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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家对社会主义理想消亡的第二个原因谈得不多。桑巴特正确地解释了20世纪早期的美国为何没有出现社会主义的原因，但他关于美国终将建立社会主义的观点是错误的。社会主义的目标大多能够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实现，不仅是因为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提供的高度繁荣与安全为19世纪的人所始料不及，就连1950年之前也很少有人认为能够做到，而且还因为出现了过去想象不到的新形式的职业自由。20世纪晚期的工业社会与其19世纪的前身大不相同。它“靠空气驱动”。查理·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Modern Times）讽刺的生产线一去而不复返；好的主意比组织更重要，新公司可以在短短几个月内组成、解散、重组，最后消失；当然，它们最终创造了比主意更实在的东西。许多卡车和汽车在流水线上组装下线，大量“低附加值的重体力劳动”外包到了第三世界，在远离东西两岸评论家的美国内地，工人依然做着单调繁重的工作——这样，傅立叶对几乎与玩耍无异的“令人愉快的劳动”的渴望在第一世界资本主义制度下得到了实现。最有能力利用这种机会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而在过去，他们这样的年轻人正是反社会的激进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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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把不直接生产有用物品的劳动称为“非生产性劳动”，这种劳动一直在经济中发挥着突出的作用，如今比直接的生产性劳动更加重要。马克思无法想象，资本家和为虎作伥的政客会认为，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应该减少工人的繁重劳动。这种繁重劳动正是马克思注意的焦点。《资本论》最感人的部分描述了从血汗工厂的车衣女工到上班时间长得危险的铁路信号员，各行各业的工人累得精疲力竭的可怕情景。那些工作若不是过于繁重，若能让工人对工作方法与工作时间的安排有一定的自主权，本来并不令人厌恶；而马克思假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两个条件都无法达到。单调繁重的劳动今天仍然存在，但已不再普遍，白领工人的工作比起以前也不再那么令人生厌。电话服务中心的工作比较枯燥，但办公室的很多工作本身就很有趣，还为人提供了社交的机会；另一方面，驾驶长途卡车使不太喜欢社交的人摆脱了与人打交道的负担，这个工作自有其乐趣，个人自主权大于许多名声更好听的职业。简而言之，说“令人愉快的劳动”这个目标是乌托邦式的胡思乱想是不对的，但认为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同样不对。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提高、工会促使资方对工人更加人道、不同社会和同一社会不同成员的不同偏好，这些因素起的作用比资本所有制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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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本章的讨论时，需要提醒一点。人是历史动物，驱使人行动的力量有对未来的憧憬，也有对往昔的回忆。本章大胆地宣称，必须放弃那些憧憬中的一个，这必然会招致反驳，就像世界上大片地方即将开始政治的去世俗化时，一些评论家论述世俗化的不可避免，因而招致反驳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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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但丁的《神曲·地狱篇》中，但丁描写的地狱之门上写着：“入此门者，当放弃一切希望。”——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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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941—1953年任通用汽车公司总裁，1953—1957年任美国国防部长。——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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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指制度。——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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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从霍布斯至今（下卷） [:1703327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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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从霍布斯至今（下卷） 第二十五章 法西斯主义与独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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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与非理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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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先回顾在第二十三章提及的关于大众非理性主义的一些焦虑，并用它们来解释20世纪中期为何出现了扭曲了欧洲政治的独裁政权，然后把注意力转向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和意大利的表现。为确保对一些有意思的思想家的介绍准确、全面，需要严格区分对非理性主义政治的支持和对非理性信仰在政治生活中地位的分析。纳粹主义的邪恶与非理性自不待言，但我尽量对乔治·索列尔的聪智做出充分的描述；可以说，无论对左翼还是右翼的非理性主义来说，索列尔都是铺路人。本章结尾处将最后一次重提软性暴君制，讨论对出了纳粹主义的虎口又入阿尔杜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那种严密的社会控制的狼窝的担忧。许多批评家认为，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不如《美丽新世界》对未来预测得准确。1事实上，赫胥黎自己也因现实如此迅速地模仿了他的小说而惊诧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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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主义”在此永远要当作加了引号的词来理解，它代表“一整套政治现象，包括独裁、针对政治异见者和其他敌人的系统暴力、以国家恐怖作为日常治理工具、把除执政党创建或管理的机构以外的所有机构全部摧毁或使其政治化、一步步模糊公共与私人领域的界限，等等；这一切都是为了确保政治精英完全控制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引号还标志着两方面的怀疑：一是对于极权主义是20世纪苏联和纳粹政权的共同特点这一观点的怀疑，二是对于在其他情况下滥用这个名词的做法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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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理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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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治理论已死，一个原因是理性的政治家在席卷全球的反理性浪潮面前束手无策。探求人该如何治理自己没有意义，没有人会对此感兴趣。大众永远更喜欢煽动者的蛊惑。20世纪是领袖崇拜、政党崇拜、恐怖执政和集中营的世纪，是使用现代技术达到包括征服和大规模谋杀在内的原始野蛮的目的的世纪。在这些力量面前讨论政治道德如同在潮汐面前讨论气象学伦理一样毫无用处。矛盾的是，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德国的纳粹主义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这三个范例虽然是作为大众非理性的表现来研究的，但其中的两个对知识分子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就连纳粹主义也有思想家为之辩护，包括做辩护士的时间比较短暂的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和时间长得多的法学理论家卡尔·施密特。纳粹主义的大部分内容是非理论性、反知识的，但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吸收了一些对大众社会的性质、资本主义经济的脆弱性、民主的失败以及现代化造成的失落的重要分析。由于“法西斯”已经成了贬义词，不再是分析用语，法西斯运动依靠的政治社会学和政治心理学的影响力也因而遭到了埋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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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一说政治理论已死，但20世纪又被称为意识形态的世纪，这里的“意识形态”指的是旨在催促受众去行动而不是启发他们去思考的思想。这样的意识形态与所谓的大众非理性之间的联系显而易见。沃尔特·里普曼坚持说，公共舆论靠的是图景，不是智力，激励行动的思想体系重在描绘生动的图景。2行动可以是为了捍卫现状，可以是为了回归传说中的过去，也可以是为了追求乌托邦式的未来。意识形态可以具有宗教色彩，也可以基本上立足于世俗，可以鼓吹千禧年主义，也可以不信千年王国；但必须以行动为导向。极权主义政权的兴衰以及知识分子在创造那些政权赖以维持的意识形态中的作用，这些构成了关于意识形态性质的争论的大背景。似乎知识分子不仅和所有人一样，常常不经思考就轻信一些无稽之谈，而且还特别愿意创造新的无稽之谈。许多社会学家喜欢这样来解释极权主义：它是非理性思潮席卷政治生活的表现，历史上每当发生社会巨变，就会出现这种现象；目前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快速混乱的工业化进程、第一次世界大战令人刻骨铭心的恐怖、战后国界的重新划分和新国家的成立，这一切都使大众茫然无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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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到1945年统治德国的纳粹政权最恶名昭著的行为是对600万犹太人进行大规模屠杀，企图把犹太人从地球上抹去。可以认为，反犹主义或种族主义是法西斯极权主义的基本特点。法西斯主义的特点是把世界分为非友即敌两部分，但各国种族主义的深度和恶劣的程度不同，目标也各异；墨索里尼的政权是野蛮的独裁政权，但在1938年与纳粹德国结盟之前，并不反犹。在1943年9月意大利与同盟国达成停战协议，德国军队占领了意大利之前，意大利的犹太人并未遭到大屠杀。尽管如此，对任何以极端民族主义为基础、以力战国内外强敌的信念为助力的意识形态来说，种族主义都必然是它的一部分。然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最经常提及的敌人却不是不同的种族，而是“国际布尔什维克主义”。这说明了欧洲和美国的保守派为何喜欢意大利、德国、西班牙和其他法西斯的原因。纳粹党指称，布尔什维克主义是犹太人的阴谋；种族主义就这样和反共联系在了一起。极端纳粹分子将布尔什维克主义视为犹太人针对雅利安种族的一项阴谋的社会主义版本；它的资本主义版本则是银行业和国际金融业的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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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主义中大众非理性主义的作用殊难确定。马克思主义从来不反知识，从来不要求追随者用自己的鲜血去思考。任何人，只要思考过马克思倡导的是何种唯物主义，或者“苏联是国家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畸形的工人国家”这个困扰着托洛茨基的追随者的问题，都会得出结论说，马克思主义高度重视知识，马克思主义者高估了思想在社会与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过于关注思想的正确性。第一代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如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尤里·马尔托夫和列宁本人，都是真正的饱学之士，思维缜密，具有很高的理论水平；苏联直到1991年解体之前，都自称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管理国家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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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斯大林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对比十分鲜明。法西斯主义是公开的极权，要求公民完全忠于国家，坚决反对把私人忠诚与公共忠诚分开的自由主义思想。在佛朗哥的西班牙，公共建筑墙上镌刻着“一切为了祖国”（Todos por la patria）的口号；墨索里尼声称，他通过追随他的法西斯分子完全控制着意大利社会。法西斯主义在实践中混乱无序，腐败不堪，但它想完全掌控局势的心愿是不可否认的。表面上看，马克思的追随者对法西斯主义的各个方面都持坚决反对的态度。马克思主义是普适性的理念，不是种族主义的思想。它像基督教一样，希望建立一个没有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分、没有希腊人与蛮族人之分、没有奴隶与自由人之分的世界。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大众动员起来激情满怀地为民族献身的想法简直是莫名其妙。无产阶级无祖国。无产阶级革命后，国家将不复存在；届时社会由谁领导尚不清楚，但认为革命后还会出现魅力四射、一呼百应的领导人纯为匪夷所思。组织合理的工人自治协会将根据具体生活中的需要安排自己的事务，但没有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分。乔治·奥威尔的反乌托邦小说《动物农场》（Animal Farm）讽刺了斯大林主义和追随斯大林的人对这一理想的糟改，给并非马克思主义者但向往马克思描绘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并对其寄予希望的人泼了一盆冷水。奥威尔在其他的作品中提到，没有无产阶级政府这回事，顶多是由前无产者组成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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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关于极权主义的叙述强调了据称是斯大林主义的苏联、纳粹主义的德国和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的一些共同特点，包括单一政党垄断权力、大规模动员群众、搞领袖崇拜、摧毁工会等一切居间性的非国家组织，以政治化的赝品取而代之，消灭隐私权，使家庭不再是躲避国家的庇护所，用专横的暴力和恐怖统治取代法治，等等。我们已经看到，奥尔特加·加塞特一提到“大众”自然地表达政治意见，首先想到的就是，他们将使用蛮力去干预他们不知道如何控制的事务。研究极权主义的理论家强调的是这个进程的第二阶段；大众暴力可能会冲垮一个自由或民主的政权，也可能是对战争使一切权威土崩瓦解的反应，但在极权政权下，大众完全处于精英的控制之下。极权主义是大众社会的现象，然而在极权国家中，大众不能自主发挥作用。除了乔万尼·秦梯利在哲学上为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提出的辩护以外，所有对极权主义的叙述都把普通人描述为精英的原材料。领袖或党会把他们集合起来，形成战斗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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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理论家把“极权”当褒义词来用，但是这个词主要是冷战期间政论家的常用词。那时和后来，都有人正确地批评说，用“极权”来形容纳粹政权和斯大林政权，造成了它们能够高效控制社会的假象，其实这两个政权哪个也没有达到高效。对极权主义的讨论方兴未艾之时，伯克对法国大革命的批判再次得到重视，这不应令人意外。伯克起初也认为，普赖斯、潘恩及其盟友的政治理性主义虽然错误，但不失为严肃的政治观点，但很快就改变了主意，把它比作瘟疫，认为若不通过刑事起诉来将其彻底消灭，它就会给英国带来混乱和流血。然而，有人说关于这个时期政治思想的扛鼎之作《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的作者汉娜·阿伦特出于狭隘的政治理由，企图模糊马克思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世界观之间的区别；此言完全没有道理。阿伦特当然关注苏联和纳粹德国之间的相似之处，但她这样做不是出于敌视苏联的冷战观点，而是要捍卫一种具有明显政治特征的自由形式，使之不致受到她认为大众社会的成长必然会带来的威胁。迷失在孤独的人群中的个人会轻易地被拉入左的或右的极权事业，自由民主对此束手无策，因为它已经忘记了真正的自由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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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暂且把这些论述放在一边，把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意识形态基础与政治现实视为单纯的历史事实，来发掘它们的根源。对法西斯主义的研究貌似比较困难。第一，大部分法西斯理论都具有强烈的反智主义的特点。这并不影响对它的研究；据说，心理分析发现人的行为存在着深层的非理性特征，但解释这些特征以及人自己为何对它们没有意识，这本身就是理性的论述。性快感与理智没有关系，但要说明人为何经常达不到性快感和如何达到性快感，这就需要理智了。同样，可以把法西斯主义的非理性因素与关于它们是什么以及它们为何重要的理性论述区分开来；更重要的是，法西斯思想家自己可以通过完全理性的推理，说明为什么至少某些层面上的政治必须以非理性的方法来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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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法西斯主义没有一个核心理念，这的确给分析家造成了困难；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若是不相信阶级斗争、无产阶级民主和国家的消亡，就根本不能算是马克思主义者。对法西斯主义者却没有类似的衡量标准。当然，不相信领袖或认为国家不值得效忠的人不可能是法西斯主义者，但许许多多的人忠于自己的国家，认为国家的领导极其重要，他们身上却一点法西斯主义的影子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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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大多数法西斯主义都有极端民族主义的特点，但任何极端民族主义者都全心全意地忠于自己的国家。一个意大利人若是合格的法西斯主义者，就必须认为意大利和意大利人比德国和德国人，或英国和英国人更好；但如果他是法西斯主义思想家，就必须超越他对意大利的忠诚，来解释为什么德国人和英国人不爱意大利而热爱他们自己的国家乃意料中事，不应对其有任何微词。极端民族主义在理论与实践上都给法西斯国家之间的合作造成了困难，令人怀疑建立法西斯国际是否可行；但它在原则上是站得住脚的，好比父母在自己和别人的孩子之间更爱自己的孩子，也知道其他父母同样更爱他们自己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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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法西斯”现已成为完完全全的贬义词，说某人是法西斯分子等于是说他不可理喻。当然，法西斯主义的很多内容的确是无法理喻的，但是有些作家，包括乔治·索列尔、罗伯特·米歇尔斯、乔万尼·秦梯利和卡尔·施密特，对近似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或法西斯主义本身提出了清楚连贯的叙述。许多不信法西斯主义的人发现，他们著作中的许多内容很有道理，他们的声音是值得听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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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