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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映衬，现代人的自由要优越多了，尽管左派的雅各宾党人和右派的保皇党人都不信任它。贡斯当叫他的听众们——他的文章起先是1819年在巴黎皇家中学（Athénée Royal）发表的演讲——想想一位英国公民、一位法国人或一位美国人会对现代自由说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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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们每个人而言，自由是只受法律制约而不因某个人或若干个人的专断意志受到某种方式的逮捕、拘禁、处死或虐待的权利，它是每个人表达意见、选择并从事某一职业、支配甚至滥用财产的权利，是不必经过许可、不必说明动机或事由而迁徙的权利。它是每个人与其他个人结社的权利，结社的目的或许是讨论他们的利益，或许是信奉他们以及其他结社者偏爱的宗教，甚至仅仅是因为爱好或突发奇想而消磨几天或几小时。最后，它是每个人通过选举全部或部分官员，或通过当权者或多或少不得不在意的代议制、申诉、要求等方式，对政府的行政施加某些影响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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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斯当这席话是有案可查的对程序主义的自由主义承诺的最雄辩陈述之一，它预示了政治权力在集中和使用问题上的争议，该问题在21世纪变得极其重要。政治领导人应当被宪法规则，包括保护个人权利、限制行政者权力的那些规则约束吗，哪怕是在紧急状态下？抑或那些领导人可以灵活地做出他们认为最佳的决策，即使这么做意味着把适于正常时期，但当社会安全岌岌可危之际被认定是障碍的宪政协定束之高阁？对于这些问题，贡斯当的答案清清楚楚：人们享有权利，宪法制定了程序，领导人必须尊重这两点。但是并非后起的所有政治哲学家和政治家都表示赞同。结果，我们还在贡斯当两个世纪前确立的地盘上聚讼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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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贡斯当那时的许多哲学家认为社会应当回归古代人的自由，他却不信它愿意——或能够——回去。古罗马以及比之略小的古希腊都是小国家，时时受到战争威胁，也因而不断准备打仗。在有些作者看来，尤其是从战争里找到勇气和荣誉一类美德的英国浪漫派诗人看来，尚武精神改善了一个民族的品性。贡斯当坚决不同意，他在这个主题上的著作出版于1814年，适逢拜伦勋爵的《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正付之梨枣。贡斯当认为，在当代世界，战争已成为“一种灾难性的时代错误”。现代社会是商业社会，而商业能给现代公民提供比战争多得多的好处，它将是未来的潮流。“商业的基础是各民族之间的良好理解，只能靠公平来维持；它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它在和平中繁荣”，他写道。社会一旦接触到文明的商业，就会不愿回归不文明的冲突状态。贡斯当相信，现代自由的受益人将会彻底发现战争令人厌烦，领导人得以参战的唯一办法是靠谎言和伪善。这种领导人绝不会承认他们的目的是征服别的国家，相反，他们“会大谈民族独立，好像一个民族的独立会因为其他民族的独立而处于危险之中”，他们“大谈民族荣誉，好像一个民族的荣誉会因为其他民族保持了自己的荣誉而受伤害”。[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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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斯当经过对他那时代骚乱事件的反思，发展出一系列思想，意在保护公民不被他们领导人的热情灼伤，这贯穿着他的全部著述。如我们所见，个人赋有权利——明确的保护，防止公共官员对他们私人生活怀有图谋。而且那些权利应当扎根于宪法，后者就政治权力该当如何组织确立了严格规则。贡斯当坚持说，最好的宪法是权力分立的宪法，使政府各部门能够彼此制约。贡斯当理解需要有个强大的行政部门，但他也强调立法部门的特殊重要性；两院制是这样一种方法，借它之力，立法机构的一院能够监督另一院，所有立法活动都会交付——如法语单词parlement[27]所暗示的——辩论和磋商。政治理论家史蒂芬·霍尔姆斯这样界定贡斯当的目标：“在政治领域内，规则变得比价值更为基本。程序是固定的、共同遵守的，而意识形态还有讨论的余地，且应是和平的论争。”贡斯当的成就是给政治领域带来一股平和之气。随着所有这些制衡各就各位，谁——但特别是独裁者——也不能诉诸人们的激情去追求他界定的目标。人们应该被宪法统治，避免被情绪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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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宪法是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起草和批准的。尽管如此，它的作者和贡斯当之间仍然共享了一些重要假定。首先，两者都受到孟德斯鸠男爵的影响，他是18世纪的哲学家和文学家，创发了权力分立思想。《权利法案》与法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是互补的文献，各自在一些重要方面促进了对基本人权的尊重。但至关重要的是，美国宪法的主要作者詹姆斯·麦迪逊，尤其不为他的弗吉尼亚同乡托马斯·杰斐逊对古典美德的钟情所动。古代人的自由也许帮助杰斐逊构想出《独立宣言》，但麦迪逊的宪法是现代人的自由的产物。“如果人都是天使，”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写下一句名言，“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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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没有采用宪法来迫使人们更有道德。倒不如说，那五分之三条款不道德之极，它允许奴隶主在人口统计上把他们的奴隶折算成60%的公民，从而增强他们的政治权力。美国宪法旨在明确规定一些程序，政治妥协可以由之达成，而无须偏袒各方的道德观点，这样就把激情从政治中赶出去了。如麦迪逊所理解的，这种机巧不是要完全放任任一领导人实现他的野心，而是要让政府各部门领导人的野心互相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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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15年维也纳会议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这段时期，是西方现代史上最长的和平时期，其间只爆发了美国内战和因丁尼生而不朽的克里米亚战争。并非偶合的是，这也是自由主义政治优势最大的岁月。从政治上讲，这不是因为好像那是些好对付的年头：革命和民族主义热狂不时搅扰和平。不过自由程序主义坚信，领导人应当以规则为指南，那些规则导源于其公民达成的共同协议；这帮助西方社会闯过了种种冲突，若在前自由主义时代，那些冲突可能引发三十年甚或一百年之久的战争。的确，自由主义为了成就这一点，而信奉较为淡薄的共同善的观念；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提出宏大的意识形态主张不属于自由主义议程。但同样真实的是，自由主义把对美德的追求升华成体现在宪法文本中的正式规则的倾向，使得一个接一个的冲突能够用暴力以外的手段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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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好景不长，最终19世纪的自由主义世界坍塌了。那么，再来做个思想实验，设想你是一位卓越的法学家和政治理论家，你是在你的国家——德国——成为民族国家十六年后来到这个世界的，你的一生历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战败后最初那几年以苏维埃体制为基础缔造革命的尝试；德意志首个共和国的创立，不管怎么摇摇欲坠；一场暴动，最后成了举纳粹取代共和国的右翼革命；接踵而至的大屠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政权的军事失利；决心要给积极参与该政权的人定罪的一起国际审判；你的国家最终东西分治，西部是民主国家，东部是共产党政权；一堵墙的筑造，用来防止后者的人与前者的人相混（要是你多活五年，你也可以亲眼看到那堵墙的倒塌）。你会像邦雅曼·贡斯当那样，总结说像这样喧嚣的事件应该引导人们重建自由和宪政秩序吗？如果你名叫卡尔·施米特，你会反其道而行：你会把你那时代的骚乱解释成全盘摆脱自由主义的最好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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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施米特确曾在他成年早期与不问政治的各类波西米亚作风有过短时调情，他可不是在一生之中改弦易辙的那种思想家。1888年施米特出生于威斯特伐利亚的普利登堡，九十六年后也将死在那个镇上，他的父母是保守的天主教徒。他是个始终如一的政治守旧派，挺身攻讦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方面面。施米特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过巴伐利亚的审查员，亲眼目击了凡尔赛和约以后慕尼黑爆发的革命：起义过程中，紧挨着他工作的一个公务员被共产主义革命分子射杀了。到1921年，他接受了他的第一个法学教授职位，这时他已开始发表著作，它们将树立起他的声望：现时代最阴郁诱人的政治哲学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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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米特的第一部书《政治的浪漫派》于1919年问世。他准确地认识到浪漫主义是要寻求和更简单的生活方式相联的一个有机整体，它最重要的特点是不愿为政治行动承担责任。他写道，浪漫主义“以反讽的方式避免客观性的约束，尽力不让自己承诺任何事……因此他保留自己内在的、惬意的自由，即不放弃任何可能性”。许多自由主义者试图接种浪漫主义精神的疫苗，原本会同意这一批评的；但对施米特而言，特别另类地，自由主义不是浪漫主义的替代物，而是分享了它的逃避现实的一种哲学：“宽容、人权和个人自由，皆属于革命、卢梭主义和无约束的主体主义，所以也是浪漫主义。”[29]（就算贡斯当那么强烈地批判他那时代的浪漫军国主义，竟也被施米特归入浪漫主义者行列，只因他如此看重议会讨论，那大概唯有半瓶醋才会乐此不疲。）尽管《政治的浪漫派》从未提及刚刚结束的大战，它还是很容易被理解成对资产阶级感性的某种抨击，那种感性把政治当作自我表现的机会而不是权力斗争，结果让欧洲对将要临头的大祸措手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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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米特作为政治哲学家的最多产年月与魏玛共和国的短暂历史重合，那个政府一面是德国将自由宪政主义付诸实践的真正尝试，一面也是随时可能崩盘的一系列不稳定妥协的产物。对施米特来说，魏玛是政治上幼稚的无望实验。在初版于1923年的《议会民主制的危机》[30]中，他争辩说，议会制政府背后的自由主义原则，如开放、竞争、辩论、平衡等，面对现代的大众民主，全都在变得过时。卢梭可能本是浪漫主义者，但据施米特说，他正确地领会到民主依赖于一种公意；所以像众多自由主义思想家那样断定民主国家凭借人民与其代表间的契约而获得正当性，这是荒谬的。公意要么存在要么不存在。“在它存在的地方，契约没有意义；在它不存在的地方，契约也无济于事。”如果社会中没有全体一致，民主将退化成无政府状态。如果有，民主将变形成专制。施米特相信，民主和专制其实并不互相反对，使它们联合起来的是它们都不需要自由程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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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制的状况今天处在危机之中，”施米特在为该书第二版所作的1926年序言中写道，“因为现代大众民主的发展已使公开辩论徒具形式。”若是在议会里国家大事要服从贡斯当想望的辩论和反辩论，那这般议会不啻是“多余的装饰，不仅无用，简直丢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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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议会政府处在危机当中，行政政府可没有。“立法是‘思虑’（deliberare），行政是‘执行’（agere）”，施米特写道：一个政府部门谈论，而另一个行动（在此施米特借助了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对行政部门之“强而有力”的要求）。这不是对法学教授才有意义的某种学术观点。“假使公共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或扰乱，”《魏玛宪法》第48条宣布，“共和国总统可以采取必要措施重建法律和秩序，必要时可动用武装力量。”如同任何宪法文本一样，这一条解释得可宽可窄。整个1920年代，施米特认为它应该尽可能解释得宽泛一点。虽然第48条的文本赋予行政部门权威可以中止魏玛宪法七项特定条款，尤其是涉及基本公民自由如言论和集会自由的那些，施米特主张，为了挽救宪法，或许有必要废除它的近乎全部内容，包括确定权力分立的条款。在危机形势下，只有行政部门能够以反映卢梭所谓“公意”的方式起而应变。人民直选的那个政府部门，应当是权力盖过其余部门的那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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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条终于被援用了。纳粹开始在德国选举中锋芒毕露后，右翼势力的大联盟勾结起来，把权力从立法机构转移到行政机构，搞了一连串复杂的政治手段，结果让阿道夫·希特勒登上总理之位，大权独揽。施米特给他们提供了这样做的思想原理。他争论说，德国面临一种紧急状态，正因如此，非常行动不仅是正当的，也是必要的。在初版于1922年、再版于1934年的《政治的神学》[31]一书中，他摆出了各种理由。“例外状态（exception），”施米特写道，“总是比规范更有趣。”真正的权力不在于遵循规范，而在于决定何时应当遵循规范。法律可以被悬置，国家却永远不可。换言之，在非常时期而非正常时期，权力才能得到最好理解，因为正是悬搁法律或无视宪法的时候，我们方可真正鉴别出主权之所在。这是被颠倒的贡斯当：不是程序限制权力，而是权力决定程序是否获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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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例外状态观念外，施米特也以他的“决断论”闻名。如果人们遵守法律，那是由于他们假定法律是权威的。然而法律的权威来自政治领导人，他们自身的权威使他们得以通过立法。那么这些领导人后面的权威又位于何处呢？如果你顺着这无穷倒退走得够远的话，施米特说，你将发现正如神学仰赖属于上帝的终极权威那样，政治必须托付给一个“垄断了最终决断权”的统治者。施米特本人给出了他的取径的最简练定义：“做出决断本身比如何做出决断更重要。”正是这种对决断的优先性的简单实用的坚持，引导施米特去支持希特勒。施米特利用决断论主张证明纳粹攫取权力的正当性，不再强调行政部门体现了人民意志，反而认为行政权应当至高无上，因为它是最终诉求的权力；如果民主和专制真是一回事，施米特改变他使最高权威正当化的根据这一事实几乎无关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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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方面施米特比一些纳粹显要还要纳粹。1934年夏，他以典型方式提到“元首保护法律”，从而把希特勒在所谓“长剑之夜”对“冲锋队”（Sturmabteilung）领导人的血腥清洗合法化了，希特勒一度很倚重那些“褐衫”暴徒。为了赢得纳粹宠幸，施米特甘心参加丑恶的迫害犹太人行动。最臭名昭著的例证是1936年他组织的“法学研究中的犹太主义”会议，它意图清除犹太人对法学的影响。会议开闭幕时他甚至引用了希特勒的格言，“在保护我自己抵抗犹太人时，我是在为主的事战斗”，同时加上他本人的评论：“犹太人不是因其自身的缘故让我们忧心。我们所追求的、所为之奋斗的是我们自己这不遭变异的族类，是我们德意志民族完好无玷的纯洁。”然而他的机会主义被证明对他的个人野心帮助不大。他曾经和一些犹太思想家（包括列奥·施特劳斯）过从甚密，这让他不得纳粹领导层的信任。他加入纳粹党也比较晚，所以他的党员编号是2098860，而且在该运动习见的内讧冲突中，他的迟缓——我们敢称之为不决断吗？——可能会授人以柄。控制了国家的纳粹用不着一个国家理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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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施米特对政治威权主义的贡献没有以强调决断论结束。1932年出版的《政治的概念》提出了又一种观念，即敌友之分，虽然那是从柏拉图到马基雅维里的思想家们先他预示过的，但终将成为他被广为引证的政治哲学贡献。在这部书里，施米特说人类努力的每个领域都被一种不可化约的二元性构造而成。比如道德涉及善与恶，美学涉及美与丑，经济学涉及盈与亏。政治学中，核心区分是在友与敌之间。那就是让政治学有别于其他一切的东西。耶稣叫人爱你的敌人，这对宗教十分恰当，却不容于政治始终卷入的生死争夺。道德哲学家凝神于正义，但政治与让世界更公平渺不相涉。经济交换只要求竞争，不要求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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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不是这样。“政治是最激烈、极端的对抗。”施米特写道。他相信战争是政治采取的最暴力形式，但即便是在战争以外，政治仍要你把对手视如反对你所信仰的一切。这不是私人性的，你不必恨你的敌人。但是你确实得做好准备，必要时制服他。《政治的概念》不仅应被读作对法西斯主义的合法化，也应读作任何极端主义政治的思想基础；自由主义者总是深恶痛绝的东西——必然导致暴力的惨烈冲突——施米特觉得必不可少，如果不是妩媚动人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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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概念》把施米特对自由主义的讨伐带到了它的逻辑结论。施米特争辩说，自由主义不是一种错误的政治形式，它压根不是什么政治形式。“所有真正的政治理论均假定人性邪恶，”他说，而在如此预设之际，它们认识到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后者能够抑制人的卑劣本能。但是自由主义缺乏原罪的政治等价物，看不到强大政府的必要性。在施米特眼里，自由主义者不去识别敌人，然后强国固本与之作战，反而去信仰“权力分割和平衡的学说，即一套监督和制衡国家与政府的体制”，这样一种政府形式，实际上阋墙自乱，“既不能被看作一套国家理论，也不能被看作一套基本的政治原理”。要找出一个自由主义者，他的观念最能体现这种枯竭的政治视景，施米特选定了贡斯当，他说这人“主张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必然要取代战争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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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以蔽之，自由主义很危险；当国家面对它的种种敌人时，自由主义却设法解除它的武装，由此“加入它们一方，援助它们”。与此同时，有点儿自相矛盾地，它也是自我挫败的。对施米特来说，政治无处不在；否认如施米特所界定的政治之角色——他声称自由主义者就干这个——就是从事着政治却不承认这是当事者正在做的事情。有个经典案例出现在外交政策上，自由主义者往往强调他们代表人类的最大利益。但是战争不可能是为人类利益而战，因为就本身而言人类没有敌人。“当一个国家以人类的名义与其政治敌人作战时，”施米特由是断言，“这并不是一场为人类而战的战争，而是某特定国家试图篡取这个普世概念以反对其军事对手的一场斗争。”这话也适用于国内政治。虽然自由主义者尽力在政治不居枢轴的社会与政治居于枢轴的国家之间做一划分，但“显而易见的是，自由主义对国家和政治的否定，它的中立性、非政治性以及对自由的主张，同样具有某种政治含义，在具体形势下，这些就会被引去反对特定的国家及其政治权力”[32]。宣称超然于争执，恰是介入争执的一种方式，而且是特别迷惑人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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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施米特的理论应用到他本人头上，他的生命可能在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就戛然而止了；毕竟从同盟国的视角看来，施米特为敌方死心塌地效过力，似乎该政权其他同谋的命运也是他应得的。但是他很走运，纵然不是完全被以友相待，也比他大多数的同伙更受优待了。他先是被俄国人拘押，然后被美国人拘押，关进一个俘虏收容所，1947年移送纽伦堡的战争罪法庭。在庭上他主张自己从来称不上是个反犹分子，否认他的著作给纳粹政权提供了任何思想基础。这显然说服了人们，他在纽伦堡没有被控罪，释放后回到老家居住，在那里穷其生命的最后四十年主要就国际事务著书立说，在年轻一代政治理论家中间推销自己。那些著述一如既往地保守。施米特为他所称的国际政治上的“大空间”（Großräume）思想辩护，或说是帝国权力能够大展拳脚的舞台，他还成了西班牙佛朗哥政权的热心辩护士。他至死不曾为他在一些历史事件中扮演的角色认错：魏玛的毁灭，纳粹的成功，他的拒不帮助受纳粹当局威胁的犹太学术同仁，或是犹太人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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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贡斯当和施米特的思想南辕北辙，他们的著述构成了对自由主义寻求公正程序的一场争论，那些程序能够以和平的方式疏导暴力情绪和相互冲突的善恶观。自由民主国家经两次世界大战而屹立不倒，它们的宪法原则仍然大行其道，这么看来这两位思想家之间辩论的胜者应是贡斯当。不过在政治理论家中间，贡斯当虽然在当代法国、较小程度上在美国经历过一场重大复兴，却不曾得到跟施米特旗鼓相当的关注，后者的思想似乎到处都在讨论。如果需要有个象征表明今日那些政治思想家可能搞错了优先顺序，那大概就是它了。施米特的政治取径把动荡作为更多动荡的正当理由，而贡斯当把它作为别失去自制的告诫。始终会有一些人，他们确信我们生活在需要强硬决断的非常时期，因而死守施米特的思想方式。实际上，即便是在危机时刻，我们也最好是抵抗住这样的压力，通过商定程序解决政治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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