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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之后的岁月里，自由主义除保守主义之外的两大对手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联起手来，在当时尚未统一成民族国家的日耳曼大地上顺道发展出大批追随者。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是他们当中最有意思的思想家之一，他不是企图发现本真的日耳曼民族的某种历史发掘者，而是主要关心国际贸易问题的经济学家。李斯特出生于法国大革命爆发那年，后来成了图宾根大学行政管理教授和符腾堡议会议员。作为一个热切的改革者，李斯特因为他的政治活动把这两个职位都丢掉了，在被判入狱强迫劳役之后他逃之夭夭，最终与当局达成协议，流亡美国。逗留美国的七年给他带来了个人财富，让他接触到汉密尔顿和亨利·克莱的思想与政策，这两个人都认为政府应当在为国家经济发展筹措资金上发挥主要作用。1832年，李斯特返回德国，成为美国驻莱比锡领事。身体和财政问题致使他回绝了科隆一家报社的职位——后来这个工作交给了马克思；由于对每下愈况的前景心如死灰，1846年李斯特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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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特最著名的书《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44]出版于1841年。他在里边回顾了欧洲几乎所有地方——从伊比利亚半岛到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史。他的目的是批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不懂得自由贸易的限度。李斯特坚持说，英国没有因为自由放任主义变得富裕；推动它发展壮大的，不是搜遍全球各地的对最廉价商品的寻求，而是愿意加强它本国的工业。事实上，英国仅在具备了相对于别国的显著优势时，才开始致力于自由贸易，并且那时也只是为了维持它自身的优势。在李斯特看来教训一清二楚。想要发展壮大的任何国家——没有比他的祖国德国更念念不忘的了——都需要保护自己免于全球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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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德国，既缺乏一个有力的、统一的商业政策，在国内市场又有一个处处胜过它的工业强国跟它进行竞争，它在这个竞争力量之前毫无掩护，一方面在国外市场则受到霸道的、往往变幻莫测的限制政策的排斥，就它文化发展的程度来说，在工业上已有的进展与应当达到的进展，实际上相差得极远，因此种种，它甚至不能保持它原来已经取得的地位，它就像一个殖民地一样，竟被一个国家所任意利用，那个国家也就是在数百年前被德国商人以同样手法利用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直到最后，德意志各邦终于决定采取统一的、强有力的商业政策，使它们自己的工业能够掌握本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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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他那时代德国的其他浪漫主义者一样，李斯特既鄙弃个人主义也鄙弃世界大同主义，赞成强烈的民族认同情感；只有一种国民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才能在诸民族的世界上运转起来，只有人民的意志得以导向集体目标，民族才能繁荣昌盛。李斯特写道：“国家的统一是国家长期发展的基本条件。”他发挥说：“只有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只有世世代代地向同一个目标努力，国家生产力才能获得均衡发展。”李斯特死后，他的民族主义想必被德国的反犹主义者如欧根·杜林之流接收了，后者是位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要不是马克思的合作者恩格斯写了本书抨击他，他大概已被忘却了。民族主义可能有其丑陋的一面，如欧洲特别是德国的众多史实所提示的那般，当它确实如此之际，李斯特的民族统一言论必然令人闻之悚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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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民族主义也可以有其积极的一面，特别是涉及捍卫民族——国家为公民提供更大平等或为工人提供更多保护的能力时。虽然对18世纪的自由主义颇有微词，李斯特本人却绝非反动分子，他的经济民族主义既采取右翼形式也采取左翼形式。19世纪钦慕李斯特的美国经济学家都是那时的进步人士，比如亨利·凯里，自由放任主义的一位批评家，他相信资本和劳动的利益可以透过政府主导的工业政策进行调和。美国自身通往经济霸权的道路，就其依赖保护性关税和政府的商业补贴而言，是李斯特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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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别的国家，比如日本和韩国，表现出乞灵于李斯特以刺激本国经济发展的一种倾向。因此不必惊诧，美国有些自由主义者对世贸组织（WTO）或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之类自由贸易机构所造成的美国内部不平等感到忧虑，他们采纳了与李斯特思想共鸣的一种语言。“我是美国公民，不是WTO公民或NAFTA公民，”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罗伯特·库特纳在《美国的挥霍》中写道，“对劳动力、医疗、环境、征税的监管以及社会产品的供应，全都必然要靠各国政府来完成。萌芽期的欧洲联盟正努力在欧陆层面上完成上述部分任务，以便它能实施平衡商业目标和社会目标的计划。NAFTA全无公民成分，是商业对民主公民身份的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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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美国拥有生产力世界第一的经济，许多当代美国人感到国际发展正在侵蚀由来已久的生活方式。中国和印度作为制造业中心的崛起，美国公司的规模缩减及工作向劳动力成本低廉不少的国家的重新分配，越来越多的移民，还有NAFTA之类自由贸易协定：凡此种种已开始激起激烈的论调，大意是说全球化伤害了各社会阶层、各地区的美国人。一定程度上，这些论调可以在政治光谱的右端听到：反对移民的人，像保268守主义时评员帕特里克·布坎南等人，也可能反对自由贸易。如经济学家、进步政策研究所的中间派民主党人爱德华·格雷瑟尔指出的，这是自然而然的：自从麦金利关税法——1890年的立法，对进口货物确定了48%的关税——时期以来，共和党人（特别是保守的共和党人）已竭力保护美国工商业抵抗外来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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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惊讶的是保护主义情绪已在自由主义者中间大行其道，他们很多人不再共享罗斯福和杜鲁门的自由贸易倾向。虽然克林顿是自由贸易的坚定倡导者，但紧随其后的多数杰出民主党人都对它有所保留。这样的保留意见并未严重动摇自由贸易政策；即便民主党人总统在初选时开展反自由贸易运动，上台后却往往以支持它收场。考虑到他们贯彻的小心平衡各方力量的做法，很可能他们未来的支持将有更多条件限制。涉及国际贸易的任何协定不可不附加条件，这是当代民主党人中的一条公理。美国自由主义对开放的全球经济的信守，在1940年代引致了一些突破性进展，比如协调货币政策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和世贸组织的前身关贸总协定；那种信守的盛世显然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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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批评自由贸易的美国自由主义者还不曾背弃现代世界。但英国的约翰·格雷就未必是这样了，他在伦敦经济学院教授欧洲思想，已逐渐成为对西方世界随处可见的全球化的最尖锐批评家之一。格雷认为启蒙运动的执着于进步该为我们周遭世界的很多错事担责。启蒙思想家相信他们在发展千禧年宗教的替代品，但他们同样可能变得耽于乌托邦和千年至福论。他们以为宪法和商定程序可以给世界带来和平，但“无冲突的存在对人而言是不可能的，不管何处想奋身一试，结果总是人们忍无可忍”。我们可能禁不住要想，启蒙运动的观念是与纳粹和伊斯兰教的激进派这种反自由主义运动相对立的，但在格雷看来，这二者至少部分地是启蒙运动自身的产物。他声称，启蒙运动给我们承诺光明，不料却造就了黑暗的弥撒，其象征就是贪婪成性的自由市场，它不满足于破坏一个个国内社会的凝聚力，如今还打算破坏作为整体的全球的任何稳定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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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黎明》——约翰·格雷反全球化的宣言——从未提过李斯特，尽管它受惠于另一位欧陆浪漫主义者约瑟夫·熊彼特，屈指可数的几位曾经赞扬过李斯特洞见的20世纪经济学家之一。但是李斯特的精神，除了一处显著的例外，支配着格雷的这本书。李斯特和格雷都不屑述及亚当·斯密。他们二人都认为欧洲大陆卷入了抵制英美的自由放任主义意识形态的努力之中，都担忧李斯特甚至早在19世纪中叶就有先见之明地称之为“美国霸权”的东西。不过——这是要紧的区别——李斯特相信国家应当通过保护主义政策，抗拒全球的自由放任主义以求自保。格雷的看法比那阴暗得多。他写道，相比于19世纪发生的事情，主权国家正在丧失控制超越其边界的任何经济活动的权威：“20世纪晚期世界市场的现实是，无论主权国家还是跨国公司都驾驭不了它。”非但我们不再能够祈求民族——国家来管理我们的事务，我们也不能祈求任何东西。格雷说，自由主义破产了，因为根本上说一切政治哲学都破产了，如果它们被认为是要理解和引导世界的话。若是现代性意味着我们受规则指导，全球化则意味着所有规则都已暂时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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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规则的状态被唤作无政府状态。19世纪的无政府主义者希望实现这种状态。21世纪的无政府主义者假定它已存在了。无政府主义情绪深深影响了那些全球活动分子，当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关贸总协定的官员们开会为全球商业设置条件时，他们就聚集在大街上。这一反全球化运动忙于戏剧化的街头表演，乐意与集结起来对付它的警力相对峙，号称拥有各国活动分子的支持，它已变成当代世界最显眼的左翼政治活动。它的靶子是血汗工厂和自由贸易区。它的敌人是跨国公司。它的盟友照理该是第三世界的工人，他们挣的钱是工业化世界里他们同行所挣的零头。它的目标是……呃，那倒是个疑问。反全球化运动无法设想我们发现自己活在当中的这个世界的任何一种替代物，除了对地方政府购买公平交易商品的举措表示嘉许之外，它拿不出什么东西来。过去的左派相信，通过抗议他们能够把世界推上他们心仪的方向。如果你确信世界既缺方向感又缺计划书，你就很难做那样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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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全球化活动分子既已对民族——国家不抱希望，他们和李斯特的保护主义之间也就没什么共通之处；他的自给自足正是他们的无政府状态。但是与在民主党的政治家和政策知识分子中间可以找到的更温和的自由贸易批评者不同，他们和李斯特的浪漫主义脉脉相通。反全球化运动太过散漫，缺乏被普遍接受的理论家，但努力解释该运动及其基本原理的那些人都是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者。哈特和奈格里所著的《帝国》，对纳粹思想家卡尔·施米特不吝美言，为反全球化运动提供了最为宏大的理论辩护。它认为，今天的各种全球资本主义，不像马克思重点分析的工业资本主义，它们缺乏协调，因而最好是用对流动性和无定形的后现代主义妙悟来加以解释。但是该书的真正主角不是当代法国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而是19世纪初叶德国的浪漫主义作家。《帝国》引用了费希特和赫尔德之类德意志浪漫主义者，甚而至于宣称“浪漫主义的反革命比启蒙运动的革命更现实主义”。于是无怪乎，当它的作者们寻找帝国的造反者时，他们不是在社会的任何有组织部分如工人阶级中，而是在无政府主义热情填膺的浪漫主义抗议者中间找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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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反全球化运动关系密切的另一位作者，加拿大报人娜欧米·克莱因，展现出同样的浪漫主义情感。像格雷一样，克莱因不相信自由市场真的自由；她在《休克主义》一书中论证说，人们想要抵制将全球资本主义强加到他们生活方式之上，而强加得逞的唯一办法是靠暴力。但是她不从经验上论证她的观点，而是戏剧性地展示它。有一章，她讲了个故事：发疯的科学家在中情局的帮助下，引诱人们经受危险的电休克治疗。在另一章，她讨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订的债务偿还计划。依她之见，前者直接导向后者。这是做街头表演之用的分析：如果通过休克疗法自由市场就运作起来，那么全球化的批评者也得用休克例证讲清他们的论点。克莱因讲了些好故事。至于它们是否与全球化的真正现实十分相关，那是另外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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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反全球化情绪是呈现为对自由贸易的浪漫抗议还是简单反感，它们就像保守平民主义的情绪那样，将在未来岁月里继续构成自由主义者所面对的主要挑战之一。他们该如何应对？这个问题受到广泛讨论，也许没有哪里如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系那般灼灼然。一个角落里站着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克林顿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诺贝尔奖得主，而在另一个角落可以看到贾格迪什·巴格沃蒂，哥伦比亚的大学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对外关系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员，世界上最杰出的自由贸易理论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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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多数经济学家一样，斯蒂格利茨在理论上相信自由贸易。但是他也认为，全球化的批评者——包括更为激进的那些——持之有故。斯蒂格利茨用“华盛顿共识”来刻画1980年代自由放任倡导者所营造的对自由贸易的信奉，他在《全球化及其不满》中主张，它的效果“不振奋人心：就信奉其宗旨的大多数国家而论，发展很缓慢，而在确实呈现出增长的地方，益处未曾平等分享”。斯蒂格利茨相信，简直不合实际的是，像俄罗斯这样长期处于威权主义领导之下的国家，能够接受市场经济学的快速注入并繁荣起来。对穷国偿债施加严格条件限制也说不通，如果初始问题是它们的贫困的话。市场可以起作用，但是市场也会失灵——这判然有别于坚持“市场原教旨主义”或者坚称自由放任主义不以时空为转移地可资倚信的那些人。明智的政策将找到办法区分这两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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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格沃蒂绝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但他的确认为全球化的批评者弄错了些事实。全球化的各式资本主义并未导致马克思所称的“贫困化”，反而提高了中国和印度这样一些国家的生活质量。美国工人也没有因为全球竞争而蒙受损失；就业岗位被送去海外了，但同时海外公司在美国国内也创造了就业岗位。认为全球化造成一种“逐底竞争”（race to the bottom），也就是各经济体竞相降低它们的生活水平或环保承诺，以期吸引商业，这种看法不受任何证据支持——巴格沃蒂在《捍卫全球化》中通篇这么争辩说。他直接与他的同系同事较量，指出世界银行之类机构没有委身于市场原教旨主义；世行的目标是花钱，如果它对待发展中国家的方法太具惩罚性，选择了限制财源的话，它将有违自身使命。全球化仍然有问题，特别是它应该进行得多快的问题。巴格沃蒂虚心采纳了这一说法：过于急切地将之强加于俄罗斯，结果适得其反。但总体上说，全球化是一项积极的发展，关切社会正义的人们应当欢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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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顶级经济学家争执不下时，非经济学家该怎么办呢？恰当的回答是要说明，全球化不只涉及经济，还对杜威所称的“文明的文化资源”提出了根本性问题。一旦领域转入那个议题，反全球化的活动分子相信他们立于不败之地。为他们建立理论的人不是自由主义者；甚至正相反，他们相信全球化预示着自由主义及其对社会改革的天真信仰的终结。但是像政治光谱上处于他们对立端的保守主义者那样，他们借鉴自由主义，树立了应当据以评判全球化的准则。如果自由主义的主要实质性承诺是让尽可能多的人自由地过他们自选的生活的一个世界，那么——他们认为——使全球化生产得以发生的那些条件处处否定了那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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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举菲律宾或中国建立的出口加工区为例，它们为世界市场制造产品。这里不是允许人们组成工会以便他们可以减弱如低工资长工时之类压迫的地方；反之，如娜欧米·克莱因在《拒绝名牌》中所说，它们“被精心计划好了，要从这片土地上榨出最高的产量来”。约翰·格雷在《伪黎明》中认为，全球化的麻烦就在于，坏形式的资本主义因其更能剥削利用，总是要驱逐尚存的任何好形式的资本主义。由此可知，如果人们承受了过去伴随着国内资本主义的任何问题——剥削、腐败、环境退化、对普通人生活的独裁控制——那么全球自由贸易会让它们愈形恶化。顺着那条道走下去，你将最终到达一个既不自由也不平等的世界。形势危于累卵。“我们不能指望会冒出来全球自由放任主义的可行替代品，”格雷总结说，“除非出现一次经济危机，它比我们迄今为止经历过的经济危机都更影响深远。”帮助资本家巩固其统治的这些灾难，恰好也是我们务必终结其统治的唯一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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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纳这样的天启情节之前，自由主义者或可考虑一下巴格沃蒂的一个观点。在讨论为保卫原住民的传统生活方式抵抗国际资本主义的来临而采取的一些措施时，他写道：“现代性的拉动在很多方面都是农村年轻人外迁到都市区域的根源，他们要寻找一种不同的、道德上更诱人的生活形态。没有任何理由认为那在原住民的情形下不同样起作用。”由此观之，全球化最好被理解成把人带入与更广阔天地的接触之中的一个漫长历史过程的当代版，既令人苦痛又可能让人解放；如果它遵行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所确立的道路，人们终将更自由地过上他们自选的生活，而如果他们困处本国农村地区畏缩不前，他们就没那么自由。男人如此，事实将会证明女人更其如此，她们一旦摆脱传统宗教实践与令人窒息的地方习俗和迷信的权威，将有机会行使更大的自主权。人们无须通过《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等全球化的铁杆支持者的常常过于乐观的看法，就能发现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甚至在有些国家已经变成现实。为了判断它的道德后果，我们不应将自由贸易造就的这个世界与一种理想进行比较，而应与存在过的那个世界相比，那时传统的力量将人们束缚在土地上，阻碍他们的个人成长，让他们坐井观天。这样比较之下，全球化因其是现代化的引擎，也是一种自由化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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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好处不只涉及让人们从乡村生活方式中解放出来。公司无视国界地雇用工人，向全世界销售它们的商品，这一事实从康德式观点看来，就是世界主义的表现；在一个全球化世界里，我们更可能学会有别于我们自有的那些语言和文化，接受不同于我们自身的人们的观点。维多利亚时代的工厂主、自由派政治家和作家理查德·科布登认为，国际贸易通过减弱军国主义的影响为世界和平创造了条件，近年来他被证明说对了。不管人们对资本主义如此大展宏图的最近几十年可能说点别的什么，总不能说它带来了几次世界战争，那是更趋于保护主义的几个时期的特征。全球化有新技术伴随，从因特网到iPhone手机，它们比19世纪初年的报纸更戏剧性地敞开了世界。如果说全球化的一面涉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另一面就包含《世界人权宣言》和联合国国际法院。从全球化视角观之，美国的问题不是对自由贸易的承诺降低了世界上社会正义的总量，而是没有恪守国际规范以提升它。由此看来，威胁自由主义的不是全球化过度，而是全球化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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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无一意味着全球化的自由市场应当支配世界，人们无须做出任何努力控制它们。尽管自由主义一直致力于提高人们控制自身生活的能力这个目标，它也早已认识到，要达成这样的目标，最好是指导人们为他们自立的共同目的而采取行动。国内经济如此，国际经济应该同样如此；如巴格沃蒂所言，全球化必须“加以管理，以便它根本上有益的效果得到保证和加强。没有这种明智的管理，它就岌岌乎殆哉”。尽管斯蒂格利茨和巴格沃蒂之间的争论有时趋于白热化，但他们是手段之别而非目的之异，甚至手段上的差别也没那么显著。“人性的全球化”——斯蒂格利茨这么称呼它——是唯一与历史地演变而来的自由主义相容的一种全球化。尽力去实现它，比欣然听其不受管束或谴责它是启蒙运动的黑影，具有更深的道德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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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自由主义者在处理全球化问题时需要坚持的最重要事情，是对世界的积极展望。哪怕是在辨识他们相信应该通过缓和自由贸易的效应加以纠正的那些问题之际，他们也应避免反全球化活动分子的惨淡凄凉的修辞，以及另一些人的哭喊，他们说美国人正在遭受不公正待遇，甚至更糟地，说他们是某种国际阴谋的牺牲品。这并非他们一贯行之的事情；正如右翼政治家在抨击移民流入时拒绝了世界，左翼政治家在批评资本流出时殊途同归。自由主义者面临的问题不是他们该不该给自由贸易协定附加条件，好保护国内就业岗位和环境；某些状况下他们该，另一些状况下他们不该。问题其实是他们今天应不应当一仍故辙地向世界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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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一旦启动就不太可能停止。不过如果说全球化是某种新事物，它也是自由主义者的某种旧相识，因为它把我们带回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那时自由和平等两大目标，一国宣告后，迅即传遍其他众多国家。自由主义的诞生毫无疑问是世界性的。杰伊·威尼克这么描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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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6年托马斯·潘恩离开英格兰去唤醒羽翼未丰的美国，然后他行至法国，加入了革命的国民议会，差点儿没被砍头，部分只是因詹姆斯·门罗的恳求才被释放。托马斯·杰斐逊给锋芒渐露的法兰西革命派出主意，而古弗尼尔·莫里斯则为国王建言献策。伏尔泰拥抱了富兰克林，又去倾听他的朋友叶卡捷琳娜女皇；卢梭在杰斐逊的共和党那里找到了归宿，而富兰克林和杰斐逊又被俄罗斯的改革者们研究着……军事方面，约翰·保罗·琼斯，美国伟大的海军英雄，环游了地球，参加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帝国海军与穆斯林作战，后来在巴黎悲惨地死去。美国革命的另一位传奇英雄、生于波兰的萨丢斯·科什乌兹科，愿意回国领导一场革命，它被叶卡捷琳娜的沙俄无情镇压了。还有拉法耶特，在他于华盛顿庇护下英勇地服役美洲之后，又逃离了他帮着发动起来的法国大革命，身陷奥地利的囹圄；而塔列朗，臭名昭著的法国外交部长，愿意在流亡美国中度过革命恐怖的血腥日子，和汉密尔顿交朋友，然后回国效力于督政府（以及后来的拿破仑），不料却突然袭击了他从前的美国东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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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有那样一番历史，对于全球化的未来没什么好害怕的。人员和资本四处流动的世界，也是思想沸腾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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