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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30022 对杜威理论最为有效的批评并非来自直接批评他的那些人，而是约瑟夫·熊彼特在他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中直截干脆、恼怒不耐又巧妙新颖的论述。11熊彼特的批评更加有效，因为他从未提及杜威的名字，而是把一切从道德角度为民主做的辩护都一总归入“古典理论”，与他自己的“现实”理论相对比，以此来显示“古典理论”的不足。这个做法不太公平，但它在道德主义者与现实主义者之间划出了一条令人信服的界线。熊彼特出身于维也纳的上层阶级，1932年将近50岁时来到美国。他在哈佛大学他那一代的经济学家当中是执牛耳者，他的学生中不乏下一代的世界级经济学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曾任奥地利的财政部长，所以对政府的运作了如指掌。他关于民主的论述冷静超然，与杜威的风格不啻有天壤之别。他发明了后人所谓的“民主的精英理论”，虽然他本人只简单地称其为“现实主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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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30024 熊彼特的目的不是分析民主。《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是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反驳。它解释了资本主义的性质，也解释了为何资本主义可能会发展为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为何适合非革命、非反叛、非极权的社会主义的政府与适合自由资本主义的政府大同小异。此书出版于1942年，它表现了一种合理的焦虑，担心在自由民主处于困难的时候，感情用事和迷信思想可能会破坏自由民主，这给熊彼特特有的清晰、灵活和尖锐的论点染上了紧迫的色彩。他关于民主之所以是民主的论述成了以后70年间政治学的常识，虽然他许多具有特色的思想不幸都被去除了。我在这里把这些思想还原，不过这就破坏了熊彼特自谓的“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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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30026 熊彼特为衬托他的“现实主义”论述，讨论了他所谓的“古典的”民主论述。从来没有人对古典论述的所有内容表示过毫无保留的支持，熊彼特自己也并不一定要确定谁是古典论述的支持者。然而，可以公平地说，杜威的理论包括了古典论述的许多要素，所以杜威的崇拜者不能忽视熊彼特的批评。熊彼特说，古典民主理论认为民主是通过公共讨论和公民投票的方法来实现共善，认为公众能够就共同利益达成一致意见，并委托自己的代表把意见变为政策。这使人联想到卢梭关于寻求“公意”的论述，也表明熊彼特指的正是卢梭的理论。有些较真的批评家说，卢梭论述的不是民主，而是法律在任何政府制度下获得合法性的条件，但他们完全没有明白熊彼特的用意。熊彼特是一箭数雕，他的有些目标是可以互换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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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30028 熊彼特对古典理论提出的一条反驳是，共善并非明显可见，卢梭的办法因此无法适用。从熊彼特的论述中看不出他是否认为根本不存在共善；他很可能是这样认为的，因为在那个时期，道德哲学家对于是否存在道德伦理的标准，政治学家对于是否存在公共利益或共善，都普遍持怀疑的态度。也许他的意思是，无论共善为何，都无法获得众人的一致同意。卢梭自己也认为，有些社会（任何现代工业社会肯定都属于此类）不可能有共同利益，因为个人之间和阶级之间势不两立，正如豹子和山羊不可能利益一致。然而，熊彼特提出的另一条反驳是，一个拥有绝对全权的人经常能造成公认的好结果，可是，那种事情是一个决策集体所无法做到的，更不会得到全体人民的投票支持。熊彼特举的例子是拿破仑为人所不能，促成了法国国家与教廷的和解。这意味着共善是可以看得到的，但无法通过民主程序来实现。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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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30030 对古典理论更大的反对来自对普通人政治能力的怀疑，这是大众社会理论的中心内容。普通选民不能理智地追求政治过程的结果，他们的想法和愿望变化不定，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别人都说不清楚。古典理论本末倒置。它认为，政治决策过程是选民（或多数投票人）先达成一致意见，然后指示他们的代表将其付诸实施。实际情况却正好相反。身为出色的经济学家的熊彼特使用消费品来做比喻。企业家并不是坐在家里先设想好汽车这种复杂产品的所有细节，然后再去找制造商生产汽车。他们首先想象出某个产品，认为通过广告宣传可以引起消费者的兴趣，于是筹集资金，组织工人，把产品生产出来，然后推销给消费者。如果他们猜对了消费者的心思，就会发财，猜得不对，就会亏损。熊彼特的经济理论在解释经济增长的原因时，把企业家的想象力，也就是他所谓“创造性破坏的狂风”的来源，作为中心。他对民主的解释也以人的想象力为中心当不令人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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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30032 古典理论无法对实际的民主做出令人信服的说明，也不能就民主应该如何实行的问题提出连贯合理的主张。它对选民的知识与自主能力的要求高得不切实际，它要选民以共善为重，但也许根本没有共善，即使有也经常难以看到。这为现实主义理论铺设了背景，但首先应该指出一点：熊彼特从不认为，投票权普及到何种程度才算是民主，或多久没有举行选举就可以判定一个制度不是民主这类问题值得花时间去讨论。熊彼特用稻草人来形容设想“人民”就共善形成意见，并派代表去执行那种意见的民主。现实主义与稻草人恰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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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30034 古典的民主定义隐然含有道德评判，说民主是确保共善的决策方法，因此具有独特的合法性。现实主义的民主定义对道德伦理避而不谈，认为民主的方法是精英通过竞争民众的选票获得决策权的方法。14熊彼特进一步去除了民主概念中的道德因素，说如果民主只是一种方法，那么它就像蒸汽机车，本身没有值得尊敬的价值。这个说法不能服人。努力工作和抢银行都是赚钱的方法，但这并不说明努力工作不比抢银行更值得尊敬。熊彼特对这个观点也并未特别坚持。要获得决策权，民主竞争是一种方法，暗杀也是一种方法；前者的好处与后者的缺陷显而易见。熊彼特的现实主义表现在他坚持认为，首先，精英掌权不可避免，其次，民主社会中精英的特点在于他们是专业从政者，必须通过争取选票来竞争权力。这个论点极具说服力，熊彼特为民主下的定义因此在美国的政治分析中占据了权威地位。这个定义是：民主是对公众选票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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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30036 “现实主义”理论看似浅显，实则复杂。熊彼特采取的是非道德主义的观点，认为“民主的”意思不是“好的”，而是“通过选举建立的”。一位政治家可以通过公平选举上台，但他可能是个非常糟糕的总理、总统或者别的什么官。赢得民主选举不能保证某人肯定有能力；美国和英国的选民从来都对政客轻蔑有加，尽管经常认为自己投票支持的政客是例外，正如他们痛批国家的教育和医疗卫生状况，却认为自己当地的学校和给自己看病的医生是好的。熊彼特不认为选举一定会选出无能的庸才，在这一点上他与许多精英理论家意见不同。他不是奥尔特加·加塞特那样的悲观的贵族，而是现实主义者。民主政治家有好的、坏的、平庸的，他们的好、坏、平庸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在不同的问题上。有些人是争取选民的天才，却不会平衡预算，别的人竞选能力不敢恭维，管理政府事务却是一把好手。熊彼特通过用经济活动打比方，讲明了他为何如此严格地把寻求权力的精英与掌握选票的大众区分开来。消费者不设计汽车，也不雇用制造商；他们的作用是回应制造商的推销宣传。政治也是一样，主动掌握在上层手里，选民只是对政客的推销宣传做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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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30038 这个论点很有道理。它为政治制度的运作提供了连贯性。熊彼特对民主的论述令人震惊，对民主的决定性特点的简略描写也出人意料，但细心的读者从中可以读出许多未明言的意思。在熊彼特看来，如果精英手中的权力来自选民，而不是君主，那就是民主。英国是这方面的范例。1834年前，在位君主可以任意罢免受议会支持的首相而不必担心会遭遇反弹。但在那之后，君主必须任命得到议会信任的首相，且不得干预政策的制定。当时，英国选民占成年男性人口的14%，占全体成年人口的7%。熊彼特对此明了于心。问题不是多少人能投票，而是他们投的票是否能决定谁来掌权。熊彼特是经济学家，喜欢将政治家比作企业家；他曾说过一句令人侧目的话：“我做选民的买卖，和他们做石油买卖一样。”许多读者因此以为，熊彼特认为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别无二致。其实不然。选民给统治者以合法性，这并非经济学的概念。神授权利的理论认为，是上帝把王冠放到了统治者头上；民主权利的理论则认为，起决定作用的是人民的声音，不是神的声音；人民的作用不是统治，而是把王冠放到一些人而不是另一些人的头上。只要决定谁戴王冠的是“人民的选票”，就可以安然避开到底多少人才算人民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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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30040 熊彼特明白，民主与自由价值观是否契合取决于是否存在社会、宗教和文化方面的共识，而民主本身也许无法创造这些共识。这些共识对于政治权力的使用施加了限制，无论政治权力是像美国那样，载于成文宪法之中，还是像英国那样，没有载于宪法。共识中最重要的是保护少数宗教和少数民族的规定。一些人倾向于认为，只要是以民主方式达成的决定就是理想的结果；熊彼特给这些人泼了一盆冷水，他提醒读者注意，为少数宗教和少数民族提供保护的经常是不必对人民负责的统治精英，他们会努力保护少数人不受群情激愤的多数人的伤害，而多数人统治反而会对排挤少数人的情绪推波助澜。15在一个处于宗教与民族分裂状态的国家中，也许人民不可能同意把保护少数宗教和少数民族的规定写入宪法，但一旦达成了这样的同意，日常政治不再纠缠于宗教冲突，即有可能展开正常的政治活动。即使如此，宪法规定也可能仅仅是羊皮纸的壁垒而已。这一点已经在世界各地的社会中得到了证明，包括北爱尔兰、卢旺达和中东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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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30042 实际的民主必然存在利益冲突，即便就解决利益冲突的方法达成了一致，关于具体政策也存在不同意见。如果没有人竞争领导人的位置，就没有政治，如果获取权力的方法不是选举，就不是民主。同样，如果通过竞争民众选票来获得权力的政客仅仅是傀儡，或完全不被幕后掌握专断权力的人放在眼里，也没有民主。马上可以想到的例子是今天的俄罗斯。即使选举出来的政府真正能够执政，成功的民主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要求，那就是清楚地限定竞选过程所涉的内容。比如，美国宪法规定许多题目不能碰，尤其是宗教，南北战争后，又加上了奴隶制的合法性。后来，随着道德气候的缓慢变化，许多形式的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也成为禁忌。这是狭义上的宪法限制可以做到的极限。能够发挥更大作用的是集体意见，堂皇地说是公共政治道德。乔治·华莱士州长在20世纪50年代的竞选中败给一个比他更极端的种族主义者后发出狂言：“谁也不会比我对黑鬼更狠。”放到今天，此言会立即断送他的政治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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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30044 熊彼特列举的其他前提条件与其说是建立差强人意的政权的条件，不如说是达到完美的方法；它们影响的是政治制度的运作，不涉及为保护制度的合法性所规定的限制。比如，熊彼特说，民主需要一个政治阶级，其成员要有足够的社会和心理承受力，可以心平气和地接受政治失败，而不至于气愤难平。全部生活都投入政治的人若是竞选失败，会比生活内容丰富多彩的人更加难受。搞政治的人最好有“位高责任重”的精神，把竞选的喧嚣混乱以及履职的压力负担视为自己为了共善而承担的责任。这是对19世纪晚期英国统治阶级成员的理想化描述，却只字不提他们谋求公职的权欲和失去权位的痛苦；这一描述与大部分英美政客死死抓住权位不放的实际情况大相径庭，也与熊彼特沿袭韦伯的观点提出的“民主是职业政治家的统治”这一透彻的观察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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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30046 熊彼特要求公务员不偏不倚，为不同党派的政客服务，不执着于任何政治信条。这方面的正面范例仍然是19世纪晚期的英国，反面的例证则是魏玛共和国，它的许多官僚不仅对新生的共和国毫不热心，而且还故意反共和国的利益而行之。熊彼特的主张引起了争议，不是因为他说现代国家需要称职的官僚机构来为公民提供国家应当提供的服务，而是因为他坚持只有一种具体形式的官僚机构才算合格。在欧洲观察家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美国联邦政府机构不够专业，格局太小，但这部分原因是他们不明白，州政府承担了大部分的治理责任，联邦政府只负责一小部分。罗斯福新政付诸实行以及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一支由干练的管理者组成的高级公务员队伍的需要开始显现，于是很快建立了这样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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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30048 无论如何，熊彼特的主要兴趣所在不是效率，他关注的是合法性，因此，他的理论有一点与所有后来的美国理论家都迥然不同。既然这一点为熊彼特所特别重视，是他的理论的中心因素，所以应该对其稍加介绍。他坚称，选民一旦选举出政府后，只需听从政府治理就够了，这与美国的政治实践恰好相反。在这一点上，一切经济学的比喻都无法成立。熊彼特企图引导后来的思想家把投票视为与购物类似的活动；选民用选票买政策，政客卖政策（更确切地说是关于政策的许诺）换取选票。稍加思索就会看出这个比喻的破绽。没有哪个消费者会一下子买齐五年的食物、衣服、家用物品等货物，也没有哪个消费者会答应只在两三堆货物当中挑选。然而，在两党或三党的政治制度中，选民只能在现有的几个政党中做选择。对此可以有两种回答：第一种是指出，反应敏捷的政党行动灵活，在两次选举之间能够应选民的要求加紧或放松某些政策的实施，把反对党的主张拿来为己所用，等等。结果，各种政策总是应民众的压力在不断调整。第二种回答是承认把投票支持一个政党及其政策比作购物并非十分恰当。第一个回答暗示，熊彼特的现实主义若是意在描述美国政治运作的现实，那它没有成功。第二个回答充分说明了熊彼特为何反对压力集团。他真心希望使选民明白，他们在民主政治中的作用是把王冠稳稳地安放在统治者的头上，不是在统治者上台后对其施加压力。他身为现实主义者，提出的这条规劝却很不现实。他对选民的这条要求是实现不了的，尤其是在美国这个最不含糊地奉行民主的国家中。不出所料，战后的美国理论家很快把压力集团重新纳入了对民主的解释之中，虽然他们也没有放弃熊彼特为民主提出的现实主义的制度性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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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30050 罗伯特·达尔与多头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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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30052 这方面最简洁有力的理论由罗伯特·达尔在他1956年出版的《民主理论的前言》（A Preface to Democratic Theory）那部成为经典的小书中提出。他为了达到“现实主义”，为民主提出了新的诠释；民主不是“人民统治”（democracy），而是“多人统治”（polyarchy）。达尔认为，实际治理国事的只有少数人，这是理所当然，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熊彼特因一门心思注意合法性问题而未曾提及的三点：第一，政治制度如果像美国的多头政治那样随时对多数人意见和民众的强烈情绪做出回应，那是一个优点。纯粹的多数统治在美国没有实行过，也不可取；如果多数人对少数人寸步不让，就会爆发内战。人数的巨大与情绪的强烈本身在道德上都算不上可敬，达尔提出的与当时的情况密切相关的例子说明，人们会特别强烈地坚持种族歧视的陋习。尽管如此，如果不重视多数人的意见和民众感觉强烈的问题，就会出现亚里士多德式的停滞。第二，虽然政治是连续不断的过程，一直要兼顾数目众多、各不相同的民众相互矛盾的要求，但它必须有间歇性的选举作为支撑；如果没有当选的政客来掌控官员和团体代表之间的谈判，就没有公认的权威来确定谈判的条件。第三，现代社会是多元社会，有着众多经济利益不同，文化归属各异，民族、种族、宗教特点千差万别的社会群体，而不是分为贫穷的多数和可能成为寡头统治者的少数。如果这些区别是“跨群体的”，也就是说，不同的民族或宗教群体内部都有富人和穷人、激进派和保守派，那么这类群体的成员就不会蛮不讲理地坚持促进某一种专门的利益。就此有许多反面的例子。20世纪大部分时间内，北爱尔兰占人口多数、经济上富裕的新教徒团结起来一致反对占少数的贫穷的天主教徒，对于少数，多数人不肯让步，压迫起来倒是不遗余力，这没有带来民主，反而使北爱尔兰濒临内战的边缘。多头政治概念的一个优点是使人可以审视劣势群体是否有足够的机会来利用政治制度促进自己的利益。《民主理论的前言》有一个缺点，它对于解决美国黑人问题的看法过于乐观，但它的一大优点正是它确定了可用来评判它自己缺点的标准。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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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30054 达尔描绘的多头政治的一大好处是能够照顾各种不同的利益，但达尔自己也承认这个好处有其代价，那就是造成决策迟缓；利益通常会流向那些为了各种原因而在制度中占据战略位置的人。处于“否决点”的个人或群体拥有超比例的能力，可以阻挠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如果亟须进行某些改变，这些个人或群体就能要求并得到不合理的过分让步，以此作为同意的条件。使选民愤怒的许多事情中的一个就是在许多情况下，政府若想通过立法都只能够做出让步以换取无德参议员和众议员的同意，而那些人的主要倚恃就是能够劫持不明就里的选民的民意。尽管如此，并非所有否决点都无耻悖德；宪法规定不允许宗教歧视，这使被保护人获得了对不利于他们的立法的否决权，对此恐怕没有人会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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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30056 民主理论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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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30058 1945年后，自由民主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战后与它竞争的各种政治制度相比更是鹤立鸡群。法西斯主义完全破产，纳粹主义彻底崩溃；虽然共产党在法国和意大利仍有不小的力量，但也不是自由民主的对手。法国失去了印度支那，阿尔及利亚也行将不保，一些军官因此而愤愤不平，并发展为对国家的不满。但60年代期间和70年代早期，两种情绪开始日渐上升：一是随着社会教育程度的提高和余暇时间的增多，人们开始寻求生活的意义，但感到富裕并未使生活更有意义。二是认为，在某种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深刻意义上，社会是非理性的。这些不满情绪最温和的表达方式是争取建立参与性更强的社会，让妇女对家庭生活、孩子对自己的教育、工人对工厂的管理与生产有更大的发言权。最具煽动性的方式则是要求彻底改造社会，消灭战争与帝国主义、牟利与剥削、性追求受挫以及日常生活令人厌倦的单调沉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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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30060 实现参与性更强的社会这个愿望半是对一个至为重要的民主理想的重申，半是出于实用的理由。重申的理想是：大家都是社会的主人，社会不能分为穷人和富人，更重要的是，不能分为决定者和被决定者。阿尔杰农·西德尼说，上帝造人不是为了给他们戴上鞍辔供权势者驱策，这是平等主义的一贯主张。杜威设想的民主社会即以此为基础，韦伯的追随者中比较悲观的则认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他们认为，社会永远会分为精英与大众、发号施令者与服从命令者，即使掌握权力不会像通常的那样，带来财富与地位的过分不平等。反对韦伯理论的人提出了一个简单的问题：“世界是谁的世界？”如果问：“学校是谁的学校？”回答是：“既是老师和当地教育机关的，也是学生的。”如果问：“工厂是谁的工厂？”回答是：“既是工厂主和经理的，也是工人的。”当问到“家是谁的家？”而我们除了说“不光是父亲的”以外，还进一步展开回答的时候，事情就变得复杂有趣起来。参与性社会的思想是，人民应该有权决定所有这些领域中的事态发展，并应为那些决定负责。资方失策，后果却要由工人来承担，丈夫和父亲糊涂，后果却要由妻子和孩子来忍受；这个不满由来已久。如果大权在握而不必负责不可接受，没有权力却要任人摆布就更无法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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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30062 参与的道德理由归根结底一句话：成人必须自主。“学生权力”的意思是，孩子长大的过程也是学习如何自主自治的过程。全国规模的真正自治也许做不到，但可以在家庭、工厂和学校这样的地方实现自治。参与的实用理由非常简单。即使最仁慈的掌权者也更加重视那些若受到忽视有能力闹事的人的需要和愿望。这是支持普遍投票权的一个中心理由，适用于家庭、工厂和学校这些规模较小的地方时，它意味着可以实行更直接的民主。至于杰斐逊是否愿意不仅支持在夏洛茨维尔建立共和区，而且进一步支持把他热爱的弗吉尼亚大学交给学生管理，这个问题无法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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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30064 工厂的决策如果一直有工人参与，运作就应该更顺利、更和谐；德国工业似乎证实了这个观点。这种支持工作场所民主的自由主义论点与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资料社会化的论点不同。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是使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理性运转。马克思认为，只有当社会组织合理、使成员得以充分实现人生意义的时候，才能达到这个理想。但他从未说明如何才能做到。全面理性是否与工作场所的民主和谐一致，这一点并不明显，前者与后者是否因果关系就更加难以看清。恩格斯说，自动工厂门口的铭文是“由此而进之人均放弃了自主”，此言并非轻率之语。自由主义者想要的是参与地方机构和工作场所的事务，被视为生产机器的社会的理性在他们心目中顶多只能是第二位的。穆勒在《论社会主义》中鼓吹建立工人合作社时只谈到了工人对他们所属企业的控制，却对不同企业间的协调绝口不提，只是说要通过市场协调。1945年后，英语世界中支持参与性民主的最有影响力的宣言与马克思主义完全不沾边；1962年发表的《休伦港宣言》（Port Huron Statement）17是“争取民主社会学生联合会”的纲领，这个组织原属约翰·杜威主持多年的“争取工业民主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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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30066 《休伦港宣言》的主旨简单明了。世界分为命令的发布者和接受者，这在道德上是不可容忍的。普通人被剥夺了安排自己的工作与学习的权力。需要新的、地方性的民主管理。大部分机构，尤其是学校和大学，都应学习工人合作社的榜样。这份宣言在读者中引起了共鸣，影响甚至远远超过了读者的范围。它促使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纷纷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寻找支持分散的地方性民主的理论根据。欧洲人企图把天主教的教义与马克思主义调和起来，为此需要找到天主教多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多元主义的汇合点，工作场所的民主就是这样一个汇合点。如果没有其他思想潮流的辅助，单凭一份研究生发表的小册子是产生不了如此巨大的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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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30068 争取民主社会学生联合会以及它催生的反越战运动的兴衰起伏属于政治史，不在政治思想史的范围之内。不过，民主要求的高涨以及随之而来对大部分现有权威的攻击也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对于参与性民主，就连持赞许态度的批评家也不得不说，它是贬义上的乌托邦幻想。罗伯特·达尔在《革命之后？》（After the Revolution?）中指出，在纽约这样的大都市，市长就是不吃，不喝，不睡，一年和每个居民面对面互动也只有8秒钟的时间——一年的时间大约为3100万秒，而纽约的成年居民大约有400万人。18达尔并非轻视参与的重要性，只是指出必须认真设计相关的制度。最终，争取参与性民主的努力不了了之，因为事实证明，无论是应该受益的工人还是别的人，都对工作场所的民主不感兴趣。学生和工人也许愿意为了确保他们的声音得到倾听而占领校长和经理的办公室，但长期参与对大学或工厂的管理则要另当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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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30070 自由主义对参与性民主的捍卫后来发展到呼吁全面革命，1968年春夏之交巴黎街头爆发学生与警方的冲突时，一些观察家惊呼1848年的再现。这个类比并不准确。20世纪60年代是经济繁荣时期，1848年却是粮食歉收，饥荒在即。20世纪60年代要求更大的民主的国家已经实现了普遍投票权、廉洁的选举和新闻自由，而1848年的动乱主要是反对外国专制政权的民族主义运动。20世纪60年代欧洲唯一发生了类似1848年动乱的地方是捷克斯洛伐克，那里奉行改良主义的共产党政府试图实行“人性化的社会主义”，结果遭到了苏联军队的镇压。发生在西欧和美国的短暂动乱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表明，现代国家的合法性并不像多数人以为的那样稳固。没有制度可以替代自由民主，但自由民主激发不起人民的热情。如果认真相信，人民的声音哪怕不是上帝的声音，也仍然是合法性的唯一来源，那么老百姓不肯全心全意地认可现代国家就成了问题。它也许不至于引发革命或导致独裁，但它削弱了现代政府自信高效地进行治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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