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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能在国内政策方面发现同样的矛盾态度。对许多左翼人士而言，奥巴马与其说是自由主义者，不如说是“新自由主义者”，对政府干预不大热心的后——新政民主党人，他的政治天性比较稳健，也很愿意同共和党人达成交易。从他们的角度看，奥巴马政府放弃了在加拿大运行顺畅的医保单一支付制，并听任国会及其与院外活动集团的密切纽带进一步冲淡它的改革提案。顺着相近思路，他们指出奥巴马的环保政策基于有关“总量控制和排放交易”的观念，这些观念依赖市场化的刺激而非强硬管制来促成清洁的空气和水。这些批评家责备说，充当该政府的范型的，不是富兰克林·罗斯福，也不是林登·约翰逊，而是比尔·克林顿。那位总统以所谓的“三角策略”而著名——或者对左派人士来说是臭名远扬——这一策略也把他本人定位在国会左右两派中间。因此在有些人看来，奥巴马的胜利与其说是自由主义的凯旋，倒不如说是自由主义偏离它君临天下的日子有多远的一个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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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批评家的指控无疑也有些道理。仅举一例来说，奥巴马将沉迷于“行为经济学”的一些政策制定者和思想家任命到他的政府的关键岗位上，而这一经济学是在下述命题基础上构想经济事务的一种路径：真实世界的人经常违背他们自身的最大利益而行动。这些任命中最突出者，乃是杰出的法学家凯斯·桑斯坦，他领导着白宫信息与管制事务办公室，是《助推》（Nudge）一书的合著者，该书力证了它的作者们所称的“自由主义家长制”。按照这一思维方式，自由放任经济学很成问题，因为它立基于人们进行理性决策的这个观念，事实上他们却很少如此。然而倚靠政府及其重拳严控也同样有问题，这是用国家的高压权力代替个人选择。公共政策应当走一条中间道路，它的倡导者称之为“抉择架构”，它指导人们做出将会造福他们的决策，而不逼迫他们去做政府断定最有利于他们的事情。不管大家怎么看这样一些取径（就我而言，我没被那些打算证明我们真的多不理性的实验说服），它们显然代表一场要远离凯恩斯和加尔布雷斯这类自由主义者曾经提倡过的管制国家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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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迄今为止奥巴马政府所采取的方向都是某种迹象，那么自由主义既是现代西方社会不可或缺的，同时哪怕对有着选举人授权的美国总统而言也太高不可攀了，无力全盘实施。即便是在奥巴马年代里，自由主义依然处于政治守势。没有别的东西能够解释，为什么在美国众议院里，少数“蓝狗”（blue dog），亦即保守民主党人比起众寡悬殊的自由民主党人来，具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同样地，奥巴马不愿太过左倾，这促使他把共和党要人任命到关键职位上去，寻求获得两党对他提案的支持，尽管他本党就有足够选票确保他的许多议程能够通过。新保守主义者们对伊拉克战争的辩护如此醒目地归于失败，他们的观念却继续在报纸和电视上被人洗耳恭听，甚至影响到新政府对阿富汗的策略，这说明自由主义者们在对外政策上一如内政那样处于守势。美国公共生活的很多部分即使在自由主义成功的年代也依然是保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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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自由主义者或许会发现，这种矛盾态度的原因在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势倾朝野及其固有的保守行事方式。例如，他们会争辩说，正是美国宪法所设计的政治结构让保守的少数派能够阻挠自由的多数派：例如来自几乎全是白人的小州的参议员在医保争论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这部分是由于蒙大拿的两位参议员和纽约的两位具有相同权力。既然如今参议院通过普通法规需要六十张选票而不是五十张（阻止阻挠议事需要更多选票），自由主义措施将不得不量体裁衣来赢取保守主义支持的几率大大增加了。院外活动集团花钱如流水，好把它们想要的搞到手，而它们的花销通常是不受监管的。传媒以“人类利益”的故事相号召，不顾政策细节，某些情况下（如福克斯新闻网）简直就像右派的宣传工具。这里有个自由主义的民选政府，也有个保守主义的更恒常的机构，后者要是够耐心的话，就能挫败或改变前者的勃勃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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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怀疑像这样一些结构性因素牺牲了自由主义，而让保守主义得利。保守主义者可能已经下野，丧失了思想，但他们很擅长反对策略，知道如何找到自由主义者的软肋。远大的新计划将不得不筹措资金，而找门路资助它们时赤字就是主要障碍，那些门路尤其包括通过课税增加岁入。就奥巴马2008年的选举成功来说，民主党人在吸引不太富裕的白人，特别是男性白人的选票上仍存在问题，虽然他们在拉丁裔人中间的收获是未来的好兆头，但在其他重要选民群体中他们依然处于政治弱势。所有这些状况凑合起来的时候，没有哪位民主党总统胆敢过于左倾，奥巴马也不例外。我们不是活在1960年代，更别说1930年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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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自由主义的未来》包含了对奥巴马与自由主义的政治亲和性的一种不妨一听的替代解释。这本书指出，自由主义就其实质意义来讲，端在于其致力于自主和平等。但也存在其他两种类型的自由主义。从程序上说，自由主义坚持公平这种道德观念；不论是不是自由主义者，人人都应该坚持相同的游戏规则。另外有一种性情的自由主义，那是一种心理倾向，要宽宏大量，海纳百川，勿存宗派之见，偏执独断；同样也不论某人自身的实质性观点是什么。或可论证说，奥巴马政府已经在慢慢走进这实质性联合阵线，因为它也想在该词的其他两种含义上是自由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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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更广的自由主义视角来看，奥巴马政府肯努力向共和党人伸手示好，即使他们并不领情，就很好理解了，因为该政府懂得，各种政策需要得到广泛支持，行为将受其影响的公民们才会接受它们，视其为正当。况且这样的态度也是出于一种承认（再次是具有最丰厚意义的自由主义）：左翼思想，不管怎样信笃执坚，都不会包纳全部真理，如果另一派的思想包含了几分价值，将它们吸收进来就不无意义。奥巴马缺乏教条主义，情愿表现出一种实用和实验的政策取向，这比起固守一种实质性的自由主义行动计划来说更加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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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更充分地领会奥巴马政府的自由主义这种更宏阔的意蕴，我们就得了解它在程序和特质上如何有别于之前的布什政府。布什总统在面对许多关键议题时，利用自己的共和党多数派，罔顾民主党的反对而通过法案；他做出计划，争取院外集团的支持，不管政策细节是否言之成理。相比之下，奥巴马政府关心的是要治理得好（或者尽量好），从这种观点看，奥巴马正在政策上做出的带有自由主义理想的那些妥协，可能被公众同情和理解上的收益所补偿：公众会理解，那种施政方式有利于尊重对手、赞同公平规则的人。如果共和党继续被许多选民认为太过极端和尖刻，不合他们的口味，这种向更开放的政治观前进的趋势，可能比医保或环保立法上的收益更有助于确保自由主义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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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奥巴马在国内和对外政策议程上证明自己有多成功，单单他当选这一事实，特别是那么多美国人甘愿将他们种族歧视的漫长历史抛诸脑后而投票选举一位非洲裔美国人，就说明了过去几十年间美国变化有多大。似乎可以有把握地说，美国再也不会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的政治人物选举中，种族、性别和年龄胜过思想和能力。美国依旧是极化的，尤其南方白人保持着对格外保守的政客和政策的偏爱，但总的来说，特别是随着更年轻的选民改换他们的生活方式，新移民定居在此生养子女，美国似乎朝着更多样的、世界主义的、以技能和知识为基础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如果说自由主义和现代性有一种亲和力，更多的现代性就意味着更多的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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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一切都是要表达一个意思，正如本书论断的那样，自由主义前景大好。在本书末章里，我辨明了未来数十年内对自由主义的三大挑战。其一是极度反自由的恐怖主义兴起所提出的挑战，它难以预料。因为要是针对美国的另一起重大恐怖袭击发生了，那么即刻反击的要求将难以抗拒，纵使付出侵犯民主自由的代价。不过，同样几乎毫无疑问的是，未来任何政府都不大可能效法布什政府所为，以向一国宣战来回应一场恐怖攻击，而该国与该攻击无关或关系甚微。对恐怖行动的多边反应，而非单单维护美国权力，将是未来的主导，这对自由主义来说也是个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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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还将继续面对全球化的挑战；世界经济的经济一体化毫无减退迹象。而不久前看起来将会发生的一场非自由主义反冲未曾变为现实。虽然有些电视评论员仍旧喋喋不休说着移民的话题，排外从未成为2008年大选的议题，这反映了一个事实：让这个国家与全球人口流动隔绝开来，不仅做不到，也不值得做。某种保护主义情绪依然存在于民主党和劳工运动中，很多自由主义者仍旧提防着全球化，因为他们把后者与经济调控的弱化、工会的挫败和公司的高利润联系在一起。然而哪怕是奥巴马政府第一年里让美国心事重重的大衰退，也没有引发炽烈的经济民族主义。这种那种形式的全球化似乎扎下根来。既然利润不受管束而工资降到了仅够维持生计的水平，自由主义者有种种理由投以怀疑的目光，但是既然商品、人员和思想在全世界自由流动，自由主义者也有许多理由赞赏它。在全球化的状况下，自由主义依然是最适宜的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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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自由主义的未来》向自由主义者挑战，要求他们抗击保守的民粹主义，即便这么做使他们很容易遭受精英主义指控。在这点上自由主义的未来好像还是一片光明。索尼娅·索托马约尔，一位曾宣布了捍卫平权行动的裁决的法官，如今进入联邦最高法院，尽管保守派极力抹黑她，说她敌视工人阶级白人。“罗伊诉韦德案”仍然有效而且恰当，很难想象将来有个联邦最高法院会推翻它。共和党2008年副总统候选人萨拉·佩林，把自己装扮成普通美国人，丑诋其对手是精英主义者，但收效甚微（徒惹来冷嘲热讽）。正如佩林的提名所强烈提示的，美国人虽则有时会接受某人以普通人身份来取悦他们，但他们也珍视具备这个世界的知识、熟稔公共政策的实际细节的领导者，这种态度将帮助自由主义者抵制如下观念：为了领导他人，你所需的全部就是正确的直觉和平易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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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2008年之后的年月，做个自由主义者不会是段艰难时光。为了赏鉴随后几十年间可能对北美人和西欧人的生活有着最重大影响的那些理念，理解（但愿是欣赏）自由主义传统始终所为何事就至关紧要。这正是我在《自由主义的未来》里着手去做的。本书精装版的许多评论者指明了它的分析多么有助于解释奥巴马的崛起。我希望这平装版将有助于解释紧随他的当选之后——以及许久之后——将继续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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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沃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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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的未来 第一章 我们时代最适宜的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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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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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洛克在《政府论下篇》中写道，“全世界都像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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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这位17世纪晚期的英格兰哲学家，既因其对我们的观念如何形成之解释而闻名，也因他坚决主张政府应当基于被统治者的同意而著称；至少在白人到来之前，他将美洲看成这样一片土地，由于“任何地方都不知道有货币这种东西”，为了这万恶的特殊根源而起的冲突在此可能不是必不可免的。从那看似简单的观念中，一种政治哲学喷涌而出，它迥别于欧洲的绝对主义君主政治。人人都拥有劳动的能力，当土地所提供的恩赐混入了他们的劳动时，财产就被创造出来，因而所有人都享有财产权利。由此推论说，社会最好是依照自由（谁也不能正当地拿走本来属于你的东西），也依照平等（他们也不能从别的任何人那里拿走属于别人的东西）加以组织。说最初全世界都像美洲，就是宣称自由和平等将会变成强大得不可抗拒的力量。那接着就成了自由主义——现代主流的（若非总是得到重视的）政治哲学——最富影响力的要素。距洛克写下他的名篇已过去三个世纪，自由主义不仅为我们这个时代提供了最佳指南，对未来的时代亦然。本书的任务就是要说明其中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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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是一种思维和行为方式，它太容易被当成理所当然，以致人们可能容易忘记，它是怎样挣扎着成形问世，怎样解决了要它对付的许多问题，怎样不靠强制而凭其普遍感染力在全世界散播其影响，又怎样时至今日仍保持着远超其主要替代学说的吸引力。然而，虽然自由主义对现代公民及其所居之社会的发展十分重要，如今它却遭遇了信心危机。自由主义若想繁盛，就需要被重新发现，这个中的利害关系，远过于哪一党赢得将至的选举、提议最新的社会改革，甚或发动下一场战争。现代公民们老是忘了，自由的生活方式是很好的生活方式，在他们所处的政治状况下，甚至可说是最好的生活方式。给我们提供通向个人自由和集体目标感的最可靠路径的，正是自由主义的深层哲理：它对人类本性的理解，对个性和平等的尊重，对社会性（the social）的探索，对正义的热爱，它的偏好经验胜过理论，它的思想开放性，它对公平的奉守，等等。如果我们还应该尊重人类的完整性，构设符合他们需求的制度，赋予他们自塑命运的能力，那么我们需要自由主义。是约翰·洛克指明了这条路，每当我们坚持我们应该因为自己的成就而被承认，或者要求不应认为谁比谁天生就更尊贵（或卑贱）时，我们都会对他心存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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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好一段时间，美国人方才体会到洛克费尽心血创造的这种政治哲学的重要性。刚好在《政府论下篇》刊布一百年之后，托马斯·杰斐逊致信他的新女婿托马斯·曼·伦道夫说：“洛克论政府的小书就其本身而言精妙极了。”杰斐逊可不是在泄露国家机密；整个知识界都清楚，他写《独立宣言》的时候对洛克仰仗到什么程度。洛克式的思想如此紧密地关联着美国的发展，以致现代政治思想的经典作品之一、哈佛政治学家路易斯·哈茨的《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1955）就投身于探索它的方方面面。如同一切开风气的著作那样，哈茨引发的热烈争议和某些批评（尤其是指出他对种族问题论述不足的那些）使其陷入困境。但是无人能真正瓦解哈茨的总论点。洛克式的真理，如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所说，是“自明的”，这意味着与旧制度的欧洲相反，没人能够轻易向它们发起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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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全世界可能都像美洲，但是，如果美国当前的政治争论和选举结果还能说明什么的话，人们必定对当代感到疑惑。曾经那么衷心地信奉洛克的这个国家，已经对他费心启发出来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爱答不理了。自由主义完全不再自明，它在美国显然不受待见；与自称非常或比较自由主义的美国人相比，自称非常或比较保守主义的人达两倍之多。经过乔治·沃克·布什的右翼政府当政八年之后，这些心态改变了。虽然对这几年的历史定论尚待判决，但是，布什政府的意识形态僵化和持续无能（表现在从其对卡特里娜飓风的反应到对伊拉克战争的指挥上），共同造成了普遍的沮丧情绪，不只是在自由主义者中间，还在相当数量的保守主义者中间，由此又严重损害了小政府拥护者、有宗教导向价值观的选民和单边主义国家安全的政策制定者之间的联盟，该联盟曾是里根时代的特征。不过，保守主义的问题日增并不能保证自由主义的政治成功。随着2008年奥巴马的当选，美国自由主义者有机会推进他们持之最坚的有关政府适当角色的某些观念。唯有时间才会昭示他们将取得多大成功，但初期迹象顶多是有喜有忧。自由主义者兴许会在缓和美国公共生活中比较顽固的某些不平等形式上高奏凯歌，然而任何新计划想要达到新政或伟大社会的广度，都很不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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