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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的普遍意志概念所含的理性主义可以从他对法律问题的态度看出来。如果他认为众人见解一致便足以构成政治生活的充足基础，他便会承认整个社会想做的任何事都是合法的。但是，他却一直坚持，“普遍意志”和“所有人的意志”并不是同一回事；唯有通过立法形式，才能显现出普遍意志。政府的某些特定行为（譬如普选县长）虽然可能代表社群每一成员的一致见解，但他却认为这是“个别意志”而非“普遍意志”的表现。这观点极端有特色地反映了西方社会“法理性主义”（legal rationalism）的倾向。立法过程迫使人类从“普遍”（general）而非“特定”（specific）的观点去思考，因此本质上就比行政过程更理性，这一点即使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也早已为人熟知。一个人选择秘书时虽然可能因个人偏好而喜用金发女郎，但即便是在他心里也必须找到合理的理由订下规矩说褐发女子皆不能任秘书。典型的西方信仰认为最好的政府乃是法治政府，而不是人治政府，这信念便是建立在这个简单的心理经验上。卢梭亦完全认同这信仰；他虽深信普遍意志总是对的，但他同时也持有传统观点，认为所有特定的决定（specific decisions）即使是整个社群一致同意的，亦容易出错。唯有当人超越了特殊利益与偏见而致力于考虑普遍的问题时，真正的理性才可能出现。唯一能使人性当中的理性完全发挥的社群行动形式就是立法，因此，也唯有立法才是真正可归于普遍意志的行动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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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常被描述为“绝对民主制”（absolute democracy）的先知，但是他的普遍意志概念却导致一种毫不妥协的政治二元观。“绝对民主制”的提倡者深信民众具有无限的政治能力，因此相信政府行为的责任应当由民众直接担负起来。另一方面，对于卢梭而言，严格区分“社会”与“政府”乃是一桩最重要的事。整个社群的功能一如普遍意志所表现的纯粹是规范性的，其任务是在立法行动中理出道德共识，然后监督政府强制执行该项立法，当社群不满当前政府对其指令之执行结果时，它有权解散该政府，并以另一政府取代。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普遍意志本身都无法执行政府的功能；任何“行政行为”（act of administration）都只不过是“个别意志”行为，即使这项行为是由全体公民而非特别选出的行政官所执行也不例外。在卢梭的政治思想中，普遍意志是社群道德利益的最高代表，它的地位就如人类精神利益的最高代表教会，在中古时代的政治思想中所占有的地位。它和中古的教会一样，有权指示政府的行政机构，必要时，甚至可以更换这些机构；当教会企图接掌政府的功能时，它的精神特质就会受损；同样的，当普遍意志要接掌政府功能时，它就不是“普遍意志”了。卢梭相信，正确的政治观念有赖“社会”与“政府”的绝对二元体制的维持。他对普遍意志与“个别意志”所做的划分势必会导致此一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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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自由主义的经验肯定了卢梭分析的价值，自十八世纪以来，社会的行政逐渐成为官僚体系的专责。随着近代工业技术的发展，以整个社会来指挥政府的观念变得像天方夜谭——比卢梭那时代更像空想。但是，公众意见之发展倒也使官僚权力的使用有所限制。许多议会都代表社群的道德共识而成功地发展出凌驾于政府机构的权威，指挥政府机构去执行一般人接受的立法标准。一如中古时代的“教会——国家”二元论一样，“社会”与“政府”二元制也引起了一些极难解决的问题。一方面，社会的代表有侵占政府领域的倾向，不仅指示政府一般性的目标（general objectives），也干涉特定的行政行为的方法。压力政治（pressure politics）与分赃制度（spoils system）便是宪政民主制干涉政府行为的常见例子。另一方面，公职人员也有一种倾向，试图利用民选代表的弱点与缺乏经验而蔑视民意，一意孤行，因此，如何使群众与官僚的力量维持有效的均势，也就和中古时代如何在教会与国家之间维持有效的均势一样，成为棘手的问题。但问题虽然存在，卢梭为“普遍意志”与“个别意志”所划的界线却已经指出政治二元论得以生存下去的途径，使西方文明获得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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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卢梭学说的意义并不只限于为宪政民主制理出头绪，他比同代任何作家更知道有效群体行动的障碍。这使他采取了许多奇异而预示到近代极权主义的立场。宪政民主制之理论与实践建立在一个假定上，即群众能通过理性协商而获致足以维持社会生活的共同协定。十九世纪许多西方国家的经验证实了此一假定是有道理的，但是在其他时代其他地方，却不容易产生这种共同协定，因此导致对人类理性本质的不同看法。柏拉图虽然相信理性对指导人类事务无比重要，但是当时雅典的政治却使他失望而得到下列结论：有真知的人极为有限，唯有让知识贵族利用神话或其他非理性工具将他们的理念强加于社群其他人身上，社会才能统合。近代一些令人失望的类似现象，更促使极权主义兴起，甚而接纳暴力与诈欺当作达成社会整合的工具。卢梭虽然不熟悉近代极权主义，但他却熟知柏拉图的著作，而他所处时代的社会情况也和柏拉图的时代一样令人失望。十八世纪的欧洲人还没有准备好要担负起自由政府的责任，在卢梭看来，当时欧洲乃是一片无望的腐败景象。他虽然深信人性本善，却也不得不对人类的政治能力采取悲观的看法。这一点使他不仅成为近代自由主义最早的提倡者，也成为它的最早批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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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究底，卢梭并不相信理性的能力，这点可以在他夸张的一元论式的“普遍意志”观中看出来。如果要由理性的讨论过程中形成有效的公意，社会本身便必须建立在多元基础上，必须让社群各种群体都能发展、澄清他们的观点，然后又有机会和其他群体协商，发现大家都能接受的妥协方案。在近代宪政民主体制中，政党与议会便是达成此目标所需的基本机构，极权主义攻击自由主义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毁灭这些机构。这一点使下述事实更富兴味，卢梭比近代的独裁者更反对多元社会结构。自由主义者认为，个别意志互相沟通的结果可以形成普遍意志，卢梭则与所有极权论者一样不相信这看法。看来，每一种个别意志都是对普遍意志纯洁性的威胁，一经发现便必须尽快除掉。他对政党尤其感到恐惧。就贵族政府的传统机构而言，代议团体或可容忍，但卢梭却把这些团体看成纯粹的政府机构，否认它们具有任何表达普遍意志的意义。一如其他政府机构一样，议会是一些具有自己私人意志的立法诸公所组成的，基本上，这些私人意志是反普遍意志、对普遍意志有害的。“普遍意志”本身无法委托给任何代理者，它永远必须由未经组织的群众来表达。这些存在于卢梭政治思想中心的信仰正代表着极权主义者的社会整合理想。这种思想同宪政政府的理论与实践根本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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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拒斥了其他所有表达公意的工具以后，卢梭也和近代极权主义者一样，不得不求诸“领导”。当然，任何形式的政治生命都必须有领导的存在，在宪政民主制里，“领导”是一种杰出的能力，可以协商、澄清、修正由社群各层面经验所形成的自发驱策力量。但是，在卢梭眼里，领导者不仅是社会的合作者（collaborator），也是社会的创造者。这概念和他政治思想中的其他许多要素一样，也是通过古史的研究而来。早期历史的传述充满了一些像摩西（Moses）、莱库古（Lycurgus，公元前8世纪的斯巴达政治家，斯巴达宪法的制定者 ）、努马（Numa，传说中的古罗马皇帝 ）等人的事迹，人们认为这些人把他们的人民团结在智慧、永存的立法制度下，建立了各民族的伟大绩业。近代史学研究对此等传说表示相当怀疑，但是卢梭那个时代的人却仍然相信此说。卢梭和当今的极权主义者一样，都怀疑一般人的政治能力，因此他利用这古史传说，做解决他思想困境的唯一可能途径。人类虽然无法靠自己的努力达成社会的整合，但是仍然能通过对某一杰出领导人物的共同景仰与服从而团结在一起。古代曾出现一些伟大的立法者，他们诱导先前散乱不团结的人民遵循同样的法律，使后世人们也能生活在有效的普遍意志统治下。卢梭的时代或许也会出现类似的睿智立法者来替那时代的人完成这一项工作。这便是卢梭所看到的唯一能使“普遍意志”在近代欧洲发挥功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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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的政治思想中有了这种立法者概念，便注入了强而有力的非理性主义因素。当然，他并不曾和近代法西斯主义者（fascists）一样极端到认为为了达成社会整合的目的，领导者可以不择手段。卢梭个人对强制深恶痛绝，他无法想象一个领导者竟可以对不赞同的人民行使暴力强迫他以达成目的。因此，他主张立法者应当只用说服来达成目的，而不应动用丝毫的强制力。然而，即使立法者与其他人之间是一种说服的关系，他们也仍然会有非理性的表现。卢梭的立法者采用的方法虽然也可能和柏拉图心目中的“哲学王”（philosopher king）的方法一样，都是建立在对“何者对社会最有益”的理性了解上，但是卢梭的立法者却无法以理性的说明方式来使一般人同意他的做法。他对社会的控制一半建立在个人人格的吸引力上，另一半则建立在有意的诱骗上。立法者为了使众人初步接受他的建议，必须利用群众的迷信心理，告诉群众他是受到神的指示，任何违反新立法体系的人都会受到神的惩罚。他要利用一堆令人印象深刻的仪式与习俗（不论多么没有意义）来延续法律的尊严，使民众毫无疑义地接受立法者为他们安排的一套生活方式。卢梭固然相信人性本善，但是他却不认为一般人有能力体认显现在眼前的真理，也无法由纯理性的基础追随此一真理。这种奇异的双面人性观最足以说明卢梭政治思想的根本含混与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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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向非理性主义屈服，因此，像后来法西斯主义者一样无法为近代政治问题提供令人满意的解答。近代形势使我们必须创造更大更复杂的政治单元（political units）。在卢梭那个时代，法国的崛起已使日内瓦城邦变得不合时宜。自是以后，欧陆诸强权之兴起使这类小邦逐个淘汰。近代政治的任务就是提供广大形式的社会整合基础，以配合时势发展。另一方面，非理性主义则倾向于拘束性；法西斯的独裁制度虽然借着诉诸民族与种族偏见，使特定社群统一为极权主义的单元，但其意识形态的排他性，却使它除了绝对强制力外别无更可靠更不激烈的方法可拓展社群的范围。卢梭的政治思想也具有类似的限制，十八世纪的普世精神（cosmopolitan spirit）促使欧洲各民族形成更紧密的社会单元，但卢梭却认为这是腐败的征象。他心目中的理想政治单元是小规模的自给自足社群，规模约似日内瓦，人民因绝对忠于其本身特殊的传统而团结在一起。他认为，唯有欧洲其他国家也都缩小为这种城邦大小时，“普遍意志”才能产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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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卢梭认识到有必要形成更广大的政治整合单元时，他也确曾建议诸小邦应以联邦结合体（federal association）的方式重新结合。然而，这观念却不能和他的极权主义社会观相容。卢梭要以自己的思想体系来解决问题有其内在的困难，他曾想写一本关于联邦理论的书，但终未写成，其原因或许正在于此。要实行联邦制度，地方社群必须认同广泛的大社群，而放弃个别的利益。由于卢梭相信唯有绝对专注地忠于本身特定之社群传统时，普遍意志才能产生作用，因此任何更广的社会形式在逻辑上都是不可能的。结果遂使他的国家观念与近代法西斯主义的教条一样，都变成了无望的不合时宜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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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卢梭而言，他涉足于政治理论领域的结果是使他趋于极度的悲观。虽然他相信要使普遍意志产生作用，必有待“立法者”的出现，然而他却又不能不承认“立法者”（就他所指的意义而言）乃是绝对少见的人物。一个具有足够的力量与智慧，可以用纯粹说服的方式去创造一个国家的人物根本就是一种奇迹。即使在极不常见的情况下发生了这种奇迹，卢梭也认为它极不可能成功。大多数的民众（尤其是近代的民众）都已太过腐败，太执着于邪恶的习惯，因此即使是有最具智慧、最具说服力的人去向他们诉求，他们也不愿意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除了加尔文创立的日内瓦邦以外，卢梭所知道的成功立法者都是一些上古的人物，他们生活在社会情况单纯、习惯尚未定型的民众间。在卢梭那个时代的欧洲，他认为唯有科西嘉岛（Corsica）还算够原始，有希望在那里创造一种有效的“普遍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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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卢梭对更广泛的当代政治改革也曾看到一线希望，甚至在极为腐化的社会里也可能有革命式的危机，这种危机就像人类某些疾病一样，会造成一种记忆丧失症，使人类摆脱过去的习惯，准备接受新的观点。这时候，如果恰好有一位真正的立法者出现，他就有可能成就一番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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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卢梭觉得这类革命发生的机会也和“立法者”出现的机会一般渺茫。由于改革的可能有赖这两种极端不可能的奇迹同时出现，所以欧洲似乎永无脱离腐败的可能了。因此，卢梭的历史观也经常为深刻的悲观感受所笼罩。他认为，人类的一般倾向并不是往前进步，而是从早期的完美境地中堕落下来。假如人类能够固守古老的习俗，则或许还可能继续享受早期社会及更纯朴阶段的某些美德；假如抛弃过去，就会日趋腐败。分析到最后，卢梭对政治问题之解答乃是一种悲观的保守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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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卢梭本人从普遍意志观念中得出的是什么结论，这观念却仍是自由主义者政治立场的灵感之源。卢梭和许多缺乏系统化阐述能力的作家一样，常以大胆、惊人之语表达刹那的热忱，然后才在后面的讨论里表示怀疑，并修正先前的说法。这种做法很容易使读者只记得前面的惊人之语，而忘了他修正的话。法国大革命使人们必须重估政治秩序的基础，这时“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句话就变成群众表示不满的口号。卢梭告诉众人说主权的基础在普遍意志，于是各处民众都受到鼓励，起而反对既有的政府，却不曾想一想卢梭自己也认为唯一有希望享有自由的仅有科西嘉一个地方。人性本善的信念使新的社会阶级受到鼓励，起而挣脱传统束缚，承担起政治行动的责任，一点也未虑及卢梭自己对一般人的政治能力是持悲观的怀疑的。在后来的革命危机中，马克思（Karl Marx）告诉全世界的工人说，他们没有什么可损失的，只会失去锁链而已；其实他正是在重述《社会契约论》中人人耳熟能详的话。甚至在今日，卢梭这位保守的悲观主义者的著作也依然是民主乐观主义（democratic optimism）的灵感之源。这就是卢梭在政治思想史中的重要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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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康德的社会哲学中最能清楚看到卢梭对近代自由主义发展的贡献。康德在事业刚起步的时候，原是一个贵族的理性主义者（aristocratic rationalist），深信只有少数人才拥有理智这种最高天赋，一般人是无法对人类生活中较重要的层面提供任何贡献的。阅读卢梭的著作以后，康德改变了他的观点，并且对平常人的尊严与能力产生了新的敬意。其后，他的道德与政治哲学著作中都洋溢着这种感受。康德将他系统化阐述的才华致力于把卢梭想象洞察力的吉光片羽加以扩充、精练，普遍意志的观念在他手中，变成一种深入分析自由主义之精义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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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对卢梭学说再诠释的主要特色，是重估了理性在社会中的地位。他也承续西方理性主义的一般传统，相信理性主要是用来订定通则（general rules）的。康德的“绝对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学说主张人类的行为应该合乎普遍的行为规则，这和卢梭的“普遍意志唯有借一般性的立法才能表现”的原则是类似的。但卢梭将他的原则限制在整个社群的行动上，康德却认为它是一种普遍的道德行动标准，既适用于国家，也适用于个人与较小的群体。这一点使他能够克服“普遍意志”与“个别意志”间不自然的僵化界限（此一界限曾使卢梭的政治思想几乎归于无效）。在所有人类活动（包括拥有主权的国家的行为）中，人类都具有一种倾向，会因为渐渐认识别人的权利而修正自己的权利要求，从而扩展社会关系。康德和卢梭虽然都明白道德意识的表现在实践过程中会出现无数瑕疵与腐败，但他却和卢梭不一样，他相信冲突的经验不仅不会削弱，反而会加强社会整个的整合。人类借着接触其他人陌生、带有敌意的意志，可以渐渐察觉有必要去发现某些可为大家接受的共同行动基础。群体也可通过类似接触，学会和其他的群体相处，达成共同的目标。因此，对康德而言，个别意志的冲突并非社会整合的敌人，而是其工具。法律并不是神一般的“立法者”赠给人类的完美礼物，而是一般人累积经验逐渐演化而成的。任何形式的个人或群体行动都对这经验有所贡献。康德相信“普遍意志”是逐渐演化而成的，因此他对社会也采取多元观点。这一点使他能够避开卢梭极权一元论（totalitarian monism）所带来的困难与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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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它使康德能够以一种和近代文明扩大之需要相容的形式把“普遍意志”表现出来。只要人们仍然从“维持独特的社群传统”这个观点来看社会整合问题，就不可能在群众政府与普世意识的成长间获得协调。中古教会拥有道德权威是因为它能代表西方文明真正而特别的一统意识。同样的，近代自由主义的力量大部分也是得自它，普世运动（cosmopolitan movement）的立场由此激发西方人的良知，协力对抗官僚绝对主义的力量。如果“普遍意志”问题的正确诠释只限于卢梭那种极权主义社会观的解释的话，就不可能有这种发展。近代的自由主义遵循康德立下的方向去重新诠释，才克服这些困难。当我们把社会整合看作不断演化的社会经验的功能，就可以让人的社会创造力尽量发挥。康德在他的论文《永久和平论》（Perpetual Peace ）中提供了一个希望。他认为，人类的理性已渐渐觉察到共同行动的必要，有一天，它一定会创造出够强、够广的普遍意志，将所有民族纳入联邦式世界国的架构中。此一希望虽然还有待实现，但是却代表了自由主义政治观的终极抱负及其终极力量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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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的“普遍意志”理论在分析立宪民主制的方法上虽然有所欠缺，但是作为对近代自由主义基本目标的陈述却有其价值。议会与其他组织虽然都可能是表达舆论所必需的工具，但是唯有它们能把社群的道德共识加诸政府行为之上时才具有意义。人们若完全把注意力集中在政治行为上，很可能会忽略此一最重要的事实。中古教会赖以限制政府权力的唯一力量乃是道德权威，但这权威却常受制度的惰性所危害。因此，有时候只得靠一波又一波的革命热潮（如在圣方济各时代所发生者）才能清除教士阶层内的弊端，恢复基督国度的精神团结。近代世俗社会组织也遭遇到类似的问题，目的在求动员舆论的宪政制度变成可通过此一制度之运作而获利者的工具。正如卢梭所言，任何特定的一群人，包括议会主义者（parliamentarians）与政党领袖，都有形成有别于社群普遍意志之个别意志的倾向。假如社会要维持其所赖以约束政府的道德权威的话，就经常要以激烈的改革运动来克服制度的惰性。因此，自由主义的历史便是由一连串的革命危机构成；呈惰性的民众在遭遇新觉醒的政治意识时，都能一再地打破既存宪政法统（constitutional legitimacy）的约束，重振并扩大社群的范围。卢梭不喜代议工具，并坚持认为“普遍意志”无法由任何人或机构来代表，这种见解固不足以当作解决近代政治问题的充足指南，但是至少可以用来纠正一个与此对立的错误——亦即认为工具本身便是宪政民主制之基本要素的看法。基本问题乃是要设法使政府制度与不断扩大的社群道德共识配合。“普遍意志具有绝对与不可让渡之主权”的观念仍然是说明自由主义政治目标的正确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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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政治传统：近代自由主义之发展 第五章 中产阶级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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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自由主义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便是中产阶级的兴起。中古末期以来，组织健全的商人与匠人团体便控制了欧洲城市的生活，有一段时期，他们还有能力通过诸如“汉萨同盟”（the Hanseatic League）之类的组织在政治上扮演独立的角色，与国王及封建领主在实质平等的基础上互相抗衡。君主专制的胜利虽然使许多都市丧失了一度享有的行动自由，但是都市的中产阶级却仍是社会生活的重要因素。中产阶级的成员与领地王侯联手，一起对付封建贵族，在创造近代国家官僚体制的过程中扮演了领导角色，也因此赢得相称的声望与利益。宗教战争结束后，物质日趋繁荣，更使他们有晋身的机会。如是，到了十七世纪末，西欧中产阶级已稳固地形成具有影响力与自尊心的群体，不但意识到自己的重要性，也决心面对敌对压力，维持他们的利益。十八世纪，当君主专制的政策与他们的目的背道而驰时，他们的态度就逐渐变成批判式的，最后终于演变成革命的心态。由于相信世俗社会的价值与潜力，他们遂把可与中古教会所产生的压力相比的（经过组织的）社会压力加于国家之上。他们的活力与奉献使首次纯以世俗基础重建西方文明二元传统的企图获得成功。虽然在这次事业中，指导他们的思想与制度是建立在较狭小的社群经验上的，不足以创造包罗广泛的普遍意志，但是却成为日后民主发展的起点。因此，中产阶级的觉醒遂成为近代自由主义史的第一个伟大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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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纪的革命高潮看起来虽然像是意料之外的突发事件，其实却是早已在西方文明中趋于成熟的诸多力量造成的。宗教战争结束后，欧洲就一直迅速朝着彻底技术革命的方向迈进。近代科学在牛顿（Issac Newton）等人的努力下建立了稳固的基础，渐渐显露出潜力，足以成为了解与控制自然环境的武器。新的经营商业方法以及殖民地的拓展早已使世界上许多地区成为欧洲的属地，现在这些因素也提供了累积财富的新机会。工业革命第一阶段的一系列技术发明，使西方工业的生产能力大为提高，对有能力参与这些发展的人来说，这一段历史提供了无限美好的拓展与获利的远景。然而，任何想要利用新机会的企图，迟早都会和既存的社会秩序发生冲突。自从教会成为智识生活的权威中心后，宗教与政治的检查制度（censorship）便一直威胁着科学的成长与散播。商业受到许多复杂的地方性与国际性贸易限制，这些限制是当初经济往来仅限于狭小区域时的残留痕迹。在过去，传统技术的传递是生产的基础，因此有行会（guilds）及其他垄断机构的存在。现在，这些垄断权利便成为人们采取进步工业技术的障碍。过去，足以应付较静态社会需要的制度，几乎都不能适应更动态时代的需要。结果是不断的摩擦，最后除了以革命解决之外，别无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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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只有少数人意识到即将来临的冲突。唯有具有相当禀赋、受过相当教育，同时又有心要摆脱传统习俗的人才有机会参与较进步的知识与经济活动。也就是说，有可能从革命中获得利益的大多是一些都市的中产阶级。在十八世纪大多数的欧洲国家，人民多半都是一心遵奉古老生活传统的不识字农民，另一端的社会阶级——土地贵族与乡绅——虽然有机会享受更多教育，但却也一样只专注于执行传统的统治阶层功能，对于新机会的拓展则不感兴趣。除去英国与其他少数社群而外，人们大多受到境内的法律与习俗的约束，无法参与任何形式的工商业活动。科学与文学活动则未完全受到禁止，因此有些贵族遂利用财富与教育上的优势，在此一时期的智识生活中扮演了杰出而重要的角色。在法国尤其是如此；法国王室为使地主与其产业分离，命土地贵族住在宫中，为了排遣宫中生活的无聊，许多宫臣都致力于智识追求以为调剂。但大体而言，最有准备要在新时代拓展智识与经济机会的，却是较具雄心的中产阶级。这些人熟知工商业生活的问题，拥有相当充裕的流动资金，因此在较具试验性的经济活动中占据了极有利的地位。他们教育背景良好，探求新知的欲望又强，因此能在新知识领域的探究中扮演积极的角色。由是，十八世纪乃是中产阶级机会特别多的时代。由于既存的社会秩序不允许他们完全利用这些机会，他们特别觉得有必要做激烈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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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或多或少是被排除在政府责任之外的少数分子，没有机会通过直接的政治行动来表达他们的苦痛。但到了十七世纪末，他们渐渐获得了相当程度的独立权力。在近代资本主义的早期，商人与制造业者都必须仰赖政府之助才能进行大规模的商业冒险。带动经济进步的典型机构是官方与半官方的贸易公司，例如英国与荷兰的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ies），以及由政府拥有并实际负责经营的工厂，例如法国塞夫尔（Sèvres）地区的瓷器工厂。在智识生活领域中，中产阶级一样需要王室或贵族的赞助，因此中产阶级的作家与艺术家也和商人一样，处于类似的非独立状态。只要这种情形还存在，中产阶级几乎没有希望得到真正的行动自由。不过，十七世纪末，这种情形开始有了改变。通过像英格兰银行（the Bank of England）等机构的协助，公私企业都有机会取得大量的资金与货款。控制了这些资金与货款（已较全国总税收之数额为多）来源，伦敦、阿姆斯特丹等地的杰出商人及金融家，乃能把经济领导权转移到自己手上。同时智识生活的领导地位也有从礼仪烦琐的宫廷转移到较自由、较富生气的私人沙龙的倾向；十八世纪，沙龙以巴黎为中心发挥了最大的国际影响力。许多成功的中产阶级人士利用他们新近挣得的财富与闲暇去赞助、参与此一艺术与文学世界，并且以平等地位与土地贵族阶层的志同道合之士结交为友。由于书籍与期刊的读者群不断成长，有才华的作者如伏尔泰（Voltaire）及约翰逊博士（Dr. Samuel Johnson）等人甚至能靠写作为生，不必依赖有钱人的赞助。不论在智识生活还是经济生活上，十八世纪的中产阶级都已形成颇具独立形态的社会组织，这使他们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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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要在面对稳固专制王权的情况下缔造重大结果，则所需自不止此。罗马帝国曾被迫与基督教会共享权力，因为基督徒的教会组织虽然有弱点，但他们却因献身于同一信仰而紧密团结，这些占全人类少数的基督徒深信“来世之救赎”（other-worldly salvation）的福音是唯一能满足人类需要的东西，并能使世俗统治者接受他们的想法。十八世纪的沙龙与银行团虽然是在纯世俗的基础上运转，但是地位却和早期基督徒的集会相当类似。他们是分散各处且未获尊重的少数人的代表，唯有以有效的战斗信念唤醒整个中产阶级，才能使他们的观点为社会所接受。十八世纪的思想，就是要为这种信念提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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