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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要活下去就需要改变自身的环境。古人类的进化是通过一系列的生物转化进行的——尤其是那些由火带来的转化。火降低了消化所需要的能量，并极大地提高了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力。虽说人类是一种改造环境的物种，但是我们人类的组织结构很脆弱。在历史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类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借由自然其他方面的有利条件得以出现和扩张。但当有利的自然条件一旦消失，人类文明就可能崩溃。罗马就曾在罗马最佳气候期(约公元前300年至500年）的数个世纪里繁荣发展。13中世纪温暖期(约950年至1250年）的气候助了欧亚大陆上从柬埔寨到法国这样的新兴国家一臂之力。14欧洲封建社会从气候异常时期获得了助力；欧洲封建社会的危机，以及最终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另一场气候变化的副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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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封建主义的瓦解因“小冰期”成为可能，但是气候并不是唯一原因。欧洲封建社会充满活力。虽然当地气候不利于谷物的生长，但是欧洲封建社会有高度发达的农业技术。9世纪初，农业生产力高度增长，森林被开垦成新的耕地，人口和动物的数量增长迅速。到了14世纪早期，人口密度非常高。但是封建主义的体制性弱点并不像土壤耗竭那样简单。由于农民无力为他们的封建领主生产更多的经济剩余，封建主义垮台了。农民有自己的农业工具，他们本可以从黑麦和小麦作物的单一种植转向包含菜园种植的多样化粮食混种。在西欧，这就意味着粮食产量会增加1倍或者2倍。15可是封建领主需要可以方便转化为现金的畅销产品，因此这种转变是不可能发生的。与如今的情况令人不安地相似的是，封建领主重复了倾向于短期利益的农业体系，而不再对其进行有意义的调整，而这种调整虽说会暂时减少他们的收入，但从长远来看可以使他们存活下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廉价的自然具有战略意义。在封建主义危机困境和早期资本主义诞生的背景下，自然和社会开始萌芽。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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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领主拒绝调整，这就加速了一场空前危机的到来。正如我们在绪论部分所看到的，由封建领主统治所导致的农业生态问题和气候变化、人口灾难叠加起来，不仅造成了死亡，还引发了农民的顽强抗争。在西欧，统治阶级试图再一次将农民农奴化，但是以失败告终。这次危机不仅涉及社会阶层问题，它还标志着封建主义的权力、财富、自然的生态停止了运作。这就意味着开辟新纪元的事件在发生：国家、领主和商人都要努力寻求新的途径恢复财富。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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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新途径的核心就是全球性的征服。这种征服不仅需要枪炮，还需要创造全新的文化和地理边界。处在货币和市场之间的生命和土地，成为在整个资本主义生态范畴中处理和解决危机的方式。在这种与自然的关系中，其核心就是利益，其典型代表就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每一章都会出现的哥伦布是各种廉价物战略的早期实践者。他来到加勒比地区后就开始审视，不仅用征服者的眼光，而且用评估人的视角。他估价的眼力因之前跟随葡萄牙人在北非海岸的殖民探险而变得更加敏锐。他发起的对自然的殖民化既独特又以敛财为目的。以西班牙和葡萄牙(海外扩张）为首而崛起的欧洲帝国，疯狂地搜罗和购买包括“野蛮”人在内的自然物品。哥伦布对“自然”进行分类并估价，这标志着在早期资本主义制度下，他懂得自然已经成为了什么。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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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从看到新大陆的第一刻起，哥伦布就将实施廉价自然的战略。19在首次抵达加勒比地区的第八天，他发现了一处所在，他口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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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bo Hermoso”（美丽的海角），因为那里是如此的……我看到它如此秀丽的植被时，眼睛从不会厌倦，因为这些植被是如此的不同。要是在欧洲用作药品和染料的话，我认为这里的许多药草和树木会值很多钱。但是我对此一无所知，这造成了我无尽的悲伤。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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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最开始就是一个对廉价和权力有敏锐洞察力的估值者，能够将眼光投向自然，还会因无法立刻变现成财富而产生挫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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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利润不仅仅来源于贸易，必须把自然投入使用才行。将自然和社会分割的早期运用出现在监护征赋制(encomienda)的殖民改造上。起初，只是占有土地的监护征赋制变成了一种将一定数量的人转变为自然范畴的战略，这样这些人就可以更廉价地在土地上劳作。当西班牙为伊比利亚的领土而战时，监护征赋制就是一种管理战利品的手段。国王将临时政府赠地赏给贵族，他们因此可以从之前被摩尔人(Moors)[2]所占领的土地上获利。21在加勒比地区，监护征赋制从中世纪的土地拨赠转型为现代的劳力赠予。这意味着贵族不仅得到了土地，实际上还完成了对土地上生活的原住民的奴役。所谓的统治权利，不仅仅包括领土权，还有对动植物群落的拥有权——原住民成了动物。随着时间的推移，监护征赋制开始包含各种各样的劳动力安置，并将法律强制手段和雇佣劳动结合在了一起。22这就意味着自然领域实际上包含所有有色人种、大部分女性和居住在半殖民区(如爱尔兰和波兰）的大部分白人。23这就是为什么在16世纪卡斯蒂利亚人(Castilian)把安第斯原住民称作“原始自然人”。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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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价的代价：资本主义、自然与星球的未来 创造：“自然”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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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开始，人类就知道他们不同于自然的其他部分。25资本主义并没有创造出这种区分界限，它的创新之处在于将这种区别转化为一种明确的隔离，以及一种组织原则。这是大西洋两岸知识分子所做出的“贡献”。勒奈·笛卡儿(René Descartes，1596—1660)通过研究墨西哥哲学家安东尼奥·卢比奥(Antonio Rubio，1548—1615)，学到了基本的哲学推理。关于笛卡儿，后面还会详述。恩立克·杜赛尔(Enrique Dussel)认为，16世纪一些最深刻的反对殖民主义的基督教知识活动就发生在美洲大陆。26与此同时，英格兰人正在他们的第一块殖民边疆爱尔兰发展“野蛮人和文明人”的理念。1541年正是“自然”和“社会”形成我们当前所熟知的意义的时候，所以英格兰人在1541年以后强化了他们在爱尔兰的统治并不是巧合事件。英格兰的殖民力量主要集中在爱尔兰东海岸位于都柏林附近的土地上。最开始有英格兰殖民活动的区域称为直辖区(pale)，直辖区之外的人被称为“野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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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自然”一词新意义的发明人，除了征服者和投机商人，还有哲学家。1641年，笛卡儿提出了一些理念，后来成为资本主义生态的前两个定律。第一个定律表面上看与资本主义生态无关。他把心灵和身体区分开来，并分别用拉丁语“res cogitans”(思想物）和“res extensa”(广延物）指代。用这种观点看，现实是由分离的“会思考的事物”和“具有延伸性的事物”构成的。人类(但不仅仅是人类）是会思考的事物；“自然”则是充满着广延性的事物。那个时代的统治阶层把大多数人，包括女人、有色人种、原住民，都看作广延性的而非会思考的事物。这意味着笛卡儿的哲学思想是一种用于统治的实用工具：它们是真正的具有强大物质力量的抽象概念。这就把我们引到了笛卡儿关于资本主义生态的第二条定律上：欧洲的文明(或者用笛卡儿的话：“我们”）必须成为“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27“社会”和“自然”不仅仅是独立存在的，“自然”还要被“社会”所控制和主宰。换言之，笛卡儿的观点既塑造了现代的思想，也塑造了现代的权力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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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笛卡儿就让人常常联想到他的法国人身份，但是他的思维视角明显具有英国人和荷兰人的特点。他在法国出生，并在那里接受教育，但他的主要著作大多是在1629年至1649年于荷兰共和国完成的，当时荷兰共和国是那个时代最强大的霸主，那里的资本主义也最为活跃。这几十年来也见证了全球生态革命的最高潮。这场革命在近200年之前就已经开始，它把从巴西到波兰再到香料群岛的森林夷为平地，把从俄罗斯到英格兰的湿地开垦为农田，把从安第斯山脉到瑞典的矿藏大肆开采出来。28每一次这样的环境改变都传递着某种形式的廉价自然——它是如此关键，以至于截至17世纪50年代，在阿姆斯特丹交易所(第一个现代股市）交易的商品超过500种。笛卡儿具有革命性的唯物主义思想是紧跟他的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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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笛卡儿并非凭一己之力建立了具有革命性的哲学理论。资本主义生态第二定律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他被普遍认为是现代科学之父(这种带有性别化倾向的语言一会儿就显得合乎情理了）。培根还是英国政府机构的一名重要成员，在不同时期曾经做过国会议员以及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大法官。他认为“在一定程度上说，科学应该折磨自然，让它吐露秘密”。29此外，“人类帝国”应该插入并主宰“自然的子宫”。科学必须“将自然赶走使之流浪，并且在你想要的时候有能力将自然再次引领驱使到同样的地方……当对真相的调查是他的全部目标时，他在进入和穿透这些孔洞和角落时不应该有丝毫的犹豫”。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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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当时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在那个时代，欧洲的女性正在被全新的、现代的方式威胁、监控和主宰着。“自然”和“社会”新意义的创造在方方面面都是性别化的。“男人”与“女人”的二元性与“自然”和“社会”的二元性如出一辙。“自然”及其与“社会”的界限从一开始就是“含有妇科色彩的生态”。31通过这种全新的生命和思想组织模式，“自然”不是一种事物，而是变成了一种让生命在伦理上和经济上廉价化的战略。笛卡儿的二元论曾经是，现在仍然是远不止于一个描述性的论断。它是一个如何最佳地组织权力和等级、人性和自然、男人和女人，以及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规范性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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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很多人都为这一理论的诞生贡献了功与过，但是将其视为笛卡儿革命是有道理的。这是一场知识运动，它不仅塑造了思维方式，还塑造了征服、商品化和生活方式。这次笛卡儿革命成就了四个大型的变革，每一个变革直到今天都在塑造着我们对于“自然”和“社会”的看法。第一，“或者……或者……”的二元式思维取代了“……和……”的思维方式；第二，它将对于物质、事物的思考凌驾于对于事物之间关系的思考；第三，它把自然视为社会商品，通过科学建立了对自然的主宰；第四，笛卡儿革命使得用于制图和扩大统治的殖民计划可欲、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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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赛尔通过对盖丘亚族(Que dnua)反殖民主义作家费利佩·瓜曼·波马·德·阿亚拉(Felipe Guamán Poma de Agala，约1550—1616)的集中研究，思考了对笛卡儿思想早有预见的瓜曼如何“发现了这个过程，并通过这个过程将这种具有扩张性、以自我为中心主观性的‘我主宰/征服’传递延续，带着傲慢疯狂地克服了一切障碍，最终在上帝自身的基础上形成了‘我思’而达到高潮。他思考着重建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被他主宰、为他服务以帮他攫取财富，当然这一切包括南美大陆上生活的人”。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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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曼的观点不仅仅是夸夸其谈。笛卡儿理性主义的基础是心灵的内在现实区别于物体的外部现实；后者只能通过位于时空之外的一种中立的、无实体的注视被带进前者。那种注视总是属于启蒙的欧洲殖民主义者以及他们背后支撑的帝国。笛卡儿的“思”将洞察力和思想注入了一个观众的世界观里，它将现代性的新兴的表面变得可见、可测量，同时也让观者变得无实体、无场所。中世纪文学和艺术上的多重有利视角就被一个单一的、无实体的、全知的、全景的视角所取代。33在几何学、文艺复兴绘画，尤其是制图学上，这种新思维所表现出来的真实就好像人身处其外。社会评论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注意到，文艺复兴的视角“将物体的象征关系转化为了一种视觉关系，然后这种视觉又成了一种定量关系。在这种对世界的全新理解中，大小不意味着人类或神明的重要性，而意味着距离远近”。34这种距离是可以被测量、编入、分类、绘制和拥有的。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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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地图不仅仅描述这个世界，它还是一种征服技术。1502年的坎迪诺平面球形图(Cantino Planisphere)作为现存最早的葡萄牙版世界地图，只能通过这个袖珍小国的巨大野心来理解。从1503年开始，葡萄牙人发动了一系列对印度洋世界的侵略，并在接下来的10年里掌控了印度洋范围内有利可图的贸易枢纽：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印度西北部的果阿以及东南亚的马六甲。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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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的水手使用的平面球形图和波多兰航海图很快就被当代世界最著名的，也是目前使用最多的墨卡托投影制图技术取代。杰拉德·墨卡托(Gerard Mercator，“Mercator”这个自创的姓氏为“商人”之意）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如今位于比利时的佛兰德斯。佛兰德斯是他那个时代商贸最活跃的区域。作为欧洲最伟大的地理学家，墨卡托在人们慢慢接受地球是个球体的年代之初以卖地球仪而非地图为生。37他将制图学和贪婪的、军事化的商业扩张融合在一起，这一商业方案具有革命性。正像杰里·布罗顿(Jerry Brotton)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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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卡托在使航海实践和商业盈利精确化方面进行了创新，其重要性一目了然。他的新型投影技术不需要在船上对一个球体的表面或波兰多航海图进行笨拙而又不精确的测位。这种新技术可以在一个平面图上精确地画出一条方位线，前景十分明晰……这对于航海技术大有裨益……为方便航海人员的使用，墨卡托进一步概述了数学演算过程，以便人们能够在地图上画出精确的网格线，同时又能保持相对的地理精确性。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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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要想征服全球生命并使其廉价化，人必须要有绘制地图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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