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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这个文学形式）被赋予的任务，”沃尔特·本雅明如是说，“……是去守护看顾原文的成熟过程，以及翻译自身出生之阵痛。”[1]是以在那简陋风寒永远黄昏的地下室，我凝神守护一个想象的成熟，看顾一个共同体的诞生，遗忘日光、雨雪、风与雾。我以惊异与敬畏，注视一座繁复深邃的言语之林的现身——a forest of language！而我是森林里的Hansel und Gretel，在令人困惑的黑暗中搜寻路迹与桥梁，我逐渐感觉我无知的步伐与四周的言语之树一同成长，我愈来愈清晰地听见言语之树的思想。当月光终于燃起一盏微亮的灯，我看见我的足迹行过，我的汗水滴落的土地上，长出了一片新生的、谦逊的言语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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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翻译之路大体上是独自走过的，在芝加哥地下室的荒凉隐遁中，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为我记录时间之流，舒伯特的《冬之旅》伴我进入羁旅之梦，而吴晋淮的《港口情歌》帮我记忆了那即将遗忘的故乡的方向。这其中没有知识的傲慢，只有禁锢经院多年造就的疏懒与固陋。然而也有与我中途邂逅，偶尔同行一程的旅伴，如芝加哥大学音乐系的杨建章在音乐学与德文上对我的指点，如芝加哥神学院的罗兴隆牧师在基督教神学上对我的开示，也如远在鸭川之畔京都大学法学部的舍弟豪人就《罗马法大全》为我作的殷殷解说。他们的慷慨相助，挽救了我疏懒无知的危机。然而真正将我自无知的深渊中释放出来的，是我和我的日本同窗友人石田淳共同称之为“the”library的芝加哥大学Regenstein图书馆。在解读安德森以其歌德般的渊博与文采在《想象的共同体》里所构筑的民族之谜过程中，这座伟大的图书馆成为我时时叩问的、最忠实最关爱的导师。如果没有一座伟大的知识之城相伴，浅陋的我们如何面对一切经典所呈现的那种难以穿透的厚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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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当所有表面的内容都被撷取出来，而且被传递过去了，”本雅明如是说，“真正的翻译者的主要关怀仍旧是难以捉摸的。”[2]然而《想象的共同体》的翻译者的“主要关怀”竟是如此难以捉摸吗？在政治学、哲学与历史的歧路徘徊，在日本史、中国史和西洋史的地图上流离，在民族主义研究的迷宫里彷徨，在知识与政治之间挣扎，从青年到壮年，这一切都是为了寻找回家的路。这一切都是为了荷尔德林（Holderlin）的那几句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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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ilich wohl！das Geburtsland ists，der Boden der Hei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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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du suchest，es ist nahe，begegnet dir sch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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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是的，这是你出生的故土，你故乡的土地；你所要寻找的已经很近了，你最终将会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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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叡人谨识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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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大学1999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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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译者之务》（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参见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编：《沃尔特·本雅明，启蒙之光》（Walter Ben-jamin，Illuminations，New York：Schocken Books，1968），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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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同上书，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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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版） 附录一 民族主义研究的新困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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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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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欢迎也谢谢大家参加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的人文与社会系列讲座。很抱歉没想到来了这么多人，下次争取换更大场所。非常抱歉，也很高兴。大家知道人文与社会系列讲座已经做了很多次活动。安德森教授的弟弟Perry Anderson（佩里·安德森）也到清华做过讲座。安德森教授一家人与中国有很深的关联，他本人于1936年出生于中国昆明，他的父亲从辛亥革命以后到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居住了30多年，安德森教授的童年是在战争时期的中国度过的。“珍珠港事件”前3个月，也就是1941年8月，他们离开中国，回到英国。40年代初到现在，安德森先生还是第一次来到中国。他早年在英国剑桥大学学习，后来到康奈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并在康奈尔大学教书，成为国际研究尤其是印度尼西亚研究的权威学者。我想不需要作太多介绍。大约在80年代初期，他的著名作品《想象的共同体》出版，标志着民族主义研究的一个新阶段。无论是赞成、反对、阐释，这本书成为了民族主义研究中引证、讨论最多的一本著作，至今仍被广泛讨论，已经成为民族主义研究的经典。安德森先生本人不是很愿意总是去讨论30年前的这本书，但我个人所见，不管是什么场合和话题，总是会有人问起这本书的内容。安德森先生研究的出发点是东南亚研究，很著名的是他在印度尼西亚所作的研究。但我们知道，20世纪70年代时他的文章得罪了当时的苏哈托政权，很长时间内不被允许进入印尼，现在当然又能了。他的早期研究比较着重于当代，后来因为他不能进入印尼，他的研究进入比较广阔的东南亚历史社会研究和历史文献研究。《比较的幽灵》这本书已经由译林出版社出版了，大家可参看。过去这几年，他每年仍有一半时间住在泰国，研究泰国的问题。安德森先生的第一讲会对民族主义研究作一个综合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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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这里讲座是我的荣幸，感谢汪晖，他以前在其他方面也对我有帮助。太奇妙了，从来没想过今天能在这里见到这么多人，看着就像在泰国人们说的所谓“红衫军”(2)。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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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要和大家谈两个长期困扰我的、关于民族主义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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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困惑是一个非常简单、却没有简单答案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都认为自己的国家是好的？你可能想到很多足以给出反例的事实，但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总是对自己的国家有某种的信念，这种信念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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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是，这是一种有点滑稽的信念。因为它包含了一个口号，在欧洲很普遍，亚洲可能说法不同，一般在英文中的表达形式是：（这是）我的国家，无论对还是错（my country，right or w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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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这就是我的国家，无论它是对或错。从这里你会立即意识到，这与世界主要宗教的区别非常大，因为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宗教都声称：我们是对的，从来不错。信仰者也接受这点，宗教一定是善的、正确的，只有人才会犯错。滑稽之处在于，观察民族主义和宗教的关系时，你会立即注意到民族主义中一个重要的侧面，那就是：国家不下地狱，也不上天堂。它处于历史之中，是完全历史性的，我们不知道它最终下场如何。不过这也意味着，如果你对国家做了坏事或是好事，也不会因此下地狱或上天堂。很逗的是，对于坏人的惩罚，以及对于好人的奖赏是非常简单的，既不是地狱千年的煎熬，也不是天堂永恒的生命——这是不会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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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到国家领袖——包括某些非常坏的家伙时，人们往往持有一种相似的观念。在美国，你可以问周围的人，你们觉得亚拉伯罕·林肯是在天堂还是地狱？我不是美国人，无法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会让人彻底迷惑，会说：“不不，不是这样。”当你追问——他在哪里？答案或许是：“他就在附近，他在这儿。”如果去印度，问起甘地在哪儿，答案也差不多：甘地还在我们周围，他没有下地狱，也没有上天堂。可能对于中国的领导人，人们也会给出类似回答。国家的情况是一样的，国家既不下地狱也不上天堂：国家的存在条件生存于历史中，而地狱和天堂在历史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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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逗的是，当你仔细观察这些，你会发现，在最发达的国家——就是说那些想象自己很发达的国家，也就是说一大批国家，人们对很明显的一个事实感到不自在。那就是，这种对国家的信念，很像那种最简单、最古老的宗教形式：泛灵论。如果有一个泛灵论者，他的叔叔两周前去世了，但他会觉得他的灵魂还在这附近。如果你问：哦，那他难道没去地狱吗？他会回答：你啥意思，要说他在地狱，那你也给我滚下地狱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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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只是一种想象的对话。这里主要展现这种提问和回复的方式，它通过一种奇特的方式展现了祖先的重要性。对于一个好的穆斯林、基督徒或是佛教徒来说，这种东西是不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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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提一下，从来没有一种关于民族主义的哲学。19世纪的许多伟大哲学家讨论了许多主题，但从未涉及民族主义，原因是太困难，也太复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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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下面要谈一谈与民族主义相关的第二个问题，它是一种情感性的关联。尽管我现在不再经常体会到这种感觉，但我认为，这种情感对于理解民族主义是至关重要的。我可以给你们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对我而言非常羞耻，但正因为如此我才记住了它。过去我母亲常带着我一道去市场。我的父亲去世了，因此，我需要帮助母亲拎购物袋，我们俩很亲密。我的母亲总是会和店家还价，而且她很认真：“不不不，这块肉不新鲜；这鱼闻着太腥；这些蔬菜可能放在这里两周了……”她会说一堆废话，只是为了砍价。而我，一个九岁的男孩实在是为此感到羞耻，恨不得钻到墙缝中，或者逃跑。我想，我的母亲怎么能够这样做？实际上，在商店中，还有很多像我母亲一样的妇女。但我不在意她们，我只在意我的母亲。我想，如果我的母亲带六岁时的我出席聚会，而我却尿裤子了，那她一定也会非常羞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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