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336105
1703336106
然而，日本几个世纪的孤立意味着[31]：
1703336107
1703336108
对国际事务中的对等性完全无知。“攘夷论者”以基于国内的阶层支配体系（hierarchy）的视角来看待国际关系，因此，“国际”问题从一开始就被简化成一个二择一的问题：征服乃至并吞对方，或者被对方征服和并吞。如此，由于没有更高的约束国际关系的规范意识，依照权力政治的准则，在昨天还是消极的防卫意识，到了明天就突然变成了无限制的扩张主义。
1703336109
1703336110
第二，藩阀政权据以学习的主要模式是自我归化的（self—naturalizing）欧洲王朝。如果这些王朝一方面越来越从民族的角度界定自我，而同时另一方面又向欧洲之外扩张权力，这个模式竟会被作帝国式的理解就不足为奇了。[32]正如非洲的分割和柏林会议（1885）(2)所显示的，伟大的民族都是全球的征服者。那么，为期盼日本被接纳入“伟大”之林，就算它是后来者，而且要走过漫漫长路才能迎头赶上，它也应该化天皇为皇帝，并发动海外竞逐才对——这个主张听起来是多么合理啊！最能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些历史残余是如何影响读书人的意识的，是激进的民族主义思想家与革命家北一辉（1884—1937）在他那篇出版于1924年的，影响深远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里提出的下述论点：[33]
1703336111
1703336112
正如国内的阶级斗争旨在重整不平等的区分，国际间也可以为了重新划定现阶段不公不义的势力范围而光荣出师。英国是横跨全世界的大富豪；俄国是占有北半球的大地主。被划定在散粟般岛屿界限内而在国际间居于无产者地位的日本，难道无权以正义之名向那些强权宣战以夺取彼等独占的财富吗？那些承认国内的无产阶级有权进行阶级斗争，却又将国际的无产阶级发动的战争谴责为侵略与军国主义的欧美社会主义者的根本思想是自我矛盾的……如果他们主张劳动阶级可以被容许组织起来以力量与流血斗争推翻不正义的现状，则他们就应该无条件承认作为国际的无产者的日本可以充实陆海军的组织性力量，并以开战来匡正不义的国际划定线……以合理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之名，日本要求对澳洲与远东西伯利亚的所有权。
1703336113
1703336114
走笔至此，唯一尚待补述的一点是，当日本帝国在1900年后向外扩张时，它也自觉地将麦考利式的日本化当作国家政策来加以推行。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朝鲜人、台湾人、满族人以及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的缅甸人、印尼人和菲律宾人，都成为以欧洲模式的实务运作方式为师的政策的施行对象。而且正如在大英帝国内部一样，日本化的朝鲜人、台湾人或是缅甸人通往母国之路都被完全封闭起来。他们也许能完美地说或读日语，但他们永远不会管辖“日本”本州的那个县，或者甚至被派驻到出生地以外。
1703336115
1703336116
在考察过这三个不同的“官方民族主义”个案后，我们必须强调的是，就算是不特别抱有什么厕身强权企图心的国家，一旦该国的统治阶级或是他们的领导者感到以民族之名而被想象出来的共同体向全球的扩散已经对他们构成威胁，他们还是可能自觉地遵循这个模式。如果将两个这种类型的国家，即泰国和奥匈帝国内的匈牙利，作一比较，也许会对我们颇有助益。
1703336117
1703336118
与明治天皇同一时代，而且长期在位的朱拉隆功（Chularlongkon）(3)，以一种迥异于和他处于相对地位的日本人的方式，保卫他的王国免受西方扩张主义的入侵。[34]由于身处英属缅甸与马来亚和法属印度支那的夹缝之间，他并未试图建立一个真正的战争机器，反而将全副心力用于推动灵活巧妙的外交之上。（国防部要到1894年才成立。）他的军队主要是由越南人、高棉人、老挝人、马来人与华人的雇佣兵和进贡属国的人民所组成的杂牌军——这情形不由让人想起18世纪的欧洲。他也没有通过一个现代化的教育体系来推动官方民族主义。事实上，初级教育要到他死后十年才变成强制性教育，而该国的第一所大学要到1917年才出现，而这已是东京大学成立40年后的事了。然而，朱拉隆功认为自己是一个现代化的推动者。不过他所师法的主要模式不是联合王国或德国，而是荷属的东印度群岛、英属的马来亚和印度这种殖民地官僚国家（colonial beamtenstaaten(4)）。[35]遵循这些模式就意味着将皇室政府予以理性化与中央集权化，除去那些传统上半独立的属国，以及促进某种殖民地式的经济发展。最明显的例证——一个奇怪地预示了当代沙特阿拉伯的例证——是他鼓励大量年轻单身的外国男人赴泰国使之成为建设港口、铁路、挖掘运河和扩大商业式农业所需的一批人生地不熟、而且政治上无力的劳动力。这种进口外劳（gastarbeiter）的做法类似——事实上是模仿——巴达维亚和新加坡的殖民当局的政策。而且如同荷属东印度群岛和英属马来亚的个案，这些在19世纪被引进的工人有大半是来自中国的东南地区。值得深思的是，和他所师法的殖民地统治者的情形一样，这个政策并未导致他个人的良心不安，也没有为他带来政治上的困难。事实上，就短期而言，这个政策对于一个王朝制国家是很合理的，因为它在泰国社会之外创造了一个无力的劳动阶级，并且大致上对那个社会“秋毫无犯”。
1703336119
1703336120
瓦其拉武（Wachirawut）(5)，也就是他的儿子和继承人（1910—1925年在位），必须得继承先王遗泽，而此次他所师法的对象则是欧洲那些自我归化的君主。虽然——而且正因为——他是在维多利亚晚期的英格兰受教育的，他戏剧化地称呼自己是他的国家的“第一个民族主义者”。[36]然而，这个民族主义的目标既非控制了90％的泰国贸易额的联合王国，也非最近才席卷了若干泰国东部旧有领土潜逃的法国：对象是他父亲不久前才愉快地引进的华人。《东方的犹太人》（The Jews of the Orient，1914）以及《吾国前进之轮的障碍》（Clogs on Our Wheels，1915）——这两本他最有名的宣传小册子的标题，正点出了他的反华人立场的姿态。
1703336121
1703336122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呢？无疑，在他于1910年11月即位前后所发生的戏剧性事件对他产生了影响。那年6月，曼谷的华裔商人（向上流动的早期移民子女）和工人发动的总罢工——这个事件宣示了华人步入泰国政治之始——已经必须要动用警察镇压了。[37]翌年，北京的天子被一大群各式各样的团体赶下了皇帝宝座。而这些团体中当然也包括了商人。如此，“华人”就看起来像是深深威胁到王朝原则的一种群众性共和主义的先锋了。其次，正如“犹太人”和“东方的”这些字眼所暗示的，这个英国化的君主同时也接受了英国统治阶级特有的种族主义。不过，除此之外，瓦其拉武事实上可说是某种“亚洲的波旁”（Asian Bourbon）。在民族主义以前的年代，他的祖先早就曾经将动人的华人女子纳为妻妾；结果是，若从孟德尔（Mendel）的遗传法则观点来看，他本身拥有的华人“血统”要多于泰国血统。[38]
1703336123
1703336124
我们在此处所看到的，是关于官方民族主义性质的一个绝佳例证——当一个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正在浮现时，面临将要从这个共同体之中被边际化或被排除在外威胁的支配集团所采取的一种防范性的先期策略（anticipatory strategy）。（无须说，瓦其拉武当然也开始动用一切官方民族主义的政策手段：国家控制下的初级义务教育、国家组织的宣传活动、官方的历史重写、军国主义——不过此处意在对外展示，而非真正实施军国主义——以及没完没了地再三确认王朝和民族本为一体。[39]）
1703336125
1703336126
19世纪匈牙利民族主义的发展以不同的方式显示出官方“模式”的特征。稍早，我们曾注意到说拉丁语的马札尔贵族如何愤怒地反对约瑟夫二世在19世纪70年代想将德文提升为唯一的帝国国家语言的尝试。这个阶级中占据较高地位者担心在一个被说德语的帝国官僚所支配的中央集权的、精简了的政府体系下会失去他们坐领干薪的闲差事。地位较低者则为可能会失去他们免税、免服兵役的特权，以及他们对农奴和农村郡县的控制权而忧心忡忡。然而他们在保卫拉丁语的同时，也相当见机行事地替马札尔语辩护，“因为长期而言马札尔语似乎是德语之外唯一可行的选择”[40]。贝拉·格伦瓦（Bela Grunwald）语带讽刺地指出：“当时（反对皇帝诏令）强调马札尔语行政可能性的诸郡，到了1811年——也就是27年后——却又宣称那是不可能的。”再过20年后，在一个非常“民族主义的”郡里，据说人们认为“引进马札尔语会危害我们的宪法和我们的全部利益”[41]。事实上，一直要到19世纪40年代，马札尔的贵族——一个由13.6万个垄断了一个有着1100万人口的国家的土地和政治权力的人所组成的阶级[42]——才开始认真主张马札尔化，而这也只是出于想避免自身在历史浪潮中沦于边际地位的考虑。
1703336127
1703336128
与此同时，慢慢增加的识字率（到1869年已占三分之一的成年人口）、印刷马札尔语的扩散以及一个规模虽小却很有活力的自由派知识分子阶层等因素都刺激了一个以迥异于贵族的方式被想象出来的、群众的匈牙利民族主义的成长。这个对后世而言以拉约斯·科许特（Lajos Kossuth）为象征的群众的民族主义在1848年的革命中享受了它的光荣时刻。革命政权不仅除掉了维也纳任命的帝国的总督，也废止了号称从原始马札尔时代（Ur-Margyar）以来就存在的封建的贵族郡议会，并且宣告废除农奴制和贵族免税特权，以及严厉限制不动产限嗣继承等改革措施。此外，它也决定所有说匈牙利语者都应该是匈牙利人（从前只有具特权者才能成为匈牙利人），而且每个匈牙利人都应说马札尔语（在此之前只有部分马札尔人惯用马札尔语）。如同伊格诺特斯那冷冷的评论：“当那个‘民族’除了与财产有关的事项之外完全不带歧视地‘承认’马札尔农民，[43]当它在归化为马札尔人的条件下‘承认’非马札尔的基督徒，最后，当它略带不情愿地，并且在延迟了20年后，终于‘承认’犹太人之时——就当时的标准而言（那个时代对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这对双子星的上升怀抱着无限的乐观），它确实有理由觉得自己是极端的慷慨。”[44]在和各个非马札尔领袖没有结果的谈判中，科许特自己的立场是，这些族群应享有与马札尔人完全相同的公民权，不过因为他们不具备“历史上的人格”（historical personalities），所以他们不能形成他们自己的民族。这个立场在今天看来也许有点傲慢。不过，如果我们还记得那个才华横溢的、年轻的激进民族主义诗人裴多菲（Sanddor Petofi，1823—1849）——1848年革命精神的领导者——也曾一度称呼少数族群为“长在祖国身体上的溃疡”[45]的话，科许特的这个立场看起来就会好些了。
1703336129
1703336130
在沙皇大军于1849年8月镇压了革命政权之后，科许特开始了终生的流亡。如今历史已经为“官方的”马札尔民族主义的复兴设好了舞台。卡尔曼·蒂萨伯爵（Count Kalman Tisza，1875—1900年在位）与其子伊许特凡（Istvan，1903—1906年在位）的反动政权，正是这个复兴了的官方马札尔民族主义之缩影。促成这个复兴的原因非常具有启示性。在19世纪50年代之时，在维也纳的威权——官僚的巴哈（Bach）政权——一面进行严厉的政治镇压，一面却坚定地执行1848年革命党人所公布的某些社会和经济政策（最明显的是废除农奴制与贵族的免税特权），并倡导现代化的传播通讯和大规模的资本主义企业。[46]由于他们所享有的封建特权与安适差不多已被完全剥夺净尽，而且又无力在经济上与大地主和活跃的德国人和犹太人企业家竞争，旧的中间层和下层的马札尔贵族遂没落成一个愤怒而饱受惊恐的乡绅阶级。
1703336131
1703336132
然而幸运之神却是站在他们这边的。当维也纳于1866年在哥尼希格瑞兹（Koniggratz）的战场上羞辱地败给普鲁士军队后，它不得不在1867年的妥协宪章（Ausgleich）中同意设立二元帝国（Dual Monarchy）。(6)从那时起，匈牙利王国在处理内政事务上就开始享有很大的自主权。大妥协的最初受益者是一群有自由主义倾向的高层马札尔贵族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1868年，开明的显赫贵族安德拉西伯爵（Count Gyula Andrassy）政权制定了一部给予非马札尔的少数族群“所有他们曾经主张或可能主张的权利——只差没有把匈牙利变成一个联邦”的《民族法》（Nationalities Law）。[47]不过，1875年蒂萨升任首相后却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反动乡绅得以在较不受维也纳干预的情况下成功地恢复其地位。
1703336133
1703336134
在经济领域中，蒂萨政权给予农村大地主以自由行动权[48]，不过政治权利基本上还是由乡绅阶层所垄断。原因是：
1703336135
1703336136
被剥夺产业者只剩下一个避难所：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行政网络以及军队。匈牙利需要为这些组织配置大量人员；而且如果它没有这么做，那么至少它假装在这么做。这个国家有一半是由必须加以抑制的“少数民族”所组成的。这个主张说，付钱雇用一群可靠的、马札尔出身的、并且具有绅士教养的地方行政官来控制他们，对民族的利益而言是非常划算的。多民族的问题也是天赐之物，因为它为增加领干薪的闲差提供了绝佳的借口。
1703336137
1703336138
如此，“大地主保有他们限嗣继承的领地，而乡绅则保有他们限嗣继承的职位”。[49]这就是在1875年后使少数民族法成为一纸空文的无情的强制马札尔化政策的社会基础。立法缩小投票权范围，腐败自治区的增加，被操纵的选举，在农村地区有组织的政治暴力[50]——凡此种种都使蒂萨与其支持者的权力更加巩固，并且更凸显了他们的民族主义的“官方”性质。
1703336139
1703336140
贾希将这个19世纪晚期的马札尔化与“俄国沙皇政权对待波兰人、芬兰人和鲁塞尼亚人（Ruthenians）(7)的政策；普鲁士对待波兰人和丹麦人的政策；以及封建的英格兰对待爱尔兰人的政策”拿来作比较是正确的。[51]以下这些事实为反动与官方民族主义的连锁关系提供了绝佳例证：在19世纪80年代末期，当语言的马札尔化成为政权政策的核心成分时，尽管罗马尼亚人占总人口的20％，但比较重要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官员中却只有2％是罗马尼亚人，而且“甚至连这2％也都被安插在最下层的职位上”[52]。另一方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匈牙利议会中，“连一个劳动阶级和无土地的农民（占全国人口的极大多数）的代表也没有……而且，在一个只有54％的住民以马札尔语为母语的国家里，总数413席的议席中却只有8名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议员”[53]。无怪乎当维也纳在1906年派遣大军解散这个议会时，“连一场抗议新的‘维也纳专制主义’（Viennese absolutism）时代来临的群众集会，连一面抗议的标语牌或者一份群众的抗议声明也没有出现。相反地，劳动阶级和少数民族带着恶意的愉悦冷眼旁观这民族的寡头政治（national oligarchy）软弱的抵抗”[54]。
1703336141
1703336142
然而，反动的马札尔乡绅的“官方民族主义”在1875年后的胜利并非单凭这个集团自身的政治力量，或是它得自妥协宪章的行动自由就可以解释的。事实上，在1906年以前，哈布斯堡宫廷并不觉得能够对一个在很多方面都还是帝国支柱的政权采取断然介入的行动。毕竟，这个王朝甚至无力对其臣民强加一套热烈的、自家的官方民族主义。这并不只是因为这个政权是——用著名的社会主义者维克多·阿德勒（Victor Adler）的话来说——“被懒散所缓和了的专制主义”（Absolutismus gemildert durch Schlamperei）的缘故。[55]这个王朝几乎比任何其他地方都要更持久地固守那些业已消逝的概念。“每一个哈布斯堡家族成员都在其宗教的神秘主义中感觉自己和神之间有着特殊的联系，都感觉自己是神意的执行者。这解释了他们处在历史灾难中时那种几近狂妄的态度，以及他们那著名的忘恩负义的倾向。哈布斯堡家之感谢（Der Dank vom Hause Habsburg）遂成为广泛流传的口号。”[56]此外，对逐渐窃占了神圣罗马帝国招牌，并且将自己变成德国的霍亨索伦家的普鲁士的强烈嫉妒，也使这个王朝坚持弗朗茨二世（Franz Ⅱ）那伟大的“为我的爱国主义”（patriotism for me）。
1703336143
1703336144
同时，有趣的是，哈布斯堡王朝到了末期发现——也许出乎自己的意料之外——自己和社会民主主义者之间具有某种亲和性，以致一些他们的共同敌人揶揄这种亲和关系为“宫廷社会主义”（Burgsozialismus）。毋庸置疑的是，参与这个暂时性结盟的两方都同样出于混合了马基雅维利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动机。从奥地利社会民主主义者领导的对蒂萨伯爵政权在1905年推动的经济和军事的“分离主义”的激烈反对运动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混合的动机。例如，卡尔·伦纳（Karl Renner）就“谴责奥地利资产阶级默认马札尔人的分离计划的懦弱，因为尽管‘摩洛哥对于德国的重要性无法与匈牙利市场对奥地利资本的重要性同日而语’，但德国外交政策仍竭力保护摩洛哥市场。所谓独立的匈牙利关税区的主张在他眼中无非是城市放高利贷者、骗子和政治煽动家伤害奥地利工业的利益，伤害奥地利劳动阶级和奥地利农业人口利益的喧闹起哄而已”。[57]同样，奥托·鲍尔（Otto Bauer）也如此写道：[58]
1703336145
1703336146
在（1905年的）俄国革命的年代里，没有人敢用赤裸裸的武力来征服那个国家（匈牙利），尽管它自身已被阶级与民族的矛盾所撕裂。然而那个国家的内部冲突将给皇帝提供另一个权力工具；如果不想重蹈贝纳多特家族（House of Bernadotte）的覆辙的话，他就不能不加以运用。皇帝不能既拥有两种意志的机关又想统治匈牙利与奥地利。因此他必须采取步骤以确保匈牙利与奥地利拥有一个共同的意志，并且他必须建立一个单一的领地（帝国）。匈牙利内部的四分五裂给了帝国达成这一目标的良机。它将派遣大军至匈牙利，将之重新纳入管辖，但它将会在大旗之上挥笔写下：不腐化的、普遍与平等的投票权！农业劳动者的结盟权！民族自治！为抗衡独立的匈牙利民族国家（Nationalstaat）的理念，它将提出大奥地利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Great Austria）（原文如此）的理念——一种联邦国家（Bundestaat）的理念，主张每个民族独立管理其民族事务，而所有民族将结合为一个国家以维护共同的利益。必然地，而且无可避免地，各民族的联邦国家（Nationalitatenbundesstaat）的理念将成为其统辖领地正被二元帝国体制的衰颓所逐步摧毁的皇帝的工具（原文如此！——Werkzeug der Krone）。
1703336147
1703336148
在这个大奥地利合众国（USGA）中，我们似乎可以合理地发现若干美利坚合众国（USA）和大不列颠与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来日将受工党统治）的残迹，而其领土范围奇怪地让人忆起沙皇政权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预兆。事实上，在其想象者的心中，这个大奥地利合众国似乎是某个特定王朝所支配领域（大奥地利）的必然后继者——而那些获得自治权的组成分子也正好是哈布斯堡王朝数世纪的“讨价还价”之所得。
1703336149
1703336150
这类“帝国式的”想象有部分是那个孕育于伟大的欧洲帝都之一的社会主义运动之不幸。[59]正如我们早先已注意到的，被辞典编纂学和印刷资本主义所召唤出来的那些新型的想象的共同体（包括那个虽注定绝不会实现，但仍被想象着的大奥地利合众国）不知怎么地总是把自己想得很古老。在一个“历史”本身还普遍被理解成“伟大的事件”和“伟大的领袖”，还被想象成是由一条叙述（narrative）之线所串成的一颗颗珍珠的年代，人们明显地会忍不住想要从古代的王朝中解读这个共同体的过去。这就说明了为何在大奥地利合众国的想象中，分隔帝国与民族，皇帝与无产阶级的那层薄膜几乎是完全透明的。鲍尔的这些想法也并没有什么不寻常之处。虽然征服者威廉和乔治一世两人都不会说英文，他们毫无疑义的是持续出现在“英格兰之王”项链上的两颗珠玉。“圣人”斯蒂芬（“Saint”Stephen，1001—1038年在位）或许曾如此警告过他的继承人：[60]
1703336151
1703336152
外国人与客人是极有用处的，因此他们可以在受皇室赏赐荣耀的人物当中排名第六……因为，既然客人是来自不同的区域与省份，他们就随身带来了各种各样的语言和风俗习惯，各种各样的知识和武器。凡此皆装饰了皇朝，提高了它的威仪，并且使傲慢的外国强权心生畏惧。因为，一个语言和风俗习惯统一的国家是脆弱无力的。
1703336153
1703336154
不过这样的话语却丝毫无碍于他日后被神化为第一个匈牙利王。
[
上一页 ]
[ :1.703336105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