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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价的代价：资本主义、自然与星球的未来 另类的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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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个声名显赫的国家，其命运被执政党的自由国际主义野心所困扰，而且选择了一个以自己名义提供技术官僚统治权威的人管理国家。这个人承诺为国家做事而不顾宗教极端主义和其他恐怖主义企图挫败国家。在这个国家，民族观、宗教、一段被国际主义者认为暴政的历史以及对伟大民族的背叛，将一位领导人推到了大众的眼前，这个人在社交媒体上对所有人都是透明的，但在幕后交易中不透明。他的治理使富人更富，但在轰轰烈烈、引人注目地打击恐怖组织和民族反对势力的同时出现了财富转移。49我们联想到印度的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但是他的崛起扰乱了国际自由主义霸权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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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权——本章开始时所提及的内容——绝不是一种牢靠和保证不变的东西。它必须一直通过暴力和规劝来维持。在“民族国家”中，无论是什么民族，工人一直是霸权集团极力讨好的角色。民族的发展是一段处于不断变化中的历史，为了诠释及维持其命运不断地被书写和改写——现在也是如此。但是民族观念及其经济命运并不是特定暴力集团独霸的领域。事实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资本主义危机时期，就如我们今天所经历的那样，看到关于国家命运的不同解读兴起的原因。资本主义生态的逻辑、追逐廉价物的体制与民族主义者口中的“共同”命运相悖。资本主义财富如此明显地集中——62个人拥有等同于地球上最贫困地区35亿人的财富的总和，如果自由主义集团的霸权已经开始崩溃，这会令人感到意外吗？50这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我们称这种现象为“全球法西斯主义”。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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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贸易与经济不稳定的担心加剧了集体认同感的焦虑，这种焦虑无论是在16世纪还是在21世纪都会在一个不确定的时刻体现出来。民族国家到底会走向何方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有可能会沿着一个区间，从一种我们闻所未闻异常恐怖的政治形态走向一个更加解放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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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民族、团体观念以及对未来的展望被人们传播、探讨与实践，而且这种观念并非天然有毒或是独裁。正如许多国家仍在经历的那样，尤其是如果它和资本主义生态相悖的话。52据记载，美国是一个有超过500个民族的国家：印第安事务局统计结果是566个民族。澳大利亚记录在案的原住民民族数量和美国相似。加拿大则有超过600个民族。印度有255个原住民民族，他们占国家总人口的7%。经过近年来的学术研究和积极行动，原住民群体已经探索出一种类似非族长制的原住民国家形式。究其根本，这将涉及重新协商围绕关怀、自然和劳动的关系，并根据治理安排管理领土，这会将国家从民族国家二分体中分离出来。这样的关系会在何处终结尚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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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拿大，原住民群体奇诺——恩达——尼米(the kino-nda-niimi Collective of activists)中的激进分子在“不再无作为”(Idle No More movement)运动中提出了一系列类似于希望生活在资本主义生态之外的国家的愿景。53格伦·肖恩·库特哈德(Glen Sean Coulthard)的书《红皮肤，白面具》(Red Skin, White Masks)展现了另一种观点，其中涉及在这个新的国家企业中与国家交往的危险性。54他是对的。在多民族国家——现在的玻利维亚，原住民领导层用采矿收入为更完善的福利制度买单。目前尚不清楚这个新的民族国家是否是资本主义生态的一个突破，如果是为了拯救帕查玛玛(Pachamama)——人们崇敬的安第斯大地女神——政府可以批准销毁她。55持有替代资本主义生命网络观点的原住民民族和其他民族在选举中获胜，但是对这种胜利能否保证转型成功，我们并不乐观。但随着其他殖民者聚居地——特别是那些在北美采掘业周边的聚居地军力的增强，同时由于要求玻利维亚进行更彻底的改革呼声不断，我们希望这样的尝试能繁荣发展，结出硕果。我们也希望在这些另类的民族主义制度下生命会被重新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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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得出结论之前，很有必要重新回顾一下为何一个关于生命的章节会被写在一本介绍廉价物的书中。在绪论部分，我们的讨论认可了这一过程：通过这个过程，自然作为资本主义生态中的一种战略被划分给了社会。本章已经展示了人类生命观(由国家认可与支配的）是如何在种族化与宗法等级制度下发展起来的。国家管理那些等级制度中的生命，等级制度又以国家的形式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又以民族的形式在这样的等级制度下生活。想象一个重新定义的国家可能会终结白人至上主义，这是对造就资本主义生态中现代国家形态的一系列权力运作的曲解，也是在低估民族国家的历史惯性。革命政治需要人们有广泛的后资本主义治理远见并对此进行反思，因此在结论中，我们的分析正是朝着这样一个政治远景前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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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价的代价：资本主义、自然与星球的未来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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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使用的廉价物并非凭空而来。导致这些廉价物出现的，是现代世界的各种观念、武力征服与商业机构相结合的激烈熔炼反应。其核心是一系列从一开始就相互交织的二元事物：社会与自然、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男人与女人、西方世界与其他地区、白人与非白人，以及资本家与工人。这些二元事物中的每一对所起的作用，不仅仅是对当今世界的描述与分类，实际上是对几乎所有人类生命和整个大自然进行支配，并使其变得廉价。资本主义是权力、资本与自然交织在一起的一种世界——生态，这样理解有助于我们弄清楚这些二元事物的一半是如何深深嵌入另一半的，掌权者是如何不遗余力地守卫着它们之间清晰的界限，对那些界限的争夺又是多么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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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原住民、妇女与劳动者，这并非独一无二的分类，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们从一开始就经历并抵制那些总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二元事物。甚至在资本主义初期，边疆地区就麻烦不断，马德拉群岛的自由劳工与奴工彼此交好，共同反抗。他们生活质量低劣，遭受主人与雇主鄙视，于是就起来斗争。许多原住民与劳工(从前和现在都是这样）拒绝接受资本主义生态，这引起政府的反应，也导致投资人另寻新种植地与新的秩序、利润及利润榨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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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与资本主义战略斗争的经验及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并没有卓越的成功指南伴随着——因为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指南。我们根据时代的思想提出政治主张。我们是资本主义生态的产物，因此，正如我们在绪论中所提到的那样，对于如何应对资本主义生态通过我们形成的这种状态转变，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例如，现代人尝试解决廉价自然问题。如果你想看到笛卡儿哲学与资本主义思想以现代方式糅合在一起，你可以这样做：上网，搜索一个生态足迹计算器，并回答上面的问题。计算结果会告诉你，如果所有人以你的方式生活，那么我们将需要多少颗地球(按照美国人的生态足迹的平均值计算，我们需要4颗地球）。进步的环保主义者用生态足迹重点解释人类活动已经透支了地球承载能力。1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环保主义者已经得出人口过剩的结论，其评估指标并非是“一个区域的人口密度，而是该区域的资源和环境容量为了维持人类活动所能承载的人口数量”。2换言之，人口过剩是相较于环境承载力而言的。认为环境承载力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该观点是在指责生活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穷人和劳动阶级，指责他们在争取与生态足迹计算器编程人员有同样生活时会破坏未来环境。这样的马尔萨斯思维使绝望情绪不可避免，也一定会造就种族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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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生产、消费、再生产的限制因素只能由我们身处其中的制度来确定。这种限制既不是外在的也不是内在的，而是两者都有，由资本主义的权力、生产和自然这一生态体系将其交织在一起。个人生态足迹使我们认识到消费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3，而不是由社会强制逻辑决定的。如果你摆脱了老旧居住区，成了中产阶级，需要通勤1小时去上班，那么你的生态足迹算不上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这种选择方式与曾经的英国农民一样，一旦被踢出土地，他们只能“自由”地找工作赚钱，或者“自由”地挨饿。然而更糟的是，生态足迹让我们以为地球危机的驱动因素是“人”与“消费”的聚合，而不是资本主义与帝国的系统机制。回想一下，早在13世纪，在饥荒、瘟疫、封建主义危机爆发前夕，居住在诺曼底的法国农民，假如封建领主给予他们自主权，本可以生产更多食物。今天的农民提出相似的诉求，他们有充分证据表明，与产业化农业相比，生态农业产量更高，碳排放更少。4任何一场妇女运动都是为了争取自己身体的自主权(结果之一就是生育率更低）。然而，在计算个人碳排放量的过程中，农民自主权与女权主义都不是考虑选项。生态足迹，就像现在许多环保主义概念一样，把自然与社会分离开来，这种分离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崛起。别忘了我们的物证：人新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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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捍卫生态足迹计算观，我们或许会问：它不承认我们这个时代的现实、地球危机、重大气候变化、物种大规模灭绝吗？不，它承认，但这些思维模式解释目前灾难性状况所用的方式，却是一贯性地、极大地低估这样一件事实：现在是过去的产物，是纠缠于生命网络中的权力、资本与阶级血腥史的产物。我们如何理解人口、自然与极限之间的关系，这才是关键。正如伯克利地理学家纳森·塞尔(Nathan Sayre)所解释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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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力概念有局限性，并不意味着其所明确提出的极限范围不存在或毫无意义——远非如此。而且，该极限几乎并不静止，无法量化，更谈不上可预控。人们可以把世界比作一艘船，却无法使其真的像一艘船。在时间与历史的抽象中，设想环境极限在某种程度上是理想化的自然界所固有的，这是把实体模型误当作实体本身……如果不是因为在其整个历史过程中依附其上的理想主义、静止不变和数字表达的话，人们并不清楚承载力概念是否具有实质内容。它是一个非常枯燥乏味的理解工具，这一点清楚无误。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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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一些抗议运动为我们提供了更好的工具来理解在生命网络中我们的关系会如何不同，这些运动完全可以发展成后资本主义反霸权运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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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国际农民运动组织“农民之路”，他们清楚气候变化的严重性，及其给自然与人类生活所造成的改变。7该组织的许多成员认为不但要实施生态农业，“停止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8，还需要稳定的生活——要求获得贷款、粮食储存设施、社区金融服务、能源和产品推广服务，以及缩小城乡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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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早期殖民者聚居地，“黑人生活运动”组织在各方面都提出了政治诉求，从化石燃料到社区金融服务、应征入伍的权利，尤其重要的是，提出了赔偿要求。9残疾人权利运动组织不仅批评过小的公共空间，还批评种族、性别与阶级问题。10过去6个世纪以来，美洲土著妇女一直身处资本主义生态第一线，现在她们呼吁人们关注并揭露那种暴行。11“不再无作为”运动组织在加拿大发起抗议，在北达科他的“立岩运动”组织要求去殖民化，反对权力殖民化。阿根廷社会主义女权运动组织“面包与玫瑰”抗议杀害妇女。提议支持气候变化退出战略的意义在于将各领域的思想者与活动家组织整合在一起，他们认为资源的彻底再分配将需要一场超越资本主义的运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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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主义边疆地区，大众不但要经历多方面问题叠加的影响，而且在抵抗的同时要发展出复杂的系统应对措施。13约翰·乔丹(JohnJordan) ——“英国收回街路”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及发起人之一，主张抵制与替代是“社会变革基因的孪生链”14。这种变革将需要资源与空间去发展。对于一场利用生命网络重塑人类关系又同时在生命网络内部重塑人类关系的阶级斗争，这里并没有什么路线图。如果资本主义生态塑造了我们，那么只有当我们反过来实施新的生产方式和彼此关怀的方式时，才能被重新塑造。这是一场重新再来、重新思考、重温我们最基本关系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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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做出这一努力，我们提出一些想法来补充目前正在进行的重要组织工作。这些想法有助于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感知过去和现在——在一个尊重生命的社会体系内，随着时间的推移，跨越资本新世。虽然我们可能会对曾看到的系统性变化感到绝望，但革命史就是一部认为事物无法预料、不可能发生却发生的历史。资本新世后，人类前途一片光明，可在整个星球繁荣昌盛。让我们称其为补偿生态吧！这个提法不太好解释——例如，法语里有生态损害赔偿(réparation du préjudice écologique)，即人类破坏环境之后对环境的复原。但这是一条有缺陷的道路，认为自然环境可以恢复的观点既是一种回顾式的看法，也是以原始自然的景象为基础的，而这种“原始自然”是通过种族灭绝与征服发展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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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雄心勃勃，要另辟蹊径，运用补偿的方式来警醒和牢记资本主义生态如何塑造这个世界，如何影响我们的思考与行动能力，以及如何影响我们用不同方式与生命网络打交道的能力。强调一点，我们并不认为只能以货币形式补偿。这不是寻求损害赔偿，也不是要在这个世上找到遭受资本主义生态伤害最惨的人。有这么一个人，其唯一的错误就是生不逢时，这个人可能是深受气候变化与环境污染之害的妇女，抑或是原住民，而且，其生活又将被能看到这句话的每一个人所累积的恶劣行为弄得每况愈下。了解到这些，我们怎么可能有不同的生活，怎么可能对此无动于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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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计划的纲要必须包括认识、赔偿、再分配、重建以及愉悦地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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