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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版) 思想、记忆与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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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对于为何在本书中舍近年来在台湾颇为流行的、“解构”味十足的“国族”一词不用,而将nation依传统用语译为“民族”,笔者想稍作说明。首先,尽管在经验上nation的形成与“国家”(state)关系极为密切,但nation一词最初是作为一种理念、政治想象(political vision)或意识形态而出现的,因此本来就带有很明显的价值意味——从18世纪后半叶开始,经由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和法国大革命的宣传家的如椽大笔,nation一词事实上是和“人民”(peuple,Volk)和“公民”(citoyen)这类字眼一起携手走入现代西方政治语汇之中的。[32]换言之,nation指涉的是一种理想化的“人民全体”或“公民全体”的概念。在此意义上,它和“国家”是非常不同的东西:nation是(理想化的)人民群体,而“国家”是这个人民群体自我实现的目标或工具。如果译为“国族”将丧失这个概念中的核心内涵,也就是尊崇“人民”的意识形态。安德森之所以将nation定义为“想象的共同体”,正是因为这个定义充分掌握到nation作为一种心理的、主观的“远景”(又是一个“本土”的流行词汇!)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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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以服务当权者利益为目的的“国族主义”毕竟只是民族主义复杂历史经验当中的一种类型——所谓的“官方民族主义”——或者一个可能的组成成分而已,“国族主义”一词不仅遗漏了群众性民族主义这个重要的范畴,同时也无力描述兼具官方与民粹特征的更复杂的类型。主要基于上述两个理由,笔者决定在本书采用这两个较能表现出“人民”意识形态这个关键要素的传统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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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的两面性”的这个评价表明了安德森“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政治立场。[33]安德森虽然认为“民族”是一种现代的“文化的人造物”,但他并不认为这个“人造物”是“虚假意识”的产物。“想象的共同体”不是虚构的共同体,不是政客操纵人民的幻影,而是一种与历史文化变迁相关,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的建构。他同情并尊敬一切反帝、反压迫的民众的民族主义的奋斗,但也清清楚楚地了解这些运动随时有堕落成反动的“官方民族主义”或者侵略扩张的帝国主义的危险。他写作《想象的共同体》的目的并不是解构民族认同。正如同他在本书正文前所引用的沃尔特·本雅明的警句“他认为他的职责在于逆其惯常之理以爬梳历史”所提示的,安德森所关切的“职责”是如何使民族认同“历史化”(historicize)与相对化: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的核心不是“真实与虚构”,而是认识与理解。对他而言,一切既存或曾经出现的民族认同都是历史的产物,唯有通过客观理解每一个独特的民族认同(包括自我的认同与“他者”的认同)形成的历史过程与机制,才可能真正摆脱傲慢偏执的民族中心主义,从而寻求共存之道,寻求不同的“想象的共同体”之间的和平共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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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的追寻”——寻找认同与故乡——是“人类的境况”(human condition)本然的一部分,但就像所有人类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一样,这条道路上也遍布着荆棘和引人失足的陷阱。我们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在情感与理性之间、同情与戒慎之间以及行动与认识之间寻求平衡。不管在这“一切都被允许”的虚无主义年代里,人类的理性能力受到多么激烈的质疑,理性毕竟是卑微、善变和激情的人类最后的凭借。安德森的这本《想象的共同体》——这本体现了汉娜·阿伦特所谓海德格尔式的“热情的思考”(passionate thinking)的著作,就是试图在犬儒与狂热之外寻找认同之路的理性的辛勤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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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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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4月7日午夜于密歇根湖畔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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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书是根据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Revised Edition(London,New York:Verso,1991)的英文原文翻译而成的。翻译过程中,译者也参考了该书1983年出版(初版)的日译本,(べネデクトアンダ一ソン著白石隆,白石さヤ译“想像の共同体一ナショナリズムの起源と流行”,东京:リブロポ一ト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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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dward Said,The Politics of Dispossesion:The Struggle for Palestinian Self-Determination1969—1994,London:Chatto and Windus,1994,p.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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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文中关于安德森个人背景的叙述,主要取材于他的两篇带有自述风格的导论文章:他的《语言与权力》(Language and Power,1990)一书的导论,以及他最近一本著作《比较的幽灵》(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s,1998)的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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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佩里·安德森于1938年——也就是本尼迪克特出生后两年——生于伦敦,但出生后不久就被姨妈带到中国。请参见Gregory Elliot,Perry Anderson:The Merciless Laboratory of History,Minneapolis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9。艾略特的这本书是第一本对佩里·安德森的思想与实践作全面性研究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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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enedict Anderson,Language and Power,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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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主修西方古典研究意味着必须通晓古希腊文与拉丁文。在西方语言之中,除了希腊文与拉丁文这两种古典语言以及母语英文之外,安德森至少还精通法文和德文。当他日后投身东南亚研究之后,他至少又先后学会了印尼文、泰文、菲律宾的塔加洛文以及西班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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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Benedict Anderson,Language and Power,p.1.关于佩里·安德森的政治实践,特别是他和英国新左派运动的关系,以及他的历史社会学理论的讨论,除了前述艾略特的近著《佩里·安德森》(1999)可供参考之外,也可见于Mary Fulbrook and Theda Skocpol,“Destined Pathways:The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Perry Anderson,”in Theda Skocpol,ed.,Vision and Method in Historical Sociology,Cambridge:Cambridge UP,1984,pp.17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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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Benedict Anderson,Language and Power,p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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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Ibid.,p.3.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s,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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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Benedict Anderson,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s,pp.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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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Benedict Anderson,Language and Power,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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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笔者在此借用了一本精彩的雷蒙·阿隆访谈录的书名来描述安德森的“实践的观察者”的倾向。请参见James and Marie McIntosh,Raymond Aron,The Committed Observer(Le Spectateur Engage):Interviews with Jean-Louis Missika and Dominique Wolton,Chicago:Regnery Gateway,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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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这篇论文在1972年以原题出版。请参见Benedict R.Anderson,Java in a Time of Revolution:Occupation and Resistance,1944—1946,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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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Benedict Anderson,Language and Power,p.7.关于柯许特的事迹,请参见本书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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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参见安德森的《比较的幽灵》内第二部所收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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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Benedict Anderson,Language and Power,pp.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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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Ibid.,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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