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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我从未在印尼语或爪哇语中听过任何一个关于“白人”或“荷兰人”的辱骂性黑话名词。比较看看盎格鲁—撒克逊的词汇宝库吧：黑鬼（nigger）、意大利佬（wops）、犹太鬼（kikes）、外国佬（gooks）、斜仔（slant）、苏丹佬（fuzzywuzzies）以及其他数以百计的蔑称。很可能这种对种族主义黑话的无知主要存在于被殖民者身上。美国——当然还有其他地方——的黑人就已经发展出一套形形色色的对抗词汇，像honkies，ofays（均为白人之蔑称——译者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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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此处引文见Reynaldo Ileto，Pasyón and Revolution：Popular Movements in the Philippines，1840—1910，p．218。萨卡伊高举叛旗的共和国一直持续到1907年他被美国人逮捕和处决为止。想要了解第一句，必须先记得三个世纪的西班牙统治与中国移民已在菲律宾诸岛创造出为数众多的混血人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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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arth to earth，ashes to ashes，dust to dust，英美葬礼时，牧师经常在棺木下葬前诵念的字句。——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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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蒂达华尔兹》（Waltzing Matilda）是澳大利亚诗人帕特森（A．B．Paterson，1864—1941）所写的名诗，此诗最初收在作者1907年的诗集《滨藜比利》（Saltbush Bill，J．P．，and Other Verses）中。虽然澳大利亚作为不列颠英联邦的成员，正式的国歌是《前进！美好的澳大利亚》，但这首歌事实上等于是澳大利亚“非正式的国歌”。——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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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印度尼西亚》（Indonesian Raya）是地位与印尼正式国歌相近的一首爱国进行曲。——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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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元1620年乘坐“五月花”号（Mayflower）抵达北美的普利茅斯（Plymouth）的清教徒移民。他们是经营马萨诸塞（Massachusetts，北美13个殖民地之一）的先驱者。——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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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托马斯·布朗（Thomas Browne，1605—1682），本业为医生的英国著名散文家，以拉丁化而富有节奏感的文体著称。此处所引的这段文字出于其名作Hydriotaphia，Urne-Buriall，or，A Discourse of the Sepulchrall Urnes lately found in Norfolk（1656—1657）的第五章。这篇文章是借咏叹在瓦星汉（Walsingham）地区出土的疑似罗马时代骨灰坛，来强调死亡的不可避免以及仪式性的纪念的徒劳，从而证明基督教对不朽的信仰胜于异教徒对身后之名的虚荣。他这篇文字正是本书第二章所提到的基督教的时间观的绝佳例证。——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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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昔日罗马所统治之南巴勒斯坦的一部分。——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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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指白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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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越共。——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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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版） [:1703334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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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版） 第九章 历史的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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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从最近发生在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柬埔寨民主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冲突开始这个简短研究的，因此最后我们再回到那个起始点是再合适也不过了。然而我们在这中间所谈论的一切可曾对理解这些冲突的爆发有所帮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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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列颠的崩解》一书中，汤姆·奈伦对不列颠政治体系和其他所有现代世界政治体系的关系，写下了这些颇有价值的话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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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而论，（不列颠的体系）代表一种“缓慢、传统的成长，而这不同于其他的体系是源于一套理论的、刻意发明的 产物”。那些其他的体系出现得较晚，而且“想要一举总结那个国家历经数世纪演化而成的立宪主义经验的成果……”英格兰的——后来的不列颠的——体系因为是最初的，因此也一直维持其独特性。后来的布尔乔亚社会是第二个来到的，而且是来到了一个英国革命已经成功并且扩张了的世界之中，这些社会遂无法重复这个早期的发展。他们的研究和模仿产生了某种非常不同的东西 ：真正现代的抽象或“非个人的”，并且正因其抽象性格而能在往后的历史中被模仿的国家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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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或许会被看成发展过程通常的逻辑。这是后来被冠上像“不平均与合并的发展律”（law of 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这类尊称的一个早期样本。实际的重复和模仿——不论是政治上的、经济上的、社会上的，还是科技上的重复与模仿——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宇宙已经被人们正在模仿的第一因（the first cause）所大大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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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伦对现代国家的讨论，用在促成我们这三个发生冲突的国家在当代出现的一组孪生概念——革命与民族主义——之上也同样正确。也许我们太容易忘记这一对概念和资本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一样都是不可能保有专利权的发明 。可以这么说，它们就是放在那里供人盗版之用的。从这些盗版，而且只有 从这些盗版之中，才会出现这个广为人知的反常现象：像古巴、阿尔巴尼亚和中国这类社会，因为是革命—社会主义的，所以就把自己想成是“领先”法国、瑞士和美国社会，但因为它们又有着较低的生产力、生活水准和落后的科技的特性，这几个社会也同样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落后”的。（也因此周恩来才会忧郁地梦想要在公元2000年以前赶上资本主义的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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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稍早之前所留意到的，霍布斯鲍姆正确地观察到“法国大革命既不是被一个现代意义的成形政党或运动，也不是被想要实践一个系统性纲领的人所创造或领导的”。不过，拜印刷—资本主义之赐，法国的经验不只已经无法从人类的记忆中被抹除，它也同时是可以学而得之的（learnable-from）。在几近一个世纪的模式化的理论建构与实际的实验之中，出现了创造第一个成功的“根据计划的”革命［尽管如果没有早先兴登堡（Hindenburg）在坦嫩贝格（Tannenberg）和马祖里湖泽区（Masurian Lakes）之役的胜利，这个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1)］，以及试图实行贯彻一个系统纲领（尽管在实务上流行的是随机应变）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似乎同样清楚的是，在一个尚未进入工业资本主义的地方，如果没有 这种计划和纲领，革命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模型已经成为所有20世纪革命毫无疑问的典范，因为这个模型使得比全俄国还要更落后的社会也可能想象革命的来临。（它可谓开启了将历史从难行的狭路之中解放出来的可能性。）毛泽东巧妙的早期实验证实了欧洲以外的模型的效用。我们因此可以在柬埔寨的个案中——1962年之时，在250万余的成年劳动力当中只有不到2.5％的“工人阶级”和不到0.5％的“资本家”——看到这个模式化过程达到了某种最高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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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末以降，民族主义就以非常类似的方式经历着一个依不同时代、政权、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而调节、顺应的过程。结果，“想象的共同体”遂传布到每一个可能想得到的当代社会之中。如果可以用柬埔寨的例子来说明一种极端模式化的“革命”的转移过程，那么用越南的例子——稍微离题来探讨这个民族的名称——来说明一种极端模式化的民族主义移转过程或许也是妥当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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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2年嘉隆帝（Gia-long）登基之时，他希望把他的王国称为“南越”（Nam ），并为此遣送特使到北京征求同意。然而清仁宗嘉庆皇帝却坚持应该称为“越南”（Nam）。将这两个字的顺序颠倒的理由如下：Nam（或是中文的越南）粗略地说意指“越地之南”，亦即17个世纪之前被汉朝征服的地域，这个地域如众所周知的，包括了今天中国的广东省和广西省以及红河流域。然而嘉隆帝的“南越”却意指“南部的越地”，而这实际上是主张对其古王国拥有支配权。用亚历山大·伍德赛德（Alexander Woodside）的话来说：“大体而言，虽然‘越南’之名出自北京，但是一个世纪以前的越南统治者并没有像在本世纪一样尊敬这个名字。在当时，不管是中国人或越南人都不曾广泛使用这个人为的名称。中国人仍然顽固地袭用唐代的‘安南’这个无礼的称呼……而在另一方面，越南宫廷在1838年到1839年之际私下为自己的王国发明了另一个名称，而且也并未费心通告中国。这个新名称——大南，‘伟大的南方’或‘帝国的南方’——有规律地出现在宫廷文书和正史的编纂之中。但是它并未存活至今日。”[3]这个名字从两个方面而言可说是饶富兴味的。第一，它并未包含“越”南的成分。第二，它所指涉的领土似乎是纯粹相关性的（relational）——（中国以）“南”。[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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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越南人骄傲地保卫被一个19世纪的嘉庆皇帝以轻蔑态度发明出来的“越南”——这个事实让我们想起了赫南（Renan）那句民族必须要“遗忘很多事情”（oublíe bien des choses）的警语，不过它同时也吊诡地提醒了我们民族主义所拥有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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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回顾20世纪30年代的越南或者20世纪60年代的柬埔寨，我们会发现，只要稍做必要的修正，这两者之间存在很多相似之处：一个庞大的不识字而被剥削的农民阶层，一个规模很小的工人阶级，一个四分五裂的资产阶级，和一个很小却又分裂的知识分子阶层。[5]在客观审视过这些条件之后，没有一个清醒的当代分析家会预测这两个社会之中的任何一个会很快就爆发革命，或者预测这些革命最终取得有如焦土般的胜利。（事实上，类似的主张和原因都可以应用于1910年的中国。）最终，让这些地方的革命成为可能的，是对“革命的计划”与对“民族的想象”。[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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