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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国家被视为帮助个人过自主生活的手段，那么当它妨碍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国家就成了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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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者应当基于加固了他们对国家的支持的同样理由，质疑对国家的依赖：如果政府计划引起而非克服了依赖性，显著削弱了人们选择他们想过的那种生活的能力，那么反思它们的时候就到了。当代美国政治中至少有两大议题，在那里自由主义者应当甘愿接受可能降低政府卷入美国生活的幅度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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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克林顿饱受争议的“终结我们所知道的福利制度”举措。有些自由主义者，包括曾供其驱驰又辞职以示抗议的一些人认为，克林顿是在攻击一项政府计划，即“抚养儿童家庭补助计划”，它是从1937年《社会保障法》直接衍变而来的。通过批评新政立法的一鳞半爪，克林顿含蓄地批评了新政本身。“新自由主义”一词被批评者拿来描述克林顿和布莱尔压低已成定例的政府福利的措施；在他们眼里，克林顿的“新自由主义”该有这个前缀，因为它压根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福利改革被认为是“三角策略”的最佳例证，借用那种策略克林顿努力把自己定位在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中道，希冀巩固他的政治民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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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将克林顿的福利改革视作相容于而非相悖于自由主义的目标更说得通。人们在困难时期应当受到帮助以脱困，但是至于抚养儿童家庭补助计划，实际发生的事情是造就了一个永久福利阶层，政府依赖性被代代相传的一群人。如果我们要推进帮助人们达成对自身生活的掌控这个自由主义目标，对福利供应附加条件以便鼓励这样的人离开福利补助名册，这是理所应当的。迫使儿童的母亲进入劳动力市场是不是做到这点的适当途径，可以也应该受到质疑，但是克服依赖状态的想法不应受质疑。在现代世界复制前现代的从属地位不是自由主义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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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选择是自由主义对政府的信守遭遇严峻考验的又一个领域，也是自由主义能够更强劲地脱颖而出的一个领域。存在充足的自由主义理由支持公立教育原则，包括教导公民身份的共同价值之重要性，以及提供人人价值平等之利——每个儿童，无论其父母收入几何，价值一律平等。从约翰·杜威到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公立教育一直是自由主义纲领中的重要条款。正如政治学家艾拉·卡兹尼尔森和玛格丽特·韦尔在《全民教育》一书中所指出的，公立教育之于美国人，恰似福利国家之于欧洲人。美国人在接纳普遍医疗保健上非常迟钝，但他们是世界上最早接纳普遍公立教育的社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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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教育提供的平等，只有在人人都依靠公立学校的时候才能实现。那不论是好是歹，都没在美国发生。富人总有办法择校，要么自己掏钱支付私立教育的费用，要么搬家到郊区的社区，那里的高税收保证了好学校。如果有些人能够择校，禁止其他人这么做就违背了平等条件。教育券、特许学校以及容许择校的其他举措往往在市中心地区的父母中极受欢迎，他们拼命为孩子寻找更好机会。帮助人们控制他们的生活状况，这个自由主义目标要最佳地达成，不能靠忽视他们的需要，而得靠扶持他们的心愿。当种族因素的考量加进来时，这一点就更为正确，而当黑人儿童比白人儿童更可能没有学校选择的时候，种族因素势必加入。学校选择是自由至上论者发展出来而自由主义者应该赞和的一种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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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家的诅咒，告诉我们何时依靠政府、何时不依靠政府的坚实原则从来不大可能存在。但是世界上不幸的事例俯拾皆是，从飓风到老年的严重依赖再到市中心学校的失败，足可就现代国家得出一个结论：接受其合法性、改正其缺陷，比视之为邪恶、分散其权力以致阻碍权力有效运用，在避无可避之际又仓皇失措地依赖它，要远为合情合理。如果说国家的诅咒永远不能解除，它的效应却能加以修正。防止伴随国家依赖而至的滥用国家的最佳方法是欣然接受对国家的需要。命令国家消失，你不会改善它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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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国家在现代社会的存在这个必然事实，保守主义者能够拒斥对自由放任主义的自由至上主义信守，那种信守尽管十分可敬，却应付不了现代生活的现实。要是它可以应付的话，保守主义者或许会考虑回归美国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约翰·马歇尔或英国的本杰明·迪斯累利和20世纪的“中间派”的那些观念。这将不是用政府来报答朋友惩创敌人的保守主义，而是设法用政府来稳定社会、创造有序状态、避免周期性危机的保守主义。任何这种“大政府保守主义”都不会是自由主义的；虽然国家会有个重要角色，但在这样的纲领下，政府不会负责帮助尽可能多的人过上自主生活。不过最起码的，这种保守主义不会因拒斥政府而同时拒斥治理。假如卡特里娜飓风袭来时我们有这样的保守主义者在位，似乎可以有把握地说本来不会丢掉那么多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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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老派保守主义重现世间简直无望，特别是在美国。意识形态需要政党传播和应用它的观念，一个只想听到对政府的抨击、对低税的呼吁的保守主义基础群体仍在共和党内施加重大影响。善治曾是有远见的保守主义者乐意采纳的一种启蒙运动理想。出于他们自己才知道的原因，当代保守主义者放弃了善治领域——当政府对我们如今的生活方式如此必要的时候，那可不是最明智的策略。这样一来，他们把最好怎样管理现代性的复杂局面这整个问题留给了自由主义者（唉，恰如自由主义者把那么多道德问题留给了保守主义者）。回想起来，那是一份礼物——将会一送再送的、自由主义者应当始终感激不尽的一份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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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的未来 第九章 自由主义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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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产生（一些）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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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的敌人是现代自由主义，一个歹毒的特工，带着与经典的或传统的自由主义迥乎不同的基调和议程”，罗伯特·伯克的《垂头走向蛾摩拉》开篇说道，那是最近美国出版的恶语挞伐自由主义的一部书。伯克以前是位法学教授和法官，由于他的观点很极端主义，1987年被拒绝给予最高法院的席位。他把现代自由主义给西方文明造成的威胁，与先时的纳粹乃至曾突袭罗马的日耳曼部落所代表的威胁相比较，发现它为祸愈烈。他相信，我们真的无可挽回地在走向万劫不复，正被一种政治世界观引诱着误入迷途。现代自由主义可能是“思想上破产了”，但这“既未减弱它的活力也未减弱它造成的危险。一种破产了的哲学能够领数世纪的风骚，而且当它的破产变得明显时，很可能继之以一种更不融贯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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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的书提出了许多重要问题，包括这个：一种——任何一种——政治哲学真的可能具有给我们所知的文明造成如此浩劫的力量吗？伯克相信它能：“自由主义的启蒙运动创始人对人性所犯的错误，”他写道，“已把我们带入这一境地——越来越多疏离的、躁动的个人，缺乏同他人的牢固关系，除非为了追求更堕落的消遣和刺激。”理查德·韦弗，芝加哥大学英语教授，南方生活方式的景慕者，1948年出版了《思想产生后果》一书，那是保守主义哲学的重要声明。伯克赞同这个书名：自由主义确定不移地产生过后果，它们几乎全是糟糕透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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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行业里没人会怀疑韦弗和伯克不无见地——如果我认为思想不重要，就不会写一本关于自由主义的书了——但是思想是否具有我们有时指派给它们的那种重要性，尚有商榷余地。更合理的说法是，思想产生一些后果，甚至是重要后果，但是就其本身而论，它们的影响力有限。哲学家可以帮助解释世界。他们不能指引世界的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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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抬出来证明自由主义的险恶性质的证据，说明了政治思想实际发挥的作用有限。不时地，伯克挑出自由主义的或左翼的作者加以批评，虽然他们大多数是左翼人士而非自由人士。可是像罗尔斯和罗蒂这样重要的现代思想家从没在他的书页里露过面，更别说早期的自由主义者如贡斯当或康德了。是地上的现实发展而非空中的思想激起了伯克的嘲笑。放纵的享乐主义带给我们各种形式的、和色情仅一线之隔的大众文化。不懈追求平等引起几近嫉妒的怒火。对个人权利的女性主义坚执破坏了家庭，遮蔽了男女间天生的生物学差异。对强加标准、施行惩戒的普遍拒绝，造成无法控制的大量犯罪。现代人的不愿接受一种超自然力量的权威，给万物价值平等的错误信念开了方便之门。谁要是像伯克一样保守的话，这些全是可以提出的切中时弊的批评。然而就它们涉及的思想而论，它们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与明确阐述那些思想的人隔了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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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思想本身不会扎下根来影响众多的人；它们还得为那些塑造世界的社会力量作证，在这世界上它们被表达和传播着。来自妇女想与男人平起平坐的那一切压力，不是直接出自读过密尔《妇女的屈从地位》的那些人，而是更多关联着这样一些经济和技术因素：工业化的兴起，战争的冲击，节育的改进，双收入家庭的蔓延，宗教权威的式微等。的确，当密尔以世界上武力的重要性下降为由证明平等有理时，他也承认这一点。宗教也并未因狄德罗和伏尔泰对它发动的攻击而丧失权威；更重要的是大众教育的普及和现代科学的非凡突破。古典音乐最终让位于摇滚乐，不是因为康德所写的审美哲学的什么东西，而是因为各种新技术，它们把音乐带出了音乐厅，带进了人们家里，最后带到青年人的iPod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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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造就了我们所知的这个世界的一切革新保留原状，而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无一曾经降生过，由此可能产生的世界大概仍会非常近似于现存世界。罗伯特·伯克像许多当代保守主义者一样攻排自由主义，但是他真正的敌人是现代性。难怪他的愤怒好像不得其当。他在朝一个错误的靶子开枪，射出他的修辞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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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现在和将来都面临着很多挑战，在这最后一章里，我要描述和分析其中最为重要的几个。在这么做之前，要紧的是须认识到，不是自由主义创造了现代世界，是现代世界使自由主义的功业有了可能。我们时代的政治学挑战不是去发现逻辑上最融贯的政治哲学，对生活有着最悲剧眼光的政治哲学，或是言简意赅、尽善尽美地表述出来的政治哲学；反之是要发现最能理解我们的境遇、预见我们的未来的那种政治哲学。到现在为止，它是哪一种应该一望而知了。现代革命的余波中兴起的全部政治哲学中，自由主义是站得最稳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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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的未来 管理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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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说来现代世界是在什么时候形成的，它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它是否已走到尽头，这些问题被争论个无休无止，不仅政治哲学家们在争论，凡是对我们发觉自己身处其中的这个世界的命运感兴趣的人都在争论。然而对于这般热烈而意义深远的争辩，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共识：被称作现代世界的某物确实存在着；它是在对抗旧制度的社会中起步的，因而是被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和工业革命开动起来的；最重大的推动力量包括工业对农业的胜利，城市区域的扩展，科学革命的扩散，渐增的民主化，既有能力征兵又有能力塑造民族意识的官僚制国家的发展等。也并非很有疑问的是，这些力量直至今日仍继续形塑着西方社会，引生了种种现实状况，如增广的个人自由、更大的平等、宗教多样性、社会流动性、持久的经济增长、技术活力、全球扩张以及普通百姓的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即使他们选择不介入政治，在什么可以允许、什么不可允许的问题上，他们的声音仍应是最终定论。甚至宣称现代性已被后现代性接替的那些人也明白，后者只是前者的更极端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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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理解现代性加诸政治的要求，不妨想想管理像我们栖居的那样一个世界意味着什么。假如你被安排负责运营某个当代社会，由于你的王位是继承而来的，你会立即意识到你不是民选的；反之，你不得不劝说公众投票支持你，必须随时做好心理准备，若是你没有克尽厥职，他们可能倾向于另选他人。你可以像旧时的统治者那样，声称你的权威出于神授，因而你的决定应当被拜受不疑。但是你治下社会的人们像现实生活中那样皈依不同的诸多宗教传统，他们会向你叫板，问你到底想到了哪尊神——甚或问你援神为助究竟正当与否。作为你的社会的领导人，你拥有显要的政治权力可自由支配，但你的权力不是无限的；比如你不能把威胁你的某个人一杀了之，也别指望紧抓住你拥有的不管什么权力不放。权力对你很重要，可它对其他一切人也很重要，这意味着你得与人分享很大部分权力，不论是与政府的立法机构还是与法院分享，后者有责任发现你的行动是否可视为合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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