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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生活在(这还需要说吗？）以廉价能源为基础的文明中，这一事实已经被气候变化所证明。廉价燃料的全球政治经济不仅在开采矿物质时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当然也改变了全球的生态。然而，气候变化的影响并非均匀分布的。有一种计算方法可以让我们在地图上标出过去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先人埋葬在哪里，未来的受害者将有可能在哪里。为了看懂那幅地图，我们首先要理解资本主义生态中的最后一个战略：廉价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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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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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于1451年生于热那亚。他一度居住在马德拉群岛东北方的圣港岛上。他第一次到那里是在1476年。在1478年，他受托为热那亚富商后裔卢多维科·琴图廖内(Ludovico Centurione)将蔗糖贩回热那亚。111当哥伦布来到马德拉群岛时，他看到了奴隶，并且学会了如何用法律治理他们。从法律上来讲，奴隶区别于其他人类。在法庭上，奴隶根本不能作为证人或者原告。他们只被允许作为被告，站在被告席上受人指控那些他们根本看不到或者没做过的罪行。112这一堂法学课影响了哥伦布在殖民地的学徒生活。从1478年离开马德拉群岛为西班牙国王去海外探险，到1498年作为西印度群岛总督回到丰沙尔逗留了6天，他在加勒比地区开创了种族大屠杀的先河，致使在那里生活的许多人命丧黄泉，该地文明也遭到毁灭。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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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布出生1个世纪之后，在西班牙王室的旗帜下和天主教的十字架下，对土著民族的灭绝性屠杀让一些刽子手变得忧心忡忡。他们竟然不怕麻烦地给奴役和残暴对待其他人的罪行找到坚实的知识基础。“巴利亚多利德辩论”为的就是在文明人和野蛮人之间划一条界线而进行的。在西班牙的巴利亚多利德，在2个星期的时间里，双方就大西洋彼岸对人类的虐待问题进行了辩论。辩论的一方是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de Las Casas)，这位多米尼加天主教托钵修会修士1552年发表的专著 《西印度毁灭述略》，为其在新大陆目睹的暴行做了证明。辩论的另一方是胡安·希内斯·德·塞普尔韦达(Juan Ginés de Sepúlveda)，西班牙征服权力的一位正统的捍卫者。在巴利亚多利德，两人在争论原住民是人类还是野兽。争论的焦点是监护征赋制问题，即将原住民分摊给地主的殖民主义土地所有权的技术，这些地主储存土著人的两个生命期：原住民自己的一生和他们孩子的一生。地主们同意关心这些被储存的原住民，比如向他们提供西班牙语课程，让他们进天主教的学校，并向国家纳税以保持拥有这批劳动力的权利。114辩论结束时，德拉斯·卡萨斯呼吁普世人本主义，塞普尔韦达引用了亚里士多德的话语捍卫自己的观点,即印第安人“天生就是奴隶、不开化、野蛮和非人类”。115这样，双方都声称自己获得了胜利。但是，尽管后来这种监护征赋制受到了稍微严格一些的法律制约，可是印第安人的生命继续贬值着。塞普尔韦达的做法仍然占着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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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还要辩论呢？关于原住民是否属于人类这一哲学争论，涉及的既是关于他们在一个自然与社会被切割开的世界里的位置问题，也是关于他们该如何被管制的问题。换句话说，这是一场关于“廉价的生命”的辩论。这一术语我们用于指代其他廉价东西(尤指劳动和关怀)的秩序，是如何通过武力和意识形态被监督和维持的。我们承认，与其他几章里“廉价”一词的用法相比，这个稍微有些不同。我们在第7章里再谈它的必要性，因为如果没有“决定谁的生命重要、谁的生命不重要”这个权力，想压迫原住民或者异教徒和敌对国家，侵吞他们的知识、资源和劳动力，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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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的辩论中也不乏这样的例子，比如安全问题、移民和难民的地位问题、国家坚持维护秩序同时又批准开采许多原住民居住地(国家认为原住民居住在那里给国家造成了不便)的自然资源的问题、石油战争问题，以及现代恐怖主义的“存在性威胁”问题。116还是那句话，人类需要找到避开威胁的安全境地，这一需求并不是今天才有的。但是，既然资本主义是通过边疆发展起家的，那么，通过自然部署其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力量，以获取货币、工作、关怀、食物和能源，就必须伴有关于种族、国家和民族的意识形态，以及这些力量部署涉及的资源占用和生命贬值问题。生命之所以廉价，是现代社会秩序这一机器造成的。廉价的生命对于资本主义的生态来说是必需的。关于人类社区以及被社区排除在外的种种叙述，在今天尤显突出，正如唐纳德·特朗普的美国、弗拉基米尔·普京的俄罗斯、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的土耳其和纳伦德拉·莫迪的印度所表明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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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价的代价：资本主义、自然与星球的未来 何谓世界-生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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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资本主义、生命繁衍以及那几件廉价东西的观点，是我们称之为“世界——生态”大观点中的一部分。117世界—生态观点是近年出现的一种思维方式，用以认真思考生命网络中的人类历史。作为开场白，我们并不将人类与生命网络分开，我们倒是要提出一些问题，即人类(以及人类安排的权力和暴力、工作、不平等）如何和谐地存在于自然之中。资本主义并非一种生态中的一个部分，其本身就是一种生态(将权力、资本、自然连为一体的一整套关系）。因此，当我们写世界——生态(这两个词中间加了一个连字符）时，我们借用“世界——体系”的更老一些的传统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创造的这种生态，在无限积累的力量的驱使下，通过边疆扩展到了全球。因此，当我们说“世界——生态”时，并非要联想“世界的生态”，而是建议以这种方式分析这一问题：权力、生产和再生产之间的关系是如何通过生命网络运作的。世界——生态这一观点，可以让我们看到，现代世界的暴力和剥削的关系是怎样根植于有5个世纪历史的资本主义的，以及这些不平等的安排(即使今天看起来是必要的）是如何不可预料的，而且处于多么史无前例的危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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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世界——生态这一观点，给我们提供的就不仅仅是如何看待资本主义、自然和可能发生的未来了。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让我们看到在现代历史长河中，人类是如何创造了环境，环境又是如何创造了人类。这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可以让我们反思已经掌握的如何看待变革(生态方面的，经济方面的，所有方面的)的方式是怎样卷入今天的危机之中的。如果我们想理解给这个世界命名和给其施加影响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个视野就是至关重要的了。为社会公平公正而进行的各种运动一直都在坚持“给这个系统取名字”，因为思想、语言和解放之间的关系，对于权力来说是直接和关键的。世界——生态让我们看到，那些我们想当然的概念(比如自然与社会)之所以成为问题，不仅是因为它们掩盖了实际的生活和历史，还因为它们崛起于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暴力的传统。现代自然与社会的概念(我们将在第1章里面看到)诞生于16世纪的欧洲。这些主要概念的形成，不仅与剥夺各殖民地和欧洲农民的土地紧密相连，而且这些概念本身也是剥夺和大屠杀的工具。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分离，对于一个新的、现代的宇宙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在这种理论中，空间是平的，时间是线性的，自然是外部的。我们通常意识不到这段血腥的历史(包括现代社会早期将大多数女性、原住民和非洲人排斥在人类之外的行径），这一点足以证明，现代性有非凡的能力让我们忘记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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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世界—生态观点不仅致力重新思考，而且承诺要记住过去。我们经常将资本主义对生命和环境的破坏简单地归咎于其对经济的贪婪，而实际上，资本主义的很多东西真的不能归类于经济学。与新自由派的废话相反，在能让资本主义运行的各种机制中，企业和市场在大部分时间都效果不佳。文化、国家和科学群体必须致力让人类服从于性别、种族和阶级的准则。新的资源地理布局需要在地图上标出并弄到手，不断上涨的债务需要付清，货币需要捍卫。世界——生态观提供了一种方式让我们认识这一点，即让我们记住(并重新看待）人类和生命网络中其他非人类自然的生命和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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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价的代价：资本主义、自然与星球的未来 廉价品的来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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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生态观点是有希望的。正视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生命构建网络，也就是发现用以面对资本新世的新的概念工具。随着法治活动开发出应对全球危机的战略(以及我们目前组织自然方式的替代方法），我们需要考虑创新和扩展的民主生活形式的繁衍。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才以这样的观点结束我们的绪论部分和本书的全部内容，因为这些观点能够给我们指引航向，让我们为前方的状态转变做好充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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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白的环境保护论，如果其原则理论仍然基于历史上完全垮台了的观点，即人类永恒不变地与自然相分离，那么它就不可能带来变化。不幸的是，今天的许多政见都想当然地认为，这个世界能够转变成廉价物。回顾一下上一次金融危机是怎么引起的吧！那就是因为美国零售银行与商业银行之间的界限被拆除了。大萧条时期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设置了那道障碍，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将来发生那种交易，当时认为，那种交易将全球经济带入了20世纪30年代的深渊。当时，美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在鼓动将银行国有化，因此，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就提出了这个法案作为一种折中的保护措施。118当21世纪的自由派抗议者要求重新启动《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时，他们其实是在要求一种折中，而并非要求价格突降的房地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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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当美国的工会要求每小时工资报酬15美元时(这一要求已得到支持了），却对未来工作的宏伟蓝图视而不见。为什么护理业和食品服务业工人的将来，要接受一个几乎不能糊口的工资增长呢？为什么人类尊严非要与艰苦劳动连在一起呢？人类要求的不仅是免于艰辛的劳动，而且还有机会为一个更好的世界做出贡献，难道没有这样的空间吗？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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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国家福利已经扩大，成为美国家庭收入中增长最快的部分，截至2000年，已经占家庭收入的20%。120然而，这种转移却并没有终结女性的劳动。减轻家务劳动，给以报酬并且重新分配，这个政治要求确实只能是终极目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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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我们梦想得到的变化，是当前资本主义政治体制根本提供不了的。再举个例子，从印度到美国的智囊团里，都有人鼓吹使用廉价的矿物燃料。尽管自由派建议未来使用光伏能源，但是他们却很容易忘记替代技术依赖的矿山基础设施包含的艰辛劳动。他们或是忽略贫穷，提高食物的价格，或是设计替代食品从而使贫穷继续下去(尽管添加了维生素），总之在生产食物时总有一套办法。121当然了，当优越主义以“保卫国家”的名义，回归到俄罗斯、南非、美国等国时，“廉价的生命”的政治逻辑仍将根深蒂固。我们对未来也并不乐观，因为从芝加哥大学的国家民意研究中心所获得的投票数据可以看出，婴儿潮时期出生的美国人中，有35%的人认为，与白种人相比，黑人更加懒惰，或者说工作不那么努力，在千禧一代人(18~36岁）中，有31%的人有同样的感觉。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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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对知识界有一种合理的悲观情绪，但是我们对一些组织的工作所展示出的意志力还是抱乐观态度的，因为他们看到在社会关系中，存在着非常多的可变性。其中的许多组织已经在着手解决廉价物的问题：工会要求更高的工资；气候变化活动家们要求重新评价我们与能源的关系；还有，那些读过纳奥米·克莱因(Naomi Klein)的著作的人会承认，需要改变的东西还有很多123，参与食物运动的人想要改变我们吃的东西，想要改变我们的耕种方法，为的是让人人都吃得好；家务劳动组织者们要求社会承认家务劳动和护理机构的劳动；“占领华尔街运动”要求取消债务，还要求那些受到止赎和被赶出家园威胁的人仍然能留在自己的家园；激进的生态学家们想要改变我们对地球上所有生命的认识；维护黑人生命、保护原住民组织、保证移民权利运动的积极者们，要求平等并对历史上的不公平做出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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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场这样的运动都有可能引起危机。资本主义从来都伴随着抵抗，从奴隶起义到工人大罢工，从抗击殖民主义和废除旧制，到组织女性和原住民维护自己的权利，可是资本主义又总能生存下去。然而，今天所有的运动都是相互联系的，形成一股力量，可以给悲观主义提供一剂良药。能够将这些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就是世界——生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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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想提供那种走过去老路的解决方法。在这一点上，我们和爱丽丝·沃克(Alice Walker)的观点一致：“行动主义就是我为住在这个星球上所付的租金。”124再有，如果说资本主义之后还能生存，那么这种生存也是通过人民自己进行的斗争换来的。我们不否认，如果政治斗争发生改变，必须从人民现在的利益出发。但是，我们不能容忍出现与资本主义从自然、社会和经济中炮制出来的相同的抽象概念。我们必须为新的文明找到语言和政治理论，并通过资本主义的生态所引起的状态转变，找到生活方式。正是出于这种想法，我们在结论中才提出一系列的观点，以期通过对补偿的辩论，帮助我们认识并指导人类在自然中的位置。权衡几个世纪剥削所造成的不公平，可能会“再圣化”人类在生命网络中的关系。重新分配关怀、土地和工作，让人人都有机会为改善自己的生活做出贡献，为改善他们周围的生态做出贡献，这样就可以解除资本主义每天都逼迫我们做的那种抽象暴力。我们给这种憧憬起名为“补偿生态学”125，将其作为看待历史和未来的一种方法，作为对平等和人类在生命网络中重新构想关系的一种实践和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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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新世(Hololcene)是最年轻的地质年代，从1万多年前开始。根据传统的地质学观点，全新世一直持续至今。——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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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瑞典地质学家斯特默(E.F.Stoermer)考虑到工业化时代以来，人类已成为对地球表层有重大影响的地质营力，因此提出了人新世（Anthropocene）这一新术语，具体时间定为从1784年瓦特发明蒸汽机到10200年左右。参见：潘云唐。地质年代术语商榷[J].中国科技术语 ,2011（1）。——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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