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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里斯本地震导致道德本质的深层探讨，卡特里娜飓风引起了对治理现状的严肃反省。始于19世纪晚期并延续至今，现代人竭力支配自然而非被自然支配；这么做时他们求助于国家，以之为经营该任务的最有效工具。当此之际，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开始发展出对公共部门的角色和作用域的不同看法。自由主义者懂得，个人唯有凭借公共行动才能避免变得依附于他们控制不了的力量，因而他们抛弃了一度强烈信奉的自由放任主义，赞成依靠政府。随着那一转变，他们既帮助现代人塑造了他们的命运，同时也让自己暴露在这样的指控之下：说他们助长了臃肿的官僚机构，后者还需要高税收来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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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较低程度上还有英国——的保守主义者反其道而行之：他们放弃了政府能够在加强社会秩序上大有可为的信念，支持应当让政府尽量远离人们生活的自由至上主义理想。这种转变把保守主义者留在和自由主义者所占的同样不确定的地带中。诚然，保守党人如今可以声称是赞成低税收的政党，但是，由于不尽确信政府甚至在贫困和经济不安全之类人为现象中有用武之地，当大自然对墨西哥湾沿岸人民肆其淫威时，他们发觉自己措手不及。对卡特里娜飓风的反应，成了对政府角色的保守主义见解的测试用例，这次测试保守主义不及格。我们从那一失败中认识到，自由主义的治理取径，无论怎样有瑕疵，依然比保守主义的取径更可取，后者否认可以用来应对现代生活的不确定性的最佳管理工具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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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的未来 有计划的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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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布什，现代最保守的总统，至少在2000年是因胜任力议题而当选的。布什是美国第一位MBA领导人，上过哈佛商学院，在那里发展出一种精思沉虑的管理哲学。相比于前任克林顿政府那种漫无章法，他宣称会将私人部门管理者的经验和智慧带给政府，那些人对预算和账本底线很有心得。他的主张是，成年人接管治国之务的时候到了。赋税会削减，未必是因为政府自身会被裁减——事实上，布什发展了一种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compassionate conservatism），它给政府提出了新任务——而是因为政府会管理得更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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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飓风袭来时，他掌管的联邦政府简直无处可寻。救灾的主要责任属于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FEMA），它是卡特总统于1979年设立的，为了回应以全国州长的名义提出的在这方面进行联邦协调的吁请。后来的年月里，好些总统都渐渐把FEMA当成犒赏政治支持者的地方。因此并不十分令人惊讶的是，卡特里娜登陆时，该机构的负责人迈克尔·布朗对他的机构肩负的任务知之甚少乃至一无所知；他虚造过他的履历，无论如何都是个失败的院外说客。布朗的缺乏经验很快露馅。他不仅没能理解这场风暴的等级，甚至当它的破坏力已被观看电视的任何人知悉的时候，他还迟迟不向该地区提供援助，然后——令在场者目瞪口呆——拒不允许奥尔良之外的应急救援人员进入：“关键是全国各地的消防和应急部门应继续待在它们的辖区，直到受灾各州需要它们帮助时为止”，布朗这样劝喻道。如一系列已公布的电子邮件可能揭示的，布朗似乎更关心他的相貌和着装，而对帮助水深火热中的人们漠不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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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布什总统赞扬布朗正在做的工作，以此回应这些事件时，政府的批评者开始聚焦在它那几乎是超现实水平的无能上。这不是事出无因的；政府在对外政策上已经展示出相近的无能，入侵伊拉克以后没能及时、专业地行动，而依靠竞选团队的志愿者去填充巴格达的职位。在政治上，夸口是把双刃剑，政府自诩专业在先，这让它自身很容易因其后的失败而招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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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加修饰的“无能”不是描述布什政府对卡特里娜的反应的特别恰当的词。为布什效力的保守党人有一种如何处理救灾之类问题的完备哲学，卡特里娜的应对之道就是立即——人们甚至不得不说是干练地（只除了执行力差）——把他们的哲学投入使用。布朗的FEMA前任长官约瑟夫·阿尔博清楚说明了那一哲学。阿尔博曾是2000年布什的竞选经理，他对救灾也几乎一无所知。但这不妨碍他2001年5月在参议院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前作证时就此主题概述强硬观点。“告诉一个社群它需要做什么来保护它的公民和基础设施，这不是联邦政府的任务，”他在那个场合说道，“很多人担心，联邦的灾害救助可能会演变成超大的应得权益计划，也成为对有效的州和地方风险管理的一个抑制因素。联邦政府应当何时介入，介入的程度如何，对此的期待可能已经膨胀得超过了适宜水平。我们必须恢复州和地方在响应大多数灾害上的主导角色。联邦救助需要补充而非取代州和地方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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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超大的应得权益计划”一语的使用所暗示的，当权的布什政府官员要说服人们相信，联邦政府不是为满足公民的需要而存在的，它的存在是为了让那些公民确信他们无权要求他们已开始期盼的东西。当卡特里娜席卷新奥尔良的时候，政府的第一本能反应就是将应对灾害的责任委托给州和地方官员，然后紧紧捂住联邦的钱袋子，防止联邦的钱财花在他们认为琐碎无聊的目的上。因而如果政府真是无能的，那不是因为疏忽之误；相反，布什政府应对灾害的无力是一种有计划的无能，是它看待政府在社会中的恰当角色的那种观点的直接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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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有那么多政府官员分享了这种保守主义政府观，布朗在面对卡特里娜的破坏力时的不愿行动，与他的同僚们的不作为是切合的。布朗的上司、国土安全部长迈克尔·切尔托夫无视潜在灾害的警告，在卡特里娜突袭路易斯安那和密西西比海岸线之前两天不曾去过办公室，而且像布朗一样，在承认所发生之事的严重性上慢得出奇。虽然他被馈赠了一大把机会去宣布卡特里娜是灾难性事件，从而认作政府的当务之急，可是切尔托夫选择了称它是“具有全国意义的事故”，表明联邦政府不会全盘承担救灾任务（“切尔托夫的行为付出的是生命的代价”，道格拉斯·布林克利在《大洪水》中提到）。布什总统也没觉得特别需要有所响应。当焦头烂额的路易斯安那州州长凯瑟琳·布兰科请求拨款时，据布林克利说，布什“爱答不理，敷衍了事。路易斯安那是臭名远扬的分肥拨款的黑洞，他不打算给它开张空白支票。他也无意补救布兰科的不老练；如果她在瞎折腾，他不会跳将起来挽救她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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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坚定的保守党人是如何让卡特里娜飓风合乎他们思考政府问题的方式，如果人们还有疑义的话，那也在右翼活动家和知识分子开始思索这场灾难的长期后果之际消散了。2005年9月12日，也就是飓风突袭两周以后，一家保守主义智库遗产基金会发表论文，重述了阿尔博早先证词的精义，无非是说救灾不该是联邦政府的责任，转而敦促在自由市场原则的基础上创建“机会区”。曾是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的杰克·坎普，同样认为卡特里娜是保守党人传达他们思想的一“大机会”。“布什拥有社保和税制改革所需的东西，”保守主义政策分析家托德·林德伯格以同样的语气说道，“就是置他的对手于尴尬境地的一种真实的危机感。他可以借新奥尔良之名提出要求，包括重大政策变革的要求，要是没有一场危机，那些要求他是永远不能得到满足的。”印第安纳州的共和党众议员麦克·彭斯当时告诉《华尔街日报》说：“想把保守主义的、自由市场的观念带到墨西哥湾岸区的渴望都白热化了。我们要将墨西哥湾岸区化作吸引自由企业的磁铁。我们最不愿看到的是新奥尔良成了联邦政府的城市。”当布什总统支持其中有些观念——比如指靠给穷人的教育券或个人账户——的时候，保守派的《国民评论》编辑利奇·劳里注意到自由主义者反对它们，他表达了这样的意见：“对布什提案的非议并非财政上的，而是哲学上的。那些提案有助于削弱支撑着当代福利国家的政府依赖原则，而自由主义者是竭诚投入该原则的。把一个陈旧比喻颠倒过来说，如果自由主义者仅仅请人们吃联邦政府掏钱的海鲜大餐，那他们是不想授人以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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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我们为什么有了政府？它的权力从何而来？它的行动什么时候是正当的，什么时候是不正当的？它到底是我们的朋友，随时准备在危难之际挺身相助，还是一个诱惑者，提供一些我们必须坚决抵抗的虚假魅惑？如果我们断了对它的念想，转而赞同依靠市场或私人慈善，我们的境况会变得更好吗？它必定腐败，而且绝对地腐败吗？如果出了坏事，政府能有所补救吗？如果我们注定要有政府，那么它的权威是该树立为它所界定的民族和共同体的象征呢，抑或它的权力如此可畏，要想控制它的滥用，就应分割它的权威，尽量使之驯服？人们得忙不迭地补充一句：这些不是神学问题，回答它们可以不提及至高存在。但是它们是哲学的和道德的问题，值得密切关注。在这层意义上，保守主义者在卡特里娜飓风前后提出它们来，那是他们的功绩。但是这么做的时候，他们恰如18世纪里斯本那些着迷于罪恶的宗教思想家所为，成功表明了他们对现代世界实际如何运作的描述，像他们对它应当如何运作的方案一样未中肯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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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的未来 国家的诅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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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斯本地震所造就的最令人迷醉的人之一，不是神学家，不是诗人，也不是哲学家，他其实是个行政官：塞巴斯蒂昂·若泽·德·卡瓦略——梅洛，即庞巴尔侯爵。那时葡萄牙被国王若泽一世统治，而身任首席大臣的这位庞巴尔几乎不算自由主义者；他是以铁腕迫害他的敌人而被铭记的——肯定被耶稣会铭记在心，而且他满怀做独裁者的热情把持着权力。但庞巴尔虽非自由主义者，却是改革者，还是开明改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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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后他掌管这个国家，不但重建了里斯本［顺带贡献了“庞巴尔式”223（pombaline）一词，指称其新建筑风格］，他还重组了葡萄牙的产业，推进了教育体制的现代化和税制的平等化，废除了它对印度人奴隶制的依赖，终止了以新旧基督徒之分闻名的对犹太人的那种歧视。在奥斯曼男爵改造巴黎、罗伯特·摩西重整纽约之前很久，庞巴尔侯爵证明了有人能够怎样彻底改变他和他的同胞们——其实还有所有后来人——所居的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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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斯本地震是经庞巴尔侯爵之手转变成政治议程的一起自然灾害。但成就了他终身事业的，恰好不是庞巴尔的愿景，而是他运用政府——或照当时欧洲人喜欢称呼的那样，国家——权威的能力。政府有征税权，那不只提供了一种破坏力量（如美国法官约翰·马歇尔将会指出的），也提供了一种创造力量。它能够没收财产、征用资源。它能命令人们做他们不愿做的事情，如果他们抗命就惩罚他们。它能决定谁是公民谁不是公民。战和之事操于它手。政府可以告诉你什么时间了，你必须说什么语言，你应当怎样对待你的孩子们。理论上，上帝的权力更令人惊畏。实际上，国家的权力更令人惊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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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巴尔侯爵应该作为今天我们所谓公共行政的开创者之一被人纪念；他有个想法是要制定“健全理性法”（Lei da Boa Razão），它要求葡萄牙政府采纳的任何政策，都应参照自然法使自身合法化（不消说，这一法律通常被招权纳贿者和宫廷侍臣置之不理）。如庞巴尔的工作所显示的，公共行政是启蒙运动的一项副产品；18世纪欧美各地的思想家心怀制宪激情和对程序正义的关切，不仅倾注心力于政府应当如何组织，还耗费时日思考它应当如何管理。如果腐化和徇私成风的天主教会提供了恶治的典型，科学和理性将展现通往善治之路。公民必须被他们的领袖统治，但他们的领袖应当被公正和客观所统治。行政得是公共的，而不单是私人的，“公共”一词本身就充满了启蒙运动的内涵，暗示了共同利益会被置于最高地位的一个领域。作为一种知识形式，公共行政对现代人生活方式的贡献不该被低估。说我们被文化所塑造而非被本性所桎梏，就是说我们能够影响我们自身的命运，没有其他任何机构比政府更赋予我们这么做的能力。启蒙运动的思想家相信，如果我们非利用政府不可，那我们应该用得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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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政府及其活动处于政治中心，人们本会期待任何政治哲学都要提供关于如何运用政府权力的一种融贯理论。可是19、20世纪从始至终，当政府开始在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时，它的适用范围和适宜行动问题让那时一切主要政治哲学都犯了难。这是五种政治取径趋于成熟的时代：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它们全都遭受了可称为“国家的诅咒”的东西；一旦政府成为一支重要力量，它们无一会安然无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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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明白，浪漫主义的诅咒是军国主义。面朝战场搜寻能够超越日常生活的庸鄙、鼓舞同胞志存高远的英雄人物，这是一回事。可是浪漫主义诗人们一在武器中找到灵感，国家就开始把武器的采购和部署系统化了。浪漫主义英雄是个业余爱好者并以此为荣，直觉支配着他的决定，勇气激发了他的行动。现实中的军人——以及领导他们的人——在这现代政府的时代变成了专业人士，谨慎至极，特别当生死攸关之际，而且更可能主修过工程学而不是英语。浪漫主义的军国主义在当代新保守主义者中间依然兴旺，这点绝不证明它已逃脱了它的诅咒；恰恰相反，浪漫主义的军国主义面对现代战争时的幻想说明它的诅咒笼罩着它所鼓吹和拼杀的每一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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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民族主义的诅咒最后是民族——国家。19世纪初期，特别是在德国，哲学家们满脑子是对“Volk”（民族，人民）的赞词，从它的传说、语言、习俗和音乐中大概会发现把共同体团结起来的纽带。然而民族——国家与民族不同，它不是借由某种世界历史精神，而是通过官僚和技师的行动渐渐形成的。民族是自然的、有机的，国家是人为的、建构的，可是这两种规则间的紧张最终可能消解，而偏爱韦伯所称的“没有灵魂的专家，没有心肝的纵欲者”。德国缺少银行家、市中心和实业家——简言之，缺少资产阶级心智的那一切极其世俗的计算器——它本来可能一直像它在神圣罗马帝国治下那样，是一连串公国和自治市。民族主义在德国活下来了，甚至还将经历一次晚近的昌旺——这造成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那种丑陋杂拌，也就是纳粹主义。但是纳粹主义的战败也代表了民族——国家对民族主义的胜利；其后，民族——国家会大量涌现，但只有寥寥几个愿意自取败亡地让民族和种族优越性的神话涌动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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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承诺了——用恩格斯的话说——国家的消亡。现代世界的任何地方，大概很难找出被更斩决地粉碎的另一条承诺了。有些形式的社会主义缓和了它们19世纪那种革命特征，想办法让自身兼容于20世纪的自由民主制。但是在社会主义武装夺权——这发生在逐渐被称作共产主义的那一切社会中——的地方，它非但没能兑现它的平等诺言，还引出以经济事务上的低效与侵犯最基本公民自由上的高效为特点的一种国家。并且如普京治下的后苏维埃俄国的经验所示，甚至当社会主义不复存在时，这种国家还在苟延。社会主义的遗产证明是为一种尤为掠夺成性的资本主义铺路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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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保守主义者而言，国家的诅咒原来是对国家的反对，即通常所谓自由放任主义。老派的保守主义者对政府不存成见，如蒲柏提醒他的18世纪同代人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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