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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的未来 古老的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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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社会有一种普遍感觉：政治意识形态容易变得陈腐，需要不断输入新思想。在美国，据此进行论证的人常常指出，政治右派比左派更敏捷地参透了这一思维方式的智慧。“出自rive droite（右岸）的有些思想可能是牵强附会的，”《经济学家》杂志的两位英国报人约翰·米克尔思韦特和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在《右派国家》（2004）中提到，“还有另外一些思想可能是陈货。不过右派比左派明显更富智识活力——至少就提出实际政策而言。”照他们讲述的当代美国政治的故事，“我们在过去三十年间美国政治生活背景中一直听到的乐调是自由主义忧伤的退潮轰鸣”。来填补这真空的，有一种新的、前瞻性的、政治上进取的保守主义。米克尔思韦特和伍尔德里奇相信，这一保守主义势头可能消退，特别是假如共和党人抛弃了少数种族群体，或者把他们的命运与商业紧紧拴在一起，以致切断了与其他所有人的联系的话。但是这两位报人看不出那样的事有什么理由会发生。他们争辩说，美国在实践上是保守主义的，正如早先的作者认为它在理论上是自由主义的。他们断定，保守主义者不仅站在右翼一侧（on the right），他们还相信他们站在正义一边（in the right），而他们的自信赋予他们巨大的政治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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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这儿有娓娓道来的保守主义成功记，那也有同样娓娓道来的自由主义失败史。新闻记者马特·巴伊在《论证》（2007）中主张，民主党人可能因共和党人的无能赢回政治权力，但是他们缺乏曾经激发过新政和伟大社会的那种种大胆思想。假如民主党人重新赢得总统宝座，他们也本可建立饱读政策文件的华盛顿智囊团，以及准备接掌权位的工作班子。但这不是他们要做的事。相反，力气都使在“网根族”、博主和积极分子身上了，他们虽然长于新技术和义愤，却短于实际的政策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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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拒不采纳新思想，自由主义者不论优劣，都停滞在旧观念上。巴伊指出，他们更热衷于成为正确的而不是构建多数派，因而再也不会唤起美国人的热情，除非他们追求新的思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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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故事虽屡有人讲，却与现实不符，何以如此，原因颇多。有两种原因值得着重一提。其一是保守主义者实际上发展了相对较少的新思想。更重要的另一点在于，自由主义最古老的思想之一仍一如既往地可行：政府的存在是要帮助人们达成对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状况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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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云集华盛顿智库的保守主义思想和政策专家们，与其说是发展新思想，不如说是抓住自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以来就让右派迷了心窍的一个思想，即市场总是优于国家，然后给它安上新名号。现代人要靠国家保护他们抵御经济和自然灾难，保守主义者对此心知肚明，他们不是简单重述迄今已是陈词滥调的自由放任主义，而是摇身变成乍一看似乎是最前沿的经济思想的建倡者：理性选择理论，博弈论，公共选择理论，以及名头最响的供给经济学。但这全是从未质疑过的一项命题的变着方的重新阐述，五十年前当代保守主义者就已凝聚在该命题周围了。那完全是重新包装的事，不是重新思考的事。不管高华德的梦想在政治上可能怎样信誉扫地，在智库、在国会里它仍然活跃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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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近些年引起共和党政治家们关注的所谓新思想，其实新不过与维多利亚时代英格兰的赫伯特·斯宾塞相关联的那些思想。毕竟斯宾塞有种很有意思的新想法，就是借达尔文进化论加强他支持资本主义的理由；撇开正误不论——太半证明是错的——它真是独出心裁的。再说，21世纪初的华盛顿场景下，就兴趣广度而论无人敌得过斯宾塞；他不是一个自封于经济学的思想家，而是对他周围世界钩深致远地加以理论化的思想家。最后，斯宾塞是在现代国家呈现其当前的规模和形态之前立论反对国家的。他的目标是防止他所担忧的事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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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今天反政府的保守主义者是在政府不离我们左右的时代里提倡政府收缩——这不但是一项更艰巨的任务，也是一项心比天高的任务，要实现它恰恰需要保守主义者反之不已的政府相助。布什政府八年间公示于众的那种保守主义，非但比不上斯宾塞这样的维多利亚自由至上论者，也不能望迪斯累利这样的维多利亚保守主义者的项背，后者才智卓绝地预见到保守主义在另一个时代、另一个国度会发生的事。在他1844年发表的小说《科宁斯比》中，这位未来的首相写到了一种保守主义，它“抛弃处方，躲避原则，否定进步；丢掉了对古代的一切敬意，它既不匡济现在，也不绸缪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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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当代保守主义满溢着意义深远的新思想，那也不表明应该接受它们。思想之正确比思想之新颖更为重要，而利用国家来帮助改善人们的生活状况这个自由主义思想是一种正确的思想。罗斯福的话，尽管是在一段时间以前、在迥异的经济状况下说的，但听来仍旧真实可靠：我们有能力掌握我们的命运，只要我们愿意利用代表我们这个民族的那一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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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这意味着自由主义者不应为依靠政府而谢罪，它也意味着他们不应成为政府的辩护士。自由主义者理当清楚认识到，在利用政府的时候他们不是在采用一种万灵丹。我已说过，国家往往会施诅咒于一切当代政治哲学。官僚机构可能变得低效，它们拟定的解决方案可能对它们打算纠正的问题适得其反。政府官员会发展出自身利益，并利用国家增进它们。依靠政府的财政成本可能很高，虽然公共开支能够刺激经济，它也可能具有通胀效应。对私人性的个体和机构的各种选择的微观管理，可能导致它们创新和试验减少。对不安全的工业实践的调控应当受到欢迎，如同对个人权利的调控应当力避一样，但这两者间要画出楚河汉界殊非易事。没错，还有税负太重这类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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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自由主义者有一种办法既捍卫国家又警告人们提防其危险。自由主义从来不曾赞许过自成目的的国家；如法语所称的国家主义（étatisme），在西方历史上长期与右翼运动相连，除列宁主义及其支与流裔外，同左翼运动无关。关键的自由主义观念反倒是自我做主（self-mastery）：一个好社会，从自由主义视角看来，是那里的人们得以决定他们想过哪种生活的社会。自由主义者也许曾经相信过自由放任主义大概最能促进自我做主，但大公司的增长与大伤元气的商业周期的经验让他们确信，在政府保护缺席的情况下，大多数人可能无力抵抗超乎他们控制的经济力量，就像过去他们面对自然的猛击时一样无力。20世纪著述最丰的美国自由主义者之一、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撰写了大约三十五部书，多得不可能事事都说对，但就他的“抗衡势力”（countervailing power）概念而言他是正确的。现代公民无时无刻不体验到比他们自身更强大的力量。他们唯一的希望在于能够抵消私人权力的一种机构，那种机构只可能是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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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们有能力将他们的生活条件置于自身控制之下的那些计划，应当受到自由主义者的热情支持。当保守主义者说他们想把私人账户加进来帮着缓解社会保障的财政压力时，自由主义者怀疑得有道理，因为藏在这许多举措背后的，是削弱下述观念的企图：老年造成了依赖状态，不附加条件地确保人们受益，才能最好地应付那种状态。出于同样原因，自由主义者需要支持医疗保险的扩张。当人们不因没有保险而被迫放弃本来可能帮助他们改善生活的保健时，自由主义的目标才功德圆满。新政和伟大社会的事业尚未完成。只要对强于他们自身的力量的依赖还在，人们就将需要政府，而信任政府的自由主义者是最能提供政府管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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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国家被视为帮助个人过自主生活的手段，那么当它妨碍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国家就成了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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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者应当基于加固了他们对国家的支持的同样理由，质疑对国家的依赖：如果政府计划引起而非克服了依赖性，显著削弱了人们选择他们想过的那种生活的能力，那么反思它们的时候就到了。当代美国政治中至少有两大议题，在那里自由主义者应当甘愿接受可能降低政府卷入美国生活的幅度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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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克林顿饱受争议的“终结我们所知道的福利制度”举措。有些自由主义者，包括曾供其驱驰又辞职以示抗议的一些人认为，克林顿是在攻击一项政府计划，即“抚养儿童家庭补助计划”，它是从1937年《社会保障法》直接衍变而来的。通过批评新政立法的一鳞半爪，克林顿含蓄地批评了新政本身。“新自由主义”一词被批评者拿来描述克林顿和布莱尔压低已成定例的政府福利的措施；在他们眼里，克林顿的“新自由主义”该有这个前缀，因为它压根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福利改革被认为是“三角策略”的最佳例证，借用那种策略克林顿努力把自己定位在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中道，希冀巩固他的政治民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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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将克林顿的福利改革视作相容于而非相悖于自由主义的目标更说得通。人们在困难时期应当受到帮助以脱困，但是至于抚养儿童家庭补助计划，实际发生的事情是造就了一个永久福利阶层，政府依赖性被代代相传的一群人。如果我们要推进帮助人们达成对自身生活的掌控这个自由主义目标，对福利供应附加条件以便鼓励这样的人离开福利补助名册，这是理所应当的。迫使儿童的母亲进入劳动力市场是不是做到这点的适当途径，可以也应该受到质疑，但是克服依赖状态的想法不应受质疑。在现代世界复制前现代的从属地位不是自由主义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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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选择是自由主义对政府的信守遭遇严峻考验的又一个领域，也是自由主义能够更强劲地脱颖而出的一个领域。存在充足的自由主义理由支持公立教育原则，包括教导公民身份的共同价值之重要性，以及提供人人价值平等之利——每个儿童，无论其父母收入几何，价值一律平等。从约翰·杜威到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公立教育一直是自由主义纲领中的重要条款。正如政治学家艾拉·卡兹尼尔森和玛格丽特·韦尔在《全民教育》一书中所指出的，公立教育之于美国人，恰似福利国家之于欧洲人。美国人在接纳普遍医疗保健上非常迟钝，但他们是世界上最早接纳普遍公立教育的社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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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教育提供的平等，只有在人人都依靠公立学校的时候才能实现。那不论是好是歹，都没在美国发生。富人总有办法择校，要么自己掏钱支付私立教育的费用，要么搬家到郊区的社区，那里的高税收保证了好学校。如果有些人能够择校，禁止其他人这么做就违背了平等条件。教育券、特许学校以及容许择校的其他举措往往在市中心地区的父母中极受欢迎，他们拼命为孩子寻找更好机会。帮助人们控制他们的生活状况，这个自由主义目标要最佳地达成，不能靠忽视他们的需要，而得靠扶持他们的心愿。当种族因素的考量加进来时，这一点就更为正确，而当黑人儿童比白人儿童更可能没有学校选择的时候，种族因素势必加入。学校选择是自由至上论者发展出来而自由主义者应该赞和的一种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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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家的诅咒，告诉我们何时依靠政府、何时不依靠政府的坚实原则从来不大可能存在。但是世界上不幸的事例俯拾皆是，从飓风到老年的严重依赖再到市中心学校的失败，足可就现代国家得出一个结论：接受其合法性、改正其缺陷，比视之为邪恶、分散其权力以致阻碍权力有效运用，在避无可避之际又仓皇失措地依赖它，要远为合情合理。如果说国家的诅咒永远不能解除，它的效应却能加以修正。防止伴随国家依赖而至的滥用国家的最佳方法是欣然接受对国家的需要。命令国家消失，你不会改善它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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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国家在现代社会的存在这个必然事实，保守主义者能够拒斥对自由放任主义的自由至上主义信守，那种信守尽管十分可敬，却应付不了现代生活的现实。要是它可以应付的话，保守主义者或许会考虑回归美国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约翰·马歇尔或英国的本杰明·迪斯累利和20世纪的“中间派”的那些观念。这将不是用政府来报答朋友惩创敌人的保守主义，而是设法用政府来稳定社会、创造有序状态、避免周期性危机的保守主义。任何这种“大政府保守主义”都不会是自由主义的；虽然国家会有个重要角色，但在这样的纲领下，政府不会负责帮助尽可能多的人过上自主生活。不过最起码的，这种保守主义不会因拒斥政府而同时拒斥治理。假如卡特里娜飓风袭来时我们有这样的保守主义者在位，似乎可以有把握地说本来不会丢掉那么多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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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老派保守主义重现世间简直无望，特别是在美国。意识形态需要政党传播和应用它的观念，一个只想听到对政府的抨击、对低税的呼吁的保守主义基础群体仍在共和党内施加重大影响。善治曾是有远见的保守主义者乐意采纳的一种启蒙运动理想。出于他们自己才知道的原因，当代保守主义者放弃了善治领域——当政府对我们如今的生活方式如此必要的时候，那可不是最明智的策略。这样一来，他们把最好怎样管理现代性的复杂局面这整个问题留给了自由主义者（唉，恰如自由主义者把那么多道德问题留给了保守主义者）。回想起来，那是一份礼物——将会一送再送的、自由主义者应当始终感激不尽的一份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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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的未来 第九章 自由主义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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