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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我珍爱的土地啊，请倾听我最后的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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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吾爱，我痛苦中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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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与汝等别离，与双亲，与一切挚爱者别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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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航向没有奴隶没有暴君的土地，航向信仰绝不杀戮，航向上帝统治一切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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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再会吧，我灵魂所能理解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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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剥夺的家园里的父兄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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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我被压迫的日子已到了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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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会，亲爱的陌生人，我的快乐与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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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会，我亲爱的人们。死亡只是休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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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Jamie C．de Veyra，El ‘Último Adiós’ de Rizal：estudio crítico-expositivo，pp．89—90，10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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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过这首诗很快就被伟大的菲律宾革命家安德烈·庞尼法秀（Andres Bonifacio）翻译成塔加洛语了。他的译文请参见Ibid．，pp．107—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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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这个论式绝不应被误解成在说革命运动就不追求物质性的目标。我的意思是，这些目标并不是被设想成一堆个人获取之物，而是卢梭所谓共享的幸福（shared bonheur）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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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试将这种同声齐唱（a capella chorus）与日常性语言中那种通常以领唱者/随唱者（decani/cantoris）的方式进行的对话和意见交换作一对比。（a capella，意大利文“以教堂的方式”之意，作为音乐术语本意为无伴奏的多部合唱或多部清唱，此处依前后文译为同声齐唱。——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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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The Burial of Sir John Moore，”in The Poems of Charles Wolfe，p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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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Hydriotaphia，Urne-Buriall，or，A Discourse of the Sepulchrall Urnes lately found in Norfolk，pp．72—73．关于“可能的时间的正午”请比较弗莱兴的奥托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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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但是在这个统一之中，“英格兰”却没有被提起过。这让我们想起那些将整个世界经由西班牙文带进加拉加斯和波哥大的地方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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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收于Tjerita dari Blora，pp．15—44。此处引文见p．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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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尽管如此，还是请倾听这些文字吧！我将最初的拼字方式调整为现在通用的系统，以使这段引文成为完全表音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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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此处的逻辑是这样的：（1）我到死都没办法看透他们。（2）我拥有的权力足以使他们不得不学我的语言。（3）但这意味着我的隐私已经被看透了。把他们称作“外国佬”是一个小小的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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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The Break-up of Britain，pp．337，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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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请注意“斜仔”没有明显而刻意的相反词。“圆仔”？“直仔”？“椭圆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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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事实上，不只是较早的一个时期而已。然而，德勃艾却稍稍暗示了这些字眼的古董性质：“我想不出除了在抓紧独立之旗的革命法兰西霸权之下，欧洲还会有什么希望。有时候我不能确定那一整套‘反德国佬’（anti-Boche）的神话和我们对德国的世俗的敌视有朝一日会不会变成挽救革命，或甚至挽救我们的民族—民主传承不可或缺之物。”Regis Debray，Marxism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p．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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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从土地贵族这里产生了统治阶级的内在优越性的概念，以及对地位与显著特征的敏感，而这些观念一直延伸到20世纪。这些概念在得到新的素材的哺育之后被庸俗化（原文如此），并且以种族优越原则的形式被用来向所有德国人诉求。”Barrington Moore，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p．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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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与哥毕诺有关的日期完美地符合这个推定。他生于1816年，也就是波旁王室在法国复辟的第二年，他从1848年到1877年的外交官事业，在路易·拿破仑的第二帝国与曾任阿尔及利亚殖民总督的帝国主义者马克曼伯爵（Marie Edme Patrice Maurice，Comte de MacMahon）的反动保皇政权之下达到最高峰。他的《人类种族不平等论》（Essai sur l’Inéqalité des Races Humaines）出版于1854年——而这会不会是对1848年群众性的方言民族主义的回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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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在佛斯特（Vorster）和波塔（Botha）的时代，南非的种族主义并未阻碍他们和某些独立非洲国家的著名黑人政客建立亲善关系（无论这种关系是被多么刻意操作的）。虽然犹太人在苏联境内受到歧视，但这也不妨碍布里兹涅夫和季辛吉之间相互尊重的工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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