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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场文明危机的一种解释，很符合罗伯特·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所提出的警告：人口太多，粮食不足。用更加现代的语言来说，气候变化影响了欧洲的承载能力，减少了在封建主义制度下这块肥力下降了的土地上生存人口的数量。但是，承载能力的增长和缩小，取决于由谁来统治。这个问题(当时和现在都是）其实就是权力问题。事实上，就这个问题而言，马尔萨斯的发言权不如卡尔·马克思。封建领主们所要的是钱财或者谷物，因为它们储存和交易都很方便，而且，领主们消费了从土地里刨出来的为数不多的粮食剩余中的绝大部分，留下来给农业再投资的部分则少得可怜。30假如没有领主的权力和要求，农民或许能够转向种植杂粮，除了种植谷物之外，还可以种植包括园栽的农作物等，或许就能解决粮食问题。至于说人口的数量、家庭的形成和人口的增长，并非由一种永恒的生育欲望所决定，而是由众多的历史条件所决定，而这些历史条件又取决于文化、阶级和可获得的土地。正如盖伊·博伊斯(Guy Bois)在其经典的诺曼封建主义的研究中指出的，向不同的土地拥有方式过渡，农民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决定种植什么和如何种植，那就有可能使得中世纪的欧洲养活3倍于当时的人口。31但是那个过渡根本没有发生，封建制度下的那种格局仍在苟延残喘，直到1347年，它遭到了最后的致命一击：黑死病暴发了。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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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温暖期的欧洲可谓先天不足。从第二个千年伊始，曾经生产出足够的食物滋养农民和城市的那些社会结构，此刻已经无法应对正在变化的气候，进而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口陷入营养不良的深渊。33从英国墓地挖掘出来的11世纪的尸体显示，其健康程度超过了13世纪的尸体。34中世纪温暖期结束时的食物短缺，使得欧洲人的身体更易受到疾病的侵袭，而这场黑死病则将这一弱点变成了大灾难。黑死病借助中世纪版本的全球化进程，夺去了1/3到一半欧洲人的生命。几乎随处可见的是，城镇化和商业化将更多的人口带到了城市里，又将更多的城市带入了贸易网络中。从上海将货物和资金运到西西里的贸易大动脉，同时也将亚洲和欧洲连接成了一个超级大陆“疾病深渊”。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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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黑死病抵达欧洲时(1347年10月到达西西里，仅3个月之后即到达热那亚），封建体系崩溃了。这场崩溃告诉我们一些重要的东西：巨大的危机是如何发生的，而危机又是如何利用权力和经济套住诸如气候和人口等动力的。和许多农耕文明一样，封建主义往往会破坏其农业生态。在封建阶级的安排下，随着人口的增长，种田越来越成为劳动密集型活动，农田里干活儿的人手更多了，田间昆虫天敌之间的捕食作用和杂草减少了，更多的是精耕细作。将人们放到农田里耕作的做法，并没有解决封建主义阶级结构的问题，封建主义只是在维持着自己的衰亡之旅。在英格兰，封建主义衰亡的迹象早在1270年就显露了出来。在大饥荒发生之前的半个世纪里，农民们已经可怜的日常饮食急剧恶化。庄稼收成下降，人均谷物(农民的主要食物来源）消费下降了1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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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世界并不仅仅因为人们饥饿就会崩溃(自从1970年以来，营养不良人口的数量一直都在8亿人以上，然而却没有多少人谈论文明的终结)。37伟大的历史转变之所以发生，那是因为“一切照常”的做法再也不好使了。即便现实正在经历着巨变，权力者也有自己的一套方式来遵循古老的战略。封建主义制度下的欧洲正是如此。黑死病并不仅仅是一场人口灾难，它还导致欧洲社会力量发生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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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秩序依赖于人口增长，这不仅是为了生产食物，也是为了复制领主的权力。贵族阶级为了维护其地位，需要较大的农民人口数量：众多的农民来争地，总比众多的领主争农民要好。但是由于出现了黑死病，商业和交流网络不仅传播了疾病，也成为民众暴乱的载体。几乎一夜间，农民造反不再仅仅是本地的麻烦，而变成了对封建秩序的大规模的威胁。1347年之后，这些农民起义如燎原烈火连成了一片，这是针对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做出的整个体制性的反应，是对封建主义权力、生产和自然逻辑的根本性颠覆。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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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死病给一个已经达到爆发点的制度带来了难以承受的压力。这场瘟疫之后的欧洲烽烟四起，从波罗的海到伊比利亚，从伦敦到佛罗伦萨，阶级战争随处可见。39农民要求减租减税，要求恢复习俗权利，但是这些呼声，封建主义的统治者们不能容忍。如果欧洲的君主、银行和贵族们不能承受这种要求，他们也不可能恢复原状，尽管他们十分努力。他们通过控制工资或者干脆再次使农民沦为农奴，达成镇压性的立法，以应对黑死病。其中最早的立法，就是英格兰在瘟疫第一次来袭时(1349—1351年），悍然制定的英国《劳工条例》和《劳工法令》。若按今天的说法，就是将工会章程制定得更加严格，以此应对埃博拉疫情。对于欧洲的贵族阶级来说，气候变化对耕作的影响显而易见，因为尽管他们想保持“一切照常”，但其实已经是黔驴技穷。贵族阶级几乎完败。西欧或者中欧，没有一个地方重新建立农奴制。农民和城市各阶层的工资及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足以弥补整体经济规模的下降部分。尽管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件好事，但是欧洲1%的人却发现，他们在经济盈余中所持有的份额缩水了。旧的秩序被打破了，也不可能修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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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就是从这个破烂摊子中脱颖而出的。统治阶级不仅试图恢复缩水的那部分经济盈余，并且还想将其扩大。东亚地区更为富有，因此，尽管其统治者同样也经历了社会生态方面的磨难，但是他们却找到方法来调和自己统治期间的动乱、森林毁坏和资源短缺。40有一种解决方法彻底改变了人类与生命网络之间的关系，这种方法是由伊比利亚的贵族(主要是葡萄牙和卡斯蒂利亚地区）偶然发现的。到15世纪末叶，这些地区的王国及其社会通过“收复失地运动”(与半岛上穆斯林力量长达数个世纪的冲突）对外征战，而又因为自己的军事行动的经费太过依赖意大利的金融家，所以反过来，葡萄牙和卡斯蒂利亚也被战火重新塑造。战争造成的债务以及通过征服他国所看到的财富希望，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刺激了大西洋最早的侵略行动：对加那利群岛和马德拉群岛的侵略。战争债务的解决方案就是发动更多的战争，以获取由新的更大边疆的殖民扩张带来的战利品。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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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价的代价：资本主义、自然与星球的未来 最早的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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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现代殖民主义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利用了边疆。以前，中心区域人口密度的加大，促使定居区域向外不断扩大，商业接踵而至。1492年之后的两个世纪中，这个模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边疆地区将成为宗主国财富的一个敛取基地。文明产生的人口和地理逻辑将彻底颠覆数千年之前所建立的模式。金融财富(第2章我们将谈及）使这些征服行动成为可能。正是在早期葡萄牙的一个海外殖民地的一次试验中，现代世界的许多特点最初汇集到了一起，那是资本主义制造的第一批产品之一：蔗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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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洲北部的一个小岛上，即将带来现代世界最早的一颗火种被点燃了。在15世纪60年代，一个新的食物生产和分配体系在这个小岛上现出雏形。1419年，葡萄牙水手在卡萨布兰卡以西不到644公里处，发现了一处岛屿，随之将其称为伊利亚达马德拉(森林之岛)。421455年，威尼斯旅行家和奴隶贩子卡达莫斯托(Cadamosto)写到：“整个岛屿都被参天大树所覆盖，几乎没有站脚的地方。43”16世纪30年代，在那个岛屿上却几乎很难找到任何树木。马德拉群岛的森林被砍伐殆尽，这个过程分为两个阶段。最初，岛上的树木被用于造船和建筑业，利润丰厚。从15世纪30年代开始，树木被砍掉的地方种上了小麦，小麦成熟之后被运回葡萄牙。第二阶段，由于将木材用于制造蔗糖的燃料，从而导致了更为猛烈的毁林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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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灵长类动物和哺乳动物都喜欢糖的味道。44自从公元前6000年在新几内亚发现了甘蔗以来，人类就理解了甘蔗处理的生物必要性。45收割甘蔗有一个最佳时期：当甘蔗饱含甜甜糖汁的时候。但是这个时候，甘蔗却又粗又硬，很难砍倒。甘蔗砍下来之后，即使精心处理，也只能在48小时内产出最大量的蔗糖。46那之后，甘蔗就开始腐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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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蔗因其植物特点，需要迅捷地加工生产。正因为这个原因，伟大的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西敏司(Sidney Mintz)才这样写到：“1226年，亨利三世要求温切斯特市市长，如果能从温切斯特大集上，一次性从商人那里弄到1.4公斤亚历山大蔗糖，那最好不过了。”47想增加可“一次性购到”的蔗糖量并不容易，你必须得超越一个家庭生产蔗糖量的极限，你必须得买进新的技术。比如，阿拉伯文明中的波斯人和北非人发现，使用碳酸钾可以生产出更加清澈的蔗糖结晶体：最好的蔗糖来自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因此，亨利三世才特别要求市长给他弄到。48但是，若要生产出更多的蔗糖，还需要在生产、自然和商业中进行新的实验才能发明新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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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4世纪，阿拉贡的海梅(Jaume)二世国王(1267—1327)将蔗糖引进伊比利亚，同时带来的一个穆斯林奴隶是榨糖技术的专家。到1420年，甘蔗已经成为经济作物，为其资助的有德意志拉文斯贝格·汉德尔斯格塞尔沙夫特(Ravensburger Landelsgesellschaft)等银行，地点是巴伦西亚附近租用的土地，种植者是由奴隶和自由工人组成的一支混合队伍。49但是蔗糖仍然是稀有物品，市场需求量极大。在15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马德拉群岛上的农场主停止了种植小麦，开始全面种植甘蔗。蔗糖的边疆迅速扩展，最初扩展到了大西洋的其他岛屿上，接着又大规模地蔓延到了新大陆。50就像今天种植棕榈树和大豆等单一作物一样，甘蔗种植毁掉了森林，耗尽了土壤的肥力，也使得害虫疯狂繁衍。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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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想达到这个速度，生产必须要重组，化整为零，由不同的工人来进行。若想从白天砍甘蔗累得筋疲力尽、晚上又花大把时间榨糖的工人那里获得更多的收益，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在圣多美，新的管理手段和技术发挥了作用，榨糖业从轮碾机作坊(笨重的碾槌加研钵机器）的小规模生产，转变成了双滚压机和大规模的奴隶劳动。52在亚当·斯密边看着制造一枚别针的供应链边赞叹劳动分工之前的几个世纪，人类、植物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已经铸就了现在制造业的核心思想，而且是在甘蔗种植园里铸就的。种植园就是原始的工厂。而且，甘蔗种植园每发现一处新的边疆，比如圣多美之后发现了巴西，之后又发现了加勒比，这个工厂就被彻底改造一次：机器更新了，甘蔗和榨糖厂的组合也更新了。当然，这个故事中唯一缺失的，就是做这项工作的人。在马德拉群岛，这些劳动者包括来自加那利群岛的原住民、北非的奴隶，以及(在某种情况下)来自欧洲大陆的拿工资的种植园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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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种植园灌溉的，是由树木、泥浆和血汗形成的水渠。今天，在一座最宽处为37英里(60公里）的岛上，仍然有一条1300英里(2100公里）长的水渠。水利工程师安排奴隶(有时候奴隶要悬在绳子上劳动）在岩石面上硬生生地凿出小水渠，将溪流引向甘蔗田。53许多工人死于山石滚落和水坝垮塌，但是那些工程师们却如此神奇地改变了马德拉群岛水系的走向，以至于果阿第一公爵、葡属印度第二任总督阿丰索·德·阿尔布开克(Afonsode Albuquerque)竟然要求派马德拉人来“改变尼罗河的流向”。54在佛兰德斯和意大利资本家的资助下，来自葡萄牙的奴隶主监管着程序的每个环节，从甘蔗的种植、灌溉、收割，一直到将其转变成晶体的蔗糖。将甘蔗杆儿变成蔗糖需要大量的燃料。煮沸和蒸馏足够的甘蔗汁获取0.45公斤重的蔗糖，至少需要23公斤的木柴。为了将饱含水分的甘蔗转变成糖浆和糖块，榨糖厂建在了马德拉群岛首府丰沙尔的周围，奴隶们将甘蔗都运往这里。在巅峰时期，马德拉群岛的榨糖业每年要用500公顷的森林为锅炉提供燃料，从而让蔗糖贡品源源不断地流向欧洲的宫廷。然而繁荣落幕，崩溃登场。16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产量达到高峰，而到了16世纪30年代，火炉噼里啪啦都熄了火，因为岛上的树木都被砍光了。生产戛然而止，但投资者又发现了新大陆。新大陆大规模的奴隶种植的甘蔗园能带来更大的收益，因为那里有森林给榨糖业提供燃料。55欧洲的富人吃掉了蔗糖，而蔗糖吃掉了一座岛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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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并没有离开马德拉群岛，反而重塑了自己。56由于没有了足够的燃料(该岛唯一幸存下来的树木都生长在腹地的山岭地带，山高路险，砍伐效益不大），于是又出现了新的战略从这块饱受蹂躏的土地上榨取利润。取代甘蔗的是种植在榨糖业废墟上的葡萄。与甘蔗相比，葡萄不需要那么多的劳动、那么多的水和那么多的燃料。但是葡萄酒需要酒桶，所以，几个世纪以来，马德拉酒桶所需要的木材，就是来自新大陆的廉价森林，那是最经济的来源。商品也流向了新大陆，因为直到18世纪之前，马德拉群岛一直都是大西洋贩卖奴隶的渠道。57在最近的一次重塑中，今天的马德拉群岛利用这段残酷的历史作为旅游卖点赚取收入。58然而，随着马德拉群岛蔗糖边疆的关闭，其他的地方又开辟了边疆，与喜好甜食相比，欲望不那么明显的几种势力却塑造了这个岛屿，并且很快影响了这个星球。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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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价的代价：资本主义、自然与星球的未来 边疆与廉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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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关于殖民地边疆的描述，让我们粗略地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如何在马德拉群岛之外的地方运行。在更细致地分析蔗糖和这个海岛的故事之前，我们需要解释一下，我们为什么认为分析边疆很重要。当我们想象资本主义的蔓延速度时，涌现到我们眼前的图像往往就是小行星撞击或者疾病蔓延的惨烈景象，始于地面或者患者，接着转移到整个星球。资本主义边疆所需要的科幻大片则更加复杂尖端。如果说资本主义是一种疾病，那么这种疾病就是吃掉你身上肉的那种疾病，吃完你的肉之后，再将你的骨头卖出去换取肥料从中获利，接着用那笔利润投资种植甘蔗，再接下来，将收割的甘蔗卖给花钱参观你墓碑的游客。60但是即使这个描述也还不够。边疆只是通过连接来运作，通过从别处抽取生命的方式修补失败。在边疆这个地方，发生了危机反倒能刺激产生新的获利战略。边疆之所以为边疆，那是因为边疆是资本和自然界(包括人类）所有种类汇集的区域。因此，资本主义的秘籍从来都是在降低做生意的成本上打主意。资本主义不仅仅是拥有边疆，还是通过边疆才得以生存，才得以从一个地方扩展到另一个地方，才得以改变社会生态，才得以生产越来越多的商品和服务，并通过扩大各种交流项目循环流通。更重要的是，边疆是行使权力的地方(不仅仅是经济权力）。通过边疆，列强和帝国使用暴力、文化和知识调动自然，然而成本却很低。正是这种成本的降低，才凸显边疆对于现代历史的重要性，才使得资本主义扩张市场成为可能。这给我们提供了一条准确的线索，让我们看到生产力是如何被理解和实践的。尽管关于资本主义的光辉和压迫历史，世人已经研究得非常透彻，但是有一件事实却往往被忽略：资本主义之所以繁荣发展，并非因其充满了暴力和毁灭性，而是因其具有某种特定的生产力。61资本主义之所以繁荣，并非通过毁灭自然，而是通过驱使自然做工，驱使其尽可能给予人类廉价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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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边疆，资本主义开发和控制的生命网络，要比显示在会计师手里的资产负债表丰富得多。尽管在其他许多语言中，都有关于生命构建的词汇，但是英语中却没有。北美洲东北部广大地域中原来有一个部落，叫作阿尼新纳贝格(Anishinaabeg)，其语言中有这样一个词——“minobimaatisiiwin”。该词不仅表示“美好的生活”，而且还表示人与其他生物之间以及二者循环的关系，即“连续的再生”。62南部非洲的班图语中有“ubuntu”一词，其意思是“通过共同努力完成人类使命”，绍纳人的语言中有一个更为升华的词“ukama”，意为“与整个宇宙有关联”，其中包括生物物理世界。63汉语中的“事事无碍”和毛利语中的“mauri”也有类似的解释。64由于英语中在这方面缺乏一个现成的词汇，我们就使用了“oikeios”(人与非人类自然之间及非人类自然内部创造性的、历史性的、辩证的关系）的说法。“oikeios”这种辩证关系清楚描叙了生命构建像脉冲信号一样不断外延，而且通过这种极富创造性和多层次的生命构建，人类所有的活动都畅通无阻，然而却又事事受到自然的影响，而自然却一贯地在努力躲避人类对其的掌控。正是通过这种辩证关系模式，某种特点的生命形式出现了；通过这种模式，物种创造了环境，而环境也创造了物种。同样，人类文明以上述类似的方式构建，人类文明不仅仅征服环境，也创造了环境，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被环境所创造。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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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所制造的一切，都是与自然的其余部分共同生产而成，包括食物、衣服、家庭和工作场所、公路、铁路、飞机场，甚至是电话和软件。比如耕种如何将人类的劳动和土壤混合在了一起，同时又将各种物理过程与人类知识混合在一起，要理解这些相对容易。当这些过程规模变大时，人们就会更容易地认为，“社会”和“自然”的过程似乎就是在相互依赖。由于某种原因，理解农贸市场上人类劳动与土壤的直接关系，比理解全球金融市场上的这种关系，要来得容易。但是如同那个农贸市场一样，华尔街也是通过自然而共同生产出来的。可以这么说，华尔街的全球金融运作涉及的是一个全球性的、之前任何文明都难以想象的生态网。历史的创造并非通过将人类与自然分开，而是通过人类与自然的进化以及各种各样的配置完成的。“人类”的权力和差异、生产和再生产的关系，不仅创造了自然，而且自身也是自然创造的产物。比如，库蚊(Culex Pipiens)在伦敦地铁里安了家，并且十分适应英国通勤者的那个黑暗的世界，甚至再也不能和地上的蚊子杂交繁殖了，因而就出现了骚扰库蚊(Culex Pipiens Molestus)这个新的物种。66通过人类行为而生成的这个新的物种，是一种因果报应，是对伦敦金融城(英国的华尔街）的通勤者(蚊子就是吃他们的血）因其工作所消灭的物种的一个小小的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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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广泛的生命网络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就是本书的主题。资本主义的边疆总是牢牢地位于一个大得多的创造生命的世界之内。对于资本主义而言，重要的就是，进入分类账的数目(给工人开工资，给工人提供足够的食物，购买能源和原材料）要尽可能地压低。资本主义只看重它能够数得着的东西，而它能够数得着的东西就是美元。每个资本家都想以最少的投资获得最大收益。对于资本主义来说，这意味着，当强大的国家和资本家能够重组全球的自然，投入最少的资金，获得最大量的食物、工作成果、能源和原材料，发生尽可能少的混乱时，那么，整个体系就会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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