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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文（）和希腊文的译本出现在1997年。波兰文版是由记号社会出版学院（Społeczny Instytut Wydawniczy Znak）在克拉科（Kraków）而非华沙出版的。关于这家学院我所知不多，只知道它是一家颇受好评的出版学术性书籍和小说的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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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希腊文版（Phantasiakés Koinótites）可就是另一回事了。奈弗利（Nepheli）出版社是由已故的自由左翼知识分子雅尼斯·都维查斯（Yannis Douvitsas）在帕帕多普鲁斯—爱奥尼底斯（Papadopoulos-Ioannides）军事政权垮台（1974年）几年以后所创立的。这是一家小而卓越的出版社，主要专注出版小说和精心翻译的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类作品。除了书籍之外，它也出版三种期刊：《诗学》（Poiesis）、《哲学》（Cogito）和《历史学》（History：A Review of the Past and Other Stories——以英文印行）。《历史学》的精神导师一直是雅典大学的安东尼斯·里亚科斯（Antonis Liakos）教授，他先后在萨洛尼卡（Salonika）和罗马（他在那里进行意大利统一的研究）接受学术训练，1989年左右再赴伯明翰，并且在那里加入了历史唯物论研究群（Historical Materialism Group）。[37]当时，民族主义研究已经因为撒切尔主义的成功而被列入研究群的日程表之上。奈弗利也出版卡洛·金斯伯格（Carlo Ginsburg）[38]、纳塔莉·齐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39]以及其他人的作品。这些书所针对的对象，是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学生和年轻学者。然而正如它那嘲讽的副标题所暗示的，《历史学》也有一个明确的政治目标，就是要“找希腊民族三千年史这个稳固意识形态的麻烦”。[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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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希腊文版译者波西蒂·汉扎鲁拉（Pothiti Hantzaroula）[41]的说法，20世纪90年代初期民族主义者举行一系列游行主张马其顿之名属于希腊所有的时候，她开始动了翻译《想象的共同体》的念头。出版这本译本的目的，是要确立一个反对的声音，以及关于希腊民族如何被创造出来的一种另类思考方式。尽管这本书是提供给一般大众阅读的，然而主要对象还是大学生，因为当时大学里面的历史课程还受到19世纪浪漫主义的强烈影响。[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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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具有启发性的事是，《历史学》批判的对象不是传统的希腊右派，而是主要的左翼政党，这些政党至少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起就越来越喜欢宣传自己是“三千岁的希腊民族”，甚至是东正教的捍卫者。里亚科斯教授注意到，就《想象的共同体》这个特定个案而言，（左翼政党） 指控《历史学》是在提倡、出版、教授一本错误百出的希腊史资讯与唯心论倾向的书，而且这本书对于缔造出现代民族的经济转型没有充分着墨。[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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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我们可以说，随着这个希腊文译本的出现，一个“时代”终结而另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90年代中期，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召集了一群学者和图书馆员，要求他们起草一份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领域中一百本（最近出版的）最重要著作的清单。[44]（幸或不幸的是，《想象的共同体》名列最终选择之中。）他的计划是要提供部分补助给前东欧共产党国家和苏联解体后诞生的共和国的出版社，让它们去翻译这些著作。从这个有着庞大资金为后盾的跨国性努力之中，产生了以下几种《想象的共同体》译本——1998年的斯洛文尼亚文版（Zamišljena skupností）、马其顿文版（Zamisleni zayednistí）、塞尔维亚文版（Natsia：zamislenja zayednista）和保加利亚文版（Vobrazenije obshchností），2001年的罗马尼亚文版（Comunitǎti imaginate）、俄文版（Voobrazhayemie soobshchestva）和乌克兰文版（Uyavleni spilnoti），以及2002年的立陶宛文版（Isivaizduojauios bendruomené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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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努力奋战涉及的（地理） 范围是如此之广，因此值得我们中断一下本文直到目前为止一直使用的严格年表式叙事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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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学院（Open Society Institute）所推动的这个翻译计划的负责人雅娜·热诺娃（Yana Genova），自己就是《想象的共同体》保加利亚文版的译者。最近，她很亲切地向我做了这些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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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社会学院的翻译计划……约开始于1994年，目的是为高等教育的更新，以及为支持对社会和政治议题的一种具有知识基础的公共讨论，提供社会科学最基本著作的东欧本地语言译本。最早是1995年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开始办理奖助金申请与评比，接下来几年也在其他各国迅速开办。开放社会学院已经为近2000种译本花了大约500万美元。推荐书籍的清单……是给出版社参考用的，它们也可以提出人文学科领域的其他书籍……奖助金支付全部出版成本的三成到八成，多寡则视不同国家的情况而定。这个计划对各国所产生的影响并不相同，因为各国的书籍出版量差异很大，而且也不是每个地方都执行得很好。然而我可以充分自信地说，这个计划对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从过去到现在在这个区域被教授的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例如，在保加利亚和乌克兰主要大学的11个学科开列的阅读书单里，由这个计划所支持的翻译作品便占了全部书目的40％……所有（出版你的书）的出版社都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创立的小型（二到十名员工）独立公司。它们出版学术性书籍，而且大多是依赖像索罗斯这样的私人捐赠者，像法国文化协会这样的外国政府机构，还有——在最近——欧盟的文化事业计划的资助而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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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些译本，除了雅娜·热诺娃所慷慨告知者之外，我尚未得到更多的资讯。斯洛文尼亚文版是由人文研究（Studia Humanitatis）所出版，马其顿文版是由文化出版社（Kultura）出版，塞尔维亚文版是由柏拉图知识文库（Biblioteka Episteme Plato）出版，保加利亚文版是由批评与人文主义出版社（Kritika i Humanizm）出版，罗马尼亚文版是由综合出版社（Integral）出版，俄文版是由经典出版社（Kanon-Press）出版，乌克兰文版是由批评社（Kritika）出版，立陶宛文版则是由白色平原出版社（Baltos Lankos）出版。关于这些出版社我只有一些资讯。批评与人文主义是1991年在索菲亚创立的独立公司，如今已成为保加利亚唯一专门发行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书籍的出版社。它的主要目标是出版许多译作（似乎主要是法文作者的作品）以支持“这些学科内部的多元主义气候”。由于塞尔维亚文版显然是以西里尔文字（Cyrillic script）的形式脱胎于1990年在萨格勒布出版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版，这两家出版社之间可能有一些财务上或其他方面的关系。俄文译本有一段奇妙的历史。一部很糟的，而且可能是盗版的译本确实在1998年由经典出版社所出版。这是由莫斯科的基础社会学中心所创立的《人的境况》（Conditio Humana）丛刊系列中的一册，这个系列还出版孟德斯鸠、柏克（Edmund Burke）、马克思、韦伯、柏格森（Henri Bergson）和施密特（Carl Schmitt）的作品。后来这本书被全面而专业地重译，然后“在开放社会学院的协助下，被纳入该学院的超大型计划‘普希金图书馆’中”，而由经典出版社在2001年合法出版。值得附带一提的是，所有这些“索罗斯”译本的封面都是简单素净的，完全没有向商业营销或明显的民族主义想象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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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21世纪初期的西欧则出现了一些有趣的《想象的共同体》变异种版本（variations）。2001年，有着迷人而难解的“后现代”封面的丹麦文译本（Forestillede faellesskaber），在罗斯基尔德大学出版社（Roskilde Universitertsforlag）问世。这是第一部由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想象的共同体》译本。译者是精力充沛的年轻教授拉斯·简森（Lars Jensen），当我问他既然已经有了挪威文版和瑞典文版，为什么还需要一个丹麦文版时，他的回答和哈拉尔德·波克曼差不多。事实上他是这么说的：“没错，我们是读得懂这些译本，不过我们应该拥有我们国家自己的译本。”2003年，米洛斯拉夫·荷洛奇（Miroslav Hroch）把《想象的共同体》捷克文译本的头两章放进他的论文选辑教科书《民族与民族主义的诸家观点》（Pohledy na narod a nacionalismus）之中。这本教科书是由普隆（Plon）“社会学”出版社在布拉格出版的。2005年，加泰罗尼亚文译本（Comunitats imaginades）出现了，这是由艾弗斯出版社（Editorial Afers）和瓦伦西亚大学合作出版的。同一年，里斯本的70出版社（Edições 70）在最初那本不是很好的圣保罗版葡萄牙语译本出版16年后，出版了一部杰出的译本。然而拜巴西愚蠢的“外文”书关税政策之赐，巴西人必须付出大幅增长的高价才能拥有这部新译本。最近，在2007年，乔·库尔提（Joel Kuortti）的芬兰文译本（Kuvitellut Yhteisöt）也由独立的知识型出版社法斯塔派诺（Vastapaino）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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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只剩下1998年之后在欧洲以东出版的几个译本的故事需要简短讨论一下了。在1999年，不同的译本分别出现在台北、特拉维夫以及开罗。中文繁体版的译者是吴叡人，追随着白石隆和白石沙耶（翻译本土化 ）的脚步，这位译者在译稿中加入了大量的解释注脚，并且写了一篇长长的学术性导读，从而将原书意图的“联合王国内部论争”（UK polemic）转化成对今日台湾年轻人而言具有相关性的思考论题。出版者是时报出版公司，台湾最大的商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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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来文译本（Qehiliot madumaynot）是在以色列开放大学（Open University of Israel）的赞助下出版的，目的是介入公共讨论，批判流行的犹太复国主义—右翼政党联盟的正统意识形态。这个译本收录了一篇由阿兹米·毕夏拉（Azmi Bishara）所写的导读。他是以色列最重要的巴勒斯坦族裔政治人物，同时也是一位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者，当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还存在的时候，他在耶拿（Jena）大学完成了博士学位。很妙的是，这个译本的封面设计看起来像是一幕圣诞时节佛蒙特（Vermont）的雪景。然而阿拉伯文版（Al Jama’at Al Khayaliah）却有着完全不同的起源和意图。联合国的一些报告指出，“阿拉伯世界”所出版的翻译作品数量远低于地球上其他地区，或许是受到这些报告的刺激，埃及教育部辖下的最高文化会议（Majlisal’Ala lil-Thaqafah）在1995年展开了一项大规模的翻译计划，由嘉伯·艾斯富（Gaber Asfour）博士主导。该计划在成立后的十年间，已出版了上千种翻译书籍（发行量通常是1000册），包括聂鲁达、卢梭、托洛斯基、佩索亚（Fernando Pessoa）、卡夫卡、艾略特、黑格尔、萨特、伍尔芙、福柯、卡瓦菲（C．P．Cavafy）、乔姆斯基与弗洛伊德本人的作品，以及针对这些作者的论著。一开始大部分是盗版书，包括《想象的共同体》（第81号）在内。这些书以低廉的补贴价格贩售，而且几乎在整个埃及境内都可以买到。由于这个计划非常成功，所以有可能即将成为最高文化会议底下的常设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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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尼苏哈托政权垮台之后（1998年5月），审查制度大体上已经废止了。数十家有好有坏的出版社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其中有许多专门重新出版长期被禁或者官方故意造成绝版的书。当我在暌违27年后首度被允许重返印尼时，很快就发现在日惹（Jogjakarta）的一家恶名昭彰的无耻出版社Pustaka Pelajar已经仓促推出盗版的《想象的共同体》译本了。这家出版社专靠这个大学城的学生的好奇心和无知来赚钱。我成功地迫使他们回收这本书，不过不是为了金钱上的理由，而是因为翻译品质实在太糟糕了。靠着过去几位学生的协助，以及来自福特基金会雅加达办公室的补助，一部重译的新版本终于在2001年出版了（Komunitas-Komunitas Terbayang）。我从吴叡人的翻译中得到启示，在这个译本中用口语的印尼文加了很多补注，以便协助学生了解书中许多英文读者一望即知的隐喻和指涉（allusions and references）。这次的出版社是INSIST，一个专门从事资讯自由议题的进步非政府组织（NGO）——唉！时至今日，它却已因内部派系冲突而陷入停滞状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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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当我想为马尼拉最大的出版社安维尔（Anvil）2003年在菲律宾出版的廉价英文版提供同样的协助时，却遭到义正辞严的拒绝。可不是吗？受英文教育的菲律宾学生当然会懂得书中提及的所有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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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已近完稿的泰文版是一群进步而具有批判精神的教授的集体创作，他们之中有几位是我以前的学生。在逐章检查译稿时，有一件事情令我非常惊讶。由于泰国王室拥有如此独特的光环，所以我预期到译者们在描述泰国古今诸王的任何活动时，都会遵照（官方 ）要求使用特殊的“封建”语汇。然而我不曾预想到的是，他们会把同样的特殊语汇也应用到所有的外国君王，包括像伦敦的征服者威廉、巴黎的弗朗索瓦一世、维也纳的弗朗茨二世以及柏林的威廉二世等这些令人生厌的人物。我提出了反对意见，指出《想象的共同体》整本书的精神是共和主义的，而且我在处理书中所有君王时几乎都是语带反讽和敌意的，然而这个反对意见马上就被否决了。“你不了解我们的传统和我们的处境。”带着既好笑又疑虑的心情，我期待着这本可能会被看成是第一部“保皇版”（royalist）《想象的共同体》译本的出现！[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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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此残缺不全的证据基础上，我们又似乎能够得到什么确切的初步结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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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分布。除了开放社会学院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为东欧和前苏联发动的联合翻译计划这个例外之外，很少证据能够证明一个起源于“西方”，后来终结于前 第三世界（ci-devantThird World）的阶段性时间层级序列（graded time-hierarchy）确实存在。在《想象的共同体》初版问世之后的最初十年间，我们找到了两个西欧版本（德国和瑞典），一个东欧版本（南斯拉夫），两个拉丁美洲版本（巴西和墨西哥），两个亚洲版本（日本和韩国），以及一个近东版本（土耳其）。欧洲语言译本的大量涌现是从90年代后半期才开始的。就我所知，所有这些译本都是以英文原文为本，并非根据先前出版的区域性或殖民霸权国家语言译本，而这显示了英语在全球的非凡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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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如果我们考虑到那些有着大量口头使用者，以及在一个地区性差异的较小范围内有大量读者的语言时，（若干语言译本的 ）缺席就变得很显眼了。最明显的例子是有着数以百万计阅读乌尔都文（Urdu）、印地文（Hindi）、孟加拉文、塔米尔文（Tamil）等语言人口的（印度 ）“次大陆”。之所以造成这个空白，必然要归因于英国殖民的遗泽。或许会让人感到吃惊吧，英国殖民统治的结果是，即使到了今天英文仍然是“国家层次”的教育与思想论述的支配性语言。第二个例子是非洲（如果我们认定埃及地处近东的话）。比方说，并没有斯瓦西里文（Swahili）、阿姆哈拉文（Amharic）、沃洛夫文（Wolof）或者豪撒文（Hausa）的译本。[46]或许我们可以以在大多数非洲国家中，前殖民者的语言（法文、英文及葡萄牙文）享有官方和高等教育语言地位的事实为由来解释这个空白。然而（前殖民者的 ）语言支配现象本身，就需要从非洲大陆各国在独立后动荡不安的经济、社会与政治条件来加以解释。越南文译本的付之阙如可能只是暂时的，因为这个急速发展的国家会从30年的恐怖战争所强加的思想隔离中挣脱而现身（于世界思想的舞台 ）。最奇怪的个案是西班牙母国（Mother Spain）。在经过15年的等待之后，她依然尚未效法葡萄牙迎头赶上其巨大的美洲殖民地（巴西 ）的决定。在另一方面，西班牙却也是唯一一个已经出现“次民族的”（sub-national）语言译本（加泰罗尼亚文）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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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和读者。我手头并不完整的资料透露了一些非常惊人的模式。首先，只有一家出版社（墨西哥的文化经济基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绝大多数都成立于过去30年间——或者应该说，成立于让整个世界陷入骚动不安的“漫长的20世纪60年代”刚结束之后。其次，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出版社多数是中小规模，而且在不同程度上具有独立性格。这种独立性必须从三个角度来观察。只有在墨西哥、南斯拉夫、埃及和中国大陆的个案中是国营出版社。另一方面，只有在中国台湾的个案当中我们才看到一家大规模的私营商业出版社，此外也没有任何庞大的跨国集团介入的个案。或许让人更惊讶的是，尽管《想象的共同体》读者群具有特定属性（对此下文将有较多讨论），但大学出版社却相对少见：可以看到的只有以色列开放大学、罗斯基尔德大学、瓦伦西亚大学，或许还可以加上克拉科的记号社会出版学院。第三，就可明确辨识者而言，各出版社的政治倾向主要涵盖了从（政治意义上的）自由派到不同类型的独立左翼。或许我们可以说，如果考虑到Verso的政治立场和我个人的政治偏好，那么会出现这样的模式并不让人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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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前述，《想象的共同体》最初以那样的形式出现，所针对的主要是联合王国，其次是美国受过良好教育的一般大众。这本书并不是从我自己的学术专业领域（那是“政治学”）或其他任何学科的角度出发，或者说是为了这个学科或其他任何学科而写成的。我也尽力确保它不夹杂任何学术专业用语。我当时一点也没有想到这本书会变成大学用的教科书，然而大体上不管是英文原文还是译文，成为大学教科书已经是它的命运了。不过我们不应该用一种过于盎格鲁—撒克逊的方式来理解这个命运。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学生和他们的老师扮演着远比英国和美国的师生更为重要的政治与社会角色，而且这种角色总是带有某种程度的典型的反对性格。然而这个角色的出现是相当晚近（20世纪初期）的事——这是为什么“学生”只有零星出现在《想象的共同体》中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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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试图找出为何《想象的共同体》结果会那么广泛地，而且相当迅速地以“教科书”的姿态被翻译出来的原因时，我发现了以下几个最可能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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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原来它的论争攻势具有意想不到的广泛魅力。在20世纪80年代，它是唯一一本旨在对抗欧洲中心主义，而且运用了非欧洲语言材料的民族主义历史的比较研究。它也是唯一一本明显地偏好（在地理、人口或者世界政治影响力上的）“小国”的民族主义论著。在世界上很多地方的大学教师和学生，如果他们有一点政治献身的热情，通常会属于左派或者同情自由左派，而且对于《想象的共同体》所意图达成的目标有着开放的态度。这本书虽然以英文写成，然而它的矛头却有部分对准了英国和美国帝国主义，这可能也是原因之一。然而其次，通过提出“想象的共同体”这个概念，《想象的共同体》这本书以一种吊诡的方式将一种对所有民族主义者都具有吸引力的有机社会连带（gemeinschaft）和某种令人不安的事物并置在一起了。这种令人不安的事物，既非如“独角兽”一般是“空想的”，也不像“电视机”一样是理所当然“真实的”，而是某种类似包法利夫人和葵克（Queequeg）[47]那样的东西——只有在福楼拜和梅尔维尔开始为我们想象着他们的时候，他们才开始存在。这个论式打开了一扇大门，使人得以对大多数当代国家中那种经由大众传播和国家控制的教育机构而被广为宣传的“自古以来的”民族主义做批判性的评价。以同样吊诡的方式，《想象的共同体》既明显同情很多型态的民族主义，但却又刻意地漠视民族主义者所挚爱的特定民族主义神话，而只对民族主义意识的一般类型学表达较高的兴趣。最后，这本书试图将某种历史唯物论与后来被称为论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的方法结合在一起——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一词尚未出现之前的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 avant la lettre）之联姻。我想这有助于解释1995年以后出版的不同译本封面的图像学。这些封面图像通常可以解释为天真的，或者反讽的（挪威相对于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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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渴望开发学生们进步而具有批判精神之公民意识的教师而言，《想象的共同体》另一项有利于教学之处就是这本书所采用的那种不寻常的比较方式：美国是和委内瑞拉而不是和英国并列，挑起日本和沙俄与英帝国（Imperial Ukania）[48]而不是日本和儒教亚洲近邻如中国之间的对立（对比），让印尼和瑞士而不是和马来西亚哥俩好。对于想要打倒天真的民族例外论（national exceptionalism）和虚伪的“文化—区域的”陈腔滥调（如恶名昭彰的“亚洲价值”论之流）的教师们而言，这样的比较是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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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在许多个案之中，促成翻译的原始刺激来自何处是难以确认的。可以确定的是Verso并没有特别鼓励翻译，而那些由我过去的学生所做的翻译（日文、印尼文和泰文）都是自发的，并非出于我的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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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比较不重要的意义上，这样的模式似乎是在支持《想象的共同体》用“盗版”——强调地方主导而非外部强制或盲目的模仿——的隐喻来描述民族主义以不同形式在全球快速扩散的过程。不过在可以清楚辨认刺激来源的个案中，开放社会学院试图将东欧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政治文化朝自由多元方向改造的大规模运动，无疑是最明显的。曾经在美国和英国待过一段时间的教师和学生们当然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因为在那两个国家，《想象的共同体》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起就已经成为普遍使用的教科书。然而最具启示意义的个案，是那些怀抱着超越了即时教育目的之意图的翻译者和出版社。1990年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译本会出版，是因为席尔娃·梅兹纳里奇和她的同志们希望这本书能够对那场试图挽救“南斯拉夫”使其免于血腥自我毁灭的斗争有所助益。而正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希腊文译本是要抑制针对“马其顿”的愚昧地方沙文主义，并且批判左翼诸政党本质上属于右翼民族主义立场的懦弱或无耻作为。同样，以色列开放大学那部收录了由一位知名的巴勒斯坦裔以色列人所写的导读的希伯来文译本，也是对于在右翼政党联盟统治下国家持续倒向种族隔离制的一种抵抗。无疑，加泰罗尼亚文版也试图要协助加泰罗尼亚获得在一度曾有“诸西班牙”（Las Españas）美称之西班牙王国境内的最大可能的自治权。[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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