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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强调的是领导阶层 ,因为继承旧的配线盘和宫殿的不是人民,而是领导阶层。我的假设是,谁也无法想象中国的广大人民群众会对发生在柬埔寨和越南之间的殖民边界的事有丝毫的兴趣。吉蔑农民和越南农民也非常不可能会想和对方发生战争,或者说他们根本就不曾就此事被征询过意见。在一个非常真实的意义上,这些都是在事后才用一贯的自我防卫的语言来动员群众民族主义的“大官的战争”(chancellory w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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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一切而言,中国、越南和柬埔寨一点也不独特。[10]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难期望它们为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冲突造成的先例不会被追随,或者社会主义民族的想象共同体会很快被当作风渍书廉价出售的缘故。然而,除非我们先抛弃像“马克思主义者就不会是民族主义者”或者“民族主义是现代历史发展的病态”这样的虚权论点,并代之以竭尽全力地、一步一步地学习真实的和想象的过往经验,我们就不可能对限制或防止这类战争做出任何有用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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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历史的天使,沃尔特·本雅明如此写道:[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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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脸转向过去。在我们知觉到一连串的事件之处,他所看到的却是持续堆积起一层层的残骸,并把这堆残骸丢到他跟前的一场单一的大灾难。天使想驻足于此,唤醒逝者,并还原那已被打碎的事物。然而一场风暴由伊甸园席卷而至;风暴猛烈地攫住他的双翼使他再也无法阖翅。这风暴势不可挡地把他推向他所背对的未来,而他跟前那堆残骸却已在此时成长拔高到天际了。这风暴就是我们唤做进步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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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天使是不朽的,而我们的脸则转向前方的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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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pp.17—18。引文内之引文取自Charles Frederick Strong,Modern Political Constitutions,p.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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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威尔斯(Edwin Wells)以(法国 )计划部与国立统计与经济研究院所出版的《1962年人口普查最后结果》(Résultats finals du Recensement Générale de la Population1962)的“柬埔寨篇”表九的计算。威尔斯将其余劳动人口区别如下:政府官员和新兴小资产阶级,8%;传统小资产阶级(商人等),7.5%;农业无产阶级,1.8%;农民78.3%。真正拥有生产性事业的资本家不到13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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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Vietnam and Chinese Model,pp.1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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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这并不那么令人惊讶。“越南官僚看起来像中国人;越南农民看起来像东南亚人。官僚必须写中文,穿中国式长袍,住中国式的房子,坐中国式的轿子,而且甚至遵从中国特有的炫耀性消费方式,比方说在他的东南亚风格花园之中,开一个养金鱼的池塘。”Vietnam and Chinese Model,p.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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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根据1937年的人口普查,有93%到95%的越南人口仍然住在农村地区。能够大致阅读任一种文字者不超过10%。在1920年到1938年之间,完成了较上级的初等教育(七到十年级)者不超过2万人。还有被越南马克思主义者称为“本地资产阶级”者——根据马尔(Marr)的描述,这些人主要是不在乡的地主,但也包括一些企业家和若干高级官员——总共约有10500户,或者总人口的0.5%。Vietnamese Tradition,pp.25—26,34,37.试与前注[2]做一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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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还有,正如布尔什维克的个案一样,也需要一些“幸运的”灾难:对中国而言,(这个“幸运的”灾难) 是日本在1937年的大规模入侵;对越南而言,是马其诺防线的瓦解以及日本人的短期占领;对柬埔寨而言,则是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在1970年3月以后大规模地蔓延到其东部领土之上。在每个个案之中,既存的旧政权,不管是法国殖民政权也好,封建君主也好,全都受到了外在力量的致命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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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我们也许应该说,从法国学到的“是”全民皆兵和恐怖革命,而“非”热月(Ther-midor,译按:指法兰西共和历法 )和波拿巴主义(Bonarpartism);从苏联学到的“是”战争共产主义、集体化和莫斯科大审判,而“非”新经济政策和去斯大林化;从中国学到的“是”农民游击共产主义,而“非”庐山会议;从越南学到的“是”八月革命和1945年的正式解散印度支那共产党,而“非”像在日内瓦协定(Geneva Accords)中一样对“资深”的共产党所做出的于己有害的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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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参见吉拉斯(Milovan Djilas)那篇杰出而绝非纯论争性的纪录。Mi lovan Djilas,Tito:the Story from Inside,Chapter 4,especially pp.133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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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很明显,上面所勾勒的倾向绝对不只是革命马克思主义政权所特有。此处之所以把讨论焦点放在这类政权上,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摧毁封建和资本主义国家怀有历史性的使命感,也因为印度支那战争在最近爆发的缘故。关于对印尼的右翼苏哈托政权那带有古风的各种官式图像的解读,请参见拙著Language and Power:Exploring Political Cultures in Indonesia,Chapte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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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在另一方面,到了20世纪末时,历史学家可能会将革命后的社会主义政权所做的种种“官方民族主义的”极端行径,大部分归之于社会主义模型和农村现实之间的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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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Illuminations,p.259.天使之眼是《周末新闻杂志》(Weekend)中的背向移动摄影机,在它的前面一堆又一堆的残骸短暂地浮现在一条永无止境的公路之上,然后又消失在地平线的那一端。[《周末新闻杂志》是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在1974年开播的电视新闻杂志节目,该节目每月一次在周末晚间播出,目的是与哥伦比亚广播网(CBS)的王牌新闻杂志节目《六十分钟》 (60 Minutes)竞争,但至20世纪80年代即已停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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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1847—1934),德国元帅,1925—1934年任德国总统。兴登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任德军东线统帅,1914年先后在坦嫩贝格(8月)和马祖里湖泽区(9月)两度大败俄军,重创沙皇政权。——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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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卢立塔尼亚(Ruritania)是出现在英国作家霍普(Anthony Hope,1863—1933)一系列小说中的一个位于东南欧虚构的小王国。后来在英文中这个名字被用来指涉:(1)作为浪漫的冒险和阴谋之舞台的国家;(2)小国家;(3)或者任何假想的国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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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版) 第十章 人口调查、地图、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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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想象的共同体》的初版里我曾写道:“我们常常会在新国家的‘建造民族’(nation-building)政策中同时看到一种真实的、群众性的民族主义热情,以及一种经由大众传播媒体、教育体系、行政管制等手段进行的有系统的,甚至是马基雅维利式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灌输。”[1]当时,我短视地假设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地世界的官方民族主义是直接模仿19世纪欧洲的王朝制国家的。后来的反省使我相信这个观点过于草率而肤浅,而且“殖民地官方民族主义的”直接系谱应该溯及到殖民地政府(colonial state)(1)的想象才对。乍看之下,这个结论可能显得令人惊讶,因为殖民地政府不但是典型地反民族主义的,而且往往是非常激烈地反民族主义。然而我们一旦检视过那个隐藏在殖民意识形态和政策的底层,而且从19世纪中叶以来就指导着这些意识形态和政策布局的基本规则(grammar),这个血统关系就更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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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让这个基本规则一目了然地呈现出来的,莫过于三种虽发明于19世纪中叶之前,但形态与功能却在殖民地区进入机械再生产时代后也随之变化的权力制度(institutions of power)。这三种制度是人口调查、地图和博物馆这三者一起深刻地形塑了殖民地政府想象其领地的方式——在其统治下人类的性质、领地的地理、殖民地政府的家世(ancestry)的正当性。为了探讨这种关系的性质,我将把本章的重点集中在东南亚,因为我的结论只是初步的,而且我能严肃宣称因为我的专业领域之处也只限于那个地区。然而,那些对比较和历史感兴趣的人会发现东南亚确实给了他们若干特别有利之处,因为这个地区既包括了被几乎所有的“白种”帝国强权——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和美国——殖民过的领土,也包括了从未被殖民过的泰国。对亚洲和非洲的其他地区知道得比我更多的读者将会比较能够判断我的论证是否在一个更宽广的历史和地理舞台上也可以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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