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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价的代价：资本主义、自然与星球的未来 1 廉价的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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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她犯下罪行到被处死仅花了一天时间。然而，法庭文件甚至都没有记录她的名字。她住在新西班牙[1](New Spain)的特拉斯卡拉州。在1599年7月18日，她砸烂了一座教堂的十字架，煽动奇奇梅克印第安人部落反抗西班牙人，并用巫术杀死了一个塔拉斯坎印第安人。第二天她就被逮捕了。有6个目击证人证明她有罪。在日落时分，她被允许为自己辩护。她叙述了整个事件。而且，当时的法庭笔录显示，她还描述了一个梦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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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关于鹿的梦境。有两头鹿叫她不要走开，它们正在找她。这两头鹿之所以只对她现身，是因为她生病了，而且鹿想见她一面。她说在梦里见到两头鹿的时候自己还是年老体衰，可是见到鹿之后她不再老眼昏花，而是身体康健，青春焕发。后来这两头鹿带她进入了一个山洞并赠予她一匹马。这匹马就是她目前在特拉斯卡拉州普韦布洛小镇的财产。当时，有一头鹿骑在马背上，另外一头鹿则给马系上缰绳——之前她还是身体有残疾，可是见过那两头鹿以后，她就康复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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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犯下的所有罪行当中，她的梦境是最恶劣的。她可能煽动了暴乱、亵渎了教堂并妨碍了白银从奇奇梅克正常地输出，但是最危险的是，她提出了一个跟殖民者背道而驰的秩序和自然愿景——她梦里的马不是被西班牙人骑的，而是被象征着奇奇梅克的鹿所驾驭的，也就是说，不是白人凌驾于自然，而是当地人的生命高于殖民者。这个做梦之人的罪行不光是召唤了政治暴乱，更是煽动了一场范围空前的暴动。她梦想着世界秩序，这极具煽动性。当天下午晚些时候，她就被以“女巫”的罪名处以绞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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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知道她姓名的情况之下，我们很难进行评判。处死她的人称她为女巫。当然，去除殖民者所加的恶毒色彩，她自己可能也以“女巫”自称过。即便她的名字轻如鸿毛，在征服者的文书里根本不值一提，但是记录这个事件是为了避免她所讲的故事被人遗忘。这个梦想与现实完全对立的人必须被立刻处死，而让她活在这个世界上，就相当于认同资本主义的世界-生态观的可替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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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位奇奇梅克女性因为“自然的野性”违背了一个文明社会的准则而被处死。这种违法行为或罪状，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直到1330年，“savage”一词还是“无畏的、不可战胜的、英勇的”意思。2到15世纪末，这种正向的用法逐渐消失，被“自然、野性的状态”这种现代意义所取代。3这不是一个意外事件。在处死那位奇奇梅克“女巫”的时代，术语“nature”(自然）和“society”(社会）正在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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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和塞普尔韦达还在为原住民的命运辩论的时代——他们是否“自然”成为奴隶？——我们日常生活所使用的单词“society”的意义经历了一次重大的改变。从16世纪中叶开始，“society”不光指我们结交的圈子，还指囊括了众多个体的更大的圈子。4个体属于集体组织的一部分、集体比个体更重要——这一概念并不是新发明的。对于社会群体，人们很早就赋予其名字并设立了界限：城邦、城市、中央王国、基督教国家以及上帝的选民等的一部分。可是现代的“society”一词在历史上有个独特的反义词：“nature”(自然）。在“society”(社会）的另一面，不是别的人类群体而是野蛮。先有社会，后有国家。在社会能够被维护之前，它要先被创造出来5——就在与自然严格划清界限并加以治安整顿的过程中，社会被创造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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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语中，单词“nature”和“society”在1550年以后才有了我们所熟知的意义，而这跨越了“漫长的”16世纪的时间弧线(1450—1640年)。6我们将会看到，这个时期也是英国资本主义历史和殖民历史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时期。这段时期标志着西班牙帝国、葡萄牙帝国以及它们胁迫原住民劳动力和非洲劳动力所建造的庞大的新大陆生产体系的崛起。这些变革是致使全球权力和生产中心从亚洲转移到北大西洋的关键性因素。这种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跟亚洲文明相比，欧洲的技术和经济一直很落后，直到1800年后这种状况才有所改观。7中国当时已经有了印刷机8、强有力的海军9、火药和繁荣的城市10，也面临着财富和环境危机的双重困扰11。而欧洲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兴盛，是因为它具备了将自然转化成生产力，进而转化成财富的能力。这种能力不但取决于权力、商业和技术的特殊融合，而且取决于一场思想革命，一场由新思想所支持的知识革命，即将自然视为社会的反面。这种将自然与社会对立的理念的影响远超哲学思想。它让征服和掠夺合情合理，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正如前文所说的那个被以女巫罪名处死的女人的故事所显示的，自然的血腥在资本主义暴力镇压叛乱的新大陆得到了最完美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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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个世界的有些部分是“社会”的，其他部分则是“自然”的。极端主义暴动、大规模失业和监禁，以及消费文化属于社会问题和社会不公。气候、生物多样性和资源枯竭则属于自然问题和生态危机。我们不但用这样的思维思考这个世界，还制定了这样的逻辑，就好像社会和自然是独立自主的领域，就好像人类力量的种种关系不受生命网络影响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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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书里，我们在以一种不同于日常所见的方式使用单词“Nature”(自然) 和“Society”(社会）。我们将这两个词大写，使它们成为一种符号，一种不仅能够描述这个世界，还能帮我们组织世界和自我的概念。学者把这种概念叫作“真实的抽象”(real abstractions)。12这些“抽象”用于关于本体论(是什么）和认识论(我们如何知道是什么）的论断。真实的抽象既描述这个世界又规定这个世界。这就是为什么真实的抽象经常是无形的，也是为什么我们使用世界-生态等理念促使我们的读者将自然和社会看作暴力的隐性形态。自然和社会这两个词还未“引爆”而已。真实的抽象不是“清白之身”，它反映了权力集团的利益并特许当权者组织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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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们为何首先通过自然开启对廉价物的探讨。自然不是一个事物，而是一种组织生命、使生命廉价化的方式。只有通过真实的抽象——文化、政治、经济这三个层面共同推进，自然的活动才能成为一系列物品。正像生命之网不是善的、恶的或者可下载一样，它的廉价性也不是固有的。这些属性是被资本主义“配置”到一定的关系当中的。但是生命之网已被廉价化。它被扔进了交易和利润的过程当中，受到支配和控制。我们在绪论里举例论证过，没有自然的廉价化就没有资本主义的产生，在本章我们探讨这一战略的机制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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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价的代价：资本主义、自然与星球的未来 早期的殖民主义与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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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要活下去就需要改变自身的环境。古人类的进化是通过一系列的生物转化进行的——尤其是那些由火带来的转化。火降低了消化所需要的能量，并极大地提高了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力。虽说人类是一种改造环境的物种，但是我们人类的组织结构很脆弱。在历史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类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借由自然其他方面的有利条件得以出现和扩张。但当有利的自然条件一旦消失，人类文明就可能崩溃。罗马就曾在罗马最佳气候期(约公元前300年至500年）的数个世纪里繁荣发展。13中世纪温暖期(约950年至1250年）的气候助了欧亚大陆上从柬埔寨到法国这样的新兴国家一臂之力。14欧洲封建社会从气候异常时期获得了助力；欧洲封建社会的危机，以及最终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另一场气候变化的副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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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封建主义的瓦解因“小冰期”成为可能，但是气候并不是唯一原因。欧洲封建社会充满活力。虽然当地气候不利于谷物的生长，但是欧洲封建社会有高度发达的农业技术。9世纪初，农业生产力高度增长，森林被开垦成新的耕地，人口和动物的数量增长迅速。到了14世纪早期，人口密度非常高。但是封建主义的体制性弱点并不像土壤耗竭那样简单。由于农民无力为他们的封建领主生产更多的经济剩余，封建主义垮台了。农民有自己的农业工具，他们本可以从黑麦和小麦作物的单一种植转向包含菜园种植的多样化粮食混种。在西欧，这就意味着粮食产量会增加1倍或者2倍。15可是封建领主需要可以方便转化为现金的畅销产品，因此这种转变是不可能发生的。与如今的情况令人不安地相似的是，封建领主重复了倾向于短期利益的农业体系，而不再对其进行有意义的调整，而这种调整虽说会暂时减少他们的收入，但从长远来看可以使他们存活下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廉价的自然具有战略意义。在封建主义危机困境和早期资本主义诞生的背景下，自然和社会开始萌芽。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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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领主拒绝调整，这就加速了一场空前危机的到来。正如我们在绪论部分所看到的，由封建领主统治所导致的农业生态问题和气候变化、人口灾难叠加起来，不仅造成了死亡，还引发了农民的顽强抗争。在西欧，统治阶级试图再一次将农民农奴化，但是以失败告终。这次危机不仅涉及社会阶层问题，它还标志着封建主义的权力、财富、自然的生态停止了运作。这就意味着开辟新纪元的事件在发生：国家、领主和商人都要努力寻求新的途径恢复财富。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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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新途径的核心就是全球性的征服。这种征服不仅需要枪炮，还需要创造全新的文化和地理边界。处在货币和市场之间的生命和土地，成为在整个资本主义生态范畴中处理和解决危机的方式。在这种与自然的关系中，其核心就是利益，其典型代表就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每一章都会出现的哥伦布是各种廉价物战略的早期实践者。他来到加勒比地区后就开始审视，不仅用征服者的眼光，而且用评估人的视角。他估价的眼力因之前跟随葡萄牙人在北非海岸的殖民探险而变得更加敏锐。他发起的对自然的殖民化既独特又以敛财为目的。以西班牙和葡萄牙(海外扩张）为首而崛起的欧洲帝国，疯狂地搜罗和购买包括“野蛮”人在内的自然物品。哥伦布对“自然”进行分类并估价，这标志着在早期资本主义制度下，他懂得自然已经成为了什么。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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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从看到新大陆的第一刻起，哥伦布就将实施廉价自然的战略。19在首次抵达加勒比地区的第八天，他发现了一处所在，他口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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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bo Hermoso”（美丽的海角），因为那里是如此的……我看到它如此秀丽的植被时，眼睛从不会厌倦，因为这些植被是如此的不同。要是在欧洲用作药品和染料的话，我认为这里的许多药草和树木会值很多钱。但是我对此一无所知，这造成了我无尽的悲伤。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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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最开始就是一个对廉价和权力有敏锐洞察力的估值者，能够将眼光投向自然，还会因无法立刻变现成财富而产生挫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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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利润不仅仅来源于贸易，必须把自然投入使用才行。将自然和社会分割的早期运用出现在监护征赋制(encomienda)的殖民改造上。起初，只是占有土地的监护征赋制变成了一种将一定数量的人转变为自然范畴的战略，这样这些人就可以更廉价地在土地上劳作。当西班牙为伊比利亚的领土而战时，监护征赋制就是一种管理战利品的手段。国王将临时政府赠地赏给贵族，他们因此可以从之前被摩尔人(Moors)[2]所占领的土地上获利。21在加勒比地区，监护征赋制从中世纪的土地拨赠转型为现代的劳力赠予。这意味着贵族不仅得到了土地，实际上还完成了对土地上生活的原住民的奴役。所谓的统治权利，不仅仅包括领土权，还有对动植物群落的拥有权——原住民成了动物。随着时间的推移，监护征赋制开始包含各种各样的劳动力安置，并将法律强制手段和雇佣劳动结合在了一起。22这就意味着自然领域实际上包含所有有色人种、大部分女性和居住在半殖民区(如爱尔兰和波兰）的大部分白人。23这就是为什么在16世纪卡斯蒂利亚人(Castilian)把安第斯原住民称作“原始自然人”。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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