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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联盟通过类似法律的规章把不同的合法国家联合在一起；各国独立处理自己的事务，但国与国同舟共济；对联盟中任何成员的侵略行为都构成违反国际法的犯罪，光是这一条就足以构成联盟其他成员进行军事干预的理由。读了康德在两个半世纪前写的文章后会发现，那时他就已经明确提出了《联合国宪章》第五条的思想[3]，也许有人会感到震惊，其实不必大惊小怪。维护国际和平的条约的基础是，签署国保留对国内事务的自主权，但若侵犯了他国的自主权，则要接受制裁；这个思想在与霍布斯大约同时的欧洲经院派学者的著作中已见端倪。更深的问题是，因为个人与国家不可类比，这是否意味着也许没有哪个领域的事务是只专属于民族国家的？一个不事声张地屠杀国内犹太人的国家也许没有攻击邻国，但别国不应对它这种行为听之任之。许多事情即使其他国家认为不合适，一个国家仍然可以合法地去做，但种族灭绝不在此列。康德和罗尔斯都对这样的可能性有所警惕。康德坚持说，国家联盟的成员必须是真正的合法共和国，罗尔斯则要求国家和个人一样，应“行为有序”。16《联合国宪章》没有这样的要求，许多批评家，包括我自己都认为，它对国家主权的不可侵犯性做出的让步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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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主义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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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目前来到了一个节点。现代世界并未因经济全球化而战云压顶。中东和其他地区的民族主义与宗教狂热的结合造成了焦虑恐惧和经济损失，却不会引发大战。在世界的某些地方，拥核国家之间可能会发生战争；迄今，印度与巴基斯坦时有低烈度、有控制的小型冲突，但是，朝鲜可能误判对韩国施压的后果，印巴两国也可能犯下致命的错误。这类情况不会引发全球灾难，但在当地会造成无以名状的惨烈。苏联解体后，美苏两强相争造成人类毁灭的危险随之消失，建立世界政府的呼声也平伏下去。但两个问题依然存在：第一个是要求对侵犯本国公民人权或无法维持公民起码的安全与福利的国家进行干预的压力日益增大；第二个是环境退化可能成为推动建立某种超越以集体安全为核心的联合国的国际政府的力量。这是个全新的问题，在过去2000年间的政治思想中完全没有提及，尽管地方性的环境退化在人类历史上一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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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主义干预的压力始自个人与国家间深刻的不可类比性。如果一个人没有别人靠他养活，就应当允许他鲁莽行事，只要不伤害邻居；但是，一个国家不可能在自己的私人领域内鲁莽行事而不会侵犯到别人的权利，因为它没有私人领域可言。国家是一套机构制度，对领土有管辖权，它的合法性和得到公民服从的权利全靠它对公民福利的保护和促进。在尊重人权的世界中，公民拥有相对于政府的权利，比如，得到非恶意待遇的权利，包括免于酷刑和得到公平审判的权利，还有更广泛的福利权利，包括教育、卫生、社会保障方面的权利。至于如何保障这些权利，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如果同意康德关于人民有权自治的思想，就会倾向于认为，除了极端情况之外，只有当一个国家的政府发出要求后，才能为该国公民提供援助；但若是考虑到公民人数众多，并非所有公民都从同一角度看世界，就很容易觉得，辜负了自己公民的国家丧失了豁免权，不再能免于不请自来的干预。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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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引出了一系列焦虑，不是对核浩劫的恐惧，而是合情合理的担忧，怕干预若执行不当，对所有各方都会不利，而且干预引起的愤恨还会滋生恐怖主义和非正式战争。反之，若是袖手旁观，又好似路过看到一个孩子快要溺死，却因怕下水脏了衣服而见死不救。格于《联合国宪章》第五条的规定，从政者不得不提出各种欺骗性的饰词。既然第五条只允许在自卫的情况下采取军事行动，鼓吹人道主义干预的人就必须说明，失败的国家不仅伤害自己的国民，而且危及邻国；有时这种论述并不能完全服人。持反对意见的人说，不干预也许会置当地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但他们的痛苦并不威胁别人，若企图减轻他们的痛苦，反而害大于利；这种说法同样不能完全服人。一个国家若是辜负了人民，就放弃了免受外来干预的主权权利，对于这个说法，世界上每一个政府都不能接受。要维持一支受普遍尊重、被视为世界良知的不偏不倚的国际部队也不容易，尤其是在财务上很难找到富国乐意出钱支持它，在政治上很难就哪些国家应受它监管达成一致意见，而且似乎不可能防止它陷入本来要用它来预防的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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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道德和国家实践中，人道主义干预肯定会继续是一大棘手问题。保护无辜者不受虐待的责任使干预主义者占据了道德高地，而干预常常会弄巧成拙这个事实则使反对者的谨慎态度占了上风。苏联解体后，核噩梦不再是最主要的关注，论述国际体系的理论家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人道主义干预。对此，他们有实际操作方面的疑虑，比如，无法确定各国能否集结起所需的资源并高效采取行动；也因为政治思想史上没有可供借鉴的先例而茫然无绪。过去的人不像今人如此小心地对待不同的文化。西班牙入侵加勒比和南美时，有人提出了西班牙人是否侵犯了当地人民权利的问题，一个常见的回答是，是当地的土著在侵犯无辜人的权利。16、17世纪的人并不认为，吃人肉（这是对加勒比土著的主要指控）也许是当地文化的一部分，旁人不应干涉。今人在诸如当地文化对妇女的待遇这类问题上更加小心翼翼。对于女性割礼，没人像纳皮尔将军对印度寡妇焚身殉夫的传统那样寸步不让。常识说明，在认为一切均为文化选择的观点和声称每一个有理智的人都本能地深知自然法规则的理念之间，存在着广阔的中间地带。种族灭绝违背了任何能够想象的道德守则；医疗服务或铁路系统是该国有化还是私有化则是应由当地选择的典型例子，这方面的错误选择也许会造成巨大的代价，但远不致引发人道主义灾难；统治者和立法者在日常工作中的无能也不致使国家成为失败的国家。我们生活居住的各个国家都有诸多缺点，好在大部分都不是失败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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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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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来谈世界的完结“不是一声巨响，而是一声呜咽”。人类侥幸逃脱了在核火海中被烧焦，或在随之而来的核冬天中被饿毙的命运后，开始担心自己的活动正在使地球变得日益不适于居住，为争夺自然资源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日益增大。应对这个问题可能需要建立强有力的国际机构，比迄今成立的任何国际机构的权力都大，近似人们设想的世界政府。波斯帝国在自然灾难面前不堪一击，大流士首次入侵希腊的舰队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风暴中全军覆没。大自然也一直受人类活动的破坏；森林遭到砍伐，过度种植造成土壤贫瘠。但是，人类活动从未像今天这样对自然产生如此大规模的破坏，也从未在如此大的程度上是造成严重自然灾害的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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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蒙·伯克曾对北美殖民者的勇气和精力大为赞扬，那些殖民者是农夫，在杳无人迹的大森林里伐木垦荒，开出自己的田地，或者是深海捕鲸者，追赶着猎物直入北极和南极的海洋。18当时的世界中，已知的、有人居住的部分小于未知的、无人居住的部分。大自然对人是威胁或激励，但没有被驯服。1750年，世界人口在6. 5亿到9亿之间，世界的资源可说是用之不竭。经济学家知道，文明国家的资源远非“用之不竭”。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讨论了可耕地对经济增长的限制。人们非常明白土地日益降低的边际生产率造成的经济后果。当时没有人想到，地球为人口与消费设定了限制。肥沃农地的短缺是政治经济的问题，因为在由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中，不能使用本国国界以外的土地，除非到海外“无主”的大陆去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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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世界人口大约70亿，预计最高将达到90亿；许多评论家都认为这超出了地球的“承载能力”。70亿人口的人均消费量远远高于1750年，对环境压力的增加要以几何倍数计算。有些撰著者称，自然已经消失；无论如何，对自然的观念已经大为改变。人不再认为自己周围的世界是神的创造，自己需要在神造的世界中安下身来，探索上帝为自己预定的使命。19“环境”一词的含义是，人是在照顾园地，而不是在驯服荒野。这就提出了两个明显的问题：人类是否正在摧毁维系着自己生命的体系？阻止这一进程是否需要新的政治机构？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是的，但尚未毁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不需要。”看一看人口增长与技术发展相结合产生的结果，谁都会对人类对环境已经造成的以及在今后半个世纪将继续造成的破坏感到忧心忡忡。自然资源的枯竭有双重的可怕性：一方面，可能会发生饥荒和瘟疫；另一方面，对不断减少的资源的争夺日趋激烈，可能引发大规模军事冲突。完全可以想象，在中东和亚洲及非洲的一些地方，会因为争夺水源而爆发军事冲突。因石油爆发冲突更是容易想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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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资源的耗竭会引起多方面的担忧。这种廉价而丰富的燃料和化工原材料一旦枯竭，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依赖石油的发达经济就必须重组。石油破坏环境，它和其他化石燃料一样，产生大量的烟炱和二氧化碳，加剧全球暖化以及连带的自然灾害。对逐渐减少的石油供应的竞争可能引发大规模国际冲突。世界上许多主要经济体本身缺少石油，即使有石油也难以满足自身的经济需求，哪怕是缩小经济规模也不行。英国和美国一个世纪以来推行的外交政策都是以确保未来中东石油的供应为主导。日本想统治东亚的企图也是受对石油的需求所驱动。20世纪20年代，伯特兰·罗素惹火了列昂·托洛茨基，因为他坚持说，托洛茨基把共产主义传播到格鲁吉亚的言论是烟幕弹，其实是想攫取对格鲁吉亚油田的控制。如果意识形态、宗教分歧和文化误解都不会引起大战，石油也许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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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避免这些灾难并不需要在机构方面做出巨大发明。载于《联合国宪章》的集体安全体系如果得到足够的重视，就可以起到有效作用；而大战迫近的威胁也许会促使各国加强对集体安全体系的重视。剩下的问题是如何减少人类对环境的破坏。很容易以为，如果问题是人造成的，就必须有一个管理全人类的政治制度来解决问题。但自古至今的历史都证明此路不通。古希腊城邦的居民对自己的土地眷恋至深，但是他们照样把森林砍伐干净，种植粮食造成土地肥力的耗竭，放牧山羊把山丘啃得光秃一片。这就是“公共资源悲剧”的关键所在。集体所有的财产最没人爱护。乡间资源最好的监护人是农夫，这些资源牵涉到他们的长期利益，这促使他们即使不努力美化，至少也努力保护周围的环境。亚里士多德早就注意到，属于公共的东西没有人爱护；环境之所以备受破坏，是因为无人拥有环境中最脆弱的那些因素的财产权。20野生动物和家养动物的对比就很说明问题；家畜豢养一直兴旺，但野生动物每年都有一些物种遭到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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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无人拥有或难以拥有的资源（比如空气）需要规则；政府为了利益总是想钻国际条约的空子；在政府腐败或无能的国家中，造成污染的人也总是想逃避执行环保规则。尽管如此，已经有了许多国际监管机构来创立必要的监管机制，这样的机制无论细节有多么复杂，大致轮廓已非常明显。问题是各国尚未就如何公平分担有效监管的负担达成共识，也没有足够的决心要遵守规则，还有的国家缺乏执行规则的能力。以为这些问题能够通过建立全球政府，而不是改善地方治理和营造全球性的紧迫感来得到解决，这完全是乌托邦式的幻想。地方官员的愚昧与腐败不会因为加上了一层新的、比执政不力的中央政府更遥远的权威，就能得到补救。用意良好的外人用武力改换中央政府也不是改善环境的好办法。对环境破坏最大的莫过于战争。如果有什么能够拯救地球，那就是通过去除腐败与愚昧来逐渐实现较好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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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期望不能脱离现实，但仍然可以树立雄心大志。政治理论史和关于政治理论家的著作介绍的是伟大思想家的独到理论，这可能使日常政治相比之下显得单调乏味。很少有人以柏拉图的视角看世界；如果我们运气好，就无须因霍布斯所担忧的对政治秩序的威胁而焦虑，尽管核武器的发明令我们不安地记起他关于互相威慑的逻辑的见解；马克思对工业无产阶级使命的期望是史诗；地方的停车条例则实实在在。然而，今天对政治感兴趣的人要比人口流动性与通信极为有限的古代多得多，今天按照自己对好生活的理解过自主尊严生活的人也比古时候多得多。今天的人既是被统治者，也是公民。虽然他们享受的大多是社会意义上，而非一般政治意义上的公民权，但是能够做到这一点本身就是政治上的胜利。世界上如此之多的国家秩序安定井然，执法公平诚实，公民生活自主，这也是政治上的胜利。今人的一些成功靠的是前人没有的技术；我们并不比祖辈在道德上更高尚，也不是天生更聪明或更有眼光。但是，没有合适的政治框架，我们就不可能取得1945年之后的成就。“失败的国家”的悲惨命运就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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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治理的艺术依然十分脆弱。自治可以被暴力或经济及环境灾难所击垮，也可以因倦怠和沉闷而变质。人也许会选择静水无波的驯顺生活，投票建立《美丽新世界》描绘的制度，远离政治的波澜起伏，满足于舒适的小日子。无论今后怎样，这部政治思想史至此都到了结束的时候。本书的目的是试图理解历史上一些令人着迷的伟大思想家的理论。猜测各国及各国人民的未来命运从来是徒劳的。唯一能够确知的是，未来发生的事情一定在人的意料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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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 S. 艾略特的诗句。——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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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金边是柬埔寨的首都，在越南战争中，柬埔寨和老挝的共产主义武装也加入了北越对美作战。——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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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联合国宪章》第五条是：“联合国会员国，业经安全理事会对其采取防止或执行行动者，大会经安全理事会之建议，得停止其会员权利及特权之行使。此项权利及特权之行使，得由安全理事会恢复之。”《北约宪章》第五条是：“缔约国同意在欧洲及北美对它们中间任何一个或几个成员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所有缔约国的攻击，因此同意，如果发生这样的武装攻击，每个缔约国将作为对得到联合国宪章第51条承认的个人或集体自卫权的行使，立即单独或与其他缔约国协同采取它认为必要的行动，包括使用武力，以恢复并维持北大西洋区域的安全。”从前文来看，似乎这里应该是指《北约宪章》的第五条，而不是《联合国宪章》第五条，但原文如此。——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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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从霍布斯至今（下卷） [:1703327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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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从霍布斯至今（下卷）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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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本书未直接引用有关主题的二级文献，所以这是我向我的老师、同事、朋友和学生表示感谢的唯一的机会。我十分感激诺顿出版社的罗比·哈林顿（Roby Harrington）和鲍勃·韦尔（Bob Weil）帮我完成了这个工程，也感谢唐纳德·拉姆（Donald Lamm）启发我动了写这部书的念头。写作过程中，萨迪·莱恩·西蒙诺维奇（Sadie Ryan Simonovich）、维基·佩恩（Vicky Payne）、多丽丝·格拉博夫斯基（Doris Grabovsky）和萨姆·埃文斯（Sam Evans）对我帮助良多。安德鲁·W. 梅隆基金会资助我在美国加州帕洛阿尔托的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做了一年研究，使我收获颇大；牛津大学新学院选我为2009—2010年的高级研究员；普林斯顿大学接受我作为访问学者。我对这些机构深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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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对我教益更深的人，50年前我听了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的一系列讲座，得窥他撰写政治思想史的方法，同时与赫伯特·哈特（Herbert Hart）的交谈使我见识到他对社会和法律哲学清晰思维，它成了我一直努力要达到的标准。平时以及在具体问题上对我提供了宝贵帮助的同事有朱莉亚·安纳斯（Julia Annas）、布莱恩·巴里（Brian Barry）、杰瑞·科恩（Jerry Cohen）、詹妮特·科尔曼（Janet Coleman）、莫里斯·克兰斯顿（Maurice Cranston）、约翰·邓恩（John Dunn）、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彼得·尤本（Peter Euben）、莫里斯·戈德史密斯（Maurice Goldsmith）、伊恩·汉普希尔-蒙克（Iain Hampsher-Monk）、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Michael Ignatieff）、特里·欧文（Terry Irwin）、莫里斯·卡普兰（Morris Kaplan）、史蒂文·卢克斯（Steven Lukes）、普拉塔普·梅赫塔（Pratap Mehta）、戴维·米勒（David Miller）、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卡罗尔·佩特曼（Carole Pateman）、菲利普·佩蒂特（Philip Pettit）、马克·菲尔普（Mark Philp）、詹妮弗·皮特斯（Jennifer Pitts）、约翰·普拉梅纳茨（John Plamenatz）、约翰·波考克（John Pocock）、梅尔文·里克特（Melvin Richter）、约翰·罗布森（John Robson）、迈克尔·罗森（Michael Rosen）、拉里·西登托普（Larry Siedentop）、昆汀·斯金纳（Quentin Skinner）、约翰·斯科鲁普斯基（John Skorupski）、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理查德·塔克（Richard Tuck）、毛里齐奥·维罗利（Maurizio Viroli）、纳迪娅·乌尔比纳蒂（Nadia Urbinati）、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罗伯特·沃克勒（Robert Wokler）和谢尔登·沃林（Sheldon Wolin）。40多年来，我在牛津的埃塞克斯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任教和研究期间，一直享受着与众多的同事和学生友好互动的学术环境。他们启发影响了我对世界的看法，但除此之外，他们对本书的内容，尤其是书中的任何失实之处完全没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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