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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自由主义的问题不限于美国。整个19世纪以及20世纪初，英国诞生了一个国家所能产生的最令人钦佩的一批自由主义思想家，这些人几乎全都会在下文露面；可是他们思想的继承者，自由民主党，很长时间里一直是英国政治中的第三党，而另一个左翼政党工党也深陷困境，因为它的前领导人托尼·布莱尔支持一位美国保守主义总统。在欧洲大陆，自由主义政党不是失去了权力，就是手握不管什么权力（通常极小）却不知所措。除了撒切尔夫人以外，欧洲人很少选出美国人辨认得出的那种保守主义政治家。但是他们也没有选出有清晰思路、有方向感的自由主义政治家，来带领他们的社会前进。能够刻画欧洲政治特征的，更可能是僵局而不是右翼的反动，也就是说，欧洲人——他们肯定很欣慰——幸免于类似美国基督教右翼的运动。但是谁也不能令人悦服地说，欧洲自由主义是一支生气蓬勃的政治力量。欧洲人闹不懂，自由主义指引他们禁止穆斯林头巾呢还是欢迎它们，支持全球化呢还是反对它，择业高于环保呢还是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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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并不表示世界突然间被夺走了自由主义思想家。相反，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在英语世界正欣欣向荣，特别是在已故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的著作里，他叫我们以这样的假设为基础评估任何政策或计划的公平性：我们不知道我们本人是否会从中获益。虽然在20世纪很多时间里，法国和德国哲学是受到这样那样的马克思主义启悟而诞生的，但社会主义的坍陷照样在那里引出了严肃的自由主义思想；一些法国知识分子，不是从他们1968年的左翼狂热转向三十年后的新保守主义右翼，反而落脚在居中的自由主义传统上，许多很有名望的德国思想家，在马克思主义衰歇以后，转向美国的实用主义者寻求灵感。虽然自由主义仍然有点像是当代学院中的一门增长型行业——无尽的书从大学出版社倾泻而出，讨论自由主义者应该怎样对待文化多元论、宗教、平等、言论自由、平权行动和若干类似话题——但是有许多（如果不是大多）书在方法上很专门，写得深奥难懂，并没打算给普通读者阅读，而是给其他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家读的。并且自由主义在书里表现得索然无味，仿佛它是一套公式化的抽象观念，从天上抄下来指导底下那些不够讲原则的老百姓的。在美国过去几十年间，华盛顿智库的任何一个保守主义理论家，都具有美国名牌大学里起码十位自由主义哲学家的公共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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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外也存在一些对自由主义的动人讲述；有的知名报人著书立说捍卫自由主义思想，为更广泛的公众写作的学界中人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这些书面向普通读者群，然而在它们聚焦于政策争论和当前事件之际，它们往往缺乏历史和比较的深度。作者们意在说服当代公民，自由主义根本没那么糟糕，远不是可疑可弃的。他们做这事各有其道；有的争辩说，自由主义者需要回想起他们曾经造就过的伟大领袖和政策，重申他们与普通选民的联系；另一些人把大多数时间花在攻击保守主义者上面；还有人坚持说，当自由主义者更好地学会以更具公共吸引力的方式“言表”他们的信念，或者学会不仅以事实服人还能以情感动人的时候，他们将重获人心。自由主义者不是在挺尸装死。他们还有满腔的话要说，正神采飞扬地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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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书有种辩白的语气，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写书的人不太确信他们自己的辩词。当自由主义者论述对外政策问题的时候，他们常常做得好像保守主义者正回头窥觑，随时准备一把揪住任何错误举措或想法。当他们提议新的国内计划的时候，他们的主意往往是过去高远的自由主义计划的苍白效颦。为妇女选择权辩护的女性主义者，更可能将他们的论证建基于有关免于政府干预的自由的那些自由至上主义乃至保守主义的观念上，而不是有关平等的自由主义信念上。许多自由主义者对宗教右翼得势的反应，不是坚持政教分离，说明那如何可能同时有利于理性和启示，而是敦促创立一个宗教左派。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自由主义时常表现成阻止更大损失的一种努力，而不是争取额外收益的一种战略。它最好的进攻已经变成谨小慎微的保守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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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这是适当的时机，可以尽力弥缝自由主义过去经常表示的意思与当代政治体系的公民们往往用它表示的意思之间的差距。“L起首的那个词，暗示了不能当选和边缘性，”本身是自由主义者的历史学家尼尔·朱蒙维尔和凯文·马特森，在《新世纪的自由主义》一书导言中如是写道，“局面变得这么恶劣，有些美国人正谋求给自由主义取个新名字：‘进步主义。’但这种举动是错的。自由主义这个词今天应当被高举和复兴，它是自豪之源，提醒人们美国人与可以追溯几个世纪的基本价值观的关联。回避这个名号就是逃避过去，自由主义者没理由这么干。”他们说得对。“进步”是不当的措辞和不当的转变；它让我们回到一度采纳这个标签的伍德罗·威尔逊等人的时代，从而会把自由主义者带回这样的政治议程：它对自己的道德优越太过自信，对公民自由太过敌视，不符合一个开放动态社会的需要。如果自由主义者躲入别的标签中，由此躲避他们自身的传统，他们将几乎无从证明自由主义对他们自己的时代和对未来的相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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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矛盾态度似乎老是包围着这个词，自由主义仍不乏重要的甚至攸关命脉的事情要说。它的问题——至少在新近时代——是它不能或不愿清晰、断然、服众地说出它们。提醒一下我们自己自由主义代表着什么，当可鼓励自由主义者克服某种不安全感，也应使各自由社会能够更好地找到它们的出路，而且——谁知道呢？——可能恰好有助于自由主义者不光赢得选举，还知道一旦赢了又该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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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的未来 泼妇骂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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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自由主义曾经表示的意思和如今表示的意思之间差别的最佳例证，可以在美国右派方面名倾一时的较具煽动性的政治活动家和时事评论人看待自由主义的方式中去找寻。试看几个典型例子。卡尔·罗夫，一个世纪里最有影响力的总统顾问，把禁遏自由主义作为他一生事业的主要部分，2006年6月他告诉纽约州保守党说，自由主义者“看到了‘9·11’袭击的暴行，想要为我们的袭击者备好诉状，提供治疗和谅解”。肖恩·汉尼提是很流行的一档美国电视新闻节目的主播，他坚持认为，自由主义者“使得我们的社会更易受到邪恶势力的伤害”，他们“远不如应有的那般怀疑极权主义政权”，并“一直不肯对抗全世界的自由之敌”。安·库尔特，一位特别爱出风头的辩论文作家，崇拜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她在她的一本书里开篇就说（不加丝毫限定）：“当我国遭受无论内外的攻击之时，自由主义者站在敌人一边。”然后，在2007年，保守主义煽动家迪内希·德索萨总结般地说道：自由主义者——他写道——不但没能应对“9·11”，实际上还是它的肇因；自由主义者所信之事太骇人听闻——德索萨争辩说——美国保守主义者简直应当与伊斯兰世界的宗教传统主义者合力击败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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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一步讲，这些话也说得过火了。并不单是因为自由主义者处于被控误入歧途、不切实际、道貌岸然或心术不正的境地；这样的指责还算民主争论的本色，要拿例子和证据来证明或反驳的。更确切地说，那是因为自由主义者被当成政治传染病的携带者，信持一些流毒无穷的观念，假如那些观念成为公共政策的基础的话，会从内部摧毁美国（照此推论还有一切现代社会）。这些作者宣告，从自由主义起步，不知不觉间，你的国家就将被它的敌人接管了；你的同胞就将被罪恶缠身了；你的领袖就将变得意志孱弱、阳奉阴违；你的民主国家就将变为专制统治，正如一位右翼批评家最近断言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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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那些批评自由主义的人，是在重复自由主义对现代世界初试牛刀以来就有的指责，尽管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事实。过去两百年间，人们就在声讨自由主义者的自我主义和性喜奢华，他们对进步的荒谬信念，他们自负的理性主义，他们无根的世界主义，他们的迹近疯狂，他们的幼稚得竟认不出果决的领导人在现代世界所扮演的枢要角色。相比于过去的自由主义批评家，今天这些都是泼妇骂街；他们无人敌得上19世纪西班牙教士菲利克斯·萨尔达·伊·萨尔瓦尼的辞藻华丽，在他看来，自由主义是“我们时代的这个妖怪……一个阴鸷的敌人……异端之根，邪恶之树，它的枝上，不信不忠的一切魑魅魍魉觅得了宽敞的藏身之所……万恶之首”。老套地因其福利国家和对军国主义的反感而抨击欧洲的美国保守主义者们，很少察觉他们应该多么感激欧洲，为了他们觉得那么吸引人的唾骂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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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应该是一团混战的活儿。当生命本身已危如累卵，或当关于生命意义的意见分歧无所不在的时候，激情用事地捍卫立场绝不是什么过错。但是，我们不能不怀疑，为什么恰好是自由主义招致如此穷追猛打。假如自由主义是重堕黑暗时代的缘由，我们还能理解19世纪对它的狂暴反对；可是在自由主义思想业已付诸实践的1900年，比起它们尚未实施的1800年来，大多数人的生活确实改善多了。到20世纪，此时左右两翼的极权主义体制威胁到世界稳定和最基本的人权，但自由主义的记录仍是高雅不凡的，尽管少数愤怒的美国保守主义者口出恶言。自由主义者们不屈不挠地反对法西斯，而且虽然部分人是斯大林主义的辩护者，其他人却经过既与左派同路人又与右派孤立主义者相分离，而变成斯大林主义的坚定对抗者。由于思想可以杀人，思想体系就隐含着谢罪。照此标准，自由主义没什么好歉疚悔叹的；如果你非指责不可，可以指责自由主义者天真，但若指责他们集体屠杀、行为残暴或穷兵黩武，那就需要殚竭想象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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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美国大舞台上自由主义批评家这么甚嚣尘上，倒也颇有用处。正是他们攻击之暴烈，虽则提示我们自由主义的脆弱，却也证验了它的强大：除非你怀疑你的意识形态对手拥有能够吸引广泛支持的思想，否则你不会写书去控诉他们叛国。这些批评家按他们定的调子痛斥自由主义，由此给自由主义者提出的挑战，不是以其人之谤还治其人之身（虽然我承认不时这么做过），而是重新思考他们起初为什么成为自由主义者。最好的起点是借助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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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的未来 自由主义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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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种界定自由主义的方式流传给我们。第一种强调实质，第二种强调程序，第三种强调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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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核心的实质性原则如下：尽可能多的人，对其生活将要采取的方向，应当具有尽可能多的发言权。表达成这种形式，自由主义一如洛克时代那样，既忠于自由也忠于平等。问题是那些词语在现代政治生活的条件下表示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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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由，自由主义者希望个人拥有杰斐逊希望他的国家拥有的东西：独立。对自由主义者来说，依附如同残废。人人都有心有身，自由主义者相信，这二者都应当自由地施展其全部能力：心之施展要借助允许每个人开发其智能的开放社会，身之施展要借助保障个人的充分经济安全以便他们不因基本生活之需而屈从于他人专断意志的社会。当我们除了接受别人施加于我们的权力之外别无选择的时候，我们不会自行思考，困在类似于为苟活而无尽斗争的那种生存状态中，不能规划未来，也不能享有基本的人类尊严。自主的生活因而是最好的生活。我们具有掌控我们自身命运的潜能，从而也对实现那一潜能负有责任。这就是自由主义者强调权利重要性的原因所在，包括人们信奉他们认为合适的宗教的权利，为他们赞成的事业呐喊和集会的权利，较大程度地控制他们私生活的权利。取消这些个人权利（试想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宗教或无宗教是强迫的，言论自由被剥夺了，经济活动受政府指挥或控制，谁也不被许可集体地组织起来进行讨价还价以便改善他们的经济处境），你就有了一个只能称之为反自由的政治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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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对个人自主的核心承诺，并不意味着它拒不接纳权威的存在，包括从超自然力量或政府权力衍生而来的权威。相反，洛克是个宗教信徒和自然法的倡导者；杰斐逊等美国主要开国者都是忧虑个人自利的腐蚀作用的共和美德理论家；18世纪别开生面的哲学家康德穷毕生之力推演出以服从普遍道德命令为基础的一种哲学。自由主义者不会拟想这样一个世界，英勇的艾因·兰德坚决不肯向他人的意见甚或他人的存在稍屈其宁折不弯的意志。自由主义者相信，个人生活在一个安排好的世界里，它必须限制人们随时做他们想做的随便什么事情的那种能力；这点上他们像极了保守主义者。不过对自由主义者而言，这样的限制不是人们无由控制的权威所强加的，或是他们影响不了的传统所形塑的；它们其实是被人们自己通过某种同意或社会契约建立起来的。没有相互依存，独立不可能存在。一旦我们脱离了自然状态，我们就需要社会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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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执意突出社会性（the social）的重要性，常常为人忽视，但它不能也不该被忽视。“人不是生而自由；他们是靠社会和国家才变得自由，社会和国家在限制个人要求的同时，实际上将一种有效力的承认和批准授予了这些要求，将它们从风雨飘摇的事实提升为可以自信地主张其实现的权利，”意大利的一位欧洲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圭多·德·拉吉罗在1927年这么写道，“那是个人拿自然自由的不确定性换取公民自由时赚得的真正收益。”或者如纽约市立大学一位历史学家詹姆斯·奥克斯那样，在更美国化的语境中表达了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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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是启蒙的自由主义者的最大发现。他们深信，前辈们认作“自然的”或“神定的”大多数事物，事实上都是人类历史的产物；这让他们觉得精神解放了。家庭、政治制度乃至经济，就像自由主义者认识到的（也像我们会说的），都是“社会性地建构起来的”。对自由主义者来说，人首先是社会生物。他们生下来是一张白纸，因而是他们受到的教育和环境的产物。要想作为健全的人自由自在地活动，人人都得被社会化。如果人是社会的产物，那么塑造他们的各种社会机构必须构建起来，好生产每个社会所需的那种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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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是自由主义的第二个基本目标。自由主义者不满于只有某些人——这里是贵族阶级的成员，那里是商业精英的代表——有机会决定他们将如何生活。他们相信平等，但平等本质上并不是终点；极端的平等主义更多牵连到社会主义传统而非自由主义传统。毋宁说，自由主义者相信，按自己的主张过自己的生活的那种自由，假如社会的组织方式否认了大量的人有可能某一天实现该目标的话，它就没有多大意义；如果独立对少数人是好事，那它对多数人也应是好事。社会当中有多少实际的平等，在每个人眼中都是不同的，我们可以设想不同平等程度的不同类型自由社会。但是任何社会，只要它封死了人们实现自身全部才能的机会，抑或放任顽固的不平等去窒息它最不走运的成员发展那些才能的心愿，它就算不得自由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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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时常听说，自由主义对自由和平等的承诺彼此矛盾。每当我向保守主义的听众演说的时候，我当真听到了：他们立即想知道，你所谈的是哪种自由主义，“古典”形式的还是“现代”形式的？依这个说法，古典自由主义主要涉及尊重私有财产，允许个人追逐他们确定属于自我利益的东西，政府在这决定中不横加干预。亚当·斯密，这位在杰斐逊写就《独立宣言》之年发表《国富论》的苏格兰道德家，是古典自由主义最卓越的哲学家；他的许多信徒们坚持说，要是他今天还活着的话，他会是撒切尔夫人或里根的拥护者，后面这两位领袖人物被人唤作保守主义者，但最好说成是自由至上论者，或自由市场的提倡者。自由至上论者，借用20世纪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爵士所做的区分来说，是“消极”自由的提倡者，这种自由的关键原则不难把握：其中之一认为，自由在于无人可以告诉我该做什么；另一条认为，当我自由地做出自己的决定时，我的成功归于我自身的努力，我的失败也是我自承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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