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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的殖民地关系由西班牙政府和其债权人的要求所决定，尤其是出于对劳动力和劳动力管理方面的需求。英国资本家也关心劳动力，但是他们更关心的是土地。18通过圈地运动和对凯尔特人的征服，他们获得了廉价劳动力，随后廉价土地便成为英国殖民者最优先考虑的事情。英国通过攫取领土发展起来，并且创造出获得所有权的治理手段。维持殖民地人口的秩序与治安，获得权力与财产对英国殖民扩张至关重要。许多在英格兰本土发展起来的社会管理技巧在英格兰最早的主要殖民地前哨——爱尔兰得以实践和完善。1542年，亨利七世宣布自己为爱尔兰国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时刻，我们可以通过它来研究英格兰——后来的英国——位于爱尔兰的边疆是如何起到既是遥远的国内政治前哨，又是本国的殖民地的效果的。19在绪论部分，我们提到英国占据了都柏林，爱尔兰人都被限制在都柏林地区之外。在这个地区，英国人开始尝试建立“种植园”并且利用这种模式教爱尔兰人如何进行农业生产。在16世纪后期，在这类示范农场通过各种实验展示如何利用机械装置和政治体制控制自然。20那些农业活动包括地主大规模对地产，以及对佃户和随从工匠的占有。21种植园里有牛、羊、木材以及特色农产品，如菘蓝、茜草(蓝色和红色染料的原材料）以及大麻。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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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殖民者竭尽全力通过遵循国际法获取土地。英国最早的种植园是和爱尔兰当地的地主签约租下来的。而其他种植园则是战利品，是通过发动战争从外国敌人手中合法抢夺来的。尽管这样，事情发展并不顺利。英国的商业、农耕体制与爱尔兰小规模的乡村食物供给制度产生了冲突，在爱尔兰食物供给制度中社会关系不太受贵族控制，而是靠家庭维系，财产在继承者之间分配而不是遵循长子继承制。23爱尔兰人抗争了。他们在英国人圈占的地里放牛，英国人则调动军队来保护殖民地的财产。2416世纪不断爆发的抗争在接下来的世纪里催生出了新的战略：实施一种更加强有力、更加暴力的种植园制度。英国更加直接地控制阿尔斯特种植园(the Plantation of Ulster)，在这里进行自然和社会试验，其他种植园加以效仿，比如在爱尔兰中北部德里地区给予私人公司殖民的权利。与此同时，对原住民抗争的镇压变得越来越激烈，并使用新的殖民理论让这种暴力镇压合理化。虽然英国继续统治爱尔兰的法律依据饱受人们质疑，而且当时国际法正在形成，但是英国继续统治爱尔兰的原因开始包括如下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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陛下出于良知，使用所有合法公正的方式使他的臣民从野蛮走向文明……因为现在一半的土地确实是荒废的，原因是其所居之地连一半的价值也未能实现；但当承租人(定居者）移居其间……同时倘若该地充分放牧与施肥，500英亩土地的价值将超过现在的5000英亩。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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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观点是殖民地律师呈送给索尔兹伯里伯爵(Earl of Salisbury)的，其含义是将这些生产性资产留在无法有效使用的人手中就构成了社会犯罪。爱尔兰的荒凉景象证明他们不能有效利用土地，而这又恰好证明了他们蒙昧无知。自然、对边疆的无情推进及秩序和经济新模式彼此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通过最为人崇拜的英国“英雄”，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手中的利剑和自由主义理论最知名的布道者约翰·洛克(John Locke)手中的笔，这一殖民过程从爱尔兰扩展到了“新世界”。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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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殖民地利用大西洋两岸的人才与技术为其服务。弗朗西斯·德雷克深谙血腥镇压爱尔兰原住民的手段。在从“新世界”获得更高爵位和更多财富之前，德雷克于1575年伙同手下屠杀了拉斯林岛(RathlinIsland)的所有男人、女人和孩子。27然而，更重要的是治理国家的工作与为从事冒险活动的国家提供合法化、正当化的理论支持。28在这方面，约翰·洛克大肆宣扬自由帝国主义。他对于私有财产和人性的看法深深植根于他做过殖民地管理者的工作经历。洛克在1682年重新起草他的《卡罗来纳宪法》(the Fundamental Constitutions of Carolina)的同时，也着手编写《政府论(下篇）》的第五章，名字为《论财产》。《卡罗来纳宪法》申明“卡罗来纳州的每一个公民都对他们的黑人奴隶拥有绝对的权力和权威”(洛克最为看重的部分是用斜体字标注的“权力”)。29洛克在他的《政府论(下篇）》中也论述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那份财产，这部分财产是除他自己以外的任何人都无权占有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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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大量笔墨都用在了如何设法协调这两种立场上。一些人认为洛克一生中对奴隶制的看法在不断地改变。但是在他人生的最后阶段，这种解读和他在贸易与种植园委员会(Board of Trade and Plantations)的工作发生了冲突，因为在他的人生最后阶段，他似乎更加接受奴隶劳动制造出的产品。一项更引人瞩目的对洛克的解读出现在一次正义的战争后，他提出了处理财产和奴隶的新方式。通过这项解读，我们也观察到这种处理方式和他的保护者——南北卡罗来纳州的领主之一莎夫茨伯里伯爵(Earl of Shaftesbury)想要治理这块领土的方式相一致。在那个阶段，领主的关注焦点是捕获、奴役以及贩运原住民。洛克的理论为合法获得和交易库斯人(Coosa）铺平了道路，在后来被定居者称作卡罗来纳州的地方，这些库斯人在与那些侵占他们土地的殖民者的战争中被抓捕。成为战利品的原住民奴隶不能拥有任何财产——而且洛克在 《卡罗来纳宪法》中给出了理论依据。对于来自非洲的奴隶，洛克保持缄默。31换句话说，现代政治思想中一个存在最久的矛盾，不是源自对自由理论系统的疏忽，而是一个重要的自由主义哲学家在为受雇他人而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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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现代自由主体在殖民地形成的背景。现代合法臣民被界定与监管的严格程度与现代合法臣民被允许拥有的财产界限一样，这一点并不令人意外。32如果把这些观点与18世纪的科学种族主义融合，我们很容易发现只有白人才能成为享受自由的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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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奴隶试图争取自主权时，自由臣民的界限变得前所未有的清晰。1789年法国大革命中通过的《人权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宣布所有的人都是自由和平等的。这对于世界最大产糖国——法属圣多明各殖民地的奴隶是个信号，他们非常有可能拥有自主权，他们可能成为“人民”的一部分，33这一革命的核心思想虽然一度令人眼前一亮，但几乎立即又受到压制。1791—1804年，海地革命经历了长期的奴隶起义与反抗，最后成功建立了国家，延续至今。34但是对于该岛及岛上人的生命所有权的斗争仍在继续。法国人花了20年的时间想要夺回他们的殖民地，并于1825年使出了撒手锏——派出3艘军舰来到太子港要求海地人支付高达1.5亿法郎来补偿失去奴隶和其他财产的损失。35这笔债务直到20世纪40年代才还清。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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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地人低估了他们的起义对大西洋沿岸自由国家繁荣的威胁程度，以及他们超出“人民”界限的程度。他们被暴力、经济和意识形态所管控，并且被提醒，就自然与社会的分界线而言，他们的位置牢牢地被固定在自然这一边。但是他们很难把握自己的命运——特别是在有关这种命运构成形式的新观念正在出现而且报纸又能够传播这种观念的时候。毕竟，通过大众传播技术，人们可以交流对价值、出身与未来的看法。这些观念实际上是指引国家前进的旗帜。37海地人争取的不仅仅是一个国家，而且是一个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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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想象的共同体》(该书为民族主义的权威读本）中，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主张，若要实现民族繁荣，必须推翻掌握政权和真理的牧师与君主。如果这些基础达成和解，一个国家内的社区基础才有可能重建。印刷品得以代替《圣经》和诏令，报纸报道的内容成为了解事实的来源，其中包含大量的文字、地图以及记录，这些内容代表了一种新的权威。印刷机里流出的不仅仅是集体创作的日常工具——报纸——也有乡音与国家版图的复制品。地理学者和地质学者都是帝国的一流人才，地图的绘制不仅有助于定义国家——托马斯·霍布斯是一个热情的业余地图制作者——而且有助于编写新故事，其中讲述了是什么把一个国家的公民凝聚在一起，也讲述了民族捍卫土地的血泪史。3818世纪和19世纪流传在欧洲的一些故事解释了人民、祖国的来源，优秀的英格兰祖先，以及各种各样有趣的民间故事，用来划定民族血统纯净的界限。这些以中产阶级和穷人的口头语言印刷的神话故事通过新的流通手段——购买——提供给大众。印刷技术改变了信息和知识的传播方式，也改变了社区的创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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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权政体与贵族统治政体让位给新型资产阶级民主政体，并根据启蒙运动(严格限定的) 平等与自主的思想，允许其有一定参政权。资产阶级把自己的语言写在纸上，邀请人民大众参与到历史中来，正如汤姆·奈仁(Tom Nairn)所言：“请柬必须得以他们能够看懂的语言来书写。”39安德森进一步发展了奈仁的观点，指出这些新文字有它们自己的政治经济主张。传播人民解放的愿景可以赚钱。对金钱的关切以及更高的识字率是国家实现愿景的先决条件。一旦民族主义思想被印刷在纸上，它们就有了载体，并被翻译、转录、油印、盗版、扭曲和再版。对年轻读者来说，国家成了“一个事物”，因为国家被热爱、被分享、被仿冒并且被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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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民族与印刷资本主义紧密相连。需要廉价关怀与廉价劳动的战略，创造和再生产了种族次序，根据这一次序，在社会与自然的界限下对人体进行解读、分类与管理。既巩固了国内秩序，又提供了未来国家伟大远景的出版物和叙事故事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并使人坚信这些制度。正如安德森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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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是从历史命运的角度思考的，而种族主义梦想永远污秽不堪，从一开始便是由从无休止的“令人作呕的交配”延续下来的：这是发生在历史之外的。黑人，由于其不可见的黑人血统，将永远是黑人；而犹太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将永远是犹太人，无论他们持何种护照或者以何种语言交流和阅读(因此对于纳粹而言，犹太裔德国人永远都是假冒者）。种族主义的梦想实际上起源于阶级的意识形态，而不是民族的意识形态：最重要的是源于这种宣传，即对于统治者宣扬神性，对贵族宣扬贵族的“蓝色”或者“白色”血统以及“教养”。毫不意外……整体而言，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并未跨越民族界限，而是在民族界限之内现身的。换言之，他们为之辩称的，与其说是对外战争，不如说是对国内的压迫和统治。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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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国内秩序的巩固手段无所不在——不仅仅是战场上，甚至也延伸到了厨房和卧室。民族神话是具体的、有形的和紧密围绕生活的。性习惯(因为大量文学作品的缘故，更加频繁地得到认可)41变成了民族主义者可以探讨的话题。比如说在法国，雅各宾党人控告性工作者是革命的敌人。42一个民族的物质性也体现在食物上，这些食物保留了民族主义者的兴趣。“像(食物) 一样的(民族）”这样的短语形式——例如，像苹果派一样的美国人，像烤牛肉一样的英国人，像没有牛肉一样的印度人43——只能通过持续的工作才能形成。关于肥胖、饮食和民族的第一本书，就是乔治·切恩(George Cheyne)于1733年撰写的《英国人的疾病》(The English Malady)。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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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民族主义观念，国家管理自己公民的权力延伸到各个方面，从生产与生育劳动，到保护货币和食物纯度的行动，再到精神卫生政策。然而，正如海地的例子所显示的那样，不仅欧洲资产阶级采用和传播了民族主义思想与手段，有时共同命运也转而还施彼身于殖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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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争取摆脱殖民统治的斗争创造了他们自己的民族命运。1857年的印度民族起义——英国人称之为“印度土兵哗变”——就是民族主义冲突。由于长时间对于税收、剥削和不公的民怨积累到了最高点，印度军方拒绝与英国人合作。弹药问题挑起了印度土兵的不满，尤其是英国1853年恩菲尔德式步枪(Enfield rifle)新子弹问题。子弹用纸包裹，上面涂有猪油与牛油。穆斯林和印度教士兵不愿意在使用枪支前，冒着被诅咒的危险，按照制造商的说明咬开包装。英国军官却一再坚持。之后发生的起义反抗行为引发了从印度到牙买加的一系列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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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不认为起义的根源是他们的殖民主义，而是因为他们没能理解印度是一个极其与众不同的国家。亨利·梅因爵士(Sir Henry Maine)提出了新策略，而不再继续教化他们并使其信奉基督教。45这是个巧妙而又有效并一直沿用至今的统治手段：发明了“本地人”这一范畴。通过这一手段，政府监督不同宗教团体和教派内部的司法创新与管理活动，以此加强国家对臣民生命的控制。该策略源于反殖民主义抵抗运动——作为回应，马哈默德·马姆达尼(Mahmood Mamdani)认为：“通过声称保护本地人的真实性使其免受社会进步的威胁，这样定居者对本地人就做到了界定和牵制。”46这就是针对廉价生命的战略，总结起来就是：“界定和统治。”47这种政权特征在任何一个后殖民国家都留有遗迹，从南非到印度，从加拿大到秘鲁。但是“本地人”这种政治手腕还不足以阻止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统治的终结，印度人民的起义证明了这一标志性时刻的到来。4819世纪和20世纪，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在整个发展中国家取得了胜利。但是，这些新生民族国家继续保留在资本主义生态中，这样做的后果在21世纪日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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