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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想象的共同体》增订版已经在1991年出版，不过到了下一年韩国的那南出版社（Nanam）[24]却推出了一部以1983年初版内容为本的盗版译本。那南是由赵相浩在1979年成立的出版社。赵相浩本人并非政治活跃分子，但他出身于左翼知识分子辈出的“异议”地方——光州。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那南因出版比较“通俗”的左倾社会科学教科书而繁盛一时；在此之后，它追随市场趋势，转而出版新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书籍。《想象的共同体》似乎安然度过了这波新浪潮，因为该公司在2002年（也就是十年后）推出了一部以1991年增补版内容为本的非盗版译本（）。（或许是象征了当时韩国社会的典型氛围吧，这个版本的封面是一大群挥舞着旗帜的年轻人的彩色照片，他们大概是在2002年6月举行的世界杯足球赛中大放异彩的韩国足球队的支持者。）对于许多严肃的作家和出版商而言，那南向来以大量生产和快速出品，还有时而出现的粗糙编辑与拙劣翻译著称。该出版社也因未付给许多作者酬劳而恶名昭彰。[25]如今已转向保守立场的那南之所以会制作（《想象的共同体》的） 新版，可能是因为他们知道白石隆和白石沙耶的日文译本在商业上获得成功的缘故。在2005年短暂访问首尔期间，我偶然巧遇了迷人而谦虚的韩文版译者尹炯淑教授。她不停地为盗版的品质道歉，并且说当时她不得不在严厉的截稿日期压力下进行翻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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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直到1992年为止，翻译的类型就地理分布而言似乎是任意而不规则的——东京、法兰克福、圣保罗、萨格勒布以及首尔——那么1992年之后的整个90年代可就完全不同了。在这段时间里面出现的15种译本当中，有11种译本是在1995年到1999年之间产生在欧洲的。然而最先出现（译本） 的地方，是1993年的墨西哥市（Comunidades imaginadas）和伊斯坦布尔（Hayali Cemaat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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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经济基金（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是经济学家和外交官丹尼尔·科西欧·维勒加斯（Daniel Cosío Villegas）在1934年所设立，最初的目的是要为新近创校的国立经济学院提供西班牙文教科书，不过出版范围迅速扩大，涵盖了历史、文化、文学等主题。它从一开始就是国营企业，并且一直隶属于正式的文化官僚部门。［20世纪90年代，该基金由前任总统米盖尔·德·拉·马德里（Miguel de la Madrid）主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将自己的“帝国”扩张到阿根廷（1945）、智利（1954）、西班牙母国（1963），以及稍后的巴西、哥伦比亚、美国（圣迭戈）、危地马拉、秘鲁，还有委内瑞拉。在90年代，它的产量也是巨大的：2300种的新版书，以及5000种再版书。促使墨西哥版译本出现的动力，似乎有可能是来自大批在美国大学就学或教书的墨西哥学者和知识分子，因为这时候（1993年）《想象的共同体》已经在美国各大学的历史、人类学、社会学，还有比较文学系里像教科书般被广泛使用了。我记得在1990年前后曾受邀赴萨莫拉（Zamora）参加一个以墨西哥民族主义为主题的超大型研讨会，而我震惊地发现除了我之外唯一的一位外国籍与会者是戴维·布雷丁（David Brading）[26]——专攻墨西哥和秘鲁史的权威史学家，稍后他也成为整个西语系美洲历史的权威。虽然身为唯一一个不懂西班牙语的与会者令我深感困窘，不过那位年轻、实质上能操流利双语的恩里克·克劳泽（Enrique Krauze），也就是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27]的左右手，却亲切地招呼照顾我。帕兹长期以来一直是对文化经济基金最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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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尔的梅第斯出版社（Metis Yayinlari）的情况，就与此迥然相异了。梅第斯的前身，最初是在1983年由Verso出版社在土耳其的“代理人”慕歌·居索·苏克曼（Müge Gürsoy Sökmen）和一些左派朋友一起成立的。为了避免全体员工被逮捕的风险，梅第斯是合法登记在单一个人名义之下的，而这个人不管政权要判刑多久都愿意坦然服刑。尽管成立之初命运未卜，这家公司到了比较开放的20世纪90年代却变得非常成功，出版了土耳其小说和翻译小说［从托尔金到珀雷克（Perec）[28]］、哲学（阿多诺、本雅明、卢卡契）、政治和女性主义理论［巴迪乌（Badiou）[29]、阿瑞吉（Arrighi）[30]、麦金农（MacKinnon）[31]］、时事［奥利弗·罗伊（Oliver Roy）[32]］，以及最近一些反全球化和反伊拉克战争运动的书籍。梅第斯的成功似乎是源自三个独立的因素：这个国家年轻且教育程度越来越高的人口，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支持安卡拉政府争取加入欧盟的行动；该公司和伊斯兰教徒长期的友好关系；还有得归功于主要银行的文化政策，因为这些大银行在判断要支持哪一家出版社时，不是依据利润，而是依据出版书籍所获得的评论，而且只要该公司经营成本低于广告费用，它们就会感到满足了。[33]或许值得附带一提的是，在90年代后期我有时会遇到一些来自前苏联的土耳其语系共和国的学生，他们告诉我说他们最初读的，就是梅第斯出版的《想象的共同体》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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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轮到欧洲本土了：瑞典（1993）；荷兰（1995）；挪威、法国和意大利（1996）；希腊和波兰（1997）；保加利亚、斯洛文尼亚、马其顿和塞尔维亚（1998）。瑞典文译本（Den Föreställda gemen-skapen）是由戴达洛斯出版社（Daidalos）在歌德堡（Göteborg）出版的。戴达洛斯成立于1982年，是从学生运动之中诞生的一家很小但很受尊敬的独立左翼出版社。这是一家严肃的出版社，也出版博士论文（经由国家辅助）。它所出版的书籍在哲学领域阵容强大——从古典到阿伦特（Arendt）、伽达默尔（Gadamer）、哈贝马斯、海德格尔、罗尔斯（Rawls）、还有泰勒（Taylor）。关于历史和社会分析，它则出版了马克思、鲍曼（Bauman）、布迪厄、柯司特（Castells），还有吉登斯。[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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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文译本（Verbeelde gemeenschappem）很有趣，不过是出于两个相当不同的原因。直到1995年，各种译本的封面一般而言都相当朴素，甚至毫不显眼。（只有日文译本使用了我硬要Verso放在封面上的那张充满玄机的殖民地时期印尼的照片。）唯一的例外是坎普斯出版社版的赫曼纪念碑，不过那当然是出于反讽的意图。然而从那时开始，创造“民族主义式的”封面却俨然成为趋势——例如稍后出现的荷兰文译本，封面是精美的复制木刻版画，画面则是一家早期荷兰印刷厂的内部陈设。其次让人感到好奇的是译本诞生的方式。在20世纪70年代的某个时点，我开始和当时住在莫斯科的索尔乔诺（Soerjono）通信。他是一位强悍、机智又古怪的印尼老共产党员，在自己国家的革命期间（1945—1949）曾经非常活跃，在独立目标达成之后进入党报《人民日报》（Harian Rakjat）工作。或许是因为他强烈的个人主义，也或许是因为性生活上些微的不检点，他逐渐被边缘化。不过，当1965年10月1日那场“意图政变”发生之时，他很幸运地正好在北京访问。在这场政变之后，党被摧毁，而数十万党员在未受审判的情况下遭到屠杀或监禁多年。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见所闻令他感到不悦，也因为对流亡的印尼共产党员之间的派系内斗觉得不胜其扰，他设法迁居到莫斯科，在那里从事了很多年的翻译工作。后来他和一派受到克格勃支持和操控的流亡者闹翻，又经历了一次很严重而且始终无法完全复原的中风，因而在莫斯科郊外几所阴郁的退伍军人医院里待了很久。最后他被一小群在苏联首都拥有人脉关系的荷兰左翼分子救了出来，而且被带到阿姆斯特丹。他寄寓在城市边缘的一所老人院里，我曾数度到那里拜访他。由于和这位至死不屈的坚毅病人有着共通的友谊，我（在老人院） 遇到了会固定来访的独立出版商杨·梅茨（Jan Mets）。然而决定要翻译《想象的共同体》并不是一个感伤的姿态，梅茨很清楚这本书在伦敦所得到的商业上的相对成功。荷兰文译本是我首度直接参与翻译过程的译本，因为我可以流畅地阅读荷兰文，所以我坚持要在送印之前亲自检查翻译内容。出版社很不情愿地答应了，然而他们警告我说译者的英文要比我的荷兰文好多了。在第一页，我发现在下面这个句子“But，having traced the nationalist explosions that destroyed the vast polyglot and polyethnic realms which were ruled from Vienna，London，Constantinople，Paris，and Madrid，I could not see the train was laid at least far as Moscow”[35]里面，“train”［也就是“fuse”（导火线） ］却被翻成不知所云的“铁道线”。尽管不是全部，不过出版社对我提出的一些修改建议终于还是很不热心地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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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文译本（Forestilte fellesskap）可能是缘起于我和哈拉尔德·波克曼（Harald Bøkman）教授的友谊吧。他是一位杰出的汉学家，专研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接壤国界一带的少数民族，也曾在康乃尔大学担任过几年的访问学者。他是一个非常有幽默感的人，对于那个信奉毛主义的政权及其后继者，则抱持着一种令人赞叹的冷静而毫不伤感的态度。总之，这本书是由斯巴达卡斯出版社（Spartacus Vorlag）所出版的。这是一家成立于1989年的小公司（每年出版20—30种书），和波克曼之间有着很好的个人关系。书的封面设计显示了新的趋势：美丽而色彩缤纷地再现了挪威国庆日的游行，主角则是穿着民族服饰的可爱幼童。当我问波克曼为什么像这样一个人口很少，而且多数民众都能无碍地阅读瑞典文译本的国家还会需要一部挪威文译本的时候，他笑着说：“你知道我们对瑞典人和瑞典文是怎么想的吧。我们宁可读英文原文也不愿意读瑞典文译本。不过最好还是有一部我们自己国语的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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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意大利文译本（Comunità immaginate）的出现，可能是起因于我受邀到芝加哥发表一系列演讲时和马可·迪拉莫（Marco d’Eramo）的偶遇。迪拉莫是一位杰出的罗马知识分子，同时也是意大利（欧洲仅存的？）高品质激进左翼报纸《宣言报》（Il Manifesto）的记者，当时他从报社休假，来到芝加哥大学撰写一本关于这个城市历史的书，后来Verso在2002年出版了这本书。我们很快就变成了好朋友，因此意大利文版和《想象的共同体》就在罗马由宣言报文库（Manifestolibri）出版。这家出版社是1991年由费尔特里耐利出版集团（Feltrinelli）所持股的《宣言报》所创立，一年只出版约四十种书而已，不过由于强调品质并且支持有才华的年轻作家，它出的书已经在大学讲堂中被广泛使用了。那令人愉悦的封面看来仿佛是从某部费里尼晚期电影中剪出的画面。这个封面是可以被解读为“民族主义式的”，不过我宁愿依循德文版赫曼纪念碑封面的精神，把它想成是反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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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文译本（L’imaginaire national）是由弗朗索瓦·盖泽（François Gèze）主持的发现出版社（La Découverte）所发行。这是一个对翻译作品有着严肃兴趣的中型“独立左翼”出版社（每年出版80到100种书籍）。发现出版社的前身是创立于1959年的著名的弗朗索瓦·玛斯培霍出版社（Éditions François Maspero）。当玛斯培霍在1983年交棒给盖泽的时候，他同时也要求更改公司的名字。1996年正当法文版《想象的共同体》问世之际，该公司和成立于1974年，并且在法国左翼的政治与社会革新斗争中扮演了积极角色的西和出版社（Éditions Syros）合并。这本书的封面是一张简朴的照片，照片中是一栋巴黎新古典建筑的断片，看起来简直像是刚刚被马尔罗（Malraux）清洗过。[36]反讽吗？或许吧，然而是细腻的法国式反讽。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我直接而且充满喜悦地从头到尾参与了翻译的工作。埃尔-埃马纽埃尔·多扎（Pierre-Emmanuel Dauzat），这位法国最杰出的翻译者之一不只生产了一份在很多地方都优于英文原文的文本，而且检查了原书中所有的法文引注，并提醒我其中的若干错误。多亏了他，我因此得以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情。当我对法文书名L’imaginaire natinonale（民族的想象） 表达我的保留之意时，他回答说英文的“community”（共同体） 一词隐含着社会性的温暖与团结之意，但是在法文里面并没有与此相当的语词。（法文的） “Communauté”一词［如Communauté Européenne（欧洲共同体） ］则带有一种不可避免的冷淡与官僚之感。［马可·迪拉莫后来开玩笑地写信给我，说意大利文的“communità”一般意指药物上瘾者勒戒的中途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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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文（）和希腊文的译本出现在1997年。波兰文版是由记号社会出版学院（Społeczny Instytut Wydawniczy Znak）在克拉科（Kraków）而非华沙出版的。关于这家学院我所知不多，只知道它是一家颇受好评的出版学术性书籍和小说的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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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希腊文版（Phantasiakés Koinótites）可就是另一回事了。奈弗利（Nepheli）出版社是由已故的自由左翼知识分子雅尼斯·都维查斯（Yannis Douvitsas）在帕帕多普鲁斯—爱奥尼底斯（Papadopoulos-Ioannides）军事政权垮台（1974年）几年以后所创立的。这是一家小而卓越的出版社，主要专注出版小说和精心翻译的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类作品。除了书籍之外，它也出版三种期刊：《诗学》（Poiesis）、《哲学》（Cogito）和《历史学》（History：A Review of the Past and Other Stories——以英文印行）。《历史学》的精神导师一直是雅典大学的安东尼斯·里亚科斯（Antonis Liakos）教授，他先后在萨洛尼卡（Salonika）和罗马（他在那里进行意大利统一的研究）接受学术训练，1989年左右再赴伯明翰，并且在那里加入了历史唯物论研究群（Historical Materialism Group）。[37]当时，民族主义研究已经因为撒切尔主义的成功而被列入研究群的日程表之上。奈弗利也出版卡洛·金斯伯格（Carlo Ginsburg）[38]、纳塔莉·齐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39]以及其他人的作品。这些书所针对的对象，是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学生和年轻学者。然而正如它那嘲讽的副标题所暗示的，《历史学》也有一个明确的政治目标，就是要“找希腊民族三千年史这个稳固意识形态的麻烦”。[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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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希腊文版译者波西蒂·汉扎鲁拉（Pothiti Hantzaroula）[41]的说法，20世纪90年代初期民族主义者举行一系列游行主张马其顿之名属于希腊所有的时候，她开始动了翻译《想象的共同体》的念头。出版这本译本的目的，是要确立一个反对的声音，以及关于希腊民族如何被创造出来的一种另类思考方式。尽管这本书是提供给一般大众阅读的，然而主要对象还是大学生，因为当时大学里面的历史课程还受到19世纪浪漫主义的强烈影响。[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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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具有启发性的事是，《历史学》批判的对象不是传统的希腊右派，而是主要的左翼政党，这些政党至少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起就越来越喜欢宣传自己是“三千岁的希腊民族”，甚至是东正教的捍卫者。里亚科斯教授注意到，就《想象的共同体》这个特定个案而言，（左翼政党） 指控《历史学》是在提倡、出版、教授一本错误百出的希腊史资讯与唯心论倾向的书，而且这本书对于缔造出现代民族的经济转型没有充分着墨。[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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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我们可以说，随着这个希腊文译本的出现，一个“时代”终结而另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90年代中期，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召集了一群学者和图书馆员，要求他们起草一份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领域中一百本（最近出版的）最重要著作的清单。[44]（幸或不幸的是，《想象的共同体》名列最终选择之中。）他的计划是要提供部分补助给前东欧共产党国家和苏联解体后诞生的共和国的出版社，让它们去翻译这些著作。从这个有着庞大资金为后盾的跨国性努力之中，产生了以下几种《想象的共同体》译本——1998年的斯洛文尼亚文版（Zamišljena skupností）、马其顿文版（Zamisleni zayednistí）、塞尔维亚文版（Natsia：zamislenja zayednista）和保加利亚文版（Vobrazenije obshchností），2001年的罗马尼亚文版（Comunitǎti imaginate）、俄文版（Voobrazhayemie soobshchestva）和乌克兰文版（Uyavleni spilnoti），以及2002年的立陶宛文版（Isivaizduojauios bendruomené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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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努力奋战涉及的（地理） 范围是如此之广，因此值得我们中断一下本文直到目前为止一直使用的严格年表式叙事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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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学院（Open Society Institute）所推动的这个翻译计划的负责人雅娜·热诺娃（Yana Genova），自己就是《想象的共同体》保加利亚文版的译者。最近，她很亲切地向我做了这些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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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社会学院的翻译计划……约开始于1994年，目的是为高等教育的更新，以及为支持对社会和政治议题的一种具有知识基础的公共讨论，提供社会科学最基本著作的东欧本地语言译本。最早是1995年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开始办理奖助金申请与评比，接下来几年也在其他各国迅速开办。开放社会学院已经为近2000种译本花了大约500万美元。推荐书籍的清单……是给出版社参考用的，它们也可以提出人文学科领域的其他书籍……奖助金支付全部出版成本的三成到八成，多寡则视不同国家的情况而定。这个计划对各国所产生的影响并不相同，因为各国的书籍出版量差异很大，而且也不是每个地方都执行得很好。然而我可以充分自信地说，这个计划对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从过去到现在在这个区域被教授的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例如，在保加利亚和乌克兰主要大学的11个学科开列的阅读书单里，由这个计划所支持的翻译作品便占了全部书目的40％……所有（出版你的书）的出版社都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创立的小型（二到十名员工）独立公司。它们出版学术性书籍，而且大多是依赖像索罗斯这样的私人捐赠者，像法国文化协会这样的外国政府机构，还有——在最近——欧盟的文化事业计划的资助而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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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些译本，除了雅娜·热诺娃所慷慨告知者之外，我尚未得到更多的资讯。斯洛文尼亚文版是由人文研究（Studia Humanitatis）所出版，马其顿文版是由文化出版社（Kultura）出版，塞尔维亚文版是由柏拉图知识文库（Biblioteka Episteme Plato）出版，保加利亚文版是由批评与人文主义出版社（Kritika i Humanizm）出版，罗马尼亚文版是由综合出版社（Integral）出版，俄文版是由经典出版社（Kanon-Press）出版，乌克兰文版是由批评社（Kritika）出版，立陶宛文版则是由白色平原出版社（Baltos Lankos）出版。关于这些出版社我只有一些资讯。批评与人文主义是1991年在索菲亚创立的独立公司，如今已成为保加利亚唯一专门发行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书籍的出版社。它的主要目标是出版许多译作（似乎主要是法文作者的作品）以支持“这些学科内部的多元主义气候”。由于塞尔维亚文版显然是以西里尔文字（Cyrillic script）的形式脱胎于1990年在萨格勒布出版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版，这两家出版社之间可能有一些财务上或其他方面的关系。俄文译本有一段奇妙的历史。一部很糟的，而且可能是盗版的译本确实在1998年由经典出版社所出版。这是由莫斯科的基础社会学中心所创立的《人的境况》（Conditio Humana）丛刊系列中的一册，这个系列还出版孟德斯鸠、柏克（Edmund Burke）、马克思、韦伯、柏格森（Henri Bergson）和施密特（Carl Schmitt）的作品。后来这本书被全面而专业地重译，然后“在开放社会学院的协助下，被纳入该学院的超大型计划‘普希金图书馆’中”，而由经典出版社在2001年合法出版。值得附带一提的是，所有这些“索罗斯”译本的封面都是简单素净的，完全没有向商业营销或明显的民族主义想象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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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21世纪初期的西欧则出现了一些有趣的《想象的共同体》变异种版本（variations）。2001年，有着迷人而难解的“后现代”封面的丹麦文译本（Forestillede faellesskaber），在罗斯基尔德大学出版社（Roskilde Universitertsforlag）问世。这是第一部由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想象的共同体》译本。译者是精力充沛的年轻教授拉斯·简森（Lars Jensen），当我问他既然已经有了挪威文版和瑞典文版，为什么还需要一个丹麦文版时，他的回答和哈拉尔德·波克曼差不多。事实上他是这么说的：“没错，我们是读得懂这些译本，不过我们应该拥有我们国家自己的译本。”2003年，米洛斯拉夫·荷洛奇（Miroslav Hroch）把《想象的共同体》捷克文译本的头两章放进他的论文选辑教科书《民族与民族主义的诸家观点》（Pohledy na narod a nacionalismus）之中。这本教科书是由普隆（Plon）“社会学”出版社在布拉格出版的。2005年，加泰罗尼亚文译本（Comunitats imaginades）出现了，这是由艾弗斯出版社（Editorial Afers）和瓦伦西亚大学合作出版的。同一年，里斯本的70出版社（Edições 70）在最初那本不是很好的圣保罗版葡萄牙语译本出版16年后，出版了一部杰出的译本。然而拜巴西愚蠢的“外文”书关税政策之赐，巴西人必须付出大幅增长的高价才能拥有这部新译本。最近，在2007年，乔·库尔提（Joel Kuortti）的芬兰文译本（Kuvitellut Yhteisöt）也由独立的知识型出版社法斯塔派诺（Vastapaino）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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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只剩下1998年之后在欧洲以东出版的几个译本的故事需要简短讨论一下了。在1999年，不同的译本分别出现在台北、特拉维夫以及开罗。中文繁体版的译者是吴叡人，追随着白石隆和白石沙耶（翻译本土化 ）的脚步，这位译者在译稿中加入了大量的解释注脚，并且写了一篇长长的学术性导读，从而将原书意图的“联合王国内部论争”（UK polemic）转化成对今日台湾年轻人而言具有相关性的思考论题。出版者是时报出版公司，台湾最大的商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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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来文译本（Qehiliot madumaynot）是在以色列开放大学（Open University of Israel）的赞助下出版的，目的是介入公共讨论，批判流行的犹太复国主义—右翼政党联盟的正统意识形态。这个译本收录了一篇由阿兹米·毕夏拉（Azmi Bishara）所写的导读。他是以色列最重要的巴勒斯坦族裔政治人物，同时也是一位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者，当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还存在的时候，他在耶拿（Jena）大学完成了博士学位。很妙的是，这个译本的封面设计看起来像是一幕圣诞时节佛蒙特（Vermont）的雪景。然而阿拉伯文版（Al Jama’at Al Khayaliah）却有着完全不同的起源和意图。联合国的一些报告指出，“阿拉伯世界”所出版的翻译作品数量远低于地球上其他地区，或许是受到这些报告的刺激，埃及教育部辖下的最高文化会议（Majlisal’Ala lil-Thaqafah）在1995年展开了一项大规模的翻译计划，由嘉伯·艾斯富（Gaber Asfour）博士主导。该计划在成立后的十年间，已出版了上千种翻译书籍（发行量通常是1000册），包括聂鲁达、卢梭、托洛斯基、佩索亚（Fernando Pessoa）、卡夫卡、艾略特、黑格尔、萨特、伍尔芙、福柯、卡瓦菲（C．P．Cavafy）、乔姆斯基与弗洛伊德本人的作品，以及针对这些作者的论著。一开始大部分是盗版书，包括《想象的共同体》（第81号）在内。这些书以低廉的补贴价格贩售，而且几乎在整个埃及境内都可以买到。由于这个计划非常成功，所以有可能即将成为最高文化会议底下的常设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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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尼苏哈托政权垮台之后（1998年5月），审查制度大体上已经废止了。数十家有好有坏的出版社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其中有许多专门重新出版长期被禁或者官方故意造成绝版的书。当我在暌违27年后首度被允许重返印尼时，很快就发现在日惹（Jogjakarta）的一家恶名昭彰的无耻出版社Pustaka Pelajar已经仓促推出盗版的《想象的共同体》译本了。这家出版社专靠这个大学城的学生的好奇心和无知来赚钱。我成功地迫使他们回收这本书，不过不是为了金钱上的理由，而是因为翻译品质实在太糟糕了。靠着过去几位学生的协助，以及来自福特基金会雅加达办公室的补助，一部重译的新版本终于在2001年出版了（Komunitas-Komunitas Terbayang）。我从吴叡人的翻译中得到启示，在这个译本中用口语的印尼文加了很多补注，以便协助学生了解书中许多英文读者一望即知的隐喻和指涉（allusions and references）。这次的出版社是INSIST，一个专门从事资讯自由议题的进步非政府组织（NGO）——唉！时至今日，它却已因内部派系冲突而陷入停滞状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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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当我想为马尼拉最大的出版社安维尔（Anvil）2003年在菲律宾出版的廉价英文版提供同样的协助时，却遭到义正辞严的拒绝。可不是吗？受英文教育的菲律宾学生当然会懂得书中提及的所有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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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已近完稿的泰文版是一群进步而具有批判精神的教授的集体创作，他们之中有几位是我以前的学生。在逐章检查译稿时，有一件事情令我非常惊讶。由于泰国王室拥有如此独特的光环，所以我预期到译者们在描述泰国古今诸王的任何活动时，都会遵照（官方 ）要求使用特殊的“封建”语汇。然而我不曾预想到的是，他们会把同样的特殊语汇也应用到所有的外国君王，包括像伦敦的征服者威廉、巴黎的弗朗索瓦一世、维也纳的弗朗茨二世以及柏林的威廉二世等这些令人生厌的人物。我提出了反对意见，指出《想象的共同体》整本书的精神是共和主义的，而且我在处理书中所有君王时几乎都是语带反讽和敌意的，然而这个反对意见马上就被否决了。“你不了解我们的传统和我们的处境。”带着既好笑又疑虑的心情，我期待着这本可能会被看成是第一部“保皇版”（royalist）《想象的共同体》译本的出现！[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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