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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还有谁比一位诗人更能与边沁式情感贫瘠形成反差呢？何况那位诗人是英格兰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也曾涉足道德和政治哲学。密尔绝非喜欢伪善的人；教会靠强调自私自利来追求精神性，或政客们在中饱私囊的时候侈谈公共利益，这都招来他的讥讪。他指出，改正这种失衡状态有两条路：“一条要求废止迄今存在的体制和信条，另一条呢，要求实现这些体制和信条。”柯勒律治体现了后者，恰如边沁体现前者。密尔问道，既然托利党不大可能消失，那我们该有什么样的托利党呢？在他看来，有一位柯勒律治那样的理想主义者，远优于有罗伯特·皮尔爵士（1830年代和1840年代的保守党首相）那样的务实政治家。密尔说过一句有名的话（尤其在右派那里），称保守党是“最愚蠢的党”。他后来写道：“我从来不想说保守党人普遍很蠢，我想说的是蠢人普遍是保守党人。”我们在密尔的文章里看不到对柯勒律治有这样的轻蔑，他认为柯勒律治是个思想家，提供了“挽救被埋没的真理的天赋工具，那些真理已被托利党人忘却了，而从不为流行的自由主义学派所知”。[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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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尔论边沁和柯勒律治的文章，需要放在19世纪上半叶释放出来的政治和艺术的强大力量背景下加以解读，那些力量帮着通报了现代世界的到来。对这等巨变的回应方式之一是自认为自由主义者；毕竟，这是那个术语作为一种政治理想初登舞台的时节。但是在这些年间，自由主义并非无与争锋。到密尔发表其文章的时候，无人能对重归旧制度的政治提出可信论证，虽然有人试过，特别是在法国。但是存在一种可以替代反动的保守主义和新生的自由主义的备选学说。随着艺术和音乐里古典形式让位于浪漫主义，对情感、纯粹、自发和冒险的强调，吸引了被席卷到他们时代的政治热潮中去的许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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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浪漫主义作为一种艺术运动多么受人重视，它至今还是一种被低估了的政治力量；它对19世纪早期思想家和艺术家的政治与社会观点的影响其实甚大。柯勒律治本人，和华兹华斯一道，一度都是法国大革命的支持者；他在湖区发现了对自然的热爱，那取代了政治不再能够提供的喜极忘形。像拿破仑或安德鲁·杰克逊之类的军事领导人，或者被当成解放者顶礼膜拜，或者被（有时是同一些人）当成恶魔严加谴责（痴迷拿破仑的最著名案例是，贝多芬将第三交响曲的致波拿巴的题词抹掉，依然以浪漫主义的手法重新命名为“英雄”）。星光熠熠的一系列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醉心于战场，把它当作牺牲和荣耀的剧场，虽然日后他们有些人背弃了黩武主义及其恐怖，但他们一手塑造的作为展示男性价值的恰当地方的战争形象，在他们身后还继续存在着。对黑格尔一类的哲学家而言，时代的剧变似乎提供了一种新的更高的综合，以国家形式具现了真正的自由观。宗教复苏断绝了和贫乏教条的关系，强调个人皈依和热烈礼拜的重要性。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义深远的政治运动浮现出来，恢复了失落的语言和文学，也重新发现了民俗传统。西方社会正处在探索新世界的过程中，在它们探索之际，与原住民的接触为异国情调的小说、诗歌和绘画提供了主题。美国的奴隶制在作为美国宪法特征的妥协和解之后仍远未消失，还培养出一些热情的辩护士，他们借助沃尔特·司各特爵士的小说与骑士和荣誉的传统，捍卫他们的生活方式。相较于约翰·洛克对契约义务的法律原则至上论的强调和亚当·斯密平淡无奇的看不见的手，浪漫主义提供了某种新鲜的、活力四射的、响亮的东西，哪怕——或者尤其是——当它为旧事物声辩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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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主义既吸引了右派也吸引了左派。卡尔·马克思，黑格尔的弟子，写了论普罗米修斯——浪漫主义原型的希腊神祇——的一篇博士论文，并在《共产党宣言》中赋了一部史诗，用马歇尔·伯曼的话说，那主要归功于“歌德、席勒及其浪漫主义后学的思想”。美国南方的奴隶制辩护士本质上是浪漫主义者，但新英格兰的超验主义者亨利·梭罗和拉尔夫·爱默生亦然，虽然他们是奴隶制最雄辩的反对者之一。充斥着19世纪中叶巴黎那些阁楼的波西米亚主义，并没有特别的政治倾向，但它显然是1848年革命带给欧洲的同一温室气氛的组成部分。整个19世纪下半叶引来狂热信徒的无政府主义运动，让马克思——他坚决与之作对——看上去不够普罗米修斯了，而且在极端情况下导致我们如今所说的恐怖主义。浪漫主义可以通过回顾一种田园牧歌般的过去而抗议现在，但也可以同样容易地瞻望一种乌托邦式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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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浪漫主义的广泛吸引力，它对有些自由主义思想家也不失魅惑，密尔当然就是其中一位。在他论边沁和柯勒律治的文章中，密尔虽然偶或批评那位诗人，尤其是他形而上学的、受德国人启发的独断之见，却从不把留给那位哲学家的带刺的话施之于他。一个原因是密尔自由主义过了头，拼命在他不赞同的政治哲学里寻找比常常引导他成长的那种政治哲学更大的价值。但更重要的是，密尔本人就有几分像浪漫主义者；他唤起了举世非之而不加沮的自负的异议者形象，这响应了卡莱尔，预示了尼采。“任何人只要掌握了两者的前提并结合了两者的方法，”密尔就边沁和柯勒律治写道，“就掌握了那个时代全部的英国哲学。”密尔从未实现那一点（他从未真正试过）。但他毕竟曾想过它，这一事实说明，对他而言，自由主义需要某种东西，它超乎旨在最大化幸福或提高效率的一套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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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密尔对柯勒律治还是太过心软，对边沁又太过心硬（虽然承认这点很艰难）。对人性的功利主义图绘可能是太单薄了些，把人化约成他们身上最动物性的东西，可是浪漫主义图绘可能又太厚重了些，把人高举到适合超人的标准而不适合其他常人。人是会为美动容，是会迷恋行动，但是边沁——或葛擂硬——的喜欢事实，比起复仇欲或捍卫荣誉来，构成了公共行动的更好标准。美国经济学家和思想史家阿尔伯特·赫希曼认为，18世纪给人印象最深的赞成资本主义的主张，是与苏格兰启蒙运动相联的那些观念，它们大意是说人们的利益应当被允许去约束他们激情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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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资本主义的获胜联袂发展起来的自由主义也可作如是观。当国家强加的秩序不再可以通过旧制度获得而付之阙如时，创造稳定社会的最佳途径是通过法律的冷静客观、道德的非个人性以及那一时期的思想家容易称之为“甜蜜的商业”（doux commerce）的合理性，来驯服集体狂热的情绪。自由主义必须维护某种高于追逐自我利益的道德冷漠的东西。不过它也必须抵制宗教形式或者世俗形式的非理性炽情，后者牵涉到因喜欢天国的荣耀或害怕地狱的森然而厌弃此世。自由主义既追求目的感也追求平衡感。它坚持说，我们要为一些东西而奋斗，但毋庸相信我们应当为一切东西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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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尔论边沁和柯勒律治的文章如今对我们还有感染力，因为密尔爱恨交加的浪漫主义依旧影响着我们的政治，即使人们是在有点不寻常的一些地方发现它。其中一个地方是在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中间。他们排斥温和的和平政治，在武夫之勇中找到了平凡的商业文明的引人入胜的替代物，令人想起浪漫主义诗人；而且“9·11”以后，他们寻觅英雄，甚至觉得笨拙的、不善辞令的乔治·布什也算一位。另一个地方是在族群民族主义者中间，他们在文明被假定为互相冲突的时代里，重新发现了本土文化之根的吸引力；即便是在有着悠久自由主义传统的美国，人们也能目睹这样那样的各式浪漫主义的族群民族主义。不过浪漫主义高烧的第三处发作是左右两翼的意识形态硬化，其基础是一种固有的浪漫主义观念：激情的壮丽优先于纯粹的利益实现。简言之，浪漫主义既非一种历史的时代错误，亦非单单局限于创造性表现的事务；它是我们今天思和行的方式的组成部分。诗意还是平实？在政治中，如同在文学和哲学中一样，这始终需要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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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的未来 区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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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区区摆脱，安全，区区安全，都是清晰得过头的目标，就其本性来说太过怠惰消极，无力振作或撑持。”华兹华斯在抗议《辛特拉协定》，它允许拿破仑战争期间战败的法军从葡萄牙撤退（正是法国人对伊比利亚半岛的占领导致加的斯会议的召开，在那里，“自由主义”这个术语首次使用了它的现代政治意义）。华兹华斯惊骇于谨慎压过了勇气。在这点上他是吾道不孤。“自从那些将军举行了这次集会”，拜伦勋爵在《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中感到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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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特拉！英国人听到你的名字就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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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官员一说起也都会皱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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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应该脸红，如果他们还知道害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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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会怎样评判这件事，多少年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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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我们的同胞或盟邦人民不会齿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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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论评这些被愚弄得荣誉丢尽的孱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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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败的敌人在这次会上反败为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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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奇耻大辱洗刷不清，即使过去多少年的光阴！[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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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伦的诗作于1812——1818年间。就在那些年里，一位名叫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军官短暂地离开了普鲁士军队，以抗议它与拿破仑结盟，然后又回来参加了滑铁卢战役，最终被任命为柏林军官学院校长。克劳塞维茨的军事著作是华兹华斯、拜伦和其他浪漫主义诗人无缘得见的，因为《战争论》要到1832年即克氏身故一年以后方才出版。虽然克氏分享了他那时代的诸多浪漫主义情感，他却深晓——恰似浪漫主义诗人不知——战争的适当方法是一种现实主义方法。在《战争论》里，英雄气概和荣耀退隐幕后，组织和战略占据前台。战争不是艺术而是科学。成功作战需要冷静和临床的精确，而不是胆大妄为的冒险主义。真的，战争首先是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的场所。但那也说明为什么战争中的刚强“不是指感情强烈，即不是指感情激昂……而是指在最激动或热情奔放的时候也能够听从智力支配的一种能力”[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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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塞维茨绝不是自由主义者，可是他的战争思考提供了自由主义者需要玩味的言语。自由主义不是和平主义；即便在康德论永久和平的文章中，他也写道：“人们不能要求一个国家放弃它的体制……只要它冒有马上被别的国家所吞并的危险。”[18]如果战争是必要的，我们可以本着密尔就托利党人所提问题的精神问道，那么我们应该从事何种战争？认识到战争的成功需要控制好人的情绪，自由主义的回答必定是，当维持和平所需的冷静客观瘫痪了的时候，战争是必要的。而且，寻求和平之道必然影响从事战争之道。如果平民生活的状况为胆气和荣耀所主宰，沉浸在追求国家荣誉中，弥漫着对胜利的欣悦预期或对失败的末日预警，那么战争的状况可能超过必要程度而变得更加暴烈和漫长。反之，如果国内政治以妥协和协商为特征，政治党派彼此相待如竞争对手而非敌人，公共争论着眼于国家利益问题而非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那么国际舞台上的冲突更可能处理成有待解决的问题而非视之如有待取胜的圣战。克劳塞维茨有句广为人知的话，说战争是另辟蹊径的政治。这不是说国内政治应当视作生死斗争。相反，它意味着必须以赢得战斗所需的同一种现实主义意识来从事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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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拜伦的浪漫主义尚武思想，在拿破仑这位“行动中的诗人”（作家和保皇党人同时也是托克维尔叔父的夏多布里昂这么称呼他）战败后的欧洲灰飞烟灭了。但是，作为在输入地比发源地延续更久的出口物的一个例子，美国南方对武德的颂誉持续不衰，夏多布里昂曾于法国大革命之后造访过该地区。美国人爱把他们的革命看成是同欧洲风习的决裂，就诸如建制宗教一类的问题而论，它的确是的。但是对于有关军事在壮大中的商业社会中的恰当角色问题的欧洲辩论，美国不是回避，而是将两种主张分别输入了这片国土的两大区域。北方——如史家威廉·泰勒所言——效法新英格兰人：勤俭节约，有条不紊，不被感情左右，信奉高教会派新教，有理性；南方仿照骑士派诗人塑造自我形象：冲动，侠义，追求荣耀，信奉福音派，甚或有时信奉贵族气的天主教，最重要的是浪漫多情。不妨想想在马萨诸塞州的丹尼尔·韦伯斯特和南卡罗来纳州的罗伯特·海恩之间就合众国的性质问题爆发的著名的1830年争论。据泰勒看来，关于政治权力是属于联邦政府还是留给各州，两位演说家显然援引了迥然不同的生活观念：“海恩让自己扮演了一个热情的骑士派诗人的角色，不时地滑入攻与守的军事术语中去。韦伯斯特是超然的北方佬派头，平和、冷静、审慎。”激情与利益在此形成反衬，把它们映衬起来的不是在18世纪的苏格兰写作的自由市场的捍卫者，而是在19世纪的华盛顿特区争辩奴隶制的是非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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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史学家们习以成性的那样，他们对南方多大程度上执迷于尚武精神存有争议。有人写到了该区域世所罕见的好斗，它的热衷于攻击，它的执着于为了荣誉洗雪冤屈，它对暴力的同情，另一些人则轻忽南方相对于国家其余部分的独特性。不过几乎没有疑义的是，用塞缪尔·亨廷顿的话说：“群体的自我利益，对封建时代浪漫主义的一种返祖性忠诚，以及农耕经济——这一切激发了南方的尚武精神。”内战前南方人主导了美国军队，他们有些人——特别是安德鲁·杰克逊——不信任西点军校和军事专业主义的任何气息，而赞同受法国大革命启发的一种极其浪漫的观念：天生的军事天才会从各种等级的普通战士中几乎自发地涌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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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久被视为与南方同体的军事浪漫主义不会万古长存。现代军事专业主义，不论其地理源头何在，都不能忽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见解。亨廷顿在《士兵与国家》中写道：“军人一般反对鲁莽的、进攻性的、好斗的行为……他总是喜好有准备，但从不觉得准备就绪了。因此，专业军人对国家政策的制定贡献了一种慎重、保守、克制的声音。”毫不意外地，内战期间和之后，南方虽然还保持着同尚武精神的亲和性，却降低了对浪漫主义的倾向性。军事学院在南方蓬蓬勃勃，而且与杰克逊背道而驰的是，整个19——20世纪，南方人云集在西点并担任了军队的领导职位。浪漫主义换成怀旧的形式残存下来，怀念“石墙”杰克逊的战术才华和罗伯特·李的贵族雅致。但正如北方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进入了现代一样，南方通过军事化、官僚化和政府增长而变得现代。怀旧留在适宜怀旧之地，在文学和回忆中，不在战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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