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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财产是继承和投资所得。罗伯特·安德鲁斯的父亲老罗伯特·安德鲁斯是位非常成功的银匠和银行家。在老安德鲁斯所持的债权中，最大的一笔来自威尔士王子弗雷德里克，老安德鲁斯为他担保了3万英镑的贷款(相当于现在的640万美元)。38庚斯博罗的这幅画为研究廉价的货币、货币与战争的相互转化等关系提供了线索，该画作也描绘了一种财产所有权关系，而这份财产是用100年前从波托西土地上掠夺的战利品购买的。奥布里斯庄园是由安德鲁斯家族的财产和他妻子弗朗西斯·卡特家族的财产合并而成的。庚斯博罗绘制作品的佣金不仅来自上层社会，还来自一个新兴的富裕的城市居民阶层。这个阶层与那些300年来靠一轮一轮搜刮、积累获得财富的贵族阶层没有什么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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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评论家指出，这幅画的独特之处在于可以用来研究安德鲁斯家族及其土地财产。这幅画实际上描绘了一个应用了先进农业技术的农场。罗伯特·安德鲁斯是一位颇有著述的农学家，《农业年鉴》(Annals of Agriculture)中曾收录了他的 《论农业利润》（On the Profit of Farmin）和《论小麦黑穗病》(On the Smut in Wheat)。39画作中的庄稼都是一行行、一排排整齐排列的，可能是使用杰思罗·塔尔(Jethro Tull)于1700年发明的条播机来播种的，40但这种机械的应用在19世纪中期才得以普及。这项技术用于解决乡村农业越发类似城市工业时凸显的那些问题，即试图在劳动、机器、投入和市场间达到最优平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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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斯博罗为研究罗伯特和他的妻子弗朗西斯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另一种视角。作为眼前一切的所有者，他无精打采地倚在椅子扶手旁，步枪斜挎在身上，而他妻子是笔直地坐着，双手放在腿上，下面就是画作未完成的部分。有人提出，庚斯博罗原来的意图是要在画作未完成的部分画上安德鲁斯射杀后、被猎狗叼回的野鸡的。41还有些人则认为，这个部分是留给安德鲁斯将来的孩子的。42无论是哪种解释，弗朗西斯·安德鲁斯在这里都被比作她丈夫所拥有的财产，就像她丈夫拥有的土地一样被圈围起来，像她丈夫身旁的猎狗一样被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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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斯博罗可能与罗伯特·安德鲁斯相识，因为他们在同一个地方长大，很有可能还同时在同一所文法学校上学。他可能也知道老安德鲁斯很富有，甚至还可能得到过老安德鲁斯的资助，但他清楚拥有这样一笔财富对他而言是永远无法实现的。43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一些评论家在庚斯博罗的这幅画中发现安德鲁斯夫人的眼神中透着一种蔑视，好像在说尽管她或许是一种财产，但她的地位仍高于众人。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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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权力关系陪伴着以谷物驱动的资本主义单种栽培文化的传统和技术，也是大驯化的标志。庚斯博罗的画不仅提供了一种历史的借鉴，而且对当代具有参考意义：它实际上也描述了当今世界各地被强制执行、引发激烈争论的各种社会变革。丹麦经济学家埃斯尔·博塞拉普(Ester Boserup)在讨论当时出现的社会关系时，提到一句伊斯兰教义：“先知本人认为，没有奴役的农场也不会有犁的使用。”45如果理解了圈地运动对公用地的破坏，理解了人类生产和生育之间的新型关系，就可能解开犁耕的奥秘。46否则不仅要回到200年前，还要追溯到更早以前才能发现犁耕最初是如何成为一种农业传统技术的，而这个过程充斥着它对社会系统的摧毁所造成的累累白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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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价的代价：资本主义、自然与星球的未来 金融化和女性的财产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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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控制方式使资产阶级妇女，特别是英国的妇女陷入困境。在英国，法律规定了妻权从夫——已婚妇女的地位，包括将她本人及其财产置于丈夫的权力之下。当时欧洲大多数地区承认婚姻中有三种财产关系——男方继承的财产、女方继承的财产和婚姻期间获得的财产，而英国的法律只认可两种：妻子继承的永久土地财产和所有其他方面的财产，其中寡妇只能继承1/3。这种妻权从夫的法律从中世纪一直延续到19世纪。这对剥夺妇女权利和身份发挥了巨大的威力，以至于反对者称之为“剥夺民事权利终身”。妻随夫姓正是源于这种制度。当然，中产阶级妇女还是拥有管理家中仆人的权力的(在17世纪的家庭手册中可以发现这样一句口号：“英格兰是女人的天堂、仆人的牢笼、马的地狱”)。47资产阶级父母对他们的女儿仍然比较忧心：女儿结婚后，她们的财产和已经习惯了的生活方式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如果她们的丈夫能力不济怎么办呢？即使她们的丈夫还算体面，要是英年早逝了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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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米·路易丝·埃里克森(Amy Louise Erikson)用有力的分析表明，48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可以解释现代高度复杂的金融现象。在当时的政治迫害时期，公开反对妻权从夫的行为是很危险的。为了生存、为了不那么公然起来反抗，英国人制定了契约法并使自己遵守起来。这样一来，寡妇能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妻权从夫制度下的儿童有了生活来源，赡养寡妇的家庭获得了一份财富回报保障。埃里克森认为，虽然这些安排本身并非金融工具，但是它们“帮助建立了一种氛围，使得为名义上的财产寻求法律保障的概念被广为接受”。49这对于未婚资产阶级女性来说尤为重要，因为她们能够获得资金参与投机交易，而资本主义正是通过投机交易发展起来的。甚至有证据表明，当男人在英国南海公司金融泡沫中亏得精光的时候，同样加入这一投机狂潮的妇女却往往大赚了一笔。50虽然不宜以此做太多文章(当时的权益市场规模也不是很大），但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的金融工具、期权和衍生工具的法律和文化基础在那时就已经建立了，可以对冲资产主义制度下妇女在整个家庭的损失。当然，未婚妇女参与金融市场并非新型核心家庭的目标。我们只不过把它作为例子，用来说明阶级和性别之间的不可约性，也可以说明历史的偶然性在塑造现代资本主义过程中的重要作用。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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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无意成为投资阶层的女性来说，婚姻提供了其他可能性。随着17世纪失业率的上升，妇女为了避免贫困而结婚的动机也随之上升。52然而，在女性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而选择结婚的比重提升的同时，描述这一选择并非强迫的宣传也越来越多。当然，这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之间的关系，这些工人至少需要在理论上表现为自由的个体，虽然他们所谓的自由不过是选择工作挣微薄的工资，或是忍饥挨饿，或是因还不起债务而坐牢。这个新大陆的核心理论家当然是亚当·斯密。即使他的实际经验有限，他也思考过关于家庭和婚姻的问题。斯密既没有结过婚也没有养育过孩子。他与母亲玛格丽特·道格拉斯(Margaret Douglas)一起生活，成年后大部分生活都由母亲照顾，而他母亲是他的受养人。斯密的父亲在他出生之前就已亡故，而斯密的亲生母亲道格拉斯只继承了1/3的财产。斯密2岁时继承了他父亲的财产。道格拉斯在丈夫死后经济上依赖她蹒跚学步的孩子的原因就在于妻权从夫的法律。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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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9年首次出版的《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斯密提到了他对北美原住民婚姻的认识，斯密认为这是一种由长辈安排而不是由夫妻双方自由达成的契约合同。原住民为什么不能自由结婚？斯密使用与哥伦布对性的描述类似的语言写到，因为“爱情中体现出的柔弱……在野蛮人看来是最不可饶恕的”。54这是一个奇怪的逻辑，但有助于表明他的观点：最好的婚姻是发生在英国的那种，男人和女人自由选择，在爱情上平等相待。这个最经常被引用的自由市场理论的奠基人也赞成个人爱情自由的观点，他还通过批判野蛮、自然文明的低劣来证明这一模式的合理性，这些都不足为怪。但是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斯密生活中最亲密的关系是与母亲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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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价的代价：资本主义、自然与星球的未来 “女性”一词的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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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资本主义新秩序发展起来，就要消灭旧秩序。除了核心家庭，过去那些支持男人、女人和儿童的家族网络像破坏公用地一样被摧毁。55大家庭结构和能够维系家庭的各种关系被加以专业化改造。妇女不是在学校进行教育工作，而是被赶进托儿所。外科医生一般是男性——替代了接生婆。56基本上，妇女的经济活动仅局限于家庭领域，与政治领域毫无关联。妇女开始反抗。例如，法国大革命就开始于女性为谋求生计而领导的抗议行动。但是资本主义生态的逻辑要求妇女的背景、激进和抵抗都要降到最小乃至消失。男人在家当家做主，公民管理公共领域，而要成为一个公民，还必须是一个拥有财产的白人男性。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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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这一制度发挥作用，国家对男女分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些身体上不适应的人通过外科手术进行改造以符合某一个特定的类别。58如果这些类别不存在，就得发明出来。例如，英国对尼日利亚殖民的核心手段就是改造家庭结构、创造家庭领域以及发明女性这一法律范畴。虽然血缘关系是尼日利亚和其他许多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且拥有自己的等级制度，但这些制度比较混乱，有时甚至会把妇女提升到高于核心家庭中她们能享受的地位。但是，自由公民法律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还是婚姻关系。59正如奥耶欧科·奥耶乌弥(Oyéróonké Oyéwùmí)所言，“近代以前，约鲁巴(Yorùbá)社会中都没有妇女这个概念。当然，他们有‘obinrin’，指类女性。她们的解剖学身份，就像‘okunrin’(类男性）一样，并没有赋予她们获得任何社会地位的权限，同样也不会对此构成任何破坏”。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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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耶乌弥继续写到，“把‘妇女’作为一个范畴创造出来，是殖民地国家最初的成就之一……因此，当初认为殖民地政府承认其殖民统治的民族(例如约鲁巴人）中女性领导人的做法是不可思议的，如今就不足为奇了……国家权力转变为男性权力，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将妇女排除在国家机构之外而实现的。这与约鲁巴的国家组织形成鲜明对比。在这个组织中，权力不是由性别决定的”。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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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西班牙殖民者对玛雅人在性方面的冒险行为表示不屑一样，英国人也要求人们服从他们设计的性别秩序和权力。在这种秩序下，他们还创造了“妇女”这一法律范畴，并将她们限制在家庭这一生育劳动“作坊”里。62当然，使用“作坊”一词有些曲解人们眼中的家务劳动概念。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家务劳动不属于有偿工作领域，是女性对男性的服务，类似于大自然提供的免费赠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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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詹妮弗·摩根(Jennifer Morgan)和其他学者所提到的一样，如此理解妇女的文化基础形成于跨越大西洋对非洲妇女的奴役。63奴隶贩子和探险家遵循了德·昆尼奥(De Cuneo)所记录的哥伦布第二次航行的报告中的逻辑，土著妇女被描述为一种不可思议的性别，同时又脱离了正常的社会领域，即更接近自然。这种观念的核心是强大的生育能力。据废奴主义者约翰·阿特金斯(John Atkins)记载，几内亚妇女参与兽交，胸部很大，“有些大到可以给背在背上的孩子喂奶”。64还有些殖民者报告说，那些妇女生小孩时毫不费力。在奴隶制下，想象与新的要求交织在一起，比如使更多的人沦为奴隶。女奴成了金融工具，不仅用于偿还债务，而且用来产生利息。在17世纪50年代，巴巴多斯的一些妇女被指定为“增加器”，通过她们的身体生产更多的奴隶，从而弥补维持这些奴隶所带来的财政负担。此外，这种生育能力自然而然培养了抚养其他孩子的素质，这种技能又为那些寻求家庭用工的白人资产阶级家庭做了聘奴广告。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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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早在北美殖民者定居点，土著妇女就跨越了加拿大皮草贸易的边界。她们牵线搭桥，换掉刚下了彩礼的丈夫，规避皮草贸易公司制定的规则。66她们的家庭不会遵循二元的父权制模式，即男人养活女人，女人管家。同样，在美国，女性也有机会从事创业活动，例如接待房客。在男人的最终权威之下，只要是为了家庭的利益，这些都可以。67在欧洲，来自农村的荷兰妇女在城市里成为家政工人，组成了代表大会，并成立了工会。68然而，这种反抗总是在发生其他斗争的背景下发生的。19世纪和20世纪，发展中国家的新兴民族主义者在与欧洲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斗争的过程中，越来越热衷于强化性别政治的边界。种族、阶级和性别同时在这些边疆产生，这既影响了男性，也影响了女性。69就像对白人特征的研究一样，对男性气质及其法律渊源的研究还比较少，但是发展迅速。围绕男权体制下亲属关系的变化和反抗还可做大量的研究。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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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价的代价：资本主义、自然与星球的未来 犁耕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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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些坚持认为犁耕不是决定性因素的人，我们该说些什么呢？社会有可能从向资本主义转变的影响中恢复过来，在某种条件下，还会出现性别平等的繁荣。201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年度报告中总结了这一观点。该报告显示，全世界妇女人数在包括健康水平、经济和政治参与度以及受教育程度在内的一系列指标方面都在不断增加。7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性别平等的改善与国民收入的增加有关，同时因财富而使妇女获得解放的偏见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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