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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42]，发表于1936年，不像密尔的《论自由》那样，可以被轻松吸纳进可读性强的自由主义经典的万神殿。虽然是为专家而作，外行读者也不难把握它的中心见解，如凯恩斯所说，那就是“我们不能因此就下结论：这不高不低的位置，既然是由‘自然’趋势所决定……故这个位置是建筑在必然律上的”。一旦凯恩斯从理论上证明经济中不存在一个自然的均衡点，而是存在多个可由政府行动建立的均衡点，社会控制其经济生活而不是被后者所控制的通道就打开了。一个苦于需求不足的社会可以选择靠赤字开支等宏观经济手段刺激更大的需求。斯宾塞曾以为，一经证明经济规律很大程度上是自然制定的，我们就会意识到我们无力改变它们。似乎那句玩笑话是冲他而发。一旦河流筑上水坝，乡村地区电气化，城市改造一新，甚至自然区域受到保护以防私人侵占，那么距离社会无须遭受大规模失业和极度贫困等种种不幸的境地，就只有一步之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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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论》发表得太迟了，不能认作新政初期公共工程计划的灵感来源。但是无论对新政还是对公共工程思想，凯恩斯都一点也不陌生。并非早期所有新政人物尽皆支持公共部门的急剧扩张，可是有个支持的人是未来的最高法院法官费力克斯·弗兰克福特。弗兰克福特在1919年巴黎和会期间与凯恩斯相遇，赞助过凯恩斯论述那一事件的杰作《和平的经济后果》某几部分在《新共和》杂志上刊载。1933年，弗兰克福特担任牛津大学伊斯曼讲座教授，虽身在英格兰，却劝说凯恩斯将《致罗斯福总统的公开信》登于《纽约时报》。凯恩斯借此平台力劝这位美国新科总统实行一项强劲的公共工程计划。后来凯恩斯到纽约接受哥伦比亚大学表彰时，弗兰克福特安排了他与总统的会晤；呜呼就历史而言，他们似乎各持己见。不过，凯恩斯在美国有了他的推广者和鼓吹者，他们让华盛顿确信，政府能够通过刺激经济，帮助抵消大萧条给这个国家带来的残酷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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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像格林和托尼这些平等倡导者，凯恩斯绝不是向日渐世俗化的公众抒发宗教情怀的基督徒。但他是个世俗的道学家，撰作肯定带有宗教寓言的散文。虽是经济学家，凯恩斯却鄙视经济问题，相信它们根本上是技术性的，解决得了，因而对后人影响不大。他坚持说，一旦我们超越它们，我们就可以摆脱“两百年来如噩梦般困扰我们的那些伪道德原则，因为它们，我们已把最令人反感的某些人类品性抬举为最高尚的美德”，然后“重归于宗教和传统德行中最为确凿可靠的那些原则——贪婪是一种恶癖，高利盘剥是品行不端，爱财可鄙”。凯恩斯警告说，可能我们至少要花上一个世纪，才将“再度重视目的甚于手段，看重美德而非功用”，但他仍然盼望“在不太遥远的将来，全人类的物质生活环境能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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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共工程到凯恩斯所说的后经济天堂有很长的路要走，但第一步或许就是政府活动从经济复苏措施扩展到提供更大经济安全的措施。如果人们没有工作，他们就无助于他们生活其中的那个社会的总体繁荣。若是他们贫困潦倒，他们会吃苦受罪，依靠他们的和他们所依靠的所有人亦然。如果疾病毁了他们的生活，不只他们的寿命可能缩短，而且其他每个人都将以某种方式承受代价。我们大概会认为人人都要为自身命运负责，可是那些年幼得不能做决定或年老得非依赖他人不可的人怎么办呢？里斯本地震教导我们，恶这个范畴用于自然造成的事件时毫无意义；此后人们奋力与道德的意义问题相搏。大萧条之后差不多同样的事情发生了。匮乏和绝望之恶不是自然也不是上帝造成的；它们是一套政治经济安排的结果，那些安排使人不可能矫正商业周期的负面后果。新政——某种程度上还有凯恩斯主义——教导我们，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之恶，可以用先前时代矫正自然之恶的方式加以矫正。在现代政治状况下，我们拥有如何防止苦难的知识却任凭苦难淹留，这已变得不道德。自由主义对我们如今的生活方式的全部贡献中，这一点无疑是至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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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登·贝恩斯·约翰逊，一位年轻的得克萨斯州众议员，公共工程供给政治的老手，他是最热烈的新政派之一。当约翰逊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时候，他在办公室挂了一幅罗斯福的半身像，把许多老新政派请回白宫，效法新政经验推行他的“伟大社会”计划。伟大社会期间通过的那么多项改革，背后的统一因素是刻上了新政特征的同一自由主义动力：个人凭借政府，能够对他们的生活取得某种程度的掌控。不顾白种至上主义者认为黑种公民天生劣于白人的主张，1964年的《民权法案》，随后1965年的《投票权法案》终于实现了这一理念：每个公民，不分种族，都有参与国家生活的平等权利。“向贫穷宣战”反对贫穷是人性的永久固定装置的观念，目的是交予人们能够改善生活状况的工具。约翰逊没能提供一个全国性医疗保险体系，但是老年医保制度（Medicare）的采用使年长者得以避免长久以来的依赖状态。在约翰逊因越战之祸蒙羞，决定不参加1968年的连任竞选之前，他把美国自由主义带上了未曾达到过的最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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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约翰逊离任以来的这些年里，有比民主党人更多的共和党人当选为总统，他们政治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抨击1960年代的过火行为。因此值得提醒一下我们自己，伟大社会的成就，如同新政的成就那样，业已证明是多么彪炳千秋。但凡还有一丝信誉的人，谁都不反对1964年的《民权法案》，是它帮着把美国从默许种族隔离的国家，转变成选举一位非裔美国人为总统的国家。与他们对《民权法案》的支持不同，保守主义者已经动员起来反对《投票权法案》的扩展部分，但他们的努力遭到实质性抵抗而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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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医保制度像社会保障制度一样被广为接受；事实上，那么多事情上都那么保守的布什，在他第一个总统任期里倡议了对该制度受益范围的一次重大拓展。约翰逊夫人“小瓢虫”（Lady Bird）支持的环境保护计划，在政治上是不容批评的。联邦教育开支一度被认为是激进的想法；21世纪最初那几年里，《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使它成了办学治校的一条原则，该法案给学校提供额外的联邦经费，作为对它们更广泛地运用评估测试的回报。经济机会办公室固然于1973年被解散了（这至少部分因为它那争议性的社区行动计划），但是它的其他许多计划，如启智计划和为美国服务志愿队［Vista，现在叫作“美国志愿队”（AmeriCorps）］等，在其他联邦部门里幸存下来。正如艾森豪威尔做总统时以不废新政使新政合法化一样，尼克松以来的共和党总统以不削减伟大社会的某些特色同时急剧强化其他特色强固了伟大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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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伟大社会计划，美国终于逐渐接受了欧洲人早就懂得的道理：政府不论好坏，是现代生存无可回避的事实。我们——即是说，现代社会里的几乎每个人——相信，不论我们的实质性政治观点如何，我们极为看重的一些事情都不能单凭一己之力去实现，从保卫国家抵御外侮到保卫我们耗费心血攒起来的积蓄，到卸下我们子孙对我们变老的负担以缓解贫困效应，再到消除与种族和性别相连的污名等。这些宏伟项目不仅本质上是集体性的，而且需要某种程度的公正管理以便成功施行。没有它们，我们就像头上无片瓦、腹中无粒米一样过不下去。我们越是认识到专断的不公和纯粹的无常未必使我们在劫难逃，我们就越是要求政府给我们的生活增添稳定和安全。由于总的说来，我们宁愿过好日子而不是苦日子，所以政府扩大了。排斥政府，我们过的日子会在超乎经济的更多方面变得贫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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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卡特里娜飓风袭击路易斯安那海岸之前登上总统宝座的最后一个自由主义者比尔·克林顿，将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提升到内阁级别，任命了一位备受推崇的专业人士詹姆斯·李·威特来掌管它，允许他终止将此机构用于政治恩庇的那种惯例并增强它的防范功能，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对克林顿也对威特说来，最好状态下的政府并非野马无缰似的应得权利计划，而是罗斯福和林登·约翰逊把政府用作公共目的的工具那类措施的延续。威特任FEMA掌门的时候，没有卡特里娜飓风之类东西强袭美国，但是1994年洛杉矶确实发生过一起大地震，威特准备得当，不输于曾经对付过自然灾害的任何政府官员。事件发生后，威特迅速视察现场，愿意与州和地方政府官员共事，能够把钱用到需要花费的地方，这种种表现似乎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关于政府的争论。谁也无法防止另一场自然灾害进袭美国。但是美国人见识过了一个范例：他们常怀忧惧的国家多大程度上能够在大难临头的时候冲去保护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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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政治世界已渐成美国特征，若是在比它少受意识形态驱使的一个政治世界里，克林顿年代本该已经终结了现代生活中的政府角色的争议。20世纪最后几十年内，围绕政府恰当角色的共识开始形成。右翼政治家虽然许诺减税、攻击政府浪费，却不是真要取消公众计划，而克林顿之类民主党人敏于政治风向，即便在任命威特这样的能人以运转大政府之际，也圆滑地声称大政府的时代完结了。只要公共计划有益于为人充分理解的某种目的，税收不被认为难以承受，实用透顶的美国人乐得授予政府在管理现代生活状况上的恰当角色。树立这一要义也许费了大半个世纪，但是罗斯福在他初次就职演说中所授之课似乎已被吸收了。蒲柏说得没错，国事井然真是至高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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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的未来 高华德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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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对有效政府的目标来说，美国已经变成一个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政治系统。尤其是在政治右派看来，始于新政终于克林顿政府的漫长时期不是庆祝对政府的一种实用主义共识浮现出来的机会，反而代表了他们以为不合美国生活方式的一套观念的得胜。这些死心塌地的保守主义者认为新政是个谬误，州和地方政府总是比联邦行动更可取，私人部门开展其他社会惯常交给国家的活动也更优越。伟大社会计划问世前最后一位竞选总统的保守主义者贝利·高华德，就把这样一些主题置于他1964年竞选运动的中心；他说他会卖掉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让社会保障成为非官办的。菲丽丝·施拉夫利，一位关键的保守主义活动家，在这次竞选运动期间写了一本书，叫作《要选择，不要附和》。真是好题目。美国人被给予了一次选择机会。他们选择了彻底拒绝自由放任主义，一种政治观念被拒绝，大约也只能那么彻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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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华德的失利给美国保守主义政治家造成严重的政治两难。如同他们在任期间所表现的，保守主义领导人从未动真格地要把高华德的梦想化作现实。原因再明显不过了。不仅因为与福利国家相关的那些计划已蔚然成风，连英国的撒切尔夫人或美国的里根这种政治家都回天乏术。同样也因为有钱有势者投票支持保守主义政党，与贫苦弱势者投票支持自由主义政党同出一心：在两种情形下，获胜的政治家都能提供政府掌控的东西。大公司如此，小农场主亦然；南方房地产开发商如此，西部牧场主亦然；军方承包商如此，华尔街掮客亦然；制药公司如此，医生亦然，甚至以信仰为本的宗教右派也未能免俗——他们无一支持保守主义政党减少投向他们行当的政府合同的数量。现代政治主要涉及瓜分和仰给政府不得不提供之物，而无涉削减它的供应品。宣扬高华德主义，你可以得到党的提名。实行高华德主义，你将耗费你的任职时间去和沸腾的异议交战，它出自原来支持你的每个利益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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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主义政治家依然继续高唱高华德主义。像那位亚利桑那州参议员一样，他们谁都不肯——至少在修辞层面上——提出正面理由捍卫政府价值。这方面很典型的是美国保守主义最挚爱的保守主义者，罗纳德·里根。仿佛在和罗斯福直接对话，里根在他的初次就职演讲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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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管理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政府的管理就是问题所在。”也如罗斯福的情况一样，里根的方针太有名了，结果我们都忽略了他为它亮出的理由。照罗斯福的观点，自由主义基于一个观念：由于我们能够管好自己，我们应当可以管好社会。里根的主张截然相反：“假如我们之中谁也管理不了自己，”他问道，“那么，我们之中谁还能去管理他人呢？”里根那么激越地反对政府管理观念，所以自远于18世纪的保守主义者如汉密尔顿诸人，后者不但信任国家，还想看到它的权力集中在联邦政府手里。里根说“不是联邦政府创立了各州，而是各州创立了联邦政府”，此时他反而站在汉密尔顿的对手一边。他又说他无意“取消政府”，以此缓和了他的言辞。另外，他的初次就职演说像他的众多演讲一样，充溢着希望的语言。但他也以严厉的语言诋毁了美国人自新政以来一直赖以在实践中实现希望的那唯一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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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保守主义政治家来说，抨击政府有其政治用途，其中无过于它们对共和党联盟内部在别的方面本来可能没什么共同点的各色集团的吸引力。对商界人士来说，它们提供了逃避会令利润降低的调控和税收的渠道。年轻选民——新政在他们是遥远的历史事件——从这般花言巧语中听出了对经济机会的呼唤，以及一种社会自由至上主义寓意，它吁求充盈着个人选择的生活方式。西部人喜欢州权语言，是因为他们远离华盛顿，往往误以为他们不如东部人那样依赖联邦政府。正是这种语言把南方人重新集结起来，他们从抨击政府中听见了对州权观念的捍卫，而那曾被用来企图保存和保卫种族隔离。保守主义政界里的反政府言论那么迷人，以致供给经济学——它要求彻底减税，以此作为精简政府规模的一种机制——已经成了共和党人的试金石，正如支持堕胎权利曾是民主党人的试金石一般，尽管供给经济学造成的财政赤字与保守主义曾明确表达过的财政责任原则势不两立。各政治派别的现代人越是渐趋依赖政府，保守主义的反对理由就越是受意识形态驱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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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美国保守主义内部隐现的冲突，直到布什政府方才孕育成熟。美国政治史上破天荒第一次，一个保守政党如今控制了总统职位、国会两院以及联邦最高法院的多数派——依所涉议题而转移。不止于此，该党原来是由强硬派和温和派的保守主义者组成的，而今却在逐渐失去温和派，递补进一些强硬人士。最后，领导他们的老大即布什总统，坚决信奉减税这一自由放任纲领的关键条款，其坚决程度不亚于信奉过它的任何总统；不管是在竞选运动期间还是在秉钧岁月里，也不管经济或世界的形势如何，布什从未从他的减税热忱退却过。各种政治势力以早年的保守主义者难以置信的方式结成了联盟。高华德把政府裁至一定规模的梦想——被保守主义活动家格罗夫·诺奎斯特的隐喻一语道破：把政府冲进浴室下水道——可能终于要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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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永远做不到。布什不像高华德，而像之前所有现代共和党人总统，缺少遵行他的自由市场信念的勇气。虽然兴致勃勃地要求减税，他却不愿为了平衡预算而裁减广受支持的政府计划，由此冒政治上不得人心的风险；尽管在他第二个任期末，他的确否决了民主党人控制的国会所通过的几乎一切国内立法，包括本来会给儿童提供更优厚的医疗保险的一项法案。因此他不仅很快挥霍光了他的民主党人前任积攒起来的预算结余，还选择发动了一场耗资巨大的战争，且没有把它的开销计入常规联邦预算中，又在教育和老年医疗保健上提出了一系列靡费的新计划，却没有任何明显办法负担其费用。2008年秋，金融危机席卷华尔街之际，布什领导了提供政府援助的各种举措，意在帮助信贷市场复原——顶住了他自己党内强硬右翼的自由至上论者的坚决反对，对他们而言，高华德的梦想从未破灭。在21世纪最初八年里，最受欢迎的一项华盛顿娱乐当属坐看接二连三的自由至上论者如梦初醒地意识到乔治·布什在财政上、政治上都是不负责任的。不过无论布什总统可能多么不负责任，反对奥巴马2009年的经济复苏计划却又拿不出自身计划的共和党人，甚至将政治不负责任提到了一个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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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布什总统的自由至上主义批评无疑将持续引起共鸣。自由主义者批评布什政府是一回事，可是当许久以来归属卡托研究所等右翼智库的思想者加入战团时，全华盛顿到处都能听到保守主义运动破裂的噼啪声。自由至上主义对布什先生的失望也有某种清新诚实的东西。相比于极力支持伊拉克战争的新保守主义者，自由至上论者在对外事务上一如国内事务那样对全能国家持批评态度；不仅他们中间有些人反对那场战争本身，他们几乎所有人都抗议总统集权和随之而来的限制公民自由。而且自由至上论者一旦认识到布什那种保守主义正在多大程度上引领共和党走向与高华德标绘的全然相反的方向，他们会毫不迟疑地表露他们的忧虑——在这个城市里这算是珍稀品质，这里的人倾向于克制他们的异议（如果他们真有异议的话），万一未来某个政府或许会邀请他们进入权力中心呢。自由至上论者影响力不大，但他们制造的噪声确实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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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自由主义者和自由至上论者偶尔就某些议题意见一致，如公民自由或是对某种军国主义国家的担忧等，他们却不是在一切问题上都心同意合，对于国家应当在现代社会扮演何种角色尤有分歧。自由至上论者怀疑政府也怀疑治理；从严格自由至上主义的观点看来，好政府——也就是让国家的高压权力显得不那么沉重和危险——比坏治理还坏。唯此方能解释，在寻找最能表现他们诟厉的那个政府的特征的一个词语时，为什么自由至上论者把布什称作“自由主义者”而草草收场。在自由至上论者的圈子之外，这样的指控没什么意义。但是自由至上主义的世界只包含两极：大政府和小政府，前者是自由主义的、坏的，后者是保守主义的、好的。既然布什主持了政府的扩张，从自由至上主义的角度看他必是自由主义者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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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者可不这么想。诚然，布什扩大政府作用并不特别令他们心烦；要干好了，那正是自由主义者梦寐以求的。但布什干得太差劲了。不仅因为他在伊拉克未能凯旋，对卡特里娜不愿承担责任。在布什政府触及的几乎每个公共政策领域，它利用政府却又轻视政府的态度差不多注定了行政失灵。它的老年医保改革弄得不必要地费钱和复杂，为的是回报坚定不移支持它的那些制药公司；仅举最恶名昭彰的例子，州政府被禁止谈判压低可能正由它们付钱的药品的价格。它的经济调控办法，激励院外说客得陇望蜀，每当政府起先给他们提供某种东西，就从政府索求更多东西。在政府过去业已证明其效能的地方，布什政府任命了一些人，他们的使命就是防止它将来继续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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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列格·安里格是个自由主义者，世纪基金的政策副总裁，他在记载保守主义这段前仆后继的失败史时，回溯到了里根的第一次就职演说上：“在今日美国，”他在《保守派什么都没穿》一书中写道，“保守主义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保守主义就是问题所在。”从自由主义的视角看，保守主义者不能治国，其理同于素食者不能烹制出世界级的勃艮第炖牛肉；如果你相信你被要求去做的事情是错的，你不大可能做得出色。承继了高华德梦想的那些人，永远祛除不掉高华德主义在他们身上施的魔法，当他们错误地相信自己的观念时，付出了惨重的政治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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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靠天大的管理不善，才把自由主义者和自由至上论者拖入一场竞赛，看谁能对布什政府批判得更狠。然而，尽管自由至上主义和自由主义存在共识，但一说到如何修复保守主义的治理失败所造成的公共生活损害，它们就分道扬镳了。对自由至上论者而言，高华德的梦想虽变为了布什政府的噩梦，但仍能实现；这个坏治理的实例成了少治理或不治理的论据。对自由主义者而言，坏治理的实相提出了支持好治理的理由；高华德的梦想越早被揭示是个幻想，我们就能越早回归新政和伟大社会的教诲。尽管自由至上论者具有一致性——也许就因为具有一致性——但他们没有专属自己的大政党；使用这个名头的政党可能在不远的未来成为美国政治中的第三或第四党。由于新政和伟大社会的遗产已历日旷久，自由主义者有自己的政党：它叫作民主党。自由主义者面对的最重要问题是，如果他们再度发现自己掌管着政府，当此之时，他们将用它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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