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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的愿望通常有自然的界限。比如，20世纪50年代肯尼亚的茅茅叛乱是为了赶走英国殖民政府，也希望把大部分白人定居者赶走；其他的反殖民主义叛乱也都是为了反抗宗主国，推翻殖民统治。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反叛者掌握的国家机器缺乏合法性，经济左支右绌，疲于应付国内人口增长的压力和国外的激烈竞争；但是，这并不说明他们没有实现民族解放。外国势力的确被驱逐了，国家政府也建立了起来。以美国是万恶之源为由对美国发动的恐怖袭击完全是另一回事。恐怖分子的祖国没有被外国统治，不需要解放，但他们认为国家掌握在不该掌权的人的手中。美国之所以被视为“全球”殖民主义国家，是因为它是一种世俗、现世、物质主义的文化的根源；由于美国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是精神力量，而非军事力量，就无法像1945年至1975年间驱逐真正的殖民主义国家那样，把美国的力量赶走。奇怪的是，最有可能引发战争的仍然是最古老的原因。如果国界没有确定，武装精良的国家之间可能会因为变动国界而兵戎相见。仅举一例，印度与巴基斯坦的边界问题仍悬而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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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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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暴力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威胁文明的生存。这种暴力减少了繁华大都市对人的吸引力，但并不使人对南部苏丹或北部乌干达的生活趋之若鹜；看一看难民流的走向即可明白这一点。最后，应该看一下两个真正有可能造成大规模死亡的问题：第一，除非我们设计出一个世界政府来防止核浩劫，否则全世界都会在核大战中灰飞烟灭；第二，我们可能会无意中毒死自己。自20世纪初，对人类注定会自我毁灭的担忧就流传甚广，这种担忧并非在对广岛和长崎投了原子弹后才出现。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许多思想家确信，人注定会自我毁灭。这个信念反映了两个事物的结合：一是工业化战争，二是担忧人的暴力本能不可控制。工业化战争的惨烈在美国的南北战争中已初见端倪。南北战争开始时，步兵还能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发动冲锋，守军才来得及放出一排子弹，阵地就被冲锋的攻方夺走了；发明了后装栓步枪和高效野战炮后，向着战壕守军的冲锋就成了自杀之途。士兵宁肯丢弃武器，也要保留挖战壕藏身的工具。第一次世界大战显示了烈性炸药和机关枪杀戮的能量；轰炸机发明出来时，战争已接近尾声，因此并未对战局产生多大影响，但它的潜力有目共睹。血肉根本无法抵御制造死亡的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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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会战中战死的人数远比不上战后爆发的西班牙流感致死的人数，但它显然对政治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看到原本文明的人如此狂热地互相屠杀，震惊之余认定人生来就有“死亡本能”。11弗洛伊德的悲观虽不如奥古斯丁，但甚于霍布斯。他认为，每个人内心深处都埋藏着自我毁灭的冲动，或单纯的毁灭冲动，几乎完全处于社会的控制范围之外。求死的欲望是人的两个强烈的固有本能之一，另一个是实现性满足的欲望。伯特兰·罗素深受这个观点影响，在他漫长的一生中致力于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鼓吹寻求某种形式的世界政府，以图限制人类的破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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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具有内在的侵略性，经常表现为自我毁灭。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困难重重。靠心理分析来解释人类行为极具争议；有的理论家从心理分析中寻求启发，希望找到办法减轻人类对自身生存的威胁，别的理论家则坚持说，心理分析基本上非关政治。弗洛伊德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模棱两可。虽然他在1930年发表的《文明及其不满》讲的是因文明生活的要求而必须压制本能是多么困难，但该作的主旨并不明朗。弗洛伊德指出，正如霍布斯所说，“人对人是狼”（homo homini lupus），必须对人加以克制，以防他们互相伤害，但他比霍布斯更加强烈地坚持，人必须把这些克制铭记于心，必须接受现实，明白自己内心最深层的欲望与社会生活的要求之间存在着矛盾。该文的德文标题“文化中的不安”（Unbehagen in der Kultur）中，“不安”一词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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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显而易见的理由，没有哪个政治理论是以“侵略乃人之本性，无法控制”的观点为基础的。但即使人并非注定要自我毁灭，也要时刻面对遭受侵略的危险，愤怒时极易发生误判。所以，只要人掌握了彼此屠杀的手段，人的平均寿命就恐不长久。核裂变的发现更突出了这个危险，因为人现在掌握了把全人类消灭好几次的能力。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关于核战争的危险的讨论大都反映出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人的破坏欲使人类历史的大幕落下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伯特兰·罗素比大部分撰著者都更极端、更雄辩，但他的观点远非独一无二。12他认为，哪怕人没有自我毁灭的内在冲动，而是仅有侵略的特性，这个特性也极易受到民族或族裔自豪感这种非理性力量或宗教信念的激发，通过战争来得到释放，这已经足以令人惊心。此中的道理不难明白。人一旦处身于激发自己战斗本能的形势中，头脑就会冲动，会低估冲突的代价，高估成功的可能。人并非命中注定要打仗，但特别容易打仗。审慎的政治必须尽力反制人性的这些弱点。审慎的领导人不应讴歌战争，也不应推行会加剧紧张或导致流血的民族主义或帝国主义政策，而是必须减少本国人民对别国人民的敌意。持悲观看法的人对此会反驳说，除非能够肯定别国也同样力行克制，否则审慎的领导人必须确保本国有足够的军备，以威慑有意入侵者，避免成为别国的俎上之肉，哪怕这样做会引得对方误以为己方准备对他们不利。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已于1992年解散）的座右铭是“以和平为业”。此语貌似拙劣的玩笑，实则表达了威慑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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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主义与世界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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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是威慑理论的常用论点，待我们考虑过和平主义提出的一些维持和平的办法后，再回来讨论它们。让我们先对和平主义思想的两个流派做出区分，审视提倡建立世界政府的观点，最后来看新近出现的忧惧，怕人类最终不是在大爆炸中灰飞烟灭，而是随着一声呜咽完结。和平主义一般分为绝对和平主义和间接和平主义两种。绝对和平主义完全奉行非暴力。这是托尔斯泰和甘地的立场。托尔斯泰依靠基督“转过另一边脸让人打”的训谕衍生而成的基督教传统；甘地依靠的则是消极抵抗恶的印度教传统，把“不合作主义”（satyagraha）变成了反对英国占领者的强大政治武器。他们二人都认同苏格拉底关于行不义之事比遭受不正义更坏的观点，相信采取暴力行动比遭受暴力更糟。如此绝对的和平主义破绽甚多，很容易受到攻击；和平主义者既然不肯为保护他人而战，就必须担负起任由那些人被杀或遭受敌人残酷虐待的罪责。有些和平主义者接受人们被杀害或虐待这个后果，别的人则设想采用各种消极抵抗的方法来避免这一后果。但是，这里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困难：消极抵抗只有在敌人对我们有所求，可以通过不合作使之无法得逞的时候才有用。英国人希望在治理印度时得到当地人民的合作，而不是想让他们死掉。敌人若是想让我们死光，就不会受消极抵抗的遏制；面对纳粹的种族灭绝，犹太人消极抵抗丝毫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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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主义更常见的版本称为“反战主义”，把战争视为最后的办法。13伯特兰·罗素通常的观点是反战主义，不是绝对和平主义，与他持同样观点的有一长串自由思想家，可一直追溯到伊曼努尔·康德、卢梭和阿贝·雷纳尔。这种观点也引起了人所熟悉的一些问题。大部分和平主义者相信后果论，以减少暴力死亡为最终目的；但是，减少短期伤亡和减少长期伤亡所需的措施经常互为矛盾，做出准确的判断也困难重重。表面上看，鼓吹先发制人的打击似乎与和平主义相去甚远，但在一定情况下，可以认为，从长远观点来看，先发制人的战争能够把暴力致死的人数降至最低。举个极端的例子，1946年，伯特兰·罗素提出，为保障欧洲的持久和平，避免未来发生核战争，应该趁苏联尚未拥有核武器时打一场简短的对苏战争，即使美国必须使用核武器来使苏联就范也在所不惜；这个观点不能说完全没有理性。罗素提倡先发制人，他承认这样的战争会造成大量伤亡，但坚称，比起将来苏联与西方在欧洲打核战争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那只是小巫见大巫，而且他坚信苏联和西方的核战争不可避免。回头看去，我们现在知道苏联和西方没有打核战争；如果美国相信了罗素的判断，几百万人就会无谓地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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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因为这个例子就断言所有这类估计都不可信。塔西陀曾引用（也许是虚构的）苏格兰酋长卡尔加库斯的话，说罗马人制造了一片荒漠，把它称为和平；我们也许对卡尔加库斯心怀同情，但仍然认为，罗马人通过短期内采取残酷的军事手段，减少了欧洲的长期暴力。14关于这类观点，一个问题是谁也不能肯定结局是否真的最好，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做出道德上有说服力的论述，说明为了将来保住更多人的性命，现在杀人是应该的。哲学家大多惯于使用大规模的数字与抽象概念，罗素也不例外，放出豪言说也许会造成1亿人的死亡，但能够拯救“文明”。很多人认为，尚未出生的人的命运不可能与眼下就要死去的人的命运相提并论。上帝对过去、现在和未来一视同仁；19世纪的功利主义者亨利·西奇威克认为，道德采取的是“宇宙的观点”；但即使宇宙有观点，政治也不能采纳。15生者的利益大于未出生者的利益，但生者必须关心自己死后留下的局面。这在保护环境的政治中极为重要，在减少暴力死亡的政治中也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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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慑与对战争的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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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把这些问题放在一边，来看威慑面对的各种困难。和平主义者力图避免战争，竭力试用各种方法，以求不致打仗；问题是如何威慑对打打杀杀毫不在乎的侵略者，使之不敢轻举妄动。20世纪30年代对是否应支持英国重整军备心怀疑虑的人面对的正是这个问题：改善陆、海、空军队的装备是会使英国更有可能发动战争呢，还是会向德国军国主义者显示，他们和英国长期作战是打不赢的，哪怕打赢了也代价惨重，因而对他们起到威慑的作用呢？从政者还面临着一个道德哲学家无须操心的困难，他们必须说服老百姓同意纳税，用来制造武器进行老百姓所厌恶的战争。很难说服反战的老百姓支持更新军备，到能够说服他们的时候却通常已为时太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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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主义者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他的政策要想成功，需要相当程度的欺骗。只有当对手以为我们的威胁是真的，或者害怕我们会说到做到的时候，威慑才能起作用。换言之，越是不想打仗，就越是需要摆出好战的样子。核武器发明后，这一点变得尤其重要。自20世纪20年代起，所有著书撰文的人都坚信，用高烈度炸药轰炸平民百姓意味着文明的灭亡；他们没有说对，但美苏之间的全面核战争很可能真的会毁灭文明。于是，双方都必须威慑对方，使之不敢发动攻击，导致世界末日。这又要求双方都必须向对方“保证”，自己不仅有毁灭对方的手段，而且会毫不犹豫地使用这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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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人称MAD的“保证互相毁灭”的制度的逻辑，在这个制度下，美苏两国维持着一种公开的态势，表示若对方发动大规模军事攻击，自己将坚决消灭对方，还顺便捎带上大半个地球。MAD的逻辑无懈可击，但并不稳固；如果受攻击的一方进行报复，显然整个世界都要遭殃，但受害者已经死了或很快要死去，再多死几百万人也无法把他们从死神那里召回。如果受攻击的国家遵照理智行事，就应该投降，因为更多的死亡与破坏达不到任何目的。但知道它会理性行事就消除了它的威慑力量的价值，因为威慑的意思就是要使敌人相信，它若敢发动攻击，己方一定会还击。因此，MAD是发疯；更严谨地说，为了实现合理的威慑，双方都必须使对方相信，自己会做出非理性的反应。尽管如此，政治家要做到谨慎精明，必须让人以为自己若受到挑衅，会像失去理智的疯子一样大肆破坏，这未免使人不安。难怪许多反对核现状的人认为，主政的不是政治家，而是躁狂病人——可是他们错了。深谙此中道理的理查德·尼克松说，他希望北越的人能够相信他是“彻头彻尾”的疯子，也就是说，他为了迫使敌人坐下来谈判，会毫不犹豫地把金边[2]化为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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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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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战争会结束一切战争，因为它将灭绝人类；为设法避免这个危险，许多思想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建立世界政府的主意，认为那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个想法与政治理论一样古老。古希腊思想家伊索克拉底说，希腊城邦之间战事连绵不断，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建立一个总的政府来维持各城邦之间的秩序。中世纪早期，但丁重新发现了“普遍君主”的概念；但这个理论的近代版本应该是始自霍布斯，由康德明确提出。霍布斯说，必须建立主权者。他提出的理由是，如果没有压倒性的权威来对个人进行克制，人与人之间就会打作一团，或是为了物质利益，或是出于恐惧，或是仅仅要证明自己比别人强。人们自然会进一步猜想，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各个民族国家是否也需要一个主权者来管制；人们也自然会认为应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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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霍布斯式的词语来说，国家不像处于自然状态的个人，有彼此“杀害”的动力。个人若是杀死了对头，不必担心对头会死而复生前来报仇；国家却很少能像个人那样被一下子打死，所以维持互相威慑就够了。力量较弱的国家也可以重创入侵者，使入侵者认识到企图征服它是得不偿失。列支敦士登和安道尔这样的小国恐怕不会因此而宽怀去忧，但对法国和英国这种规模的民族国家来说，这个论点是有说服力的。但这个论点在推理上也存在不足，因为受意识形态激情驱动的民族国家或容易误判形势的统治者会头脑发热，无视自身利益，投入本应避而远之的战争。到18世纪末，才出现了更周密细致的思想。伊曼努尔·康德的《永久和平论》提出了一个设想，希望建立维持和平的国家联盟，而不是世界政府；自那以来，再没人提出过更好的设想。康德相信，各国人民均有自我治理的权利，但是，正如许多其他权利一样，对这个权利的行使若不加控制，会引发无穷无尽的冲突与战争。世界政府不切实际，因为最需要被纳入法治之下的是威胁别国的大国，但它们绝不会放弃自己的主权；另外，世界政府也是不道德的，因为它侵犯了各国人民自我治理的权利。总的来说，功利主义者希望建立世界政府，如果做不到，才退而求其次，成立国家间的联盟。康德认为，这是功利主义国际关系观的一个道德盲点，最近约翰·罗尔斯在重新思考人民权利的著述中也认同康德这个观点。功利主义的主张忽视了一条真理，那就是，只有当自由行为者的自由受到尊重时，对他们的治理才是合法的。在一国国内，只有宪政国家有合法性；同理，国家间的联盟也有合法性，但全球性的专制政府没有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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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联盟通过类似法律的规章把不同的合法国家联合在一起；各国独立处理自己的事务，但国与国同舟共济；对联盟中任何成员的侵略行为都构成违反国际法的犯罪，光是这一条就足以构成联盟其他成员进行军事干预的理由。读了康德在两个半世纪前写的文章后会发现，那时他就已经明确提出了《联合国宪章》第五条的思想[3]，也许有人会感到震惊，其实不必大惊小怪。维护国际和平的条约的基础是，签署国保留对国内事务的自主权，但若侵犯了他国的自主权，则要接受制裁；这个思想在与霍布斯大约同时的欧洲经院派学者的著作中已见端倪。更深的问题是，因为个人与国家不可类比，这是否意味着也许没有哪个领域的事务是只专属于民族国家的？一个不事声张地屠杀国内犹太人的国家也许没有攻击邻国，但别国不应对它这种行为听之任之。许多事情即使其他国家认为不合适，一个国家仍然可以合法地去做，但种族灭绝不在此列。康德和罗尔斯都对这样的可能性有所警惕。康德坚持说，国家联盟的成员必须是真正的合法共和国，罗尔斯则要求国家和个人一样，应“行为有序”。16《联合国宪章》没有这样的要求，许多批评家，包括我自己都认为，它对国家主权的不可侵犯性做出的让步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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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主义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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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目前来到了一个节点。现代世界并未因经济全球化而战云压顶。中东和其他地区的民族主义与宗教狂热的结合造成了焦虑恐惧和经济损失，却不会引发大战。在世界的某些地方，拥核国家之间可能会发生战争；迄今，印度与巴基斯坦时有低烈度、有控制的小型冲突，但是，朝鲜可能误判对韩国施压的后果，印巴两国也可能犯下致命的错误。这类情况不会引发全球灾难，但在当地会造成无以名状的惨烈。苏联解体后，美苏两强相争造成人类毁灭的危险随之消失，建立世界政府的呼声也平伏下去。但两个问题依然存在：第一个是要求对侵犯本国公民人权或无法维持公民起码的安全与福利的国家进行干预的压力日益增大；第二个是环境退化可能成为推动建立某种超越以集体安全为核心的联合国的国际政府的力量。这是个全新的问题，在过去2000年间的政治思想中完全没有提及，尽管地方性的环境退化在人类历史上一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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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主义干预的压力始自个人与国家间深刻的不可类比性。如果一个人没有别人靠他养活，就应当允许他鲁莽行事，只要不伤害邻居；但是，一个国家不可能在自己的私人领域内鲁莽行事而不会侵犯到别人的权利，因为它没有私人领域可言。国家是一套机构制度，对领土有管辖权，它的合法性和得到公民服从的权利全靠它对公民福利的保护和促进。在尊重人权的世界中，公民拥有相对于政府的权利，比如，得到非恶意待遇的权利，包括免于酷刑和得到公平审判的权利，还有更广泛的福利权利，包括教育、卫生、社会保障方面的权利。至于如何保障这些权利，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如果同意康德关于人民有权自治的思想，就会倾向于认为，除了极端情况之外，只有当一个国家的政府发出要求后，才能为该国公民提供援助；但若是考虑到公民人数众多，并非所有公民都从同一角度看世界，就很容易觉得，辜负了自己公民的国家丧失了豁免权，不再能免于不请自来的干预。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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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引出了一系列焦虑，不是对核浩劫的恐惧，而是合情合理的担忧，怕干预若执行不当，对所有各方都会不利，而且干预引起的愤恨还会滋生恐怖主义和非正式战争。反之，若是袖手旁观，又好似路过看到一个孩子快要溺死，却因怕下水脏了衣服而见死不救。格于《联合国宪章》第五条的规定，从政者不得不提出各种欺骗性的饰词。既然第五条只允许在自卫的情况下采取军事行动，鼓吹人道主义干预的人就必须说明，失败的国家不仅伤害自己的国民，而且危及邻国；有时这种论述并不能完全服人。持反对意见的人说，不干预也许会置当地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但他们的痛苦并不威胁别人，若企图减轻他们的痛苦，反而害大于利；这种说法同样不能完全服人。一个国家若是辜负了人民，就放弃了免受外来干预的主权权利，对于这个说法，世界上每一个政府都不能接受。要维持一支受普遍尊重、被视为世界良知的不偏不倚的国际部队也不容易，尤其是在财务上很难找到富国乐意出钱支持它，在政治上很难就哪些国家应受它监管达成一致意见，而且似乎不可能防止它陷入本来要用它来预防的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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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道德和国家实践中，人道主义干预肯定会继续是一大棘手问题。保护无辜者不受虐待的责任使干预主义者占据了道德高地，而干预常常会弄巧成拙这个事实则使反对者的谨慎态度占了上风。苏联解体后，核噩梦不再是最主要的关注，论述国际体系的理论家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人道主义干预。对此，他们有实际操作方面的疑虑，比如，无法确定各国能否集结起所需的资源并高效采取行动；也因为政治思想史上没有可供借鉴的先例而茫然无绪。过去的人不像今人如此小心地对待不同的文化。西班牙入侵加勒比和南美时，有人提出了西班牙人是否侵犯了当地人民权利的问题，一个常见的回答是，是当地的土著在侵犯无辜人的权利。16、17世纪的人并不认为，吃人肉（这是对加勒比土著的主要指控）也许是当地文化的一部分，旁人不应干涉。今人在诸如当地文化对妇女的待遇这类问题上更加小心翼翼。对于女性割礼，没人像纳皮尔将军对印度寡妇焚身殉夫的传统那样寸步不让。常识说明，在认为一切均为文化选择的观点和声称每一个有理智的人都本能地深知自然法规则的理念之间，存在着广阔的中间地带。种族灭绝违背了任何能够想象的道德守则；医疗服务或铁路系统是该国有化还是私有化则是应由当地选择的典型例子，这方面的错误选择也许会造成巨大的代价，但远不致引发人道主义灾难；统治者和立法者在日常工作中的无能也不致使国家成为失败的国家。我们生活居住的各个国家都有诸多缺点，好在大部分都不是失败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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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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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来谈世界的完结“不是一声巨响，而是一声呜咽”。人类侥幸逃脱了在核火海中被烧焦，或在随之而来的核冬天中被饿毙的命运后，开始担心自己的活动正在使地球变得日益不适于居住，为争夺自然资源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日益增大。应对这个问题可能需要建立强有力的国际机构，比迄今成立的任何国际机构的权力都大，近似人们设想的世界政府。波斯帝国在自然灾难面前不堪一击，大流士首次入侵希腊的舰队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风暴中全军覆没。大自然也一直受人类活动的破坏；森林遭到砍伐，过度种植造成土壤贫瘠。但是，人类活动从未像今天这样对自然产生如此大规模的破坏，也从未在如此大的程度上是造成严重自然灾害的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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