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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对自由和平等的实质性承诺代表了一种政治立场；它们意在保卫特定的一些目标，抗御要么反对这些目标要么把它们归于低优先性的其他政治立场。在18世纪，自由主义的敌人是保护种姓制度的人，在那一制度里，有利的出身给了一小撮人独享的优势。在21世纪，自由主义站在各种形式的保守主义的对立面上，后者替不平等机会的等级制辩解；也对抗各种形式的自由至上主义，它们赋予大公司太多权力，同时赋予老百姓太少权力。自由主义就其实质含义来说是有偏见的也是有党见的；自由主义者为了实现他们的目标，必须作为它们的代言人组织起来，影响公众舆论以达成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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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它的实质内容外，自由主义也能按照程序方法加以界定。自由主义是在18世纪末期、19世纪初年兴起的，当时制宪成风，而宪法的必要性反映了创造规则的一种心愿，那些规则将使社会内部互相竞争的利益能够和平地协商它们的分歧。对自由主义者而言，程序主义是我们替代暴力的唯一现实选择。在国际舞台上不存在共同议定的规则的情况下，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国内生活若不遵循程序，内战就可能发生。自由主义思想家想出了各式各样的措辞，来表达对程序主义的这种信守，从洛克的社会契约，到美国如权力的分立和制衡之类宪政实践，再到20世纪创建国联或联合国这类旨在预防战争的国际机构的运动。把它们通通连接起来的，是两位政治哲学家投下的阴影，他们唤起人们注意公共事务世界里无所不在的武力，和对武力的需要：尼科洛·马基雅维里，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人，他给那时的统治者就如何长保他们的权力提出了非常冷血的建议；还有托马斯·霍布斯，17世纪的英格兰人，洛克的对手，他坚持认为只有强权的君主才能防止向野蛮的自然状态的倒退，在那一状态下，用政治哲学家曾经写过的最令人不寒而栗的短语之一来说，生活是“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的”。为了避免这样的命运，自由主义的程序论者主张，政府必须在竞争各派间严守中立，以赢得它们的信任，而唯有靠所有各派均受其约束的协定，那才可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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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实质自由主义，程序自由主义指向的是一个道德理想而非政治目标；它的目标是公平或不偏不倚，即适用于任何一个人的任何东西必须适用于每一个人。这个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未必反对政治保守主义，必定不反对20世纪英国哲学家迈克尔·奥克肖特或列奥·施特劳斯那些信徒们的反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列奥·施特劳斯是流亡美国的德国人，当代新保守主义的灵感之源，他不遗余力地帮助我们领会美国建国的重要意义。它也不抗拒自由至上主义。倒不如说，在保护公民自由不受专制权力侵害上，自由至上主义者比自由主义者还要更为警醒。有些形式的社会主义扔掉了生产工具的国家所有制观念，而赞同一种较少侵入性的对福利国家的承诺，连它们也采取同情自由程序主义的态度。程序自由主义真正反对的是专制主义：统治者不必为规则所缚的这个狂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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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程序意义上来理解，自由主义者就是支持宪政政府的任何人，相信法治政府而不是人治政府，认为普适规则的例外即便准许也应少之又少；接受执政党不得修改赢取权力的规则以自利的这条原则。正是因此之故，我们可以恰如其分地称美国这样的国家是自由主义的，虽然它显然容纳了持有大量保守主义观点的许多人。将几乎所有美国人联合起来的，是对美国宪法的制定者们安排妥帖的一套规则的忠诚，该宪法广泛借鉴了自由程序主义的思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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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是构想来反对旧制度的君主政体，自由主义的程序论却与21世纪惊人地相关联，不仅因为反自由的社会以恐怖主义的前景威胁到自由社会，也因为自由社会受到采取程序上反自由的行动来对抗那种威胁的诱惑。只要还有人使用专断手段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人，程序主义就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关键要素。中止美国宪法（或者按照不可能证明有理的方式解释它），当你负责执法的时候却违法，加大施于某些人的惩罚力度同时却赦免另一些人，对待政治对手如同对待敌人一般——如此一来，你就不再是程序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如果说保守主义者是遭到现实当头棒击的自由主义者，那么自由主义的程序论者是曾被肆意处置而不想噩梦重临的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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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自由主义的程序论很有价值，它还是在当代思想家中广受非难。对美国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来说，“程序共和制”由于重视公平的规则甚于实质的目标，它无法就生活的正当方式为公民提供指导；桑德尔反对程序自由主义，宁可选择各种公民共和制，后者更瞩目于有德公民的品行，鼓励就善的本质进行讨论。文学和法学理论家斯坦利·费什或许是当今世上最出色和高产的自由主义批评家，对他来说，自由主义的程序论是不可能之事；它在不同生活方式间以保持中立的姿态说话，但是它的真实目的是强迫别人接受一种生活方式——即珍视中立性的那种。理论上，自由程序主义因其对不同政治世界观的兼收并蓄，理应比实质自由主义少惹些争议，后者守护一套政治目标而反对其他目标。但实际上，自由程序主义发现自己处在左派、右派、中间派的夹攻下，好像那些在实质目标上有分歧的人们能够一致同意的唯一事情，就是没有哪套规则可以高居于这场争执之上，漠然地俯视争执中的那些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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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程序主义有它的弱点。有的思想家一面坚持政府应当始终在相互竞争的好生活观念之间保持中立，一面却总是设法论定政府应当在堕胎或平权行动之类争议问题上站在他们一方：他们真是有点儿毛病。另一些人更加前后一贯；当道德问题利害攸关的时候他们确实真诚地试图不偏不倚，但是他们这么做的努力只让他们面临这等告诫：政府应当捍卫某种形式的好生活，反对其他形式。如同别的各式自由主义那样，自由程序主义不应被推至讽刺漫画的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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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自由程序主义的批判，不管多么铿锵有力，都未能提供任何值得信赖的备选方案。设若我们如斯坦利·费什所为，断定在相互竞争的世界观之间，没有什么中立性行得通，那我们就回到了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因害怕社会冲突而服从一位君主——这并不是什么令人羡煞之地，我们这个武器充盈的时代比起霍布斯时代来更其如此。反过来，设若我们试图找到人人都能同意的实质观点（自称社群主义者的那些人赞成这一做法），那我们要么以空洞无物的陈词滥调告终，那些滥调丧失了把我们与任何要紧之物相绑定的能力；要么以更刻骨铭心的某些好生活观念告终，它们令人遗憾地把不遵从这些观念的人界定为正过着不良生活。虽然有一种声音要把公民共和制或社群主义作为自由主义的替代选择，但还没有人曾经表明过，在复杂、多元的政治状况下它们可能如何运作。拿自由主义和它的替代选择做比较，它常常不战而胜。说到底，除非我们全体同意比较的程序，我们怎能做出这样的比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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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共享一些核心的实质信念和对程序手段的偏爱以外，自由主义者也被按照一种独特性情加以刻画。第一次使用政治意义上的“自由主义的”（liberal）一词是在1810年，那时西班牙议会的代表们在加的斯开会，采纳它来刻画一项计划的特点，该计划寻求结束封建特权，建立更现代的政府。但是“liberal”这个单词，在作为政治词汇之前许久，已在词源上存在了。它起源于拉丁语liber，即“自由的”（free）。由于它是作为形容词发源的，其意义有赖于它当下修饰的无论什么名词，“liberal”一直有种相当开放的（我们敢斗胆说是自由的吗？）含义；《牛津简明词典》指出，“liberal”除了表示“自由的”以外，也可表示宽宏的、丰足的、大量的、绅士的、慷慨的、宽松的、率直的和无偏见的。那种宽泛含义的遗产今天还比比皆是：学者们不会去研究名唤保守艺术[1]的什么东西，许多社会号称是自由民主制的，但谁也不会自称是保守民主制的。在通常的用法里，“自由主义”所指的不仅是强调公平性的实质性政治计划和美德，它也具有强调向世界敞开胸怀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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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性情更关乎心理，而不是政治或道德。这种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力图容纳而非拒纳，接受而非审查，尊重而非污蔑，欢迎而非排斥，宽大欣赏而非小气刻薄。在性情上，自由主义者受不了源于恐惧和自我保护的那些主张。他们往往将人类状况从前的改进看作预期将来继续改进的理由。诚然，自由主义者承认，邪恶可能潜伏在男男女女的内心里，有些政治体制——当然是反自由的那些——邪恶得无以复加。但是他们认为，恶的存在不会使善的实现变得不可能。相反，有些社会缺乏自由主义的宽宏精神，这个事实越发成为自由主义者主张改革的理由，不只在“改革”的公共和政治意义上，也在私人和人性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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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和自由程序主义一样，性情自由主义是超越意识形态的。一位保守主义者，他反对自由主义对福利国家的信奉，却又为慈善事业慷慨解囊，他的行为在性情的含义上是自由的——比起支持福利国家却吝于扶贫济困的左派分子，他在许多方面都更加自由。一位自由至上主义者，他投票支持共和党人，欢迎新技术，比起坚持民主的路线，又认为他不赞成的任何东西都不应建在他的后花园里的一位民主党人，要更为自由。一位主张宗教自由适用于穆斯林和佛教徒的基督徒，比起视一切宗教为迷信胡言乱语的世俗论者，在性情上更加自由。自由主义者组成的一个学术科系，若拒不聘用保守主义者，那是辜负了它所宣扬的自由主义。从性情上说，自由主义不是依人们所采取的立场来界定的，而是依人们采取那些立场的精神界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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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由主义展开的种种保守主义攻击是当前政治环境的特征，它们所造成的危险，是将程序和性情的婴儿同实质的洗澡水一起倒掉的危险。保守主义者可以并真的去反对自由主义对自由和平等的坚决要求（虽然他们也发现不那么容易，至少在当代世界是这样），以此证明不自由和等级制是有道理的。但是他们中间更趋极端的人，通过花言巧语地乱发脾气，破坏了可以让一切政治主张（自由主义的也好，保守主义的也罢）在其中完善自身的环境。这些声音在很多方面甚至不是保守主义的，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对其改变周遭世界的能力信之入髓，就在同样程度上缺乏一种怀疑的理智。这样的批评者不懂得，性情的和程序的自由主义对每个人（不论其观点如何）都很可贵，一如实质的自由主义会而且该引起争议。从最宽广的意义上理解的自由主义对保守主义持开放态度，就像从最狭隘的意义上理解的保守主义不对自由主义持开放态度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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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反对自由主义的人并非只有保守主义者；好多批评也出自左派。左翼思想家并不将自由主义一概抹杀；那对任何现代政治世界观来说都难以做到。但是他们推举部分主张而贬低其余。譬如，公民自由至上论者捍卫对言论自由的程序主义承诺，而不考虑被捍卫言论的实质内容是什么。另一些人，包括受歧视少数群体权利的关切者在内，也同意分派给达成平等这个实质目标以更高权重，即使那意味着剥夺对少数群体恶言相向者的言论自由权。这两方都深信务必在自由主义的承诺间做出抉择，而他们也准备好了做这样的抉择。然而当此之际，他们没有体会到这些抉择是怎样背道而驰的：比如，对言论自由进行严格的公民自由至上主义的辩护，通过给财大气粗的大公司和资金短缺的公司抗议者指定相同的说话权利，暗中败坏了对平等的承诺，因为它允许大公司的观点有力排挤抗议者的观点，让它们无影无踪。保护不受待见的少数群体抵抗恶意言论，这以平等之名做的事，可能轻易带来各式政治正确，它们否认人们有表达其虔笃信念的自由，不管那些信念在其他人看来是多么讨厌。在生活的某一个领域批判自由主义，你很可能在其他领域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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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社会对于使自由主义成其所是的种种特征，一点儿也不赏识或仅赏识一部分；相形之下，西方社会需要给自己提个醒：自由主义的全部三种成分——实质的、程序的和性情的——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都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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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民主社会可能普遍信奉自由主义的两大实质目标，即自由和平等，但这不表示那些目标就高枕无忧了。如今的自由看似平平安安，因为它既是右派的也是左派的官方哲学，前者体现为经济自由，后者体现为个人自由。可是政府永远在寻觅着监视其公民的新途径，现在的新技术让其胆大包天，对最初坚持要求隐私权和良知自由的人而言，那些技术简直无法想象。倘若当权者准确知晓你在过着何种生活，你就难以过一种自主的生活了。只要对自主的威胁尚存，它就能被用来证明自由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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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不能断定，对平等的自由主义承诺在现代已固若金汤。这不只是因为，近年来的贫富差距一直在拉大，虽然在美国确实如此。而是因为，我们对平等是何义缺乏基本共识。当人人都有同等机会改善他们处境的时候，还是处境的改善真正实现的时候，平等的条件才得到了满足？涨潮会推高所有船只呢，还是会淹没制造得不那么精良的船只？给最富者的补贴会通过涓滴下渗而惠及最穷者吗？达到种族平等的最佳办法，是忽视种族呢还是重视它？在多大程度上富裕社会的公民们有义务援助那些并非因为他们的过错而偶然生活在贫困社会的人们？如果自由主义有个未来，那应当是由于让尽可能多的人过上自主生活的观念也有个未来；不过，西方社会不确定怎样实现这样的目标，所以也不确定它们对平等的承诺到底有多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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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实质自由主义是实现好生活的必要条件，它独自却成不了充分条件。每当社会受到诱惑而要在它的宪法规则周围抄近路的时候，程序自由主义就是必需的。西方不再卷入世界大战的事实并未让中止自由程序主义的叫嚣安静下来；相反，作为对“9·11”事件的回应，有人争辩说，西方是在和如此九死不悔、穷凶极恶的敌人作战，它很少有别的选择，除了改变它对公平程序和宪法规范的历史性承诺，迎击犯我之敌以外。他们的叫嚣不是耳边风。尤其在美国，当小布什执政期间美国领导人允许酷刑、中止人身保护等权利、不守成规地加强监视、集空前大权于白宫的时候，自由主义对公平程序的承诺遭到了严峻考验。以这样的方式，自由社会被不断提醒要认真对待界定了它们的自由主义；悬置规则的那些吁求，应当被视为让人牢记规则为何重要的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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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不应忽略性情自由主义，它乐意接受发现感，兴致勃勃地预期未来，胸怀宽广地靠近世界。保守主义者捍卫历史悠久的实践和制度是一回事，毕竟这属于保守主义者分所当为的，如捍卫古典传统、西方文化和乡村生活方式，就像20世纪中叶的散文家和文化评论家拉塞尔·柯克所做的那样，或者拿当代英国哲学家罗杰·斯克拉顿来说，甚至还要捍卫猎狐运动。但若左翼人士转变成性情上的保守主义者，不愿看到他们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他们的观念受到挑战或他们的偏见被公之于世，这就是另一回事了。性情上最保守的莫过于住在实行房租管制的公寓里，占着大学终身教职的曼哈顿左派分子；他或她的生活方式势必要滋生一种志得意满感，那是不容于自由主义对改革创新的历史性承诺的。假如自由主义继续遭受这种精神损耗，它是没希望在政治上大有作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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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最广泛的意义探讨自由主义不会毫无问题地进行下去。考虑到它的三重用法，某种语言混淆必将接踵而至。比如，这个词在欧洲用得有些不同，那儿的自由主义者可能发现自己与美国共和党志同道合，而美国的自由主义者不这样想。再者，自由主义的多种理解并不总是同心协力的；虽然实质目的促使自由主义者承诺选择一种生活方式而唾弃另一种，程序手段却力求在相互竞争的生活方式间不偏不倚。由于自由主义者支持过形形色色的目的（ends）以达成改善和均等化人类能力这个目标（goal），到头来他们不曾对以下任何观念做出过坚贞不渝的承诺：市场（或国家）始终是主宰，言论自由必是一条绝对原则，人性本善或人性本恶，抑或和平始终比战争更可取。同情自由主义的一位作者、20世纪的巴西外交官和哲学家J.G.梅基奥尔，试图寻出自由主义传统的某种共同主线，结果几乎自认失败，认为我们不该谈论自由主义，而应该谈论多种不同的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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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条理当抵制的建议。只聚焦于自由主义的一个意思，这可以避免前后矛盾，但也会付出沉重代价：自由主义魅力顿失，那种魅力对它成为现代之主导政治哲学居功至伟。没有自由主义的政治学，我们会更少自由、更少平等，所以我们需要自由主义。但是我们之所以需要它，也是因为如若没有它的伦理学，我们会更少公平，还因为如若没有它的心理学，我们会更少大度。我们的目标应当是自由主义的全面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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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的未来 自由主义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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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正确估量自由主义的未来，我们不能仅仅退回到新政或进步时代，因为那是实质自由主义得偿所愿的时期；我们有必要退回到1787——1815年间的时期，那时意涵最广阔的自由主义初登政治舞台。正如历史学家杰伊·威尼克在《大动荡》一书中论证的，18世纪最后这些年催生了如我们所知的现代世界，而且若是我们加上紧随其后的十来年，说它是历史大转型的理由就愈发强固了。活在西方历史这一短暂间隙里的人们，目睹了献给新近组建的美利坚合众国的一部宪法的起草和批准；法国人通过暴烈的现代革命颠覆了他们的君主政权；遏制国家教会权力的一些重大运动；女性主义运动的小荷初露；反奴隶制的国际运动的发端；大不列颠的勒德分子叛乱和工人阶级抗议；拿破仑征服欧洲的豪举；俄国日渐增强的压迫和独裁制；第一批民族自觉种子在拿破仑企图征服的国家里开始萌芽；给欧洲带来一个世纪的相对和平的维也纳会议。如果说这是让人的灵魂备受煎熬的时代，它也是把人们从政治独裁主义中解放出来、从宗教正统中解脱出来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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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生了现代性的这些年，也启发了我们思考现代性的各种方式。我们时代的主要政治哲学，就是从这些事件中脱颖而出的：自由主义而外，还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浪漫主义和社会主义。似乎可以公正地说，世界历史上从不曾有过如此之多用于组织和理解政治的重要且争鸣的视野同时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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