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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反全球化情绪是呈现为对自由贸易的浪漫抗议还是简单反感，它们就像保守平民主义的情绪那样，将在未来岁月里继续构成自由主义者所面对的主要挑战之一。他们该如何应对？这个问题受到广泛讨论，也许没有哪里如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系那般灼灼然。一个角落里站着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克林顿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诺贝尔奖得主，而在另一个角落可以看到贾格迪什·巴格沃蒂，哥伦比亚的大学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对外关系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员，世界上最杰出的自由贸易理论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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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多数经济学家一样，斯蒂格利茨在理论上相信自由贸易。但是他也认为，全球化的批评者——包括更为激进的那些——持之有故。斯蒂格利茨用“华盛顿共识”来刻画1980年代自由放任倡导者所营造的对自由贸易的信奉，他在《全球化及其不满》中主张，它的效果“不振奋人心：就信奉其宗旨的大多数国家而论，发展很缓慢，而在确实呈现出增长的地方，益处未曾平等分享”。斯蒂格利茨相信，简直不合实际的是，像俄罗斯这样长期处于威权主义领导之下的国家，能够接受市场经济学的快速注入并繁荣起来。对穷国偿债施加严格条件限制也说不通，如果初始问题是它们的贫困的话。市场可以起作用，但是市场也会失灵——这判然有别于坚持“市场原教旨主义”或者坚称自由放任主义不以时空为转移地可资倚信的那些人。明智的政策将找到办法区分这两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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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格沃蒂绝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但他的确认为全球化的批评者弄错了些事实。全球化的各式资本主义并未导致马克思所称的“贫困化”，反而提高了中国和印度这样一些国家的生活质量。美国工人也没有因为全球竞争而蒙受损失；就业岗位被送去海外了，但同时海外公司在美国国内也创造了就业岗位。认为全球化造成一种“逐底竞争”（race to the bottom），也就是各经济体竞相降低它们的生活水平或环保承诺，以期吸引商业，这种看法不受任何证据支持——巴格沃蒂在《捍卫全球化》中通篇这么争辩说。他直接与他的同系同事较量，指出世界银行之类机构没有委身于市场原教旨主义；世行的目标是花钱，如果它对待发展中国家的方法太具惩罚性，选择了限制财源的话，它将有违自身使命。全球化仍然有问题，特别是它应该进行得多快的问题。巴格沃蒂虚心采纳了这一说法：过于急切地将之强加于俄罗斯，结果适得其反。但总体上说，全球化是一项积极的发展，关切社会正义的人们应当欢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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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顶级经济学家争执不下时，非经济学家该怎么办呢？恰当的回答是要说明，全球化不只涉及经济，还对杜威所称的“文明的文化资源”提出了根本性问题。一旦领域转入那个议题，反全球化的活动分子相信他们立于不败之地。为他们建立理论的人不是自由主义者；甚至正相反，他们相信全球化预示着自由主义及其对社会改革的天真信仰的终结。但是像政治光谱上处于他们对立端的保守主义者那样，他们借鉴自由主义，树立了应当据以评判全球化的准则。如果自由主义的主要实质性承诺是让尽可能多的人自由地过他们自选的生活的一个世界，那么——他们认为——使全球化生产得以发生的那些条件处处否定了那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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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举菲律宾或中国建立的出口加工区为例，它们为世界市场制造产品。这里不是允许人们组成工会以便他们可以减弱如低工资长工时之类压迫的地方；反之，如娜欧米·克莱因在《拒绝名牌》中所说，它们“被精心计划好了，要从这片土地上榨出最高的产量来”。约翰·格雷在《伪黎明》中认为，全球化的麻烦就在于，坏形式的资本主义因其更能剥削利用，总是要驱逐尚存的任何好形式的资本主义。由此可知，如果人们承受了过去伴随着国内资本主义的任何问题——剥削、腐败、环境退化、对普通人生活的独裁控制——那么全球自由贸易会让它们愈形恶化。顺着那条道走下去，你将最终到达一个既不自由也不平等的世界。形势危于累卵。“我们不能指望会冒出来全球自由放任主义的可行替代品，”格雷总结说，“除非出现一次经济危机，它比我们迄今为止经历过的经济危机都更影响深远。”帮助资本家巩固其统治的这些灾难，恰好也是我们务必终结其统治的唯一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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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纳这样的天启情节之前，自由主义者或可考虑一下巴格沃蒂的一个观点。在讨论为保卫原住民的传统生活方式抵抗国际资本主义的来临而采取的一些措施时，他写道：“现代性的拉动在很多方面都是农村年轻人外迁到都市区域的根源，他们要寻找一种不同的、道德上更诱人的生活形态。没有任何理由认为那在原住民的情形下不同样起作用。”由此观之，全球化最好被理解成把人带入与更广阔天地的接触之中的一个漫长历史过程的当代版，既令人苦痛又可能让人解放；如果它遵行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所确立的道路，人们终将更自由地过上他们自选的生活，而如果他们困处本国农村地区畏缩不前，他们就没那么自由。男人如此，事实将会证明女人更其如此，她们一旦摆脱传统宗教实践与令人窒息的地方习俗和迷信的权威，将有机会行使更大的自主权。人们无须通过《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等全球化的铁杆支持者的常常过于乐观的看法，就能发现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甚至在有些国家已经变成现实。为了判断它的道德后果，我们不应将自由贸易造就的这个世界与一种理想进行比较，而应与存在过的那个世界相比，那时传统的力量将人们束缚在土地上，阻碍他们的个人成长，让他们坐井观天。这样比较之下，全球化因其是现代化的引擎，也是一种自由化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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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好处不只涉及让人们从乡村生活方式中解放出来。公司无视国界地雇用工人，向全世界销售它们的商品，这一事实从康德式观点看来，就是世界主义的表现；在一个全球化世界里，我们更可能学会有别于我们自有的那些语言和文化，接受不同于我们自身的人们的观点。维多利亚时代的工厂主、自由派政治家和作家理查德·科布登认为，国际贸易通过减弱军国主义的影响为世界和平创造了条件，近年来他被证明说对了。不管人们对资本主义如此大展宏图的最近几十年可能说点别的什么，总不能说它带来了几次世界战争，那是更趋于保护主义的几个时期的特征。全球化有新技术伴随，从因特网到iPhone手机，它们比19世纪初年的报纸更戏剧性地敞开了世界。如果说全球化的一面涉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另一面就包含《世界人权宣言》和联合国国际法院。从全球化视角观之，美国的问题不是对自由贸易的承诺降低了世界上社会正义的总量，而是没有恪守国际规范以提升它。由此看来，威胁自由主义的不是全球化过度，而是全球化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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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无一意味着全球化的自由市场应当支配世界，人们无须做出任何努力控制它们。尽管自由主义一直致力于提高人们控制自身生活的能力这个目标，它也早已认识到，要达成这样的目标，最好是指导人们为他们自立的共同目的而采取行动。国内经济如此，国际经济应该同样如此；如巴格沃蒂所言，全球化必须“加以管理，以便它根本上有益的效果得到保证和加强。没有这种明智的管理，它就岌岌乎殆哉”。尽管斯蒂格利茨和巴格沃蒂之间的争论有时趋于白热化，但他们是手段之别而非目的之异，甚至手段上的差别也没那么显著。“人性的全球化”——斯蒂格利茨这么称呼它——是唯一与历史地演变而来的自由主义相容的一种全球化。尽力去实现它，比欣然听其不受管束或谴责它是启蒙运动的黑影，具有更深的道德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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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自由主义者在处理全球化问题时需要坚持的最重要事情，是对世界的积极展望。哪怕是在辨识他们相信应该通过缓和自由贸易的效应加以纠正的那些问题之际，他们也应避免反全球化活动分子的惨淡凄凉的修辞，以及另一些人的哭喊，他们说美国人正在遭受不公正待遇，甚至更糟地，说他们是某种国际阴谋的牺牲品。这并非他们一贯行之的事情；正如右翼政治家在抨击移民流入时拒绝了世界，左翼政治家在批评资本流出时殊途同归。自由主义者面临的问题不是他们该不该给自由贸易协定附加条件，好保护国内就业岗位和环境；某些状况下他们该，另一些状况下他们不该。问题其实是他们今天应不应当一仍故辙地向世界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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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一旦启动就不太可能停止。不过如果说全球化是某种新事物，它也是自由主义者的某种旧相识，因为它把我们带回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那时自由和平等两大目标，一国宣告后，迅即传遍其他众多国家。自由主义的诞生毫无疑问是世界性的。杰伊·威尼克这么描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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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6年托马斯·潘恩离开英格兰去唤醒羽翼未丰的美国，然后他行至法国，加入了革命的国民议会，差点儿没被砍头，部分只是因詹姆斯·门罗的恳求才被释放。托马斯·杰斐逊给锋芒渐露的法兰西革命派出主意，而古弗尼尔·莫里斯则为国王建言献策。伏尔泰拥抱了富兰克林，又去倾听他的朋友叶卡捷琳娜女皇；卢梭在杰斐逊的共和党那里找到了归宿，而富兰克林和杰斐逊又被俄罗斯的改革者们研究着……军事方面，约翰·保罗·琼斯，美国伟大的海军英雄，环游了地球，参加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帝国海军与穆斯林作战，后来在巴黎悲惨地死去。美国革命的另一位传奇英雄、生于波兰的萨丢斯·科什乌兹科，愿意回国领导一场革命，它被叶卡捷琳娜的沙俄无情镇压了。还有拉法耶特，在他于华盛顿庇护下英勇地服役美洲之后，又逃离了他帮着发动起来的法国大革命，身陷奥地利的囹圄；而塔列朗，臭名昭著的法国外交部长，愿意在流亡美国中度过革命恐怖的血腥日子，和汉密尔顿交朋友，然后回国效力于督政府（以及后来的拿破仑），不料却突然袭击了他从前的美国东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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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有那样一番历史，对于全球化的未来没什么好害怕的。人员和资本四处流动的世界，也是思想沸腾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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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的未来 恐怖主义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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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给全球资本家画一幅像不太困难，他们对利润的贪得无厌破坏了收入平等和经济安全之类历史悠久的自由主义理想。尽管他重创了世界，他却渴慕一种上等的文明生活：昂贵的艺术藏品，多种语言的脱口而出，达沃斯的觥筹交错，湾流公务机的奢华飞行，博施济众的远见。他不特别属于任何国家，他的出生国是他最没兴趣的东西，他是个名副其实的世界公民，是戴维·罗斯科普夫（他在克林顿政府时期从事贸易政策事务）所称的名高望重的“超级阶层”（superclass）成员。这些全球人士（globalists）总共约有六千人，住在特惠尊享的邻里或大厦里，像伦敦的肯辛顿公园广场，曼哈顿的公园大道740号等，如罗斯科普夫所说，人们可能看到——更常看不到——他们“一起工作，一起成交，甚至一起出席节庆活动：所有那些事情帮助缔造了授权和界定超级阶层的各种网络”。我们的未来如今掌握在一个精英阶层手里，他们在品味上的世界主义恰如他们在谋略上的冷酷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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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会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另一个敌人，他的图像也不难绘出。他虽出生富贵之家，却住在世界最僻远地区之一的山洞里。他的目标不仅是践履他的信仰，还要把他的宗教还原到它安享不到一千年的教义纯粹状态和主宰地位上。在他的世界里，女人乖乖听丈夫的话，不是朋友的每个人都是敌人，用暴力实施赏罚有着神圣依据。唯有当一切享乐主义痕迹——从饮酒到跳舞——都消除净尽时，世界才能重回秩序。他的法律是丛林法则，如李·哈里斯在《理性的自杀》中所言：“每当丛林法则成为任何冲突的最后仲裁者时，最执拗的人势必压过最明理的人。”如果他发起的恐怖运动成功了，世界将不是被改造成一个巨型的购物中心，而是沦落成霍布斯式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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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主义和恐怖主义乍看之下是对立的两极，一个体现了那么精致的世界主义情感以致失去了同实实在在的现实的全部联系，另一个崇拜特殊性和原始性，具有十分狂热的集团主义，除了它自身的奋斗目标之外不能理解任何目标。然而许多当代的文化评论人坚称，我们不应被它们之间的表面差异欺骗了，因为两者都完全可以视作对一个事实的反应：现代性释放出来的力量失控了。政治学家本杰明·巴伯在《圣战对决麦当劳世界》中写道，伊斯兰好战情感“似乎可能……是向前现代的复归：它企图挽回世界性资本主义之前存在的世界，界定该世界的，是宗教奥秘、等级社群、迷人的传统和历史的凝滞”。但这不太对头，因为“圣战……本身是对现代性的辩证反应，它的特征反映和加强了现代世界的恶与善”。约翰·格雷提出了非常相近的论点。他说，基地组织是“全球化的副产品”；它的存在不是象征了拒斥现代性的一种努力，而恰恰象征了最理性化的现代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失范和无根。坐在里尔私人喷气机上的公司高管与住在山洞里的恐怖分子，原来是亲表兄弟，双方都利用了现代性的不幸意识，死缠着世界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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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这样思考的那些人看来，不但全球人士和恐怖分子在拒斥现代世界中说不定是一致的，而且两者都被认为构成了对自由主义的重大威胁，那种政治哲学很久以来伴随着现代性的成功。左翼批评者担心全球人士危及政府管理国内经济的能力，从而削弱对福利国家的自由主义信守。与之相比，右翼批评者相信恐怖分子代表了对我们生活方式的远为阴险狡诈的危害。在这些作者看来，对自由社会的生存而言，它们能否抵抗伊斯兰恐怖主义的问题是重中之重，他们当中多得出奇的人相信它们抵抗不了。“9·11”之后，他们的著述助长了自由世界内部的失败主义气氛，让人明显感觉到：兴起于18世纪末、献身于人能自由地发展他们的全部潜能这一主张的政治哲学，代表了已经得时但可能——呜呼——又已失时的一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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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保守主义思想家诺曼·波德霍雷茨认为凡与他意见分歧者均是失败主义者，这使得把这个词儿贴到他自己身上有点怪异。可是在自由社会与他所谓“伊斯兰法西斯主义”之间的漫长斗争中，波德霍雷茨不确定前者的前景。他在《第四次世界大战》中说，信然，美国有两大优势：它的军队的勇气，乔治·布什的果决领导（他认为此人是自由的坚定卫士）。但是在抵抗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战争中，美国人将需要无愧于他们在第二、三次世界大战期间表现出来的责任和牺牲意识（对波德霍雷茨来说，冷战是美国打赢的一场世界大战，如今我们正在打第四次世界大战）。波德霍雷茨看不出多少迹象他们将会如此。假如民主党人掌权，他们愿意克服他们那喜欢政治正确的癖性、对以法律执行而非军事手段处置恐怖主义的方法的偏爱、动辄向欧洲盟国或联合国寻求支持的倾向吗？他们可以被指望暂时搁置他们对使用刑讯的疑虑或对公民自由的承诺吗？“从民主党人一直表现出的言行方式看，尤其是自2004年布什连任以来，这全部答案似乎都是不。”大约一半美国人口投票给民主党人，那么对波德霍雷茨而言，美国已经输掉一半了。谁也不能恰当地称《第四次世界大战》的作者是乐天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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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德霍雷茨被广泛视为今日美国最卓越的保守主义作者之一，这就值得指出，相较于论述同一主题的其他人，他的失败主义实际上是相当节制的。波德霍雷茨坚持说，他没有幼稚到相信伊斯兰教能够经历一场会令它逼肖基督教和犹太教的改革运动。伊斯兰教曾经是靠武力把它的意志强加给世界的一种宗教，“今天要靠美国武装即刻逆转性地改造伊斯兰教，可以说毫无机会”。不过还没有满盘皆输：“至少……有个战斗机会：清理地面，播下种子，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态可以从中发育出来，这将逐渐在内部引发相关的宗教压力。”假若美国对伊斯兰世界施加了足够压力，它正好可能会鼓励伊斯兰教的神学家“在《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法中找到根据，证明一边享受顺天应人的政府乃至政治和经济自由的福祉，一边依然做个好穆斯林，是行得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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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也，李·哈里斯断言。在哈里斯看来，伊斯兰教和西方之间的斗争，是理性和狂热之间漫长战线的最新发展。我们愿意相信随着现代性的实现，理性已经赢了，但哈里斯警告说，现代性是“一个自我保护的神话”。实际上，狂热不可能绝迹，因为它说出了人类状况的根本真相。对他来说，伊斯兰教代表一种战士文化，以绝弃西方对启蒙运动原则的信心为首要前提。如众多批评自由主义的作者们所为，哈里斯借用了社会生物学的文献来描述伊斯兰教对西方的敌意的特征：“流行的穆斯林狂热充当了抵抗外来影响的一种社会防御机制，就像身体免疫系统接触到外来微生物时那样自动运转起来。或者用理查德·道金斯的语言来说，流行的穆斯林狂热就是驱赶或排除危险的外来迷因的一种方法，如果允许那些迷因侵入‘Dar al-Islam’（伊斯兰世界），迟早可能让他们的集体传统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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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忧恐怖主义对西方的威胁的许多人都仰赖亨廷顿的论点：我们面临着日趋敌对的宗教世界观之间的“文明的冲突”。哈里斯觉得亨廷顿的阴郁预测太乐观了。他相信，我们不是生活在伊斯兰教和西方正为思想及领土而战的世界上，而是遭逢了一个去文明化的进程，我们曾经珍视的每一种价值都在这个过程里受到威胁。西方的自然反应是坚守理性不让步，那已指导它达两百年了；但这可能是个灾难性的甚至致命的错误，“保不齐会毁了我们”。理性不是人人渴求的某种普世价值，它“代表一种特殊的文化传统”。他们——穆斯林敌人——有他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现代自由民主主义者——有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可以打败他们的唯一办法是动员我们的部族与他们的部族针尖对麦芒。可是由于我们的部族相信狂热释放出危险的激情，我们这一方绝无胜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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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斯的观点与欧洲的部分保守观点重合，伊斯兰国家往那里移民的水平，远高于移民美国的水平。贝特·叶奥（Bat Ye’or，意为尼罗河的女儿），吉赛尔·利特曼（Gisèle Littman）的笔名，一位有着危言耸听观点的埃及裔英国作家，她看着欧洲的人口统计学，想着阿拉伯国家因其石油而握有的杠杆，翻检着西欧的反犹史，在《欧拉伯》一书中断定“欧洲国家已经一致贯彻绥靖政策，经常反对跟伊斯兰好战派的威胁对垒——包括针对住在他们中间的现代主义欧洲穆斯林的威胁”。布鲁斯·巴韦尔，一位住在挪威的美国人，作为同性恋者，发现自己尤为同性恋的荷兰政治家皮姆·富图恩的遇刺感到颤栗。那起事件，连同荷兰电影人提奥·梵高的被人谋杀，穆斯林对他们认为渎神的丹麦漫画的暴力抗议，以及他相信正包裹着欧洲自由国家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的政治正确的一般氛围，一起引导他得出结论：像多年前的英国一样，欧洲发现自己昏睡不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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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如今甚至正在翻开它漫长的暴力斗争史的另一篇章，”巴韦尔在《当欧洲入睡时》中写道，“敌人不会因为我们的希望或谈议而消失。处在危急关头的，并非仅是一两个国家的主权，而是现代民主文明。”虽然危险高得怎么设想都不过分，巴韦尔对欧洲人化险为夷鼓不起多大信心。“到头来，”他提出结论说，“欧洲的敌人不是伊斯兰教，甚至不是伊斯兰教激进分子。欧洲的敌人是它自身——它自我毁灭的忍顺，它对暴政的软弱，它反射性的绥靖倾向，它对美国直面死敌时的骄傲、勇气和坚毅的不理解和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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