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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30155 此论只能部分地使人放心。这里需要了解一些相关的数字。无人确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但肯定有3000多万苏联人和800万德国人。在波罗的海和乌克兰之间的那块地方，约1400万人被杀害，其中三分之一以上是犹太人。今天，如果爆发席卷欧洲的战争，哪怕不动用核武器也会至少杀死欧洲4. 4亿人口的20%。一说不会爆发大型战争，这只能使人因不会发生如此大规模的伤亡而稍感宽慰。但是，它并不意味着天下太平；今天的世界旅行便捷，极易获得杀伤成百上千人的手段，普天下没有一处可保万无一失，虽然在任何地方，死于恐怖袭击的危险都远低于死于事故和普通谋杀的概率。有意造成混乱恐惧的人自然会选人群拥挤之处下手，于是大城市、民航客机和公共交通就成了明显的目标；恐怖分子若受宗教狂热的驱动，会更加丧心病狂。不过，狂热分子犯下的大规模屠杀已经够凶残了，不必误冠以战争的名号。三十年战争造成的破坏令人发指，因为各国统治者召集起有组织的军队，为了宗教、王朝、领土之争而大动干戈；大军过后，一片废墟，赤地千里，老百姓不堪饥饿疾病而纷纷死去。当今的宗教狂热主义残暴凶恶自不待言，但只有当自我毁灭的狂热分子控制了具备精良武器的国家后，宗教狂热主义方能构成全球性的威胁。唯一拥有足够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能够造成这种可怕后果的国家是俄罗斯和美国，但这两个国家都不可能落入宗教狂热分子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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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30157 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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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30159 我们以后会再回来讨论当今世界的危险现实，但首先应检视一下进入第二个千年后出现的另一个焦虑，那就是全球化造成的政治紧张。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其他形式的社会主义是对西欧和美国工业化导致的动荡的反应。以一国国内的状况类比全球的形势需要慎之又慎，但对全球化的反应经常与对早期工业化的反应一样充满敌意，这该不会令人惊讶，尤其是因为许多国家尚处于工业化刚开始的阵痛之中。经济学家强调变化带来的裨益，却不注意变化造成的不公与痛苦；全国人口平均来说也许收入提高了，寿命增加了，教育水平也上升了，但许多具体的个人可能度日艰难。批评全球化的人强调变化造成的痛苦，他们与注重国民生产总值（GNP）增加的人的看法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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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30161 有些人的经济状况并不坏，但他们若是认为本来可以过得更好，就仍然会心怀不满。社会学家所谓的“期望值升高造成的革命”使政治思想家感到不安；法国大革命经常被解释为这类革命。10近年来的通信革命大大增加了人对其他人的了解，美国在世界通俗文化中起着主导作用，这意味着即使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国家中，很多人不是对比今昔，而是和西方富裕国家的人民攀比。他们发现自己的生活不如美国人后，可能会感到不公平，却不想自己的生活比起父辈和祖父辈来已经大为改善。“参照群体理论”指出，我们与之相比的群体对我们的主观幸福感或不幸感十分重要。本书的读者不会想自己与居无定所的牧人或印度扫街的贱民相比是多么幸福，而很可能会因看到原来的高中同学，现在当了律师的那个不太聪明的家伙比自己赚钱多那么多而心情郁闷。反之，希望平抚他们的愤懑的人可以引导他们多想想比他们处境差的人。任何合格的政客都知道如何操纵这个简单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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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30163 对全球化的担心是，它会造成国家和世界一级的政治不稳定，两者互相加剧。人们常说，世界上的穷人构成了马克思及其追随者所说的“国际无产阶级”。他们也许不是卡尔·马克思想象的欧洲各工业化社会跨越国界联合起来的产业工人，但他们有可能担负起无产阶级的革命角色，他们作为全球性剥削制度的受害者，有朝一日可能会起来反叛剥削者。这是法农在《全世界受苦的人》中阐述的思想。这个思想显然具有吸引力。但把马克思对一国内部无产阶级造反的设想推至全球层面则没有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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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30165 哪怕马克思关于一国内部事态发展的理论比实际的更加可信，将其放大到全球范围也很不保险。要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必须有国家，无产阶级起义就是为了夺取国家；但是，世界是真正的无政府——没有国家可供夺取。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无产阶级队伍不断壮大，这是马克思理论的又一个关键内容。机器生产的程度日益加深，人口参与工业生产的比例也不断增加。全球层面上却没有这样的过程。全球经济的状况复杂多样，无法做出准确的描述，也许有些工厂与1840年曼彻斯特的工厂相差无几，但大多数工厂并非如此。作为现代全球经济基础的金融安排更是与马克思所想象的迥然不同。发达国家中反对全球化的抗议者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条件义愤填膺，那里的妇孺在原始的工厂里累死累活，狠心无情的工厂主对工人的健康、教育或福利毫不关心，政治制度对工人企图组织起来要求雇主改善待遇的努力百般打压。这样的情况当然有很多，但并非典型情况，更非普遍状况。很多国家的情况与19世纪40年代的英国大不相同；工厂使用先进的技术，工人从事高附加值的生产，“外包”服务雇用的是能说会道、受过教育的城市青年，不是被走投无路的农村父母卖去当奴工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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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30167 全球化的世界中也不存在工人和拥有并管理工厂的老板之间传统的敌对。现代工厂的老板也许住在万里之外；多国公司可以轻易地将生产转移到外国去，对这样的公司，罢工这个无产阶级的传统武器不再像过去那么有效。黑格尔想象，在未来的世界中，资本家的流动资金能够“轻易地流来流去”，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世界。马克思假设工人必然会团结起来；他认为，一起劳动的工人很容易组织，因为他们是并肩劳动的工友，记得过去抗争的成功，也知道谁是可靠的盟友，谁不可靠。马克思还认为，新的交通通信手段，无论是像铁路这样的物质手段，还是像报纸这样的知识手段，都能帮助工人了解他们的共同利益，并团结起来为之努力。批评家则一贯指出，这些资源对资本家和政府同样有用。资本家可以利用它们联起手来；政府调动军队更加容易；大众传媒可以用来发动宣传来误导、阻挠、分裂工人。政府的这些企图当然有可能失败，互联网和手机这类新媒体兴起后，可以一下子聚集大批人员投入各种群体活动，从街头暴乱到真正的造反。但是，新媒体能否推动马克思心目中的革命则要另当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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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30169 上面的讨论无法确定发展中世界的穷苦工人是否构成了全球无产阶级，但从中可以看到，即使他们构成了全球无产阶级，他们也无法发动全球革命。这就留下了两个需要回答的问题：第一，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到底是不是无产阶级？第二，除了马克思的设想外，他们是否还有别的发展可能？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传统无产阶级的定义以它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为准，而这种关系的传统形式是身无长技的雇佣工人与不事劳动的工厂主之间的关系。韩国的一个技术工人和在巴基斯坦某家地毯厂做工的一个12岁的童工没有任何相同之处，他们与雇主的关系，以及通过雇主与世界市场的关系也有着霄壤之别；驱动马克思式革命的那种敌对情绪没有多少滋长的土壤。当然，各国都有一些强烈的敌对情绪可以利用，并非每个国家都像东亚的一些国家那样成功，经济发展迄今一直超出民众的期望；但是发展中世界的贫穷人口并不构成全球无产阶级。其他因素可能会引发发展中国家内部的暴力冲突，弄得不好还可能造成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但是，那些冲突更像是两伊战争或美国最近发动的一些战争，不是全球无产阶级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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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30171 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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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30173 时断时续的暴力尽管给受其影响的人带来巨大的苦难，但不能算是战争。尽管恐怖主义团体以及受它们打击的目标都把自己的活动称为战争，但恐怖活动仍然不是战争。严格说来，战争是一个国家针对另一个国家有系统有组织地使用暴力的行为。由此引申，内战是不同派别有系统有组织地使用暴力，以达到控制或重建国家的目的。在失败的国家中，也许很难分辨内战和单纯的匪帮活动。当今世界对和平最大的威胁就是失败的国家，不是因为它们会对别国动用暴力——失败的国家已经混乱到无法有效使用暴力手段的地步。它们构成的威胁是，它们会乱到不可收拾，爆发人道主义灾难，迫使发达国家出手干预，这种干预又可能为其他国家或非国家的恐怖分子提供插手的借口，于是造成进一步的苦难与流血。然而，这仍然不会引发大规模的战争。20年前，一个超级大国的干预会造成另一个超级大国反干预的风险；目前只剩了一个有干预倾向的超级大国，反干预的危险自然大为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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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30175 没有了超级大国间的竞争，令人担忧的即不再是大国间的核战争，而是内战或次级内战，它们可能会殃及邻国，为其带来不稳定。这类战争可能会影响到整个大陆的一大部分，如过去刚果和安哥拉的内战，今天索马里的冲突也有可能发展到这个程度。在这种情况下，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对国际事务的态度截然对立；现实主义者认为，发达国家的政府只应考虑本国的重大利益是否受到影响；人道主义者则认为，几百万人仅仅是因为不幸生活在动乱地区，就要面临遭受屠戮的危险，这是不能容忍的。当现实主义者强调，南部苏丹人民遭受的强奸、饥饿和屠杀对英国或美国不构成危险的时候，他们这种麻木冷漠的态度也许会令人鄙夷；但是，现实主义者完全可以反驳说，思虑不周即贸然干预将造成更多的人遭到强奸、饥饿和屠杀。下面我将简短谈及因人道主义灾难而出现的一个政治问题，即在本国政府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有没有哪个政治机构（也许是某种形式的世界政府）能够促成和平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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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30177 最可能造成广泛冲突的是历史悠久的民族主义。当极端民族主义的政府企图拉拢与本国人同属一个民族的外国居民的时候，发生冲突的危险即随之出现；另一个造成冲突危险的情况是民族主义运动企图破坏或摧毁阻止它实现抱负的跨国制度。希特勒出兵捷克就使用了前者作为借口。苏联解体则为这两种危险都打开了大门；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俄罗斯在车臣的存在可以说成是俄罗斯极端民族主义企图粉碎车臣人民合理愿望的行为，也可以解释为由车臣民族主义者企图分裂俄罗斯的祸心所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中东政治也是这两个危险兼而有之。姑且不论以色列建国产生的影响，那里的国家争相高举“阿拉伯民族主义”或“伊斯兰民族主义”的大旗，率众反对英国、法国和美国帝国主义，这一直是地区政治的中心因素；这种情况特别危险，因为中东是世界石油供应的主要来源，中东政治也因而具有全球性的影响。如果有朝一日中东的石油没有了，完全可以想象，那里的国家哪怕是彼此撕成碎片，外部国家都会事不关己，漠然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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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30179 阿拉伯民族主义、伊朗民族主义和中东其他的民族主义将继续造成全球政治的不稳定，但它们挑起大国间战争的危险微乎其微。这绝非低估它们可能引起的恐惧和焦虑，亦非轻忽自由民主国家采取措施防止暴力进入自己领土时可能对公民自由造成的侵蚀。基地组织的目标一直是沙特阿拉伯，但它坚信美国是它在麦加重建哈里发国的绊脚石，这才把美国及其盟国纳入了打击范围。造成的附带破坏可能会非常严重，不仅因为人民会遭到殃及，甚至丧生，而且因为保护人民免于池鱼之灾的措施破坏了他们本来的生活方式。过去50年的历史说明，如果民族主义抗争的目标是控制着有关地区的殖民主义或新殖民主义国家，它就会自我设限，不超越抗争的范围，这与宗教和民族主义盘根错节相互交织的情况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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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30181 民族主义的愿望通常有自然的界限。比如，20世纪50年代肯尼亚的茅茅叛乱是为了赶走英国殖民政府，也希望把大部分白人定居者赶走；其他的反殖民主义叛乱也都是为了反抗宗主国，推翻殖民统治。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反叛者掌握的国家机器缺乏合法性，经济左支右绌，疲于应付国内人口增长的压力和国外的激烈竞争；但是，这并不说明他们没有实现民族解放。外国势力的确被驱逐了，国家政府也建立了起来。以美国是万恶之源为由对美国发动的恐怖袭击完全是另一回事。恐怖分子的祖国没有被外国统治，不需要解放，但他们认为国家掌握在不该掌权的人的手中。美国之所以被视为“全球”殖民主义国家，是因为它是一种世俗、现世、物质主义的文化的根源；由于美国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是精神力量，而非军事力量，就无法像1945年至1975年间驱逐真正的殖民主义国家那样，把美国的力量赶走。奇怪的是，最有可能引发战争的仍然是最古老的原因。如果国界没有确定，武装精良的国家之间可能会因为变动国界而兵戎相见。仅举一例，印度与巴基斯坦的边界问题仍悬而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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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30183 核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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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30185 恐怖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暴力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威胁文明的生存。这种暴力减少了繁华大都市对人的吸引力，但并不使人对南部苏丹或北部乌干达的生活趋之若鹜；看一看难民流的走向即可明白这一点。最后，应该看一下两个真正有可能造成大规模死亡的问题：第一，除非我们设计出一个世界政府来防止核浩劫，否则全世界都会在核大战中灰飞烟灭；第二，我们可能会无意中毒死自己。自20世纪初，对人类注定会自我毁灭的担忧就流传甚广，这种担忧并非在对广岛和长崎投了原子弹后才出现。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许多思想家确信，人注定会自我毁灭。这个信念反映了两个事物的结合：一是工业化战争，二是担忧人的暴力本能不可控制。工业化战争的惨烈在美国的南北战争中已初见端倪。南北战争开始时，步兵还能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发动冲锋，守军才来得及放出一排子弹，阵地就被冲锋的攻方夺走了；发明了后装栓步枪和高效野战炮后，向着战壕守军的冲锋就成了自杀之途。士兵宁肯丢弃武器，也要保留挖战壕藏身的工具。第一次世界大战显示了烈性炸药和机关枪杀戮的能量；轰炸机发明出来时，战争已接近尾声，因此并未对战局产生多大影响，但它的潜力有目共睹。血肉根本无法抵御制造死亡的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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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30187 一次会战中战死的人数远比不上战后爆发的西班牙流感致死的人数，但它显然对政治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看到原本文明的人如此狂热地互相屠杀，震惊之余认定人生来就有“死亡本能”。11弗洛伊德的悲观虽不如奥古斯丁，但甚于霍布斯。他认为，每个人内心深处都埋藏着自我毁灭的冲动，或单纯的毁灭冲动，几乎完全处于社会的控制范围之外。求死的欲望是人的两个强烈的固有本能之一，另一个是实现性满足的欲望。伯特兰·罗素深受这个观点影响，在他漫长的一生中致力于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鼓吹寻求某种形式的世界政府，以图限制人类的破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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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30189 人具有内在的侵略性，经常表现为自我毁灭。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困难重重。靠心理分析来解释人类行为极具争议；有的理论家从心理分析中寻求启发，希望找到办法减轻人类对自身生存的威胁，别的理论家则坚持说，心理分析基本上非关政治。弗洛伊德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模棱两可。虽然他在1930年发表的《文明及其不满》讲的是因文明生活的要求而必须压制本能是多么困难，但该作的主旨并不明朗。弗洛伊德指出，正如霍布斯所说，“人对人是狼”（homo homini lupus），必须对人加以克制，以防他们互相伤害，但他比霍布斯更加强烈地坚持，人必须把这些克制铭记于心，必须接受现实，明白自己内心最深层的欲望与社会生活的要求之间存在着矛盾。该文的德文标题“文化中的不安”（Unbehagen in der Kultur）中，“不安”一词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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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30191 由于显而易见的理由，没有哪个政治理论是以“侵略乃人之本性，无法控制”的观点为基础的。但即使人并非注定要自我毁灭，也要时刻面对遭受侵略的危险，愤怒时极易发生误判。所以，只要人掌握了彼此屠杀的手段，人的平均寿命就恐不长久。核裂变的发现更突出了这个危险，因为人现在掌握了把全人类消灭好几次的能力。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关于核战争的危险的讨论大都反映出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人的破坏欲使人类历史的大幕落下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伯特兰·罗素比大部分撰著者都更极端、更雄辩，但他的观点远非独一无二。12他认为，哪怕人没有自我毁灭的内在冲动，而是仅有侵略的特性，这个特性也极易受到民族或族裔自豪感这种非理性力量或宗教信念的激发，通过战争来得到释放，这已经足以令人惊心。此中的道理不难明白。人一旦处身于激发自己战斗本能的形势中，头脑就会冲动，会低估冲突的代价，高估成功的可能。人并非命中注定要打仗，但特别容易打仗。审慎的政治必须尽力反制人性的这些弱点。审慎的领导人不应讴歌战争，也不应推行会加剧紧张或导致流血的民族主义或帝国主义政策，而是必须减少本国人民对别国人民的敌意。持悲观看法的人对此会反驳说，除非能够肯定别国也同样力行克制，否则审慎的领导人必须确保本国有足够的军备，以威慑有意入侵者，避免成为别国的俎上之肉，哪怕这样做会引得对方误以为己方准备对他们不利。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已于1992年解散）的座右铭是“以和平为业”。此语貌似拙劣的玩笑，实则表达了威慑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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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30193 和平主义与世界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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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30195 上述是威慑理论的常用论点，待我们考虑过和平主义提出的一些维持和平的办法后，再回来讨论它们。让我们先对和平主义思想的两个流派做出区分，审视提倡建立世界政府的观点，最后来看新近出现的忧惧，怕人类最终不是在大爆炸中灰飞烟灭，而是随着一声呜咽完结。和平主义一般分为绝对和平主义和间接和平主义两种。绝对和平主义完全奉行非暴力。这是托尔斯泰和甘地的立场。托尔斯泰依靠基督“转过另一边脸让人打”的训谕衍生而成的基督教传统；甘地依靠的则是消极抵抗恶的印度教传统，把“不合作主义”（satyagraha）变成了反对英国占领者的强大政治武器。他们二人都认同苏格拉底关于行不义之事比遭受不正义更坏的观点，相信采取暴力行动比遭受暴力更糟。如此绝对的和平主义破绽甚多，很容易受到攻击；和平主义者既然不肯为保护他人而战，就必须担负起任由那些人被杀或遭受敌人残酷虐待的罪责。有些和平主义者接受人们被杀害或虐待这个后果，别的人则设想采用各种消极抵抗的方法来避免这一后果。但是，这里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困难：消极抵抗只有在敌人对我们有所求，可以通过不合作使之无法得逞的时候才有用。英国人希望在治理印度时得到当地人民的合作，而不是想让他们死掉。敌人若是想让我们死光，就不会受消极抵抗的遏制；面对纳粹的种族灭绝，犹太人消极抵抗丝毫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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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30197 和平主义更常见的版本称为“反战主义”，把战争视为最后的办法。13伯特兰·罗素通常的观点是反战主义，不是绝对和平主义，与他持同样观点的有一长串自由思想家，可一直追溯到伊曼努尔·康德、卢梭和阿贝·雷纳尔。这种观点也引起了人所熟悉的一些问题。大部分和平主义者相信后果论，以减少暴力死亡为最终目的；但是，减少短期伤亡和减少长期伤亡所需的措施经常互为矛盾，做出准确的判断也困难重重。表面上看，鼓吹先发制人的打击似乎与和平主义相去甚远，但在一定情况下，可以认为，从长远观点来看，先发制人的战争能够把暴力致死的人数降至最低。举个极端的例子，1946年，伯特兰·罗素提出，为保障欧洲的持久和平，避免未来发生核战争，应该趁苏联尚未拥有核武器时打一场简短的对苏战争，即使美国必须使用核武器来使苏联就范也在所不惜；这个观点不能说完全没有理性。罗素提倡先发制人，他承认这样的战争会造成大量伤亡，但坚称，比起将来苏联与西方在欧洲打核战争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那只是小巫见大巫，而且他坚信苏联和西方的核战争不可避免。回头看去，我们现在知道苏联和西方没有打核战争；如果美国相信了罗素的判断，几百万人就会无谓地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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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30199 不能因为这个例子就断言所有这类估计都不可信。塔西陀曾引用（也许是虚构的）苏格兰酋长卡尔加库斯的话，说罗马人制造了一片荒漠，把它称为和平；我们也许对卡尔加库斯心怀同情，但仍然认为，罗马人通过短期内采取残酷的军事手段，减少了欧洲的长期暴力。14关于这类观点，一个问题是谁也不能肯定结局是否真的最好，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做出道德上有说服力的论述，说明为了将来保住更多人的性命，现在杀人是应该的。哲学家大多惯于使用大规模的数字与抽象概念，罗素也不例外，放出豪言说也许会造成1亿人的死亡，但能够拯救“文明”。很多人认为，尚未出生的人的命运不可能与眼下就要死去的人的命运相提并论。上帝对过去、现在和未来一视同仁；19世纪的功利主义者亨利·西奇威克认为，道德采取的是“宇宙的观点”；但即使宇宙有观点，政治也不能采纳。15生者的利益大于未出生者的利益，但生者必须关心自己死后留下的局面。这在保护环境的政治中极为重要，在减少暴力死亡的政治中也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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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30201 威慑与对战争的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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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30203 让我们把这些问题放在一边，来看威慑面对的各种困难。和平主义者力图避免战争，竭力试用各种方法，以求不致打仗；问题是如何威慑对打打杀杀毫不在乎的侵略者，使之不敢轻举妄动。20世纪30年代对是否应支持英国重整军备心怀疑虑的人面对的正是这个问题：改善陆、海、空军队的装备是会使英国更有可能发动战争呢，还是会向德国军国主义者显示，他们和英国长期作战是打不赢的，哪怕打赢了也代价惨重，因而对他们起到威慑的作用呢？从政者还面临着一个道德哲学家无须操心的困难，他们必须说服老百姓同意纳税，用来制造武器进行老百姓所厌恶的战争。很难说服反战的老百姓支持更新军备，到能够说服他们的时候却通常已为时太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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