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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现代自由主体在殖民地形成的背景。现代合法臣民被界定与监管的严格程度与现代合法臣民被允许拥有的财产界限一样，这一点并不令人意外。32如果把这些观点与18世纪的科学种族主义融合，我们很容易发现只有白人才能成为享受自由的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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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奴隶试图争取自主权时，自由臣民的界限变得前所未有的清晰。1789年法国大革命中通过的《人权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宣布所有的人都是自由和平等的。这对于世界最大产糖国——法属圣多明各殖民地的奴隶是个信号，他们非常有可能拥有自主权，他们可能成为“人民”的一部分，33这一革命的核心思想虽然一度令人眼前一亮，但几乎立即又受到压制。1791—1804年，海地革命经历了长期的奴隶起义与反抗，最后成功建立了国家，延续至今。34但是对于该岛及岛上人的生命所有权的斗争仍在继续。法国人花了20年的时间想要夺回他们的殖民地，并于1825年使出了撒手锏——派出3艘军舰来到太子港要求海地人支付高达1.5亿法郎来补偿失去奴隶和其他财产的损失。35这笔债务直到20世纪40年代才还清。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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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地人低估了他们的起义对大西洋沿岸自由国家繁荣的威胁程度，以及他们超出“人民”界限的程度。他们被暴力、经济和意识形态所管控，并且被提醒，就自然与社会的分界线而言，他们的位置牢牢地被固定在自然这一边。但是他们很难把握自己的命运——特别是在有关这种命运构成形式的新观念正在出现而且报纸又能够传播这种观念的时候。毕竟，通过大众传播技术，人们可以交流对价值、出身与未来的看法。这些观念实际上是指引国家前进的旗帜。37海地人争取的不仅仅是一个国家，而且是一个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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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价的代价：资本主义、自然与星球的未来 国家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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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想象的共同体》(该书为民族主义的权威读本）中，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主张，若要实现民族繁荣，必须推翻掌握政权和真理的牧师与君主。如果这些基础达成和解，一个国家内的社区基础才有可能重建。印刷品得以代替《圣经》和诏令，报纸报道的内容成为了解事实的来源，其中包含大量的文字、地图以及记录，这些内容代表了一种新的权威。印刷机里流出的不仅仅是集体创作的日常工具——报纸——也有乡音与国家版图的复制品。地理学者和地质学者都是帝国的一流人才，地图的绘制不仅有助于定义国家——托马斯·霍布斯是一个热情的业余地图制作者——而且有助于编写新故事，其中讲述了是什么把一个国家的公民凝聚在一起，也讲述了民族捍卫土地的血泪史。3818世纪和19世纪流传在欧洲的一些故事解释了人民、祖国的来源，优秀的英格兰祖先，以及各种各样有趣的民间故事，用来划定民族血统纯净的界限。这些以中产阶级和穷人的口头语言印刷的神话故事通过新的流通手段——购买——提供给大众。印刷技术改变了信息和知识的传播方式，也改变了社区的创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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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权政体与贵族统治政体让位给新型资产阶级民主政体，并根据启蒙运动(严格限定的) 平等与自主的思想，允许其有一定参政权。资产阶级把自己的语言写在纸上，邀请人民大众参与到历史中来，正如汤姆·奈仁(Tom Nairn)所言：“请柬必须得以他们能够看懂的语言来书写。”39安德森进一步发展了奈仁的观点，指出这些新文字有它们自己的政治经济主张。传播人民解放的愿景可以赚钱。对金钱的关切以及更高的识字率是国家实现愿景的先决条件。一旦民族主义思想被印刷在纸上，它们就有了载体，并被翻译、转录、油印、盗版、扭曲和再版。对年轻读者来说，国家成了“一个事物”，因为国家被热爱、被分享、被仿冒并且被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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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民族与印刷资本主义紧密相连。需要廉价关怀与廉价劳动的战略，创造和再生产了种族次序，根据这一次序，在社会与自然的界限下对人体进行解读、分类与管理。既巩固了国内秩序，又提供了未来国家伟大远景的出版物和叙事故事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并使人坚信这些制度。正如安德森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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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是从历史命运的角度思考的，而种族主义梦想永远污秽不堪，从一开始便是由从无休止的“令人作呕的交配”延续下来的：这是发生在历史之外的。黑人，由于其不可见的黑人血统，将永远是黑人；而犹太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将永远是犹太人，无论他们持何种护照或者以何种语言交流和阅读(因此对于纳粹而言，犹太裔德国人永远都是假冒者）。种族主义的梦想实际上起源于阶级的意识形态，而不是民族的意识形态：最重要的是源于这种宣传，即对于统治者宣扬神性，对贵族宣扬贵族的“蓝色”或者“白色”血统以及“教养”。毫不意外……整体而言，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并未跨越民族界限，而是在民族界限之内现身的。换言之，他们为之辩称的，与其说是对外战争，不如说是对国内的压迫和统治。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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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国内秩序的巩固手段无所不在——不仅仅是战场上，甚至也延伸到了厨房和卧室。民族神话是具体的、有形的和紧密围绕生活的。性习惯(因为大量文学作品的缘故，更加频繁地得到认可)41变成了民族主义者可以探讨的话题。比如说在法国，雅各宾党人控告性工作者是革命的敌人。42一个民族的物质性也体现在食物上，这些食物保留了民族主义者的兴趣。“像(食物) 一样的(民族）”这样的短语形式——例如，像苹果派一样的美国人，像烤牛肉一样的英国人，像没有牛肉一样的印度人43——只能通过持续的工作才能形成。关于肥胖、饮食和民族的第一本书，就是乔治·切恩(George Cheyne)于1733年撰写的《英国人的疾病》(The English Malady)。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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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民族主义观念，国家管理自己公民的权力延伸到各个方面，从生产与生育劳动，到保护货币和食物纯度的行动，再到精神卫生政策。然而，正如海地的例子所显示的那样，不仅欧洲资产阶级采用和传播了民族主义思想与手段，有时共同命运也转而还施彼身于殖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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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争取摆脱殖民统治的斗争创造了他们自己的民族命运。1857年的印度民族起义——英国人称之为“印度土兵哗变”——就是民族主义冲突。由于长时间对于税收、剥削和不公的民怨积累到了最高点，印度军方拒绝与英国人合作。弹药问题挑起了印度土兵的不满，尤其是英国1853年恩菲尔德式步枪(Enfield rifle)新子弹问题。子弹用纸包裹，上面涂有猪油与牛油。穆斯林和印度教士兵不愿意在使用枪支前，冒着被诅咒的危险，按照制造商的说明咬开包装。英国军官却一再坚持。之后发生的起义反抗行为引发了从印度到牙买加的一系列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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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不认为起义的根源是他们的殖民主义，而是因为他们没能理解印度是一个极其与众不同的国家。亨利·梅因爵士(Sir Henry Maine)提出了新策略，而不再继续教化他们并使其信奉基督教。45这是个巧妙而又有效并一直沿用至今的统治手段：发明了“本地人”这一范畴。通过这一手段，政府监督不同宗教团体和教派内部的司法创新与管理活动，以此加强国家对臣民生命的控制。该策略源于反殖民主义抵抗运动——作为回应，马哈默德·马姆达尼(Mahmood Mamdani)认为：“通过声称保护本地人的真实性使其免受社会进步的威胁，这样定居者对本地人就做到了界定和牵制。”46这就是针对廉价生命的战略，总结起来就是：“界定和统治。”47这种政权特征在任何一个后殖民国家都留有遗迹，从南非到印度，从加拿大到秘鲁。但是“本地人”这种政治手腕还不足以阻止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统治的终结，印度人民的起义证明了这一标志性时刻的到来。4819世纪和20世纪，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在整个发展中国家取得了胜利。但是，这些新生民族国家继续保留在资本主义生态中，这样做的后果在21世纪日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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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价的代价：资本主义、自然与星球的未来 另类的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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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个声名显赫的国家，其命运被执政党的自由国际主义野心所困扰，而且选择了一个以自己名义提供技术官僚统治权威的人管理国家。这个人承诺为国家做事而不顾宗教极端主义和其他恐怖主义企图挫败国家。在这个国家，民族观、宗教、一段被国际主义者认为暴政的历史以及对伟大民族的背叛，将一位领导人推到了大众的眼前，这个人在社交媒体上对所有人都是透明的，但在幕后交易中不透明。他的治理使富人更富，但在轰轰烈烈、引人注目地打击恐怖组织和民族反对势力的同时出现了财富转移。49我们联想到印度的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但是他的崛起扰乱了国际自由主义霸权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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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权——本章开始时所提及的内容——绝不是一种牢靠和保证不变的东西。它必须一直通过暴力和规劝来维持。在“民族国家”中，无论是什么民族，工人一直是霸权集团极力讨好的角色。民族的发展是一段处于不断变化中的历史，为了诠释及维持其命运不断地被书写和改写——现在也是如此。但是民族观念及其经济命运并不是特定暴力集团独霸的领域。事实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资本主义危机时期，就如我们今天所经历的那样，看到关于国家命运的不同解读兴起的原因。资本主义生态的逻辑、追逐廉价物的体制与民族主义者口中的“共同”命运相悖。资本主义财富如此明显地集中——62个人拥有等同于地球上最贫困地区35亿人的财富的总和，如果自由主义集团的霸权已经开始崩溃，这会令人感到意外吗？50这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我们称这种现象为“全球法西斯主义”。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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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贸易与经济不稳定的担心加剧了集体认同感的焦虑，这种焦虑无论是在16世纪还是在21世纪都会在一个不确定的时刻体现出来。民族国家到底会走向何方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有可能会沿着一个区间，从一种我们闻所未闻异常恐怖的政治形态走向一个更加解放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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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民族、团体观念以及对未来的展望被人们传播、探讨与实践，而且这种观念并非天然有毒或是独裁。正如许多国家仍在经历的那样，尤其是如果它和资本主义生态相悖的话。52据记载，美国是一个有超过500个民族的国家：印第安事务局统计结果是566个民族。澳大利亚记录在案的原住民民族数量和美国相似。加拿大则有超过600个民族。印度有255个原住民民族，他们占国家总人口的7%。经过近年来的学术研究和积极行动，原住民群体已经探索出一种类似非族长制的原住民国家形式。究其根本，这将涉及重新协商围绕关怀、自然和劳动的关系，并根据治理安排管理领土，这会将国家从民族国家二分体中分离出来。这样的关系会在何处终结尚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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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拿大，原住民群体奇诺——恩达——尼米(the kino-nda-niimi Collective of activists)中的激进分子在“不再无作为”(Idle No More movement)运动中提出了一系列类似于希望生活在资本主义生态之外的国家的愿景。53格伦·肖恩·库特哈德(Glen Sean Coulthard)的书《红皮肤，白面具》(Red Skin, White Masks)展现了另一种观点，其中涉及在这个新的国家企业中与国家交往的危险性。54他是对的。在多民族国家——现在的玻利维亚，原住民领导层用采矿收入为更完善的福利制度买单。目前尚不清楚这个新的民族国家是否是资本主义生态的一个突破，如果是为了拯救帕查玛玛(Pachamama)——人们崇敬的安第斯大地女神——政府可以批准销毁她。55持有替代资本主义生命网络观点的原住民民族和其他民族在选举中获胜，但是对这种胜利能否保证转型成功，我们并不乐观。但随着其他殖民者聚居地——特别是那些在北美采掘业周边的聚居地军力的增强，同时由于要求玻利维亚进行更彻底的改革呼声不断，我们希望这样的尝试能繁荣发展，结出硕果。我们也希望在这些另类的民族主义制度下生命会被重新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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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得出结论之前，很有必要重新回顾一下为何一个关于生命的章节会被写在一本介绍廉价物的书中。在绪论部分，我们的讨论认可了这一过程：通过这个过程，自然作为资本主义生态中的一种战略被划分给了社会。本章已经展示了人类生命观(由国家认可与支配的）是如何在种族化与宗法等级制度下发展起来的。国家管理那些等级制度中的生命，等级制度又以国家的形式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又以民族的形式在这样的等级制度下生活。想象一个重新定义的国家可能会终结白人至上主义，这是对造就资本主义生态中现代国家形态的一系列权力运作的曲解，也是在低估民族国家的历史惯性。革命政治需要人们有广泛的后资本主义治理远见并对此进行反思，因此在结论中，我们的分析正是朝着这样一个政治远景前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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