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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的未来 目标导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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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心理学家或经济学家的大作,不论可能卖出了多少本,很少赶得上华理克《目标导向的人生》(2002)[6]的走红,据统计,它找到了大约两千五百万买主。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华理克既不是原创的思想家,也不是才华横溢的作家;他的书大部分都是在变换着形式重复一个观念:上帝对你有个计划,如果你知道好歹,你会谨守那个计划。华理克的成功也不能归因于不露锋芒的温馨暖人版治疗宗教。相反,他坚持说拯救只有通过与耶稣的重生关系才能找到,这对非基督徒(甚或那些顽固拒绝接受重生的基督徒)可不是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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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理克的成功的一条可能原因,是他识辨出人渴求目标这一观念,并作为全书中心。当然华理克相信我们不能自定目标,上帝为我们代劳了。为此华理克几乎不算自由主义者。但是假如我们改写一下密尔的问题,问做个不满足的基督徒好呢还是做一头满足的猪好,华理克无疑会选前者。至少在他的构想里我们可以选择耶稣,这比大多数社会生物学提供给我们的要多一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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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目标而活的观念可以追溯到自由主义的大理论家约翰·洛克。“上帝将世界给予人类所共有,”洛克在《政府论下篇》中写道,“但是,既然他将它给予人类是为了他们的利益,为了使他们尽可能从它那里获得生活的最大便利,就不能假设上帝的意图是要使世界永远归公共所有而不加以耕植。他是把世界给予勤劳和有理性的人们利用的(而劳动使人取得对它的权利),不是给予好事吵闹和纷争的人们来从事巧取豪夺的。”[7]要是洛克活得够长,能读到卢梭对自然状态中人的田园诗式描述的话,他会大惊失色的。卢梭想寻觅一个区分人与其他动物的办法,选定了“自我完善化的能力”(perfectibilité)这个概念,在我们听来像是件好事,但对他来说是“人类一切不幸的源泉”。与之相对,在洛克看来,不改善上帝或自然赋予他们的条件的人,是在虚掷他们的力量。今天我们认作中产阶级美德的东西,如勤奋、节俭、谨慎等,无一不是我们在自然状态中可以获得的。我们抛下那一状态,不是因为我们害怕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而是因为我们需要公民社会所能提供的东西,如法律、克制、公正和道德等,如果我们能让它为人类所用的话。洛克被普遍认为是个人主义理论家,甚至是“占有性个人主义”理论家,就像一位知名评论家带着某种轻蔑所写的那样。但是对洛克来说,即便如私有财产般个人主义的东西,也需要对规则的普遍遵守,那些规则的制定得到全体同意,它们也适用于全体人,这样一种状况在自然里是永远找不到的,只有在社会里才能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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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步洛克的所有思想家普遍强调,人们通过与他人的意向性合作行为给他们的生活带去目标。比如托马斯·杰斐逊,他在《独立宣言》中改述了洛克的话,当他写到“土地是作为一种共同股本予人劳作和赖以为生的”,以及“人是为社会交往而造的”时,他也逐字借用了洛克的人的目标观念。洛克对自由和平等的强调帮助塑造了美利坚合众国,在同等程度上他对人类目标的见识亦然。美国革命无非就是这样一件事:一群人民结束了他们对外来力量的依附,从而掌控了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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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随洛克著书立说、持有坚定的人的目标观的另一位思想家是亚当·斯密。发现他竟这样被认定身份,有人可能感到吃惊。斯密如今被自由至上理论家们奉为英雄,他们说人应当任其遵循自私的本能而动,那些本能产生自他那远不完美的本性。但这是对斯密人类学的错误解读。对斯密而言,一如对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另一位大哲学家大卫·休谟而言,自利不是对本性中已有之物的顺应,而是对它的弃绝(休谟真不走运,企图结交卢梭,甚至有点偷偷摸摸地把他带到英格兰。但是像之前的狄德罗一样,休谟想必厌倦了卢梭无休无止的自我沉溺,正如卢梭想必发觉自己对休谟的殷勤并不领情——如果不是敌视的话——一样)。就像纽约大学政治哲学家史蒂芬·霍尔姆斯所指出的,休谟“将商业自利设想为对热烈的福音宣讲与宗派的躁狂行为的和平替代”;如果你有一位堪比杰瑞·法威尔的18世纪人物,他提醒着你,你的过失具有内在邪恶性,那么执着要求你的自我利益可能不失为改善上帝分配给你的腐败人性的一种途径。出于类似原因,在休谟和斯密看来,自我利益让个人在一个谄上欺下的世界里拥有一点点尊严,那个世界的特征就是摇尾乞怜和滥施淫威。自利既非一种情感也非一种激情,而是对这二者的理性匡正。在这层意义上,它是我们非走不可的一步,如果我们打算过一种自我指导的生活的话。一旦我们那样做了,我们就能进入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描述的社会世界,其中特定个人的行动是从一位公正的旁观者的视角就其道德价值加以判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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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谁对斯密属于过去最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之林还心存疑虑,行为经济学的流行会让他们放下心来。照字面理解《国富论》的那些当代思想家,习惯于将自利应用到每个活动领域,直至养育孩子和社区治安维持。在它的极端形式下,这类自由至上论不太吸引自由主义者,尤其是相信要是没有政府干预抗衡自利,生活将肖似丛林战争的那些人。不过即便纯然自私的人也依然理性地行动,选择他们的目标和达成目标的最有效手段。这却不是行为经济学家们看待人类的方式了。受功利主义影响,相当数量的熟悉心理学的经济学家——他们的书有不少已登上畅销书榜单——开始主张,与亚当·斯密所说的关于吾人的话相反,我们非理性得彻入骨髓,老在做出有违我们自身最大利益的自以为是的决定。在发展如此黯淡的人类目标观时,行为经济学耍了惊人的把戏让自由市场经济看起来很迷人。如果说华理克的基督徒至少还能选择耶稣的话,纯粹的自由至上论者至少还能最大化他们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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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由主义传统中,对于为目标而活如何有赖于他人的努力一如我们自身的努力这个问题,没有哪位思想家比密尔阐发得更好。《论自由》[8]可以理解成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个人主义宣言之一。“凡是听凭世界或者他自己所属的一部分世界代替自己选定生活方案的人,除需要人猿般的模仿力外便不需要任何其他能力,”密尔写道,“可是要由自己选定生活方案的人就要使用他的一切能力了。他必须使用观察力去看,使用推论力和判断力去预测,使用活动力去搜集用来做决定的各项材料,然后使用思辨力去做出决定,而在做出决定之后还必须使用毅力和自制力去坚持自己的考虑周详的决定。他需要和运用那些属性,这是随着其行为当中按照自己的判断和情感来决定的部分之增大而与之恰好相应的。”从来不曾有人写出过更有力的声明,来陈述人类作为选择动物坚守其自主性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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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若必须为个人判断留下空间,那种判断只是在通过与他人互动而受到挑战的时候才有意义。在驳斥了加尔文主义的“狭窄的人生论”和“那类捏瘦和抽紧了的人类性格”以后,密尔接着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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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要成为思考中高贵而美丽的对象,不能靠着把自身中一切个人性的东西都磨成一律,而要靠在他人权利和利益所许的限度之内把它培养起来和发扬出来。由于这工作还一半牵连着做这工作的人的性格,所以借着这同一过程,人类生活也就变得丰富、多样、令人有生气、能供给高超思想和高尚情感以更丰足的养料,还加强着那条把每个人和本民族联结在一起的纽带,因为这过程把一个民族也变得更加值得个人来做它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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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密尔坚持认为只有当自由危害到他人的时候才可以剥夺它,他广受尊敬。但他也在主张,缺乏个人成长的那种自由会危害到我们自己。“真正重要之点不仅在于人们做了什么,还在于做了这事的是什么样子的人。”对密尔来说,无社会的个人主义是不可能的:“相应于每人个性的发展,每人也变得对于自己更有价值,因而对于他人也能够更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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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如果我们想个法子把他们运来21世纪初年的话,他们个个都会认出像华理克这样的人物。差不多两百年来,自由主义者通过将自由和宗教正统信仰的强制相对照,论证过个人为自身自由选择的重要性(洛克坚持说,当信仰自愿的时候,哪怕宗教也会改良)。出于同样原因,他们要理解社会生物学的吸引力可能有些困难。宣称表观遗传规则决定了我们是谁、会变成什么样,等于主张我们决定不了;往日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们会把这样的观念看成是向着人类绝望的反动退步,而远不是一种科学进步。因而今天的自由主义者应当像昨天的自由主义者关心神学的严格形式一样,关心社会生物学的寓意。我们是我们自发地造成的,如果我们对自然的依赖妨碍了我们充分利用文化提供给我们的工具,我们其实就没什么了不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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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的未来 自然与文化,左与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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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卢梭和康德开始互辩以来,对人类能力的两种不同观点就展开角逐,争相要赢得现代公民的关注。我们应该尽量按照加诸我们头上的限度而生活吗,不管那些限度是来自对上帝造物主的尊重,还是对自然设计者的尊重?抑或我们有义务接纳自然赋予我们的东西,利用我们可支配的那些力量,尤其是我们与他人合作实现我们自定目标的能力,为我所用地来改造它?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保守主义者常常发现他们和前一种观点很投契,而自由主义者多采纳后者。假如你是敬神的、传统的,你就担心支持人性化而倾覆自然性的傲慢自大。假如你自认为是进步的信徒,你就对人类改造这个代代相传的世界的能力赞叹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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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政治右派分享了昨天的保守主义者所持的对进步疑虑重重的很多想法。固然有那么些人,他们把自己定位于政治光谱的保守主义一端,也热衷于延长人类寿命,用药物改善人的心智和身体能力,干预自然天性以提升他们子女的生活前景。科学记者、自由至上论的拥护者罗纳德·贝里问道:“就算有‘真实’人格这样的玩意,假如你不喜欢它为什么你就应当不离不弃?假如你害怕社交而一粒药丸能让你举止更加活泼外向,你为什么不服药?说到底,你在选择为成为‘新’人承担责任,药物助你成了新人。”贝里是反对政府要么强用要么禁用新科技的做法,但他不认为个人为自己做出这样的决定何过之有。他相信,如果保守主义者真的忠于自由市场,他们应该听凭各产业发明新的甚至革命性的技术,不要管制它们的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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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些形式的他所称的“解放生物学”,显然在保守的新卢梭主义者中间不受欢迎,后者更可能忧虑他们视为进步的东西跑得太快而完全失控。其中有位田纳西大学历史学家威尔弗雷德·麦克雷,批评“对生活的一种短视、贫乏的看法:梦想着彻底的、无约束的自我掌控,梦想着英雄般自主的、不受条件制约的个人可以将惰性、可塑的自然材料锻炼成百折不挠的人类意志,那样的个人永远是他的命运的主人,他的灵魂的领航人,他自身的存在是或应该是可以无限扩展的”。另一些人——包括伦理学家莱昂·卡斯和政治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分担了麦克雷的忧虑,尤其是当他们论及生物技术的前景时。所有这些作者让保守主义传统中较为有力的一种思想与时俱进了,那一观念即是,在为了人类之城而抛弃上帝之城的时候,我们已经自绝于我们的本质,追逐人类解放这个梦幻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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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仅仅对生物技术的反对才说明了当代保守主义的卢梭主义倾向。马里奥·萨维奥是伯克利言论自由运动的领袖,曾号召他的同学们举身压到机器上,好让它停下来;有太多保守主义政治家都像萨维奥一样,直面着现代世界,大声呼吁保护人们免遭其害。面对一个以日益增长的个人自由和空前的流动为特征的更趋国际化的世界,这种形式的保守的卢梭主义想方设法保护儿童不受色欲污染,保护堪萨斯的据称的健全美好不受纽约的同样据称的变质堕落之害,保护已经住在这里的人不受想来这里的人之害,保护国族反对世界,保护市场反对多数人,保护宗教反对世俗人文主义,以及在它的某些不太吸引人的辖区,保护街坊反对陌生人。为了免得伯克利新左派与当代新右派的任何比较看上去显得牵强附会,我们已注意到“生态保守主义者”(“crunchy cons”)的出现,这些保守人士生活、穿着、举止像从前的嬉皮士,却又投票选举那些相信上帝、质疑进步之利的政治家。反自由主义者卢梭从来不真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那种保守主义者,但今天的保守主义者分享了那位日内瓦人的本能,鲜有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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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主义者可能发现了他们与卢梭的共通之处,但左派的人却没有多少认识到他们本应与康德共享的东西。甚至有可能,康德对社会、文化和文明的赞同,依然在左派当中不入时,其中的主导思想家和活动家有很多人怪异地分享了卢梭式的感伤,那在右派中太突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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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主义差点儿要从左派绝迹的一个地方,是在关怀自然环境保护的较激进思想家中间。人们有充分理由担心自然现在的遭遇:全球变暖是实情,真实得连保守主义者也逐渐接受它背后的科学,而且只有全无美感的人方能淡然接受资源被放纵的资本主义特有的掠夺性所消耗。不过,赞成环境保护是一回事,从卢梭的鄙弃人性跳到一条结论是另一回事,那条结论说,如果人类有朝一日从地球的表面消失,“最终”——就像走红的科普作家艾伦·魏斯曼所说——“地球缺了我们会干得很漂亮”。也许是吧,也许不是,但是假如无人存在来做判断,无论如何这就无从知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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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应该而且能够成为它自身好运的主人(master)”,康德曾经写道;但是许多环保分子争辩说,主宰(mastery)恰是人类应当避免的。环保主义者、《自然的终结》和其他几部书的作者比尔·麦吉本坚持说:“人不应当是万物的主人,其他生物的苦难可能与人类的苦难同等重要,个体的苦难——动物的或人的——可能不如物种的、生态系统的、地球的苦难重要,这是些令人极为恐慌的想法。”对麦吉本来说,连同生态运动的较极端派别一起,认为自然的价值与人类需要有关联是一种妄图征服无辜自然的嚣张举动,因为一个高傲的物种将不再能克制其欲望。更甚于基督教保守主义者,激进生态学家取得了可谓是加尔文和卢梭间综合的某种东西:一方面,他们发布道学的长篇哀歌,控诉饕餮和贪欲的罪恶;另一方面,他们自认是反对现代文明的浪漫反叛者。为挽救自然,他们全心全意地声讨人性;考虑到我们对自然的最大希望是运用我们人的才智去保护它,这真是一个古怪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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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左翼政治向自然性抛媚眼而不惜牺牲社会性的另一领域,牵涉到基于性别和种族之类生物学特征的群体之间内在差异的声称。这类本质主义在纳粹刚战败的那段时间似乎已经名誉扫地了。把人们按照推测的种族界线进行划分,然后把这样的划分当作种族灭绝的机会,这种狂暴邪恶的做法震惊了自由主义思想家,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若干年里以惊人的一致献身于这一命题:所有人在生物学上是相同的。1994年,哈佛心理学家理查德·赫恩斯坦和保守主义政治科学家查尔斯·默里发表了《钟形曲线》一书,赞同智力上的种族差别,而支持他们的发现的“科学”受到了广泛怀疑。只有少数顽固派还相信《钟形曲线》的作者们是在对权力讲真话(甚至包括DNA的合作发现者詹姆斯·沃森),除此而外,我们不再认真对待这样的主张,即自然能力的不平等证明社会成就的不平等是正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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