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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哉，施米特不但迷住了右翼思想家也迷住了左翼思想家。这不是说左翼思想家对施米特的纳粹主义有丁点同情。但施米特是——且不说别的——20世纪最强劲的自由主义批评者，对认为自由主义在政治上太过温和、在哲学上太过薄弱的左翼思想家来说，施米特无愧无悔地对自由主义者相信的几乎一切东西的攻击，一定显得令人耳目一新。就欧美出现了施米特思想的复兴而言，它不是由于右翼正在发生的事情，而是由于施米特可以说已成为后现代左派的一个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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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复兴的源头是多样的。创办于1968年（即GRECE形成那一年）的《泰勒斯》杂志，最初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带给美国读者，后来在1980年代发起一场运动要让施米特遗产起死回生。《泰勒斯》折服于施米特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和对威尔逊理想主义的不齿，刊登了欧洲新右派理论家们包括伯努瓦和米利奥的作品，并表现出对他们的激赏。如果说《泰勒斯》还有些鲜为人知，施米特也在一些最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当代左派作品的思想中占据要津，包括《帝国》这部畅销的新马克思主义宣言，它的作者是杜克大学英语教授麦克尔·哈特和意大利激进分子安东尼奥·奈格里，后者曾因反政府叛乱蹲过大狱；还有雅克·德里达的思想，他也许是影响力最大的当代后现代哲学家；以及斯拉沃热·齐泽克的一部部书，他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令人眼花缭乱的语言大师和左翼通人。激进思想家们和施米特的“例外”观有种特殊的亲和性：对他们来说，不要议会里妥协互让的常规政治，至少在这样一个时刻不要，照当代意大利哲学家乔治·阿甘本说来，施米特的“例外状态”——最先是在1920、1930年代的可怕岁月里系统阐述的——“如今已达到它最大限度的全球性展开”。对滑向政治极端（不管它碰巧是哪个极端）的那些人而言，例外将总是更为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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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米特的敌友划分就像他的例外概念一样在左派那里很吃香。比如，《政治的概念》在尚塔尔·墨菲的论著里尤为显著地占居重要位置，她是出生于比利时的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家，在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大学教书，短短两句话中，她用了“绝妙的”、“中肯的”、“严谨的”和“敏锐的”来描述施米特。对于她和这样杰出的纳粹理论家交好的决定，墨菲写道：“许多人会发现它纵不是无耻的也是乖张的，”不过，她继续说，“我相信是理论家的思想力量，不是他们的道德品质，才应成为判决我们是否需要与他们的著作建立对话关系的决定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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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墨菲来说，真正重要之处在于，《政治的概念》“前所未有地切中时务”，这同阿甘本看待例外状态如出一辙。她相信，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冲突的时代，人们各自归属于认同迥异、美好生活观念迥异的群体。找不出一个公式来解决所有这些歧异，也不存在任何程序可以让它们就范。因而墨菲建议用施米特反对施米特的方式来思考问题；她同意他的看法，认为化解或掩盖深层分歧的那些努力是“一种危险的自由主义幻想，使我们不能把握政治现象”，纵然她没打算亦步亦趋追随施米特抛弃自由民主制。在她看来，自由主义对政治盲无所知，施米特却不是这样，尽管他所知有误。工人阶级、被污名化者、被压迫者，他们不应安于自由程序主义，而应通过振兴政治性（the political）还击强势者——可是她提倡的这一战略令人泄气地笼统含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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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米特的思想赫然耸立于当代左派上方，一个人甚至无须提到他，就已在他的笼罩之下。斯坦利·费什是美国最负盛名的学院理论家之一，写过的主题五花八门，从不曾专文探讨过卡尔·施米特。可是在他写下的几乎一切文字中，施米特主义都明显有迹可循。像施米特一样，费什也专注于——乃至沉湎于——自由主义，虽然他这里那里可能写到关于保守主义者的什么事情，却从未表现出对保守主义的任何特殊兴趣。而且自由主义让费什着迷的东西，恰是吸引施米特到这个主题上来的东西：坚信自由主义既危险又不可行；其实费什相信，自由主义之所以危险，是因其不可行，抱持着永远实现不了的调和不同观点的可能性。检视任一条自由主义原则，如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宗教宽容、种族平等，照费什说来，你会立即发现，它所谓的中立往好里说是假话，往坏里说是黠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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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费什以令人神清气爽的诚实承认他把相同的修辞策略运用于所有自由主义原则，那任取一条原则都可说明他的论点。学术自由于是提供了一个典型例子。费什在《原则的麻烦》中叫他的读者放心，他是完全赞成学术自由的。正是自由主义者拿来捍卫它的那些论据激起了他的批判能量。学术自由的拥护者们声称，他们愿意考虑一切观点。“然而，”费什接着说，“如果一种言论或主张形式不把自身交付讨论，却简单宣称自身就是人人必须拜服的真理，学术自由将把它当作反自由主义的而拒绝它。”简言之，正如施米特所声言的，自由主义者说他们在不同观点间恪守中立，实际上此时他们正企图将一种观点——他们自己的观点——强加于跟他们意见分歧的人。费什断定：“那是一着妙棋，自由主义——表现为学术自由——借此开始炫耀它的宽宏大量，同时却掏空了那种大度所惠及的观点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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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对原则的承诺非但实现无望，而且——费什再次附和施米特，说——“许多坏事都是假它之名而为”。若是自由主义者表现得合乎他们的本性，即是支持一种热忱观点的人，那么他们本可同热情别有所系的人争辩个明白。但这不是自由主义者所为。他们不去捍卫他们的政治，反而假装他们没有政治（然后就有了施米特和费什间的一个歧异：前者认为自由主义者是非政治的，后者认为他们是超政治的）。他们躲在完全缺乏实质意义的一些词语背后，“公平”、“无偏”、“正义”等即是其中一部分。自由主义者知道（此时别人还懵然无觉）他们在玩什么游戏，当他们一窝蜂地把他们的实质立场等同于这些假定的中立标准时，他们确凿的虚伪就现了原形：他们赢得了不一般的好处，不但占领了低端的政策领域，也占领了高端的程序领域。外表献身于公平的一种意识形态，由此变得内在地不公平，逼得它的对手们——如果他们打算实质性地证明他们的世界观有理的话——仿佛是在反对无偏、互敬、正当法律程序以及不论政治观点如何人人几乎都应赞许的其他一切好东西。假如自由主义者是诚实的（据费什之见他们绝对不是），他们可能——仍以学术自由为例——只是说“校园里马克思主义者的存在有利于教育，但盲信者和种族主义者无益教育，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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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主义者因自由主义者采取的立场而攻击他们。费什对实质问题的立场偏左，他攻击自由主义者是因为他们采取那些立场的方式。“我反对坚持作为原则问题的自由主义老生常谈，这也是反对程序正义的梦想。”他写道。尽管在过去两百年时间里，自由主义帮着把激烈的政治冲突升华成有助于解决它们的法律和宪法争论，费什还是像施米特一样，或者就此而论像伯努瓦一样，坚信自由程序主义破产了。实质自由主义和程序自由主义并不总是携手同在，然而一旦它们是，它们这么做出于一个理由。自由主义者一般相信，为了实现更大自由更大平等的政治目标，人们也必须时时警惕社会优势群体操纵规则以枝拄不自由不平等的那些做法。像施米特这类右翼分子懂得这一联系，那就是他们为了推进种族或宗教优越性的反动议程，结果同时要强烈反对自由主义的公平思想的原因。但是为什么像费什这种人，他们在实质观点上绝非右翼分子，却感到自由程序主义那么成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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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费什从没有真正回答的问题。事实上，正当他在分析中触及这一点时，他突然避开了答案。卡尔·施米特像德国的其他国家理论家那样，坚持政治始终是暴力之事的观念；如果我们的的确确和别人意见相左，我们应当视如敌人。费什没有随施米特走这么远。诚然，他的书里充斥着人们应该、实际确实相互仇恨的例子：世俗自由主义者对付宗教极端主义者，平权行动的全盘反对者对垒支持它的人，言论法规的辩护者和仇恨犯罪法的批评者。但是当费什呼吁极端主义的宗教信徒和自由主义的现世论者正面交锋，而不是躲在宽容或宗教自由之类抽象概念后面的时候，他没有敦促他们拿起武器拼个你死我活。有人会惊讶为什么不。如果他们实实在在持有水火不容的观点，难道一场文化战争的各方不应把另一方从他们被迫分享的政治体系中清除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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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虽然政见不同，仍不愿大动干戈（除了最最过激的极端分子以外），是因为他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已日渐非常依赖自由程序主义，为此政治总是在暴力前面止步。透过费什的事例选择，他至少间接承认事情就是这样；他作为一位法学教授，有赖于法庭——该政治机构的主要目的是通过中立原则的应用解决争端——上判决的案子，然后通过诉诸适用于案件双方的标准，在著述中合理化它们的裁决。要是争论各方转而决定待彼此如敌人，他们的争端决不会提交按自由程序主义行事的那些机构，是它们让费什能够把那些争端当作例证，说明自由程序主义已经变得多么不切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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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维尔纳·米勒因而正确地主张，在为卡尔·施米特所吸引的左派思想家中间，人们可以找到施米特第一本书里警告过的那种政治倾向：拒不接受自己思想方法的后果的一种政治浪漫主义。斯坦利·费什这样的作者们，可以认为他们正站在自由主义的墓碑上致悼词。实际上，他们正在证明他们所攻击的自由程序主义的可行性。只要自由主义既存于斯，人们就可以声称它不可行——这就避免了它若真不可行时会导致的内战或独裁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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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的未来 华盛顿特区的决断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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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的卡尔·施米特是一回事；施米特的思想仅局限于少数右翼保守分子和稍多一点的心怀艳羡的左翼后现代主义者，没有延及知书达理的阅读大众。施米特的书注定要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局限在政治理论研讨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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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的施米特全然是另一回事。如果政治运动或政党的领导人确信获取和把持权力是唯一重要的目标，确信有助于实现那些目标的任何策略，不论它们可能多么违背公平、相互理解或尊重程序的前提条件，都是合理的，每当这时都会有一种施米特式诱惑。这样的倾向在自由民主制下往往相对罕见一些。譬如在英国，20世纪政治常常打上了两大政党领导人之间非正式协议的标记，这两党都不过分严厉地挑战对方，它们认识到各方都有掌权的时候，通过立法的唯一有效途径要靠某种两党一致。“巴茨凯尔主义”（Butskellism）一词是1954年《经济学家》杂志创造的，它就是最好的例证。在1950年代，保守党领袖“拉博”·巴特勒与工党领袖休·盖茨凯尔在经济政策上太一致了，他们谁当权都几乎无所谓。同一时期美国也发生着类似事情，那时共和党总统艾森豪威尔与控制国会的民主党人合作，通过了像《州际高速公路法》这样的无争议法规。在如此这般的状况下，严词恶语更可能在党内而非党际听到；极端保守主义者憎恶温和的共和党人，正如兴起中的新左派把怒气撒向民主党内的自由主义者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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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这些年间这一切都改变了。20世纪最后二十年英美两国所发生的意识形态政治的显著升温，个中原因很多。有些压根不是政治性的，比如闭路电视和因特网这种新技术的出现。然而主要原因是政治性的：在政治光谱的两端，但尤其是在右端，越来越明显的事情是，一种政治运动靠吸引本党的意识形态基础，而不靠讨好无党派者和温和派，就能赢得刚好够数的选票，可以保住权位或通过法案。在美国，最该为这种政治的蔓延负责的人是卡尔·罗夫。与热线广播节目主持人如拉什·林堡和极右派时评人如安·寇特一道，罗夫从事一种胜者全得式政治，那大异于一代人以前十分流行的两厢情愿地寻求中间之道。罗夫施政的法门最终证明事与愿违，赶跑了思想独立的选民，为共和党的失利出了一份力。但是当罗夫的理论如日中天时，尤其是在乔治·布什第一个总统任期内，美国政治呈现出明显的施米特色彩。这么说不是断言，由于施米特是个纳粹，所以用施米特方式施政的那些人也是纳粹。倒不如说我的主张是这样的：像罗夫和林堡之流所从事的那种政治与贡斯当的程序主义异辙殊趋，而与施米特所强调的焦土式施政取径情投意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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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米特式的右翼极端主义虽然大为削弱，但在构成共和党核心基础的活跃分子和狂热者中间依旧很有生气（2008年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萨拉·佩林，正好擅长这类政治攻击）。这些人会毫不费力地指认自由主义者和民主党人是国家的敌人，或者把他们关于伊拉克战争的政策决议看得等同叛国。对他们来说，政治论证就是诉说观点而非交谈：一个人或写或说，不为参加对话，而为反复宣讲早已表达过的观点。他们纪律严明，精力不衰，信守不渝，他们比许多自由主义者更认真地对待政治。与此同时，他们四处抛散对其对手的极端、偏畸、常常虚假的指控，好似“政治”真是“战争”的别名，由此毒化了政治空气。你不会公开号召刺杀美国的一位前副总统——就像安·寇特对阿尔·戈尔所为——除非你真的确信自由主义是散落大地的邪恶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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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人不只鼓吹保守主义目标，他们那么做凭借的还是保守主义手段。自贡斯当、麦迪逊和美国制宪者们的时代以来，自由程序主义认为政治是实现目标的一种手段。这种保守主义则视政治自成目的。对更早年代的自由主义者而言，政治止于水边；对这些右翼活跃分子而言，政治永无止境。程序自由主义者把保守主义者看成今天的敌手但也是明天另一议题上的潜在盟友；右翼狂徒把自由主义者看成国内的敌人，绝不可信任，当然绝不承认他们是无罪的。受程序主义启发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认为在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存在中立点；右翼中坚则认为任何人不是保守主义者必是自由主义者。自由程序主义者相信政治应当比照一种独立理想来加以判断，比如人类福祉或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保守主义文化战士评估政策，看的是它们是否完成了保守主义目标。自由主义者通常认为政策有别于政治，施米特式的保守主义者认为它们就是一回事。贡斯当之类自由主义者希望政治能抑制激情；这些保守主义活跃分子一心想要点燃激情。最重要的是，程序自由主义者宣称个人有某些权利是任何政府不能夺走的，想由此给政治画地为牢，而这类保守主义激进分子则断言，万一情况紧急（他们总是发现紧急情况），国家的应对范围和权力不能受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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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位保守主义法学教授、伯克利的柳约翰成为乔治·布什政府司法部法律顾问办公室的副助理部长时，这最后一点变得不只是学术性理论思辨的问题了。像斯坦利·费什一样，柳约翰从不讨论施米特的思想。但是他对自由程序主义的批判同施米特的两个概念重合得天衣无缝：决断论和例外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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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相信我们时代与任何时代一样波荡，当然比（譬如说）冷战期间更动荡。但是“9·11”急剧改变了那一等式，因为该事件以后，“不作为的代价可能奇高无比——直接进攻美国和成千上万公民死亡的可能性”，他写道。三种威胁尤为堪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可以轻松制造和部署；流氓国家崛起；基地组织采用的那种恐怖主义。“9·11”以前，学者们相信“如果政府无行动，和平通常是系统默认状态”。“9·11”以后，柳认为，“这个假设不再是现实的。美国必须得有比从前更早更快使用武力的选择能力”。如果这意味着美国参加战争的规则的变化，那就顺其自然吧。“假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恐怖组织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技术扩散前制订的那些规则完全适合这个新环境，这是不肯直面新现实。”柳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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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或者柳宁愿让他的读者相信是这样——不必丢掉的一套规则是美国宪法中包含的那一套。对许多（即便不是大多）法律学者而言，美国宪法最值得注意的特征之一是，它以贡斯当式的方式让政府各部门分立以保证制衡。柳不以为然。他争辩说，固然美国宪法分配给行政部门的权力不同于分配给国会的权力。而且至少分配给国会的有些权力，比如批准条约、宣战和给总统的对外政策行动拨款的权力，可以视作是对总统的外交权的制约。但是在柳看来，这些规定无一应被理解成表示国会和总统有着相似的外交影响力水平，尤其是在战和问题上。国会的宣战权不表示国会发动战争，只表示它“宣布”一场已经存在的战争正在进行中。国会也不缔约；总统不仅缔约，他而且唯独他有权解释一项条约应当如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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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特别是就战和问题而论）真正具有的唯一权力，是掐断总统发动战争的经费。柳承认现实世界中国会不大可能那么做，但这是因为如此举动可能在政治上不得人心，而不是因为写进美国建国文件里的任何东西。他相信，制宪者们没有以孟德斯鸠、贡斯当或麦迪逊的精神创立一个制衡体系，相反，他们认可“一元化、强有力的行政机构，只不过它采取了共和总统的形式，而不是世袭君主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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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用了“一元化的……行政机构”这种措辞，这代表自尼克松年代以来一群坚定的保守主义法学家一直在发展的一种关于总统权的思想方法登峰造极。新政期间，直到林登·约翰逊时代，自由主义者一般赞成总统权威的扩张，而想要小政府的保守主义者则反对之。但是在这年轻一代保守主义者当中，国会逐渐被认为是个乐于花钱和收税的机构，那样的政策只有保守主义的总统才能制止。从这种关切里发展出一种观念，它部分得到柳约翰的兄弟克里斯托弗的精心阐发：总统不仅可免于企图裁削他的权力的国会法案的影响，比如独立检察官的创设，而且他有权削弱行政部门内部管制机构的开支倾向。一元化行政部门理论构成了现代宪法理论中的重大思想突变之一（这里公平地说，同类突变也发生在政治光谱的另一端，因为如已故的小阿瑟·施莱辛格之类自由主义者，曾信仰强大、雄健的行政机构，可是当秉钧者是共和党人而非民主党人时，也开始怀疑他们所称的“皇权总统”）。保守主义者对政府尤其是民选总统的疑虑由来已久，如今却变成赞同行政权威的热情鼓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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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约翰对这场争论的贡献在于，主张“9·11”赋予总统的权威之大，超过一元行政权的原创理论家们所想象的。柳顺受了乔治·布什在反恐战争中运用的每一程序，宣称它们全部可以由总统并仅由总统施行，如果他判定必要的话。结果与其说是提倡暂停宪法的一种主张，不如说是对宪法的一种解释，那将剥夺它对自由程序主义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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