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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自由主义曾经表示的意思和如今表示的意思之间差别的最佳例证，可以在美国右派方面名倾一时的较具煽动性的政治活动家和时事评论人看待自由主义的方式中去找寻。试看几个典型例子。卡尔·罗夫，一个世纪里最有影响力的总统顾问，把禁遏自由主义作为他一生事业的主要部分，2006年6月他告诉纽约州保守党说，自由主义者“看到了‘9·11’袭击的暴行，想要为我们的袭击者备好诉状，提供治疗和谅解”。肖恩·汉尼提是很流行的一档美国电视新闻节目的主播，他坚持认为，自由主义者“使得我们的社会更易受到邪恶势力的伤害”，他们“远不如应有的那般怀疑极权主义政权”，并“一直不肯对抗全世界的自由之敌”。安·库尔特，一位特别爱出风头的辩论文作家，崇拜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她在她的一本书里开篇就说（不加丝毫限定）：“当我国遭受无论内外的攻击之时，自由主义者站在敌人一边。”然后，在2007年，保守主义煽动家迪内希·德索萨总结般地说道：自由主义者——他写道——不但没能应对“9·11”，实际上还是它的肇因；自由主义者所信之事太骇人听闻——德索萨争辩说——美国保守主义者简直应当与伊斯兰世界的宗教传统主义者合力击败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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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一步讲，这些话也说得过火了。并不单是因为自由主义者处于被控误入歧途、不切实际、道貌岸然或心术不正的境地；这样的指责还算民主争论的本色，要拿例子和证据来证明或反驳的。更确切地说，那是因为自由主义者被当成政治传染病的携带者，信持一些流毒无穷的观念，假如那些观念成为公共政策的基础的话，会从内部摧毁美国（照此推论还有一切现代社会）。这些作者宣告，从自由主义起步，不知不觉间，你的国家就将被它的敌人接管了；你的同胞就将被罪恶缠身了；你的领袖就将变得意志孱弱、阳奉阴违；你的民主国家就将变为专制统治，正如一位右翼批评家最近断言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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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那些批评自由主义的人，是在重复自由主义对现代世界初试牛刀以来就有的指责，尽管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事实。过去两百年间，人们就在声讨自由主义者的自我主义和性喜奢华，他们对进步的荒谬信念，他们自负的理性主义，他们无根的世界主义，他们的迹近疯狂，他们的幼稚得竟认不出果决的领导人在现代世界所扮演的枢要角色。相比于过去的自由主义批评家，今天这些都是泼妇骂街；他们无人敌得上19世纪西班牙教士菲利克斯·萨尔达·伊·萨尔瓦尼的辞藻华丽，在他看来，自由主义是“我们时代的这个妖怪……一个阴鸷的敌人……异端之根，邪恶之树，它的枝上，不信不忠的一切魑魅魍魉觅得了宽敞的藏身之所……万恶之首”。老套地因其福利国家和对军国主义的反感而抨击欧洲的美国保守主义者们，很少察觉他们应该多么感激欧洲，为了他们觉得那么吸引人的唾骂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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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应该是一团混战的活儿。当生命本身已危如累卵，或当关于生命意义的意见分歧无所不在的时候，激情用事地捍卫立场绝不是什么过错。但是，我们不能不怀疑，为什么恰好是自由主义招致如此穷追猛打。假如自由主义是重堕黑暗时代的缘由，我们还能理解19世纪对它的狂暴反对；可是在自由主义思想业已付诸实践的1900年，比起它们尚未实施的1800年来，大多数人的生活确实改善多了。到20世纪，此时左右两翼的极权主义体制威胁到世界稳定和最基本的人权，但自由主义的记录仍是高雅不凡的，尽管少数愤怒的美国保守主义者口出恶言。自由主义者们不屈不挠地反对法西斯，而且虽然部分人是斯大林主义的辩护者，其他人却经过既与左派同路人又与右派孤立主义者相分离，而变成斯大林主义的坚定对抗者。由于思想可以杀人，思想体系就隐含着谢罪。照此标准，自由主义没什么好歉疚悔叹的；如果你非指责不可，可以指责自由主义者天真，但若指责他们集体屠杀、行为残暴或穷兵黩武，那就需要殚竭想象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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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美国大舞台上自由主义批评家这么甚嚣尘上，倒也颇有用处。正是他们攻击之暴烈，虽则提示我们自由主义的脆弱，却也证验了它的强大：除非你怀疑你的意识形态对手拥有能够吸引广泛支持的思想，否则你不会写书去控诉他们叛国。这些批评家按他们定的调子痛斥自由主义，由此给自由主义者提出的挑战，不是以其人之谤还治其人之身（虽然我承认不时这么做过），而是重新思考他们起初为什么成为自由主义者。最好的起点是借助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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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的未来 自由主义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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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种界定自由主义的方式流传给我们。第一种强调实质，第二种强调程序，第三种强调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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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核心的实质性原则如下：尽可能多的人，对其生活将要采取的方向，应当具有尽可能多的发言权。表达成这种形式，自由主义一如洛克时代那样，既忠于自由也忠于平等。问题是那些词语在现代政治生活的条件下表示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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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由，自由主义者希望个人拥有杰斐逊希望他的国家拥有的东西：独立。对自由主义者来说，依附如同残废。人人都有心有身，自由主义者相信，这二者都应当自由地施展其全部能力：心之施展要借助允许每个人开发其智能的开放社会，身之施展要借助保障个人的充分经济安全以便他们不因基本生活之需而屈从于他人专断意志的社会。当我们除了接受别人施加于我们的权力之外别无选择的时候，我们不会自行思考，困在类似于为苟活而无尽斗争的那种生存状态中，不能规划未来，也不能享有基本的人类尊严。自主的生活因而是最好的生活。我们具有掌控我们自身命运的潜能，从而也对实现那一潜能负有责任。这就是自由主义者强调权利重要性的原因所在，包括人们信奉他们认为合适的宗教的权利，为他们赞成的事业呐喊和集会的权利，较大程度地控制他们私生活的权利。取消这些个人权利（试想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宗教或无宗教是强迫的，言论自由被剥夺了，经济活动受政府指挥或控制，谁也不被许可集体地组织起来进行讨价还价以便改善他们的经济处境），你就有了一个只能称之为反自由的政治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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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对个人自主的核心承诺，并不意味着它拒不接纳权威的存在，包括从超自然力量或政府权力衍生而来的权威。相反，洛克是个宗教信徒和自然法的倡导者；杰斐逊等美国主要开国者都是忧虑个人自利的腐蚀作用的共和美德理论家；18世纪别开生面的哲学家康德穷毕生之力推演出以服从普遍道德命令为基础的一种哲学。自由主义者不会拟想这样一个世界，英勇的艾因·兰德坚决不肯向他人的意见甚或他人的存在稍屈其宁折不弯的意志。自由主义者相信，个人生活在一个安排好的世界里，它必须限制人们随时做他们想做的随便什么事情的那种能力；这点上他们像极了保守主义者。不过对自由主义者而言，这样的限制不是人们无由控制的权威所强加的，或是他们影响不了的传统所形塑的；它们其实是被人们自己通过某种同意或社会契约建立起来的。没有相互依存，独立不可能存在。一旦我们脱离了自然状态，我们就需要社会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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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执意突出社会性（the social）的重要性，常常为人忽视，但它不能也不该被忽视。“人不是生而自由；他们是靠社会和国家才变得自由，社会和国家在限制个人要求的同时，实际上将一种有效力的承认和批准授予了这些要求，将它们从风雨飘摇的事实提升为可以自信地主张其实现的权利，”意大利的一位欧洲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圭多·德·拉吉罗在1927年这么写道，“那是个人拿自然自由的不确定性换取公民自由时赚得的真正收益。”或者如纽约市立大学一位历史学家詹姆斯·奥克斯那样，在更美国化的语境中表达了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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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是启蒙的自由主义者的最大发现。他们深信，前辈们认作“自然的”或“神定的”大多数事物，事实上都是人类历史的产物；这让他们觉得精神解放了。家庭、政治制度乃至经济，就像自由主义者认识到的（也像我们会说的），都是“社会性地建构起来的”。对自由主义者来说，人首先是社会生物。他们生下来是一张白纸，因而是他们受到的教育和环境的产物。要想作为健全的人自由自在地活动，人人都得被社会化。如果人是社会的产物，那么塑造他们的各种社会机构必须构建起来，好生产每个社会所需的那种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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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是自由主义的第二个基本目标。自由主义者不满于只有某些人——这里是贵族阶级的成员，那里是商业精英的代表——有机会决定他们将如何生活。他们相信平等，但平等本质上并不是终点；极端的平等主义更多牵连到社会主义传统而非自由主义传统。毋宁说，自由主义者相信，按自己的主张过自己的生活的那种自由，假如社会的组织方式否认了大量的人有可能某一天实现该目标的话，它就没有多大意义；如果独立对少数人是好事，那它对多数人也应是好事。社会当中有多少实际的平等，在每个人眼中都是不同的，我们可以设想不同平等程度的不同类型自由社会。但是任何社会，只要它封死了人们实现自身全部才能的机会，抑或放任顽固的不平等去窒息它最不走运的成员发展那些才能的心愿，它就算不得自由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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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时常听说，自由主义对自由和平等的承诺彼此矛盾。每当我向保守主义的听众演说的时候，我当真听到了：他们立即想知道，你所谈的是哪种自由主义，“古典”形式的还是“现代”形式的？依这个说法，古典自由主义主要涉及尊重私有财产，允许个人追逐他们确定属于自我利益的东西，政府在这决定中不横加干预。亚当·斯密，这位在杰斐逊写就《独立宣言》之年发表《国富论》的苏格兰道德家，是古典自由主义最卓越的哲学家；他的许多信徒们坚持说，要是他今天还活着的话，他会是撒切尔夫人或里根的拥护者，后面这两位领袖人物被人唤作保守主义者，但最好说成是自由至上论者，或自由市场的提倡者。自由至上论者，借用20世纪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爵士所做的区分来说，是“消极”自由的提倡者，这种自由的关键原则不难把握：其中之一认为，自由在于无人可以告诉我该做什么；另一条认为，当我自由地做出自己的决定时，我的成功归于我自身的努力，我的失败也是我自承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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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样想的那些人来说，古典自由主义因其将自由居首，与自由主义在20世纪所采取的形式有天壤之别，后者主张平等首位。现代自由主义通过伯林所称的“积极”自由观允诺了平等：我只是不受干涉还不够，我也须有能力实现我给自己选择的目标。如果这需要政府扮演积极的角色，那么现代自由主义者准备接受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以便给予众多的人以掌控感，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只将那种感觉给予少数人。积极自由观认为人不应被简化成他们的激情甚或利益。他们是为了比利得和花费更高尚的目的感而活的，应当能够借由他们自身的集体努力在此时此地实现那些理想。如果说亚当·斯密是古典自由主义者的翘楚，20世纪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则最可代表现代自由主义者，他的思想为大规模公共工程项目和反周期的经济政策奠定了基础，旨在缓和商业周期的起落。虽然凯恩斯被培养成一名经济学家，但他在该行业里是个异类，相信经济问题不那么有趣；假如我们能够找到法门制造更大的丰裕（他相信我们借政府之助办得到），人们就可以把注意力导向更值得做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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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赛亚·伯林被20世纪极权主义的幽灵吓坏了，他把它解释成强制性政府违逆人们的意志将某种更高目标硬加给他们的一种尝试，所以他辩称，我们必须在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之间选择其一：“凡事都是它之所是：自由就是自由，不是平等或公平或正义或文化，或人类幸福或良心安宁。”要是伯林和受他启发的那些人是对的，那么自由主义实质上同时支持自由和平等的努力就不仅自相矛盾，而且在政治上不稳定，总是可能分解成它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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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古典的和现代的自由主义几乎不像执意区分它们的那些人所主张的那样泾渭分明。事实上一个是从另一个中（若非逻辑性地，必是社会性地）推演出来的。自由主义的实质性承诺不可不放在它们的历史背景下加以理解。在18世纪，依附性是受封建主义的遗产滋育而成的，那些遗产使个人屈服于他们假定的尊贵者，而且考虑到旧制度僵硬的地位类别，它们同时造成了让地位较低的人简直不可能克服其依附性的社会状况。在这样的状况下，自主和平等可以通过自由市场的运转双双得到促进，因为市场为个人提供了逃脱捆绑他们的约束关系的机会，也给了他们机会去改善他们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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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近的时代里，经过对比，当人们太过贫困或者老是成为不公歧视的对象，以致发展不了充分自主的时候，依附就产生了。18世纪的观念说，人们的命运由于社会的存在而交织在一起；在20世纪，这种观念转变成以下信念：如果有必要让社会性这个概念变得具体，政府就不能不被请出来；此外别无良法，可以叫已经过上独立生活的人履行对没有过上独立生活的人相助一臂的义务。这个解决方案并非没有问题，因为正如我在本书稍后将会论证的那样，仰仗政府妨害了所有现代政治世界观的一致性。但是久经检验的自由主义命题是，不管运用公共政策来应对不平等造成了何许依附性，在个人流动、身心能力的发展、种族和性别平等方面所附随的收益，都远远超过它们。这就是为何斯密和凯恩斯实质上都是自由主义者，虽然斯密在18世纪著书反对国家的商业调控，而凯恩斯在20世纪著书支持那么做。他们的分歧在于众多的个人用什么手段才能实现对他们生活的掌控，不在于他们该不该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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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斯密主义者可不是这样。今天倡导斯密昨天倡导过的东西，即不受国家调控的自由市场，是在培植更大而非更小的依附，更少而非更多的平等。这也不是说始终如此；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垮台后，对市场的依赖能够并确实释放出了压抑已久的人类潜能，那种方式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有助于更大的自由和平等。但是当代世界的资本主义采取了高度组织化和集中化的形态，这种情况下，把政府从市场赶出去，不会让许多人变成企业家从而得以设定将要引领他们生活的种种规矩，反倒让公司削弱它们对雇员的义务从而使他们更依赖于市场的波诡云谲。与此同时，它增大了贫富差距，就算穷人改善了他们的状况（他们并不总是做得到），与他们周围发生的其他改善相比，他们的改善之路也是极不公平的。它忽略雇主或其他当权者喜欢跟自己相像的人超过相异的人这种倾向性，由此认可了形形色色的非理性偏见，进而阻碍了被污名化群体的成员发掘其全部潜能。减少人们的真实收入，提高他们的失业恐惧，把他们置于意外事故的更大风险中，威胁取消医疗保健，降低他们所得收入相对于社会最富裕者的比例，听任他们的天赋因为种族和性别这类全然武断的理由被埋没，让他们在晚年变得愈加依附——如此做法并不会给予人们对他们生活的更多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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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对自由和平等的实质性承诺代表了一种政治立场；它们意在保卫特定的一些目标，抗御要么反对这些目标要么把它们归于低优先性的其他政治立场。在18世纪，自由主义的敌人是保护种姓制度的人，在那一制度里，有利的出身给了一小撮人独享的优势。在21世纪，自由主义站在各种形式的保守主义的对立面上，后者替不平等机会的等级制辩解；也对抗各种形式的自由至上主义，它们赋予大公司太多权力，同时赋予老百姓太少权力。自由主义就其实质含义来说是有偏见的也是有党见的；自由主义者为了实现他们的目标，必须作为它们的代言人组织起来，影响公众舆论以达成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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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它的实质内容外，自由主义也能按照程序方法加以界定。自由主义是在18世纪末期、19世纪初年兴起的，当时制宪成风，而宪法的必要性反映了创造规则的一种心愿，那些规则将使社会内部互相竞争的利益能够和平地协商它们的分歧。对自由主义者而言，程序主义是我们替代暴力的唯一现实选择。在国际舞台上不存在共同议定的规则的情况下，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国内生活若不遵循程序，内战就可能发生。自由主义思想家想出了各式各样的措辞，来表达对程序主义的这种信守，从洛克的社会契约，到美国如权力的分立和制衡之类宪政实践，再到20世纪创建国联或联合国这类旨在预防战争的国际机构的运动。把它们通通连接起来的，是两位政治哲学家投下的阴影，他们唤起人们注意公共事务世界里无所不在的武力，和对武力的需要：尼科洛·马基雅维里，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人，他给那时的统治者就如何长保他们的权力提出了非常冷血的建议；还有托马斯·霍布斯，17世纪的英格兰人，洛克的对手，他坚持认为只有强权的君主才能防止向野蛮的自然状态的倒退，在那一状态下，用政治哲学家曾经写过的最令人不寒而栗的短语之一来说，生活是“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的”。为了避免这样的命运，自由主义的程序论者主张，政府必须在竞争各派间严守中立，以赢得它们的信任，而唯有靠所有各派均受其约束的协定，那才可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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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实质自由主义，程序自由主义指向的是一个道德理想而非政治目标；它的目标是公平或不偏不倚，即适用于任何一个人的任何东西必须适用于每一个人。这个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未必反对政治保守主义，必定不反对20世纪英国哲学家迈克尔·奥克肖特或列奥·施特劳斯那些信徒们的反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列奥·施特劳斯是流亡美国的德国人，当代新保守主义的灵感之源，他不遗余力地帮助我们领会美国建国的重要意义。它也不抗拒自由至上主义。倒不如说，在保护公民自由不受专制权力侵害上，自由至上主义者比自由主义者还要更为警醒。有些形式的社会主义扔掉了生产工具的国家所有制观念，而赞同一种较少侵入性的对福利国家的承诺，连它们也采取同情自由程序主义的态度。程序自由主义真正反对的是专制主义：统治者不必为规则所缚的这个狂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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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程序意义上来理解，自由主义者就是支持宪政政府的任何人，相信法治政府而不是人治政府，认为普适规则的例外即便准许也应少之又少；接受执政党不得修改赢取权力的规则以自利的这条原则。正是因此之故，我们可以恰如其分地称美国这样的国家是自由主义的，虽然它显然容纳了持有大量保守主义观点的许多人。将几乎所有美国人联合起来的，是对美国宪法的制定者们安排妥帖的一套规则的忠诚，该宪法广泛借鉴了自由程序主义的思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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