智者称为天生的奴隶，几乎与畜生无异。”15此论似乎并不涉及“科学种族主义”意义上的种族，也没有提到卑下软弱的亚洲人和非洲人最终是否有可能变得“和我们一样”。教化的使命的前提是，种族的低劣和种族等级制是暂时的，不是永恒的；否则，教化的努力就注定会失败。也许这种努力无论如何都会失败。一些著名的非洲诗人和思想家对法国文化的了解比多数法国白人都更深刻、更全面，等于是黑皮肤的法国人；他们自己的心情相当复杂，拿不准是该站在黑人种族的一边拒斥法国文化，还是该只谴责暴力传播文化过程中的残酷与不公，但把所传播的文化的精华视为人类的文化，不是法国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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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659 科学种族主义的起源不明，但不经意间对其他种族和民族的侮辱有史以来一直存在。近代色彩鲜明的种族主义至少在18世纪就已出现，当时，伟大的自然学家林奈开始把生物分类，不仅是非人类的生物，而且也包括人类种族。19世纪，拉马克和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为各种形式的种族主义注入了新的活力，越来越多地被用来解释人类历史的发展，几乎成了形而上学。一个怪现象是，欧洲白人应该管理非白种人与非欧洲人的事务，并对他们的土地殖民，这个信念是以种族主义为基础的，但是，19世纪科学种族主义思想之父的意见正好相反。他是戈比诺伯爵，是法国贵族，曾任外交官，派驻过伊朗和其他地方，一度曾任托克维尔的秘书。他写过中、短篇小说，1855年出版了后来造成骇人影响的《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Essai sur l’inégalité des races humaines）。戈比诺是严格意义上的反闪米特者，对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一概都不喜欢。他对民主和大众政治的兴起深恶痛绝；他若知道有人认为可以通过帝国主义扩张来取悦大众，一定会愤怒不已。尽管如此，理查德·瓦格纳和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还是对他这本书推崇不已，张伯伦在宣扬后来被希特勒和纳粹党采用的雅利安人优越论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16戈比诺并不想建立新的种族秩序；他是相信清静无为的寂静主义者，对世事悲观，是坚定的反动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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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661 戈比诺的思想完全囿于种族类别的框架。他不喜欢帝国，因为帝国必然导致不同种族间的通婚，从而造成高等种族的退化。他为何对此感到如此忧心并不清楚；他认为，近代法国人与他们血统纯正的祖先法兰克人相比差了很多，但他没有提出理由说明法国人的素质将会变得更差。他和多数种族主义理论家一样，对造成种族退化的原因没有一个固定的说法。有时，他似乎认为雅利安人即使混入了异族血统，也仍然比所有其他种族更加优越；有时他又说，血统的纯粹最为重要，只要是混血，就比不上血统纯正的人。谁若有怀古的好奇心，可以对他的观点详加分析，但他的情况提醒我们，不能以为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都表现为帝国主义必胜的信念，都一定会被用来推动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种族主义也会导致孤立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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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663 列宁与马克思主义的帝国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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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665 在讨论意识形态上对帝国的摒弃和民族主义反殖民斗争的成功之前，应该回顾一下20世纪的一场大辩论。马克思论述了近代帝国主义为何产生，它为何是晚期资本主义的特点，以及它为何无论多么可憎，都是终将彻底推翻资本主义的国际革命中至关重要的一步等问题；辩论就是在这一论述的捍卫者与批评者之间进行的。从某个角度来看，它是以极度嘲讽的口气对教化的使命的叙述。马克思把英国人建立的亚洲帝国预期取得的进步与一意倒退的俄国帝国相对比，恰好与进步的和反动的民族主义之间的对比相呼应。他最广为人知的观点是：工人阶级无祖国。资本逐利，没有国界，所以无产阶级也不可能有自己的国家。因为无产阶级的成员没有财产，所以无产阶级真真切切地在任何国家都没有攸关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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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667 1914年，这个观点给欧洲和美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带来了灾难；它们原来以为一个国家的工人不会打另一个国家的工人，但世界大战爆发后，这个预期被打得粉碎。大部分社会主义者在世界大战中都站在自己国家一边。民族主义每次与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遭遇，都轻易地稳占上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一些形式的民族主义也曾表示过有条件的首肯；渴望确立民族地位的人民和促进劳动人民长期利益的民族政府是进步的，阻挡这种努力的企图是反动的。1848年德国革命的自由民族主义者是站在进步一边的，抵抗与德国合并的丹麦人和霍斯坦人是反动的。进步的民族主义者挫败了沙俄在全欧洲维持独裁统治的企图，反动的民族主义者则助长地方主义，阻碍经济改革。20世纪期间，支持非殖民化运动的最强大的力量是民族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所以，如果能够合理区分民族主义的进步与反动的形式，只鼓励进步的形式，意义将非同小可。然而，做到这一点殊非易事，马克思主义者坚持促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本上把一切形式的民族主义都斥为对社会主义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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