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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也就是密尔论边沁和柯勒律治的文章变得普遍可得的前一年，特里林撰文就教于那两篇文章，以磨砺他对自由主义想象力的反思。特里林相信，柯勒律治的作品尤其有助于我们认识到，“自觉的和不自觉的自由主义生活并不总是协调的”。在该文之后发表的其他文章中，特里林争辩说，文学——广义的，不仅包括纳撒尼尔·霍桑和亨利·詹姆士这样的小说家，也包括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大卫·理斯曼（畅销书《孤独的人群》的作者）这样的思想家——可以填补由之产生的差距，因为它将“对复杂性和艰危性的意识”添加到“理性地组织生活要素”的自由主义癖好中。鉴于美国缺乏重要的保守主义传统——特里林在这点上正确与否当然是可以商榷的——对自由主义雄心的任何制约势将不得不出于自由主义本身。在特里林看来，自由主义想象力是一种反讽的想象力；没有哪样东西——包括自由主义本身——应该照字面意思来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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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讽——自远于看似一目了然的东西的那种需要，因为生活常常是复杂而非单纯的——成了战后美国自由主义者为我们思考政治的方式做出的杰出贡献。正像特里林在一部简·奥斯丁小说的貌似平静的表面下找到一个动荡的世界那样，霍夫斯塔特也发现，自由主义者无比热爱的那些历史人物——安德鲁·杰克逊，平民党党员，乃至高山仰止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可能本有他们自己的阴暗动机。霍夫斯塔特把他的哥伦比亚大学同事罗伯特·默顿于1936年给出的教训运用到美国史上：当我们通过我们的行为意欲做一件事时，那些行为的后果可能带来全然异样的某种东西。基于这一洞识，再走一小步就可如好多新保守主义者那般断言，政府干预经济本意是要纠正错误，却可能最终造成新形式的不公；或者捍卫自由民主制对抗共产主义的必要行动，可能将几乎不垂青自由民主制美德的反共煽动家推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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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自由主义者依旧是自由主义者；其实他们有些人（比如贝尔和霍夫斯塔特）属于最早察觉到与极右翼相连的种种危险的人。但是他们的自由主义是一种后极权主义形式的自由主义，在经历过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后，势必有别于更天真时期的自由主义。受过意识形态极端主义的经验的锤炼，自由主义将不得不占据施莱辛格所称的“生命力中枢”（the vital center），那个地方明显不同于极权主义的右翼，但同时也和施莱辛格所称的“假面进步主义”（doughfaced progressivism）有所区别，后者相信“完美的三段论、必败的事业和永远的少数派等较微妙的感动，在那里生活可以免除竭力在不完美的世界上制定明智的政策这一吃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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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思想家头脑里，反讽逐渐和成熟联系起来。我们——不管是作为个人还是民族——年轻的时候，都装着一些浪漫主义情怀。但是随着年龄增长我们也日益明智，如尼布尔所说：“因为我们对我们民族的那无数梦想，被历史无情地粉碎了。”多亏了尼布尔，他的知识分子同仁们才恍然得知，随着冷战的来临，美国再也不可能回到它那更天真的作风上去了。“我们美利坚民族，”1952年他在《美国历史的反讽》中写道，“陷入了它的广大责任当中，必须扔掉源于它幼年时期的经验和意识形态的众多幻想。否则，要么我们将试图逃避会造成无可避免的罪行的那些责任，要么我们将因过分相信我们的美德而一头栽进那无可避免的罪行中。”尼布尔的警告毫厘不爽地预见到，当意识形态和天真联手（它们在伊拉克问题上就是可悲地这么做的），基于美国不可能做任何错事这个前提，制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对外政策时，会发生什么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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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贝尔在他富于远见卓识的文章《意识形态的终结》里，把这一思想方法的全部话题汇拢起来了。他的文章被人误读成是对未来的预言（在某些方面它是），但它未能预料新左派和新右派的兴起；它预言“很少还有‘古典’自由主义者坚信国家不应在经济中发挥作用”，这在撒切尔夫人和里根这种领导人发誓贯彻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经济学以后，显得尤成问题。但是贝尔的文章领悟到意识形态是思想者听不进反讽时发生的东西，在此它是无比正确的。“赋予意识形态力量的是它的激情……对于意识形态理论家来说，真理出自行动，意义是由‘转变时刻’给予经验的。他不是活跃于冥想中，而是‘行为’中。事实上，或许可以说，意识形态最重要的潜功能就是宣泄情感。”用这般描绘，贝尔让人想起浪漫主义诗人，他们渴盼战斗，这样人就能在极限处体验他们常规生活中所缺少的东西。他的意识形态理论和19世纪的民族主义者一样，他们将自己国家的生存等同于人类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贝尔写道，“是不幸的，因为‘中间道路’适合中年人，不适合他们；那条路没有激情，死气沉沉。”[22]有鉴于此，就有了知识分子的悲剧：年轻时他缺少持重，成熟时他缺少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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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缺少热情未见得是坏事，因为缺了它，我们更可能负责地行动。对坦率撰论政治的自由主义讽刺家们，特别是丹尼尔·贝尔来说，在养成他们对意识形态的反感上，什么文本都比不上马克斯·韦伯1918年发表的演讲《政治作为一种志业》那么重要。韦伯在演讲里区分了“责任伦理”和“心志伦理”，前者试图遏制始终隐含于政治的暴力，后者把政治权力视为实现特殊目标的机会，不管用什么手段实现它都行。韦伯偏向责任伦理。与强调在直面战争的狂暴时保持冷静的克劳塞维茨相呼应，韦伯坚持认为，负责的政治家应该“心沉气静去如实地面对现实”。他应当是一个有热情的人，韦伯相信，但那是“切事的热情”，不是韦伯同时代的另一位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所谓“没有结果的亢奋”那种热情，后者只会导向“以理智上的有意思为尚的浪漫主义”。距离，包括对自身的距离，韦伯认为是对负责的政治家行为的基本要求。让心志伦理继续留在它该留的地方吧，比方说留在《登山宝训》中。唯有理解责任性质的领导人，才可托付给他权力的现实，因为他将确信，“面对这个从他的观点来看，愚蠢、庸俗到了不值得自己献身的地步的世界，他能够屹立不溃”。[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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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对道德责任的见解，如贝尔指出的，与浪漫主义感性格格不入，且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康德的冷静客观。有赖于他，战后自由主义者带给美国一种政治思考方式，它与好心却常常幼稚的各种形式的民粹主义和进步主义形成鲜明对照。进步主义尤其不同于自由主义，因为前者缺乏反讽的想象力，而后者不缺；从伍德罗·威尔逊时期，到小阿瑟·施莱辛格痛下针砭的1948年亨利·华莱士的进步党，对于那些在今日会更愿意被如此称呼的左翼人士来说，进步主义——正如其进步之名所暗示的——以品端行正之眼看待世界，几乎容不得自由社会里的生活往往需要的旁门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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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里存在着把左翼理想主义抛诸脑后的危险；反讽的自由主义者的旅程原本可能终于保守主义（顺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弗洛伊德探索的道路走下去，最后的终点将是一种宿命论，削弱了人类努力朝着自选目标前进的任何可能性）。但是差不多所有的自由主义反讽家都从未走得那么远。诚然，有些保守主义者（比如长期担任《评论》杂志主编的诺曼·波德霍雷茨）把他们的根源回溯到特里林，特别是他那极度反讽的“敌对文化”观念，依靠这一观念，既定秩序的反叛者们最终成了捍卫他们自身私利的新阶级。但是哪怕波德霍雷茨也断言，特里林（1975年逝世）对1960年代的学生运动有点心慈手软了，他绝不可能成为十足的新保守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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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特里林的政治观点如何，他那时代的其他人（包括施莱辛格和贝尔）即便活到了21世纪，也从未屈服于新保守主义的诱惑（贝尔最终辞去了《公共利益》主编职务，该刊曾是他和欧文·克里斯托尔合编的，在1980和1990年代发表了许许多多影响极大的新保守主义文章；而施莱辛格成了乔治·布什的坚定批评者）。不难理解是为什么。战后美国的自由主义发展出它的反讽立场，疏远了意识形态左派。到后来，它又要面对意识形态右派的发展所引出的更大挑战；如果你对1948年进步党总统候选人亨利·华莱士的失利深感厌恶，领会到政治的复杂性，那么你有可能对1980年罗纳德·里根的浪漫主义天真闻风丧胆。一日为反讽家，终身为反讽家。如果我们学着理解事情可能不像我们说服自己相信的那样子，我们就不会受意识形态理论家之害，他们宣扬黑白分明的先知式预言：我们周围的世界是腐化的，而将来的世界——无论它的先知们坚持它将采取什么形式——充满了昭昭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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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特里林、霍夫斯塔特和贝尔的思想在新左全盛期失宠了，当时关于暴力革命和彻底个人改造的浪漫主义迷梦实在甚嚣尘上，但是对反讽的钟爱在当代思想中依然醒目，特别是在已故哲学家理查德·罗蒂的著作里；他是个离经叛道的思想家，迷人的散文家，他的思想引来了政治光谱各个角落的反对（罗蒂的外祖父是社会福音运动的创始人瓦尔特·饶申布士）。罗蒂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与吸引了战后初期思想家的观点并不一样。在他们看来，反讽提供了对抗意识形态的防护手段，而在罗蒂看来，它是对抗形而上学的防御措施。照罗蒂的理解，反讽家抛却了这样的念想：任一套真理，包括启发着自由主义者的那些真理，可以有理有据得无可争辩。“理想的自由主义社会，”罗蒂写道，“其目标不外乎是自由，其宗旨不外乎一种意愿，亦即愿意静观这些交往的动向，并遵行这些交往的结果。”这样一段话让人联想到英雄气长时的密尔。实际上罗蒂恰似密尔一般，在创造性的文学作品中寻索自由主义社会所需的偶然真理。“自由主义的乌托邦将会是一个诗化的文化”，他在《偶然、反讽与团结》[24]中这么说，暗示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一个大概是受想象力的梦想启迪的世界。在罗蒂的思想里，反讽更其是浪漫主义性情的表现，而非对它的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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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并不清楚，罗蒂是否真将反讽带到了自由主义传统以外的某一点上。罗蒂的反讽立场主要针对哲学的真理主张，不是针对自由主义社会本身。他如是表述要点：“将理想自由主义社会结合在一起的社会凝合剂，只不过是一种共识——相信社会组织的目的，在于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尽情发挥他或她的能力来从事自我创造，而且这个目的所要求的，除了和平与财富之外，还有标准的‘布尔乔亚自由’。”如果诗性展示了道路，那么平实性在罗蒂看来仍然指导着我们大多数人如何生活。罗蒂最终与美国自由主义最重要，也肯定最平实的思想家之一的美国实用主义者约翰·杜威归于同一阵营，原因即在于此。罗蒂相信，自由主义社会要良性运转，无须它的公民汲汲于“对定义和原理的苏格拉底式追求”。反之，它可以通过他所说的“杜威式对具体选项和计划的追求”前行。罗蒂的自由主义也许是最低限度的那种，但它仍是自由主义。“团结必须从细微的碎片中建立起来，而不是已在那里等候被发现，就好像我们所有人一听就能认得的一种原始语言”，他争论道。这样说来，罗蒂终究不像是与战后早期的自由主义反讽家们离得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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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意识形态滋蔓的时候，反讽将是必需的。冷战早期，意识形态造成的威胁来自左派，表现为国外的共产主义和国内对共产主义的某种进步主义同情。随着如今共产主义逐渐消退，社会主义处于守势，意识形态更可能从右派钻出来，不论是表现为自由市场的乌托邦主义，还是对武力所能实现的东西的不现实希冀。要抵御这样的意识形态思维，边沁的经验主义看起来是个很好的忠告，亦即密尔所说的他的信守——“在整体被分解为部分之前从不去考虑整体，在抽象被转化为现实之前从不去考虑抽象”。诚然，没有谁是不对边沁的思想表层的平淡至少有过些疑虑才会宗奉他的。不过虽说他有缺点，但边沁对自由主义的主要贡献在于坚持事实的重要性：“他将科学理念所必需的思维习惯和研究模式引入了伦理学和政治学”，密尔写道。在意识形态时代，收集经验证据对理论稍事核验，肯定是妥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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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的未来 浪漫主义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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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切包围我们、束缚我们的东西，一切说服我们相信脱离牢笼只是幻想而我们只是无法打破的某种宏大机器上的零部件的企图，统统要加以抨击——这就是对浪漫主义反叛的通常注解。”[25]这是伯林在界定浪漫主义想象力，虽然语带批评，却也在设法捕捉它的吸引力。浪漫主义部分是对现代世界的反动，但也体现了现代性的一些关键特征。它是违逆常规和自满并宣称自身认同——不管是作为个人还是民族——的一种方式，是对妨碍我们成为我们立志要做的那种人的一切东西的抗议。若非至少对浪漫主义有些许依恋之情，我们作为个人的生活也许几乎不值得过下去，我们的集体认同几乎不值得捍卫。难怪密尔、特里林和罗蒂全都叫我们读诗。我们所有人身上都有——或起码该有——一种浪漫情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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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如我们所见的政治浪漫主义，自19世纪初期以来就伴随着我们，因而我们有条件评估它的后果。那些后果总体上说是灾难性的。军国主义、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它们在气质上一概是浪漫主义的，虽然在私人生活中很有魅力，但给公共生活提供了自由主义社会必须抵制的种种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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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或许倾向于宽容浪漫派诗人之为军国主义所诱惑，因为他们写诗是在美国内战和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表明军事交锋可能真有多么残酷之前。但是他们的观点不能如此轻易地一解释就搪塞过去，那时的其他思想家（譬如克劳塞维茨）已经认识到武装斗争的现实。即便人们要宽恕拜伦勋爵更炽热的狂想曲，因为他是诗人，有权天马行空，但对我们这个时代里接受了浪漫军国主义衣钵的那些人也不可作如是观。韦伯警告说，国家对暴力的垄断应该带来公正审慎的领导人，这话是对那些一窍不通的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的清醒指斥，是他们帮助发动了美国对伊拉克的想入非非的战争。侵入那个国家五年以后，乔治·布什对驻扎在那里的美国人这样说道：“你知道，直面危险……想必让你们很激动……某种程度上很浪漫。你们真的在创造历史，谢谢你们。”一位美国总统，在这么多年劳而无功的暴力之后，依然可以谈起战争的浪漫，这就清楚说明了，为什么拜伦式热情对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大不相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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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浪漫保守主义和实用自由主义的打仗方式之间，有着可观的根据断定后者更可取。贵族社会在开战之时，不要求公民们倾力投入，还常有一个特点：它那基于血统而非功绩的领导阶层缺乏指挥平民的专业知识和正当性。相反，自由民主国家虽然也老被指责说对打仗这桩艰苦工作不够精明务实，但是已经证明在赢得国际冲突上相当成功。多亏了两位政治科学家丹·赖特和艾伦·斯塔姆的细致的经验研究，如今我们普遍同意克劳塞维茨是对的：“军队是它们所从属的社会的缩影，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军方反映了它从中征兵的社会的性质。因而自由主义政治文化中对个人主动精神的强调，会发扬成战场上更出众的主动性。”赖特和斯塔姆在他们的《战争下的民主国家》一书中表明，自由民主国家比其他类型的社会投身战争更迟缓，可是一旦投入了，它们的军人可能打得更好，它们的公民更可能拥护那些军人，由于这些和其他原因，它们更可能获胜。战争总是制造对英雄的需求。但是今天依然像克劳塞维茨时代那样正确的是，求实务真赢得战争，而自由主义比浪漫热情更坚定地欣赏求实务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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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可疑的还有浪漫民族主义的后果。约翰·迪金斯（我们前文讨论过他对里根的看法）不这么想，他觉得里根的浪漫主义很鼓舞人心，是对里根上台前已经席卷美国的绝望情绪的一种非常必要的匡救。然而我们并不明确1980年代末期的美国是不是需要超过既有的更多浪漫民族主义。随着苏联的可能崩溃初露端倪，美国人需要一个尼布尔——这个人会提醒他们，虽然他们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他们尚需负责任地使用他们的权力，要有一种适当的权力限度意识。他们的总统却反其道而行之，迎合他们孩子气的天真，亦即他们不受和权力如影随形的种种腐败影响的那种感觉；尽管里根千方百计想把自己弄进伟大总统的万神殿里去，长远看来他却永远不大可能属于那里，原因之一即在于此。里根的真正遗产不是冷战的结束，而是拒不承认直接导致美国在伊拉克注定失败的那一现实；美国人起初支持伊拉克战争，因为他们以为军事强大无所不能，然后又转而反对它，那时他们发现单凭武力不能改造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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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意识形态不是在促进世界发展。意识形态不会赢得战争，提供飓风救济，战胜饥饿，改善交通。约翰·肯尼迪在1962年耶鲁大学毕业典礼演讲中说：“现如今我们经济决策中命运攸关的，不是将要激情四射地横扫我国的竞争意识形态间的某场大战，而是对现代经济的务实管理。我们所需的不是标签和老调，而是对一些错综复杂的技术性问题的更基本探讨，它们关系到如何维持一架庞大的经济机器阔步向前。”今天人们不难嘲弄这样的“意识形态终结”声明，因为它们对深陷宗教的或意识形态的不同世界观之间冲突的这一世界，几乎卑之无甚高论。纵使我们正在目睹的不是文明间冲突而是文化间竞争，为自由主义生活方式一辩——不仅仅为自由主义者赞成的政策一辩——也是合乎时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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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肯尼迪的话在乔治·布什以后就颇有道理了，后者把意识形态路数带到他处理的每个问题上——结果让那些问题差不多个个都恶化了。意识形态理论家们相信没有全球变暖之类的事情，不料却发现——但愿为时未晚——它真的存在。他们立誓不与他们觉得敌对的那些国家谈判，不料最终还是稀里糊涂地跟它们谈判了。他们把市场拉来施治他们相信是政府介入太多造成的问题，不料反而需要政府来施治过分依赖市场造成的问题。需要意识形态政治家来彰显现实主义政治家的真正优点。战后自由主义反讽家们在宣称意识形态行将终结上有些操之过急。但是他们在认为意识形态必须被遏制上没有犯错——至少要是我们还想有这样一种政治的话：它能够承认设计政策来加以改善的那些现实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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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的问题上，浪漫主义触及了最深层的情感，开阔了人的想象力，造就了世界级的音乐和艺术。但是不管浪漫主义如何能纠自由主义之偏，它绝不应该取而代之。马克斯·韦伯写道：“政治是费劲而缓慢地穿透硬木板的工作。”那听起来很不激动人心，但它的不动人的性质恰是使政治因祸得福的东西。当自由主义政治运转起来——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的时候，更少的人以某项事业的名义被杀戮，更少的人生为了充任别人戏剧中的角色被扰乱，做决策——包括给无辜者造成痛苦和死亡的那些决策——的领导人需要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自由主义者不能容许浪漫主义的渴求妨碍紧随政治而来的可畏责任。他们应当觉察到军国主义、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强大吸引力，也应当坚强得足可抵抗住它们。就让激情统治着美术馆和音乐厅吧。在政府大厅里，理智好过情感，不管前者多么冷漠，后者多么热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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