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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的未来 第一，这样的自由主义知道个人不是确定、给予、现成的东西。它是培养出来的；它不是孤立地培养出来的，而是通过物质和文化的条件的协助与支援而培养出来的；所谓“文化的”，不仅包括科学和艺术，而且包括经济、法律和政治的制度。这种自由主义知道社会条件可能限制、歪曲和几乎阻止个性的发展。因此它关心那些对于个人的生长有积极或消极影响的社会制度，其目的是使个人不仅在抽象理论上，而且在事实上，将是坚强的人格。它不仅关心清除虐待和公然的压迫，而且关心积极构造那些法律、政治和经济的有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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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杜威，《自由主义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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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哲学会东部分会第24届年会上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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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大学，1934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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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的未来 新版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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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奥巴马当选以来，美国政治最怪异的面貌之一，是人们竭力把他的观点说成是借自极右派，要不就是极左派。有些右翼人士，比如电视广播名嘴拉什·林堡，认定奥巴马的政策代表向纳粹年代的回归，仿佛安乐死或压制政治反对派之类骇人的罪恶是该政府开展公共事业的核心做派。（同样荒谬的一种意见认为，奥巴马远非后种族主义美国的象征，他骨子里其实是个种族主义者。）其他人只不过轻摁意识形态转换器，宣称奥巴马的政策实际上是社会主义的，它们从卡尔·马克思那里借取得多，从詹姆斯·麦迪逊或亚伯拉罕·林肯那里借取得少，且必然要将美国人变成全能国家的囚徒。这样一些说法不管可能多么自相矛盾或者远离现实，它们却在共和党的更过激分子中间赢得了信众，甚至得到主流政治评论员的郑重关注。仿佛是美国缺少自身的政治传统，不得已求助于和欧洲极端主义相连的那些传统，来刻画其新总统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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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要界定奥巴马，美国政治思想颇可应付裕如，尤其是那些自由主义理想，它们被从18世纪的托马斯·杰斐逊到20世纪的约翰·杜威这些思想家形塑而成。我在本书中论证说，自由主义是最适于管理现代社会的复杂现实的政治哲学，北美人和西欧人就生活在这种现代社会里。2008年，美国人看似已经理解了这一点，并照此投票表决了。他们被伊拉克的愚蠢战争弄得灰头土脸，眼瞅着最早的重大迹象显示一场经济灾难山雨欲来，而又明显对宗教极端主义和攻击犬式政治感到幻灭，于是他们选择了一个人，他不仅推动自由主义政策的采纳，而且他的实用主义风格和成竹在胸的从容具有明白无误的感染力，特别是在他更为怪诞的对手映衬下。2008年，左派击败了右派。但在那次选举中，理智与理性也击败了感情与极化。多数美国人决定拒绝文化战争，转而寻求实际上有能力治理国家的某个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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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上说，奥巴马时代的美国自由主义发现自己处于几十年间它曾占据过的最佳位置。美国众议院不但有个民主党多数派，还有个自由主义多数派。随着艾尔·弗兰肯的延迟当选，民主党人至少眼下是参议院中能够避免议案受阻的多数派。只有在联邦最高法院自由主义者不够成为多数派，虽然展望起来前景渺茫，但始终存在这样的机会：民主党人可以长期执政，长到足以改变那一均势。对自由主义这种思考世界的方式而言，这不啻是卷土重来：就在十年前，在差不多任何有影响力的思想刊物（无论左右）上，人们都能读到它的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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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且自由主义的成功还伴随着右翼的决定性失利。这不只是说2008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约翰·麦凯恩落选了。在他败北后的一段时期里，共和党已经背弃了它那开明领袖的遗教，而赞同一种煽动性的民粹主义，后者以敌视的眼光看待移民、贬抑科学、憎恨政府，还自缚于一种特殊的、极其狭隘的上帝幻影中。保守主义的共和党人应对今日之思想斗争的方式，就是坐等自由主义者提出建议——然后反对它们。从政治上讲，假如自由主义者做得过头了，这样的策略能够奏效。但是就算共和党人和保守主义者将来在政治上东山再起，若想他们的思想能帮他们团结全国的多数群体，那也还需不少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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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自由主义者业已获得非比寻常的政治权力。可是他们会运用权力推进自由主义理念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刚巧绝非自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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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个层面上，奥巴马政府信誓旦旦要推行一种自由主义议程。我在本书中主张，自由主义关键的实质性原则，或可概括为：“尽可能多的人，对其生活将要采取的方向，应当具有尽可能多的发言权。”一旦我们接受这一定义，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亚当·斯密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一个歆慕市场不信国家，一个则反其道而行之，却都被叫作自由主义者：在18世纪的苏格兰，自由放任与自由主义的双子信念——自主和平等——可以并处，而在20世纪，要满足这两个目标就得国家干预。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奥巴马政府国内政策的两大举措正好吻合自由主义的传统：2009年通过的总值7870亿美元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和这年秋天交付国会审议的医疗改革计划。若是人们由于严重的经济衰退丢了工作，或者负担不起抵抗疾病的费用，他们就缺乏对其生活方向的掌控。当灾难袭来时，任何自由主义者都不能眼看着衰退和多病这些人类代价，却说无能为力——就像早先时代许多人所为。政府的存在可把灾难的这些后果降至最低限度，自由主义者恰是为了这一目的而利用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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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类似理路，奥巴马政府也一直在外交政策中追逐自由主义目标。最显著的例子是它决心从伊拉克撤军，希望通过1940年代晚期冉冉升起的关于国际合作的自由主义理念，在其盟国间恢复对美国的支持。此外，奥巴马也清楚表明了他的决心，要关闭显然发生了严刑拷打事件的关塔那摩军事基地，而且将更多法律权利延伸到被控为敌方战斗人员的那些人。相比他的前任，奥巴马在国外的美誉度飙升，原因之一与人们清晰的会心有关：在他的领导下，美国不大可能一面鼓吹自由民主的美德，一面在实践中违背自由民主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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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与自由主义传统之间的亲和性仍然远不是彻底的。尽管他的政府否认布什的外交政策，但至少也接受了前副总统迪克·切尼的一些观念，比如说，认为行政机构战时拥有非常权力，包括被拘留者可以不经审判地无限期羁押，总统可借国家安全为名对公众隐瞒信息，也认为运用饱受争议的被称为“签署声明”的策略是合宪的，总统凭此策略保留了不服从国会决议的授权的权利。（这样的签署声明既可用于内政又可用于外交。）一个人怎么评价奥巴马政府对外政策的自由主义，取决于这人自己有多自由主义：与奥巴马成为总统前所发生的事情相较，他确实正在自由主义方向上行进；但与自由主义的某些历史典范相较，他行进得还不够迅速。政府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方面的总成绩，在保守主义者当中赢得了意外的支持，也让自由主义的博主大军大失所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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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能在国内政策方面发现同样的矛盾态度。对许多左翼人士而言，奥巴马与其说是自由主义者，不如说是“新自由主义者”，对政府干预不大热心的后——新政民主党人，他的政治天性比较稳健，也很愿意同共和党人达成交易。从他们的角度看，奥巴马政府放弃了在加拿大运行顺畅的医保单一支付制，并听任国会及其与院外活动集团的密切纽带进一步冲淡它的改革提案。顺着相近思路，他们指出奥巴马的环保政策基于有关“总量控制和排放交易”的观念，这些观念依赖市场化的刺激而非强硬管制来促成清洁的空气和水。这些批评家责备说，充当该政府的范型的，不是富兰克林·罗斯福，也不是林登·约翰逊，而是比尔·克林顿。那位总统以所谓的“三角策略”而著名——或者对左派人士来说是臭名远扬——这一策略也把他本人定位在国会左右两派中间。因此在有些人看来，奥巴马的胜利与其说是自由主义的凯旋，倒不如说是自由主义偏离它君临天下的日子有多远的一个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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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批评家的指控无疑也有些道理。仅举一例来说，奥巴马将沉迷于“行为经济学”的一些政策制定者和思想家任命到他的政府的关键岗位上，而这一经济学是在下述命题基础上构想经济事务的一种路径：真实世界的人经常违背他们自身的最大利益而行动。这些任命中最突出者，乃是杰出的法学家凯斯·桑斯坦，他领导着白宫信息与管制事务办公室，是《助推》（Nudge）一书的合著者，该书力证了它的作者们所称的“自由主义家长制”。按照这一思维方式，自由放任经济学很成问题，因为它立基于人们进行理性决策的这个观念，事实上他们却很少如此。然而倚靠政府及其重拳严控也同样有问题，这是用国家的高压权力代替个人选择。公共政策应当走一条中间道路，它的倡导者称之为“抉择架构”，它指导人们做出将会造福他们的决策，而不逼迫他们去做政府断定最有利于他们的事情。不管大家怎么看这样一些取径（就我而言，我没被那些打算证明我们真的多不理性的实验说服），它们显然代表一场要远离凯恩斯和加尔布雷斯这类自由主义者曾经提倡过的管制国家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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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迄今为止奥巴马政府所采取的方向都是某种迹象，那么自由主义既是现代西方社会不可或缺的，同时哪怕对有着选举人授权的美国总统而言也太高不可攀了，无力全盘实施。即便是在奥巴马年代里，自由主义依然处于政治守势。没有别的东西能够解释，为什么在美国众议院里，少数“蓝狗”（blue dog），亦即保守民主党人比起众寡悬殊的自由民主党人来，具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同样地，奥巴马不愿太过左倾，这促使他把共和党要人任命到关键职位上去，寻求获得两党对他提案的支持，尽管他本党就有足够选票确保他的许多议程能够通过。新保守主义者们对伊拉克战争的辩护如此醒目地归于失败，他们的观念却继续在报纸和电视上被人洗耳恭听，甚至影响到新政府对阿富汗的策略，这说明自由主义者们在对外政策上一如内政那样处于守势。美国公共生活的很多部分即使在自由主义成功的年代也依然是保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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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自由主义者或许会发现，这种矛盾态度的原因在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势倾朝野及其固有的保守行事方式。例如，他们会争辩说，正是美国宪法所设计的政治结构让保守的少数派能够阻挠自由的多数派：例如来自几乎全是白人的小州的参议员在医保争论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这部分是由于蒙大拿的两位参议员和纽约的两位具有相同权力。既然如今参议院通过普通法规需要六十张选票而不是五十张（阻止阻挠议事需要更多选票），自由主义措施将不得不量体裁衣来赢取保守主义支持的几率大大增加了。院外活动集团花钱如流水，好把它们想要的搞到手，而它们的花销通常是不受监管的。传媒以“人类利益”的故事相号召，不顾政策细节，某些情况下（如福克斯新闻网）简直就像右派的宣传工具。这里有个自由主义的民选政府，也有个保守主义的更恒常的机构，后者要是够耐心的话，就能挫败或改变前者的勃勃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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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怀疑像这样一些结构性因素牺牲了自由主义，而让保守主义得利。保守主义者可能已经下野，丧失了思想，但他们很擅长反对策略，知道如何找到自由主义者的软肋。远大的新计划将不得不筹措资金，而找门路资助它们时赤字就是主要障碍，那些门路尤其包括通过课税增加岁入。就奥巴马2008年的选举成功来说，民主党人在吸引不太富裕的白人，特别是男性白人的选票上仍存在问题，虽然他们在拉丁裔人中间的收获是未来的好兆头，但在其他重要选民群体中他们依然处于政治弱势。所有这些状况凑合起来的时候，没有哪位民主党总统胆敢过于左倾，奥巴马也不例外。我们不是活在1960年代，更别说1930年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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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自由主义的未来》包含了对奥巴马与自由主义的政治亲和性的一种不妨一听的替代解释。这本书指出，自由主义就其实质意义来讲，端在于其致力于自主和平等。但也存在其他两种类型的自由主义。从程序上说，自由主义坚持公平这种道德观念；不论是不是自由主义者，人人都应该坚持相同的游戏规则。另外有一种性情的自由主义，那是一种心理倾向，要宽宏大量，海纳百川，勿存宗派之见，偏执独断；同样也不论某人自身的实质性观点是什么。或可论证说，奥巴马政府已经在慢慢走进这实质性联合阵线，因为它也想在该词的其他两种含义上是自由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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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更广的自由主义视角来看，奥巴马政府肯努力向共和党人伸手示好，即使他们并不领情，就很好理解了，因为该政府懂得，各种政策需要得到广泛支持，行为将受其影响的公民们才会接受它们，视其为正当。况且这样的态度也是出于一种承认（再次是具有最丰厚意义的自由主义）：左翼思想，不管怎样信笃执坚，都不会包纳全部真理，如果另一派的思想包含了几分价值，将它们吸收进来就不无意义。奥巴马缺乏教条主义，情愿表现出一种实用和实验的政策取向，这比起固守一种实质性的自由主义行动计划来说更加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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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更充分地领会奥巴马政府的自由主义这种更宏阔的意蕴，我们就得了解它在程序和特质上如何有别于之前的布什政府。布什总统在面对许多关键议题时，利用自己的共和党多数派，罔顾民主党的反对而通过法案；他做出计划，争取院外集团的支持，不管政策细节是否言之成理。相比之下，奥巴马政府关心的是要治理得好（或者尽量好），从这种观点看，奥巴马正在政策上做出的带有自由主义理想的那些妥协，可能被公众同情和理解上的收益所补偿：公众会理解，那种施政方式有利于尊重对手、赞同公平规则的人。如果共和党继续被许多选民认为太过极端和尖刻，不合他们的口味，这种向更开放的政治观前进的趋势，可能比医保或环保立法上的收益更有助于确保自由主义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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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奥巴马在国内和对外政策议程上证明自己有多成功，单单他当选这一事实，特别是那么多美国人甘愿将他们种族歧视的漫长历史抛诸脑后而投票选举一位非洲裔美国人，就说明了过去几十年间美国变化有多大。似乎可以有把握地说，美国再也不会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的政治人物选举中，种族、性别和年龄胜过思想和能力。美国依旧是极化的，尤其南方白人保持着对格外保守的政客和政策的偏爱，但总的来说，特别是随着更年轻的选民改换他们的生活方式，新移民定居在此生养子女，美国似乎朝着更多样的、世界主义的、以技能和知识为基础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如果说自由主义和现代性有一种亲和力，更多的现代性就意味着更多的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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