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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核心的实质性原则如下：尽可能多的人，对其生活将要采取的方向，应当具有尽可能多的发言权。表达成这种形式，自由主义一如洛克时代那样，既忠于自由也忠于平等。问题是那些词语在现代政治生活的条件下表示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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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由，自由主义者希望个人拥有杰斐逊希望他的国家拥有的东西：独立。对自由主义者来说，依附如同残废。人人都有心有身，自由主义者相信，这二者都应当自由地施展其全部能力：心之施展要借助允许每个人开发其智能的开放社会，身之施展要借助保障个人的充分经济安全以便他们不因基本生活之需而屈从于他人专断意志的社会。当我们除了接受别人施加于我们的权力之外别无选择的时候，我们不会自行思考，困在类似于为苟活而无尽斗争的那种生存状态中，不能规划未来，也不能享有基本的人类尊严。自主的生活因而是最好的生活。我们具有掌控我们自身命运的潜能，从而也对实现那一潜能负有责任。这就是自由主义者强调权利重要性的原因所在，包括人们信奉他们认为合适的宗教的权利，为他们赞成的事业呐喊和集会的权利，较大程度地控制他们私生活的权利。取消这些个人权利（试想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宗教或无宗教是强迫的，言论自由被剥夺了，经济活动受政府指挥或控制，谁也不被许可集体地组织起来进行讨价还价以便改善他们的经济处境），你就有了一个只能称之为反自由的政治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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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对个人自主的核心承诺，并不意味着它拒不接纳权威的存在，包括从超自然力量或政府权力衍生而来的权威。相反，洛克是个宗教信徒和自然法的倡导者；杰斐逊等美国主要开国者都是忧虑个人自利的腐蚀作用的共和美德理论家；18世纪别开生面的哲学家康德穷毕生之力推演出以服从普遍道德命令为基础的一种哲学。自由主义者不会拟想这样一个世界，英勇的艾因·兰德坚决不肯向他人的意见甚或他人的存在稍屈其宁折不弯的意志。自由主义者相信，个人生活在一个安排好的世界里，它必须限制人们随时做他们想做的随便什么事情的那种能力；这点上他们像极了保守主义者。不过对自由主义者而言，这样的限制不是人们无由控制的权威所强加的，或是他们影响不了的传统所形塑的；它们其实是被人们自己通过某种同意或社会契约建立起来的。没有相互依存，独立不可能存在。一旦我们脱离了自然状态，我们就需要社会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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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执意突出社会性（the social）的重要性，常常为人忽视，但它不能也不该被忽视。“人不是生而自由；他们是靠社会和国家才变得自由，社会和国家在限制个人要求的同时，实际上将一种有效力的承认和批准授予了这些要求，将它们从风雨飘摇的事实提升为可以自信地主张其实现的权利，”意大利的一位欧洲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圭多·德·拉吉罗在1927年这么写道，“那是个人拿自然自由的不确定性换取公民自由时赚得的真正收益。”或者如纽约市立大学一位历史学家詹姆斯·奥克斯那样，在更美国化的语境中表达了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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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是启蒙的自由主义者的最大发现。他们深信，前辈们认作“自然的”或“神定的”大多数事物，事实上都是人类历史的产物；这让他们觉得精神解放了。家庭、政治制度乃至经济，就像自由主义者认识到的（也像我们会说的），都是“社会性地建构起来的”。对自由主义者来说，人首先是社会生物。他们生下来是一张白纸，因而是他们受到的教育和环境的产物。要想作为健全的人自由自在地活动，人人都得被社会化。如果人是社会的产物，那么塑造他们的各种社会机构必须构建起来，好生产每个社会所需的那种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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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是自由主义的第二个基本目标。自由主义者不满于只有某些人——这里是贵族阶级的成员，那里是商业精英的代表——有机会决定他们将如何生活。他们相信平等，但平等本质上并不是终点；极端的平等主义更多牵连到社会主义传统而非自由主义传统。毋宁说，自由主义者相信，按自己的主张过自己的生活的那种自由，假如社会的组织方式否认了大量的人有可能某一天实现该目标的话，它就没有多大意义；如果独立对少数人是好事，那它对多数人也应是好事。社会当中有多少实际的平等，在每个人眼中都是不同的，我们可以设想不同平等程度的不同类型自由社会。但是任何社会，只要它封死了人们实现自身全部才能的机会，抑或放任顽固的不平等去窒息它最不走运的成员发展那些才能的心愿，它就算不得自由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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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时常听说，自由主义对自由和平等的承诺彼此矛盾。每当我向保守主义的听众演说的时候，我当真听到了：他们立即想知道，你所谈的是哪种自由主义，“古典”形式的还是“现代”形式的？依这个说法，古典自由主义主要涉及尊重私有财产，允许个人追逐他们确定属于自我利益的东西，政府在这决定中不横加干预。亚当·斯密，这位在杰斐逊写就《独立宣言》之年发表《国富论》的苏格兰道德家，是古典自由主义最卓越的哲学家；他的许多信徒们坚持说，要是他今天还活着的话，他会是撒切尔夫人或里根的拥护者，后面这两位领袖人物被人唤作保守主义者，但最好说成是自由至上论者，或自由市场的提倡者。自由至上论者，借用20世纪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爵士所做的区分来说，是“消极”自由的提倡者，这种自由的关键原则不难把握：其中之一认为，自由在于无人可以告诉我该做什么；另一条认为，当我自由地做出自己的决定时，我的成功归于我自身的努力，我的失败也是我自承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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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样想的那些人来说，古典自由主义因其将自由居首，与自由主义在20世纪所采取的形式有天壤之别，后者主张平等首位。现代自由主义通过伯林所称的“积极”自由观允诺了平等：我只是不受干涉还不够，我也须有能力实现我给自己选择的目标。如果这需要政府扮演积极的角色，那么现代自由主义者准备接受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以便给予众多的人以掌控感，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只将那种感觉给予少数人。积极自由观认为人不应被简化成他们的激情甚或利益。他们是为了比利得和花费更高尚的目的感而活的，应当能够借由他们自身的集体努力在此时此地实现那些理想。如果说亚当·斯密是古典自由主义者的翘楚，20世纪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则最可代表现代自由主义者，他的思想为大规模公共工程项目和反周期的经济政策奠定了基础，旨在缓和商业周期的起落。虽然凯恩斯被培养成一名经济学家，但他在该行业里是个异类，相信经济问题不那么有趣；假如我们能够找到法门制造更大的丰裕（他相信我们借政府之助办得到），人们就可以把注意力导向更值得做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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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赛亚·伯林被20世纪极权主义的幽灵吓坏了，他把它解释成强制性政府违逆人们的意志将某种更高目标硬加给他们的一种尝试，所以他辩称，我们必须在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之间选择其一：“凡事都是它之所是：自由就是自由，不是平等或公平或正义或文化，或人类幸福或良心安宁。”要是伯林和受他启发的那些人是对的，那么自由主义实质上同时支持自由和平等的努力就不仅自相矛盾，而且在政治上不稳定，总是可能分解成它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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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古典的和现代的自由主义几乎不像执意区分它们的那些人所主张的那样泾渭分明。事实上一个是从另一个中（若非逻辑性地，必是社会性地）推演出来的。自由主义的实质性承诺不可不放在它们的历史背景下加以理解。在18世纪，依附性是受封建主义的遗产滋育而成的，那些遗产使个人屈服于他们假定的尊贵者，而且考虑到旧制度僵硬的地位类别，它们同时造成了让地位较低的人简直不可能克服其依附性的社会状况。在这样的状况下，自主和平等可以通过自由市场的运转双双得到促进，因为市场为个人提供了逃脱捆绑他们的约束关系的机会，也给了他们机会去改善他们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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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近的时代里，经过对比，当人们太过贫困或者老是成为不公歧视的对象，以致发展不了充分自主的时候，依附就产生了。18世纪的观念说，人们的命运由于社会的存在而交织在一起；在20世纪，这种观念转变成以下信念：如果有必要让社会性这个概念变得具体，政府就不能不被请出来；此外别无良法，可以叫已经过上独立生活的人履行对没有过上独立生活的人相助一臂的义务。这个解决方案并非没有问题，因为正如我在本书稍后将会论证的那样，仰仗政府妨害了所有现代政治世界观的一致性。但是久经检验的自由主义命题是，不管运用公共政策来应对不平等造成了何许依附性，在个人流动、身心能力的发展、种族和性别平等方面所附随的收益，都远远超过它们。这就是为何斯密和凯恩斯实质上都是自由主义者，虽然斯密在18世纪著书反对国家的商业调控，而凯恩斯在20世纪著书支持那么做。他们的分歧在于众多的个人用什么手段才能实现对他们生活的掌控，不在于他们该不该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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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斯密主义者可不是这样。今天倡导斯密昨天倡导过的东西，即不受国家调控的自由市场，是在培植更大而非更小的依附，更少而非更多的平等。这也不是说始终如此；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垮台后，对市场的依赖能够并确实释放出了压抑已久的人类潜能，那种方式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有助于更大的自由和平等。但是当代世界的资本主义采取了高度组织化和集中化的形态，这种情况下，把政府从市场赶出去，不会让许多人变成企业家从而得以设定将要引领他们生活的种种规矩，反倒让公司削弱它们对雇员的义务从而使他们更依赖于市场的波诡云谲。与此同时，它增大了贫富差距，就算穷人改善了他们的状况（他们并不总是做得到），与他们周围发生的其他改善相比，他们的改善之路也是极不公平的。它忽略雇主或其他当权者喜欢跟自己相像的人超过相异的人这种倾向性，由此认可了形形色色的非理性偏见，进而阻碍了被污名化群体的成员发掘其全部潜能。减少人们的真实收入，提高他们的失业恐惧，把他们置于意外事故的更大风险中，威胁取消医疗保健，降低他们所得收入相对于社会最富裕者的比例，听任他们的天赋因为种族和性别这类全然武断的理由被埋没，让他们在晚年变得愈加依附——如此做法并不会给予人们对他们生活的更多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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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对自由和平等的实质性承诺代表了一种政治立场；它们意在保卫特定的一些目标，抗御要么反对这些目标要么把它们归于低优先性的其他政治立场。在18世纪，自由主义的敌人是保护种姓制度的人，在那一制度里，有利的出身给了一小撮人独享的优势。在21世纪，自由主义站在各种形式的保守主义的对立面上，后者替不平等机会的等级制辩解；也对抗各种形式的自由至上主义，它们赋予大公司太多权力，同时赋予老百姓太少权力。自由主义就其实质含义来说是有偏见的也是有党见的；自由主义者为了实现他们的目标，必须作为它们的代言人组织起来，影响公众舆论以达成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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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它的实质内容外，自由主义也能按照程序方法加以界定。自由主义是在18世纪末期、19世纪初年兴起的，当时制宪成风，而宪法的必要性反映了创造规则的一种心愿，那些规则将使社会内部互相竞争的利益能够和平地协商它们的分歧。对自由主义者而言，程序主义是我们替代暴力的唯一现实选择。在国际舞台上不存在共同议定的规则的情况下，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国内生活若不遵循程序，内战就可能发生。自由主义思想家想出了各式各样的措辞，来表达对程序主义的这种信守，从洛克的社会契约，到美国如权力的分立和制衡之类宪政实践，再到20世纪创建国联或联合国这类旨在预防战争的国际机构的运动。把它们通通连接起来的，是两位政治哲学家投下的阴影，他们唤起人们注意公共事务世界里无所不在的武力，和对武力的需要：尼科洛·马基雅维里，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人，他给那时的统治者就如何长保他们的权力提出了非常冷血的建议；还有托马斯·霍布斯，17世纪的英格兰人，洛克的对手，他坚持认为只有强权的君主才能防止向野蛮的自然状态的倒退，在那一状态下，用政治哲学家曾经写过的最令人不寒而栗的短语之一来说，生活是“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的”。为了避免这样的命运，自由主义的程序论者主张，政府必须在竞争各派间严守中立，以赢得它们的信任，而唯有靠所有各派均受其约束的协定，那才可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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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实质自由主义，程序自由主义指向的是一个道德理想而非政治目标；它的目标是公平或不偏不倚，即适用于任何一个人的任何东西必须适用于每一个人。这个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未必反对政治保守主义，必定不反对20世纪英国哲学家迈克尔·奥克肖特或列奥·施特劳斯那些信徒们的反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列奥·施特劳斯是流亡美国的德国人，当代新保守主义的灵感之源，他不遗余力地帮助我们领会美国建国的重要意义。它也不抗拒自由至上主义。倒不如说，在保护公民自由不受专制权力侵害上，自由至上主义者比自由主义者还要更为警醒。有些形式的社会主义扔掉了生产工具的国家所有制观念，而赞同一种较少侵入性的对福利国家的承诺，连它们也采取同情自由程序主义的态度。程序自由主义真正反对的是专制主义：统治者不必为规则所缚的这个狂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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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程序意义上来理解，自由主义者就是支持宪政政府的任何人，相信法治政府而不是人治政府，认为普适规则的例外即便准许也应少之又少；接受执政党不得修改赢取权力的规则以自利的这条原则。正是因此之故，我们可以恰如其分地称美国这样的国家是自由主义的，虽然它显然容纳了持有大量保守主义观点的许多人。将几乎所有美国人联合起来的，是对美国宪法的制定者们安排妥帖的一套规则的忠诚，该宪法广泛借鉴了自由程序主义的思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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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是构想来反对旧制度的君主政体，自由主义的程序论却与21世纪惊人地相关联，不仅因为反自由的社会以恐怖主义的前景威胁到自由社会，也因为自由社会受到采取程序上反自由的行动来对抗那种威胁的诱惑。只要还有人使用专断手段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人，程序主义就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关键要素。中止美国宪法（或者按照不可能证明有理的方式解释它），当你负责执法的时候却违法，加大施于某些人的惩罚力度同时却赦免另一些人，对待政治对手如同对待敌人一般——如此一来，你就不再是程序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如果说保守主义者是遭到现实当头棒击的自由主义者，那么自由主义的程序论者是曾被肆意处置而不想噩梦重临的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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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自由主义的程序论很有价值，它还是在当代思想家中广受非难。对美国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来说，“程序共和制”由于重视公平的规则甚于实质的目标，它无法就生活的正当方式为公民提供指导；桑德尔反对程序自由主义，宁可选择各种公民共和制，后者更瞩目于有德公民的品行，鼓励就善的本质进行讨论。文学和法学理论家斯坦利·费什或许是当今世上最出色和高产的自由主义批评家，对他来说，自由主义的程序论是不可能之事；它在不同生活方式间以保持中立的姿态说话，但是它的真实目的是强迫别人接受一种生活方式——即珍视中立性的那种。理论上，自由程序主义因其对不同政治世界观的兼收并蓄，理应比实质自由主义少惹些争议，后者守护一套政治目标而反对其他目标。但实际上，自由程序主义发现自己处在左派、右派、中间派的夹攻下，好像那些在实质目标上有分歧的人们能够一致同意的唯一事情，就是没有哪套规则可以高居于这场争执之上，漠然地俯视争执中的那些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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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程序主义有它的弱点。有的思想家一面坚持政府应当始终在相互竞争的好生活观念之间保持中立，一面却总是设法论定政府应当在堕胎或平权行动之类争议问题上站在他们一方：他们真是有点儿毛病。另一些人更加前后一贯；当道德问题利害攸关的时候他们确实真诚地试图不偏不倚，但是他们这么做的努力只让他们面临这等告诫：政府应当捍卫某种形式的好生活，反对其他形式。如同别的各式自由主义那样，自由程序主义不应被推至讽刺漫画的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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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自由程序主义的批判，不管多么铿锵有力，都未能提供任何值得信赖的备选方案。设若我们如斯坦利·费什所为，断定在相互竞争的世界观之间，没有什么中立性行得通，那我们就回到了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因害怕社会冲突而服从一位君主——这并不是什么令人羡煞之地，我们这个武器充盈的时代比起霍布斯时代来更其如此。反过来，设若我们试图找到人人都能同意的实质观点（自称社群主义者的那些人赞成这一做法），那我们要么以空洞无物的陈词滥调告终，那些滥调丧失了把我们与任何要紧之物相绑定的能力；要么以更刻骨铭心的某些好生活观念告终，它们令人遗憾地把不遵从这些观念的人界定为正过着不良生活。虽然有一种声音要把公民共和制或社群主义作为自由主义的替代选择，但还没有人曾经表明过，在复杂、多元的政治状况下它们可能如何运作。拿自由主义和它的替代选择做比较，它常常不战而胜。说到底，除非我们全体同意比较的程序，我们怎能做出这样的比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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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共享一些核心的实质信念和对程序手段的偏爱以外，自由主义者也被按照一种独特性情加以刻画。第一次使用政治意义上的“自由主义的”（liberal）一词是在1810年，那时西班牙议会的代表们在加的斯开会，采纳它来刻画一项计划的特点，该计划寻求结束封建特权，建立更现代的政府。但是“liberal”这个单词，在作为政治词汇之前许久，已在词源上存在了。它起源于拉丁语liber，即“自由的”（free）。由于它是作为形容词发源的，其意义有赖于它当下修饰的无论什么名词，“liberal”一直有种相当开放的（我们敢斗胆说是自由的吗？）含义；《牛津简明词典》指出，“liberal”除了表示“自由的”以外，也可表示宽宏的、丰足的、大量的、绅士的、慷慨的、宽松的、率直的和无偏见的。那种宽泛含义的遗产今天还比比皆是：学者们不会去研究名唤保守艺术[1]的什么东西，许多社会号称是自由民主制的，但谁也不会自称是保守民主制的。在通常的用法里，“自由主义”所指的不仅是强调公平性的实质性政治计划和美德，它也具有强调向世界敞开胸怀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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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性情更关乎心理，而不是政治或道德。这种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力图容纳而非拒纳，接受而非审查，尊重而非污蔑，欢迎而非排斥，宽大欣赏而非小气刻薄。在性情上，自由主义者受不了源于恐惧和自我保护的那些主张。他们往往将人类状况从前的改进看作预期将来继续改进的理由。诚然，自由主义者承认，邪恶可能潜伏在男男女女的内心里，有些政治体制——当然是反自由的那些——邪恶得无以复加。但是他们认为，恶的存在不会使善的实现变得不可能。相反，有些社会缺乏自由主义的宽宏精神，这个事实越发成为自由主义者主张改革的理由，不只在“改革”的公共和政治意义上，也在私人和人性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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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和自由程序主义一样，性情自由主义是超越意识形态的。一位保守主义者，他反对自由主义对福利国家的信奉，却又为慈善事业慷慨解囊，他的行为在性情的含义上是自由的——比起支持福利国家却吝于扶贫济困的左派分子，他在许多方面都更加自由。一位自由至上主义者，他投票支持共和党人，欢迎新技术，比起坚持民主的路线，又认为他不赞成的任何东西都不应建在他的后花园里的一位民主党人，要更为自由。一位主张宗教自由适用于穆斯林和佛教徒的基督徒，比起视一切宗教为迷信胡言乱语的世俗论者，在性情上更加自由。自由主义者组成的一个学术科系，若拒不聘用保守主义者，那是辜负了它所宣扬的自由主义。从性情上说，自由主义不是依人们所采取的立场来界定的，而是依人们采取那些立场的精神界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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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由主义展开的种种保守主义攻击是当前政治环境的特征，它们所造成的危险，是将程序和性情的婴儿同实质的洗澡水一起倒掉的危险。保守主义者可以并真的去反对自由主义对自由和平等的坚决要求（虽然他们也发现不那么容易，至少在当代世界是这样），以此证明不自由和等级制是有道理的。但是他们中间更趋极端的人，通过花言巧语地乱发脾气，破坏了可以让一切政治主张（自由主义的也好，保守主义的也罢）在其中完善自身的环境。这些声音在很多方面甚至不是保守主义的，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对其改变周遭世界的能力信之入髓，就在同样程度上缺乏一种怀疑的理智。这样的批评者不懂得，性情的和程序的自由主义对每个人（不论其观点如何）都很可贵，一如实质的自由主义会而且该引起争议。从最宽广的意义上理解的自由主义对保守主义持开放态度，就像从最狭隘的意义上理解的保守主义不对自由主义持开放态度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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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反对自由主义的人并非只有保守主义者；好多批评也出自左派。左翼思想家并不将自由主义一概抹杀；那对任何现代政治世界观来说都难以做到。但是他们推举部分主张而贬低其余。譬如，公民自由至上论者捍卫对言论自由的程序主义承诺，而不考虑被捍卫言论的实质内容是什么。另一些人，包括受歧视少数群体权利的关切者在内，也同意分派给达成平等这个实质目标以更高权重，即使那意味着剥夺对少数群体恶言相向者的言论自由权。这两方都深信务必在自由主义的承诺间做出抉择，而他们也准备好了做这样的抉择。然而当此之际，他们没有体会到这些抉择是怎样背道而驰的：比如，对言论自由进行严格的公民自由至上主义的辩护，通过给财大气粗的大公司和资金短缺的公司抗议者指定相同的说话权利，暗中败坏了对平等的承诺，因为它允许大公司的观点有力排挤抗议者的观点，让它们无影无踪。保护不受待见的少数群体抵抗恶意言论，这以平等之名做的事，可能轻易带来各式政治正确，它们否认人们有表达其虔笃信念的自由，不管那些信念在其他人看来是多么讨厌。在生活的某一个领域批判自由主义，你很可能在其他领域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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