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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纪思想的领导人物虽然极力强调社会道德无上的权威，却不曾否定政府存在的必要。有时虽然会有葛德文这样的狂热分子，因深信理性协商的可能而采取严格无政府主义者（anarchist）的立场，但大多数人都同意某种程度的强制权力是不可或缺的。中古教士曾宣导要服从世俗权威，其根据便是国家权力是保护教会圣职工作，是使之免受无法律之暴力威胁所必需的。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也赋予国家类似的价值，认为国家是自由市场的保护者。自由市场的概念涉及某个场所，人们在此场所可以自由协商，而不受强制压力的阻碍。中古时代，市场城镇总是在城堡的羽翼下形成，因为当时唯有在强固的军事据点保护下，才能免受盗匪劫掠。是后，政治与军事技术的进步使人们有能力组织全国性甚或国际性的防卫组织，全国性以及国际性的市场乃随之兴起。设若无一适当政治组织提供保护，则无任一市场体系能长久存在。十八世纪的政治理论家便曾体认到此一事实。商人与知识分子虽然都深信自己有和别人和平竞争的能力，却没有理由假定在盗匪自由参加的竞赛中，也同样能有表现才华的机会。长久以来，人们便认为，保护市场，使其免受暴力与欺诈行为之干扰（包括强制履行契约义务）乃是有组织政府的一种功能。只要政府以执行这些功能自限，启蒙时代的人也和中古教士一样愿意劝导世人服从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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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几乎不需强调，这种关于政府功能的狭隘观念是将政府问题过于简化了。十八世纪社会观的基本理念是，人类所有创造性精力可以在对财富与知识的理性与个人主义式追求中全面发挥。在政治保障自由市场存在的外在架构下，人们期待，开明的自利会诱导追求自我的个人参加互利的协商过程，并创造出有效的普遍意志。这种个人理智有自发社会效力的信念是不切实际的，很快就在实际经验的冲击下破灭了。在启蒙时代，偶尔也有警告说当时所流行的观念不尽正确。以理性之阐示来达成社会和谐是有困难的，这一点不仅为卢梭的艺术直觉所知觉，也为休谟（David Hume）的批判天赋所认知。到了十八世纪末，这种怀疑已经于康德自制、实际之理性主义中有了典型的表达。但在启蒙时代的潮流里，这些警言只是荒野里的呼唤而已，大多数人都相信，一旦国家的功能缩小到只保护自由市场，所有社会存在（social existence）的问题就可自动解决。近代政治思想的重要功能之一，便是将人类从此一幻觉中解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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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启蒙运动的历史功能并不是为自由主义的问题设立现成的解答，而是为自由主义的进一步实验提供起始的动力。十八世纪哲学的限制，正好使它更适于扮演这个指定的角色。对大多数人来说，“人类为有生命的计算机，能够理性地衡量每一可能行动路线的利弊”这观念不实在得近于怪异；人类是极易冲动与受习惯左右的动物，几乎不可能只以算计方式行动。但另一方面，这种人性观对中产阶级的进步分子却极具吸引力。发展出这些理论的作家本身就是专业知识分子，这群人特别容易夸张理性探究的重要，视为人类生活的重要功能。他们诉求的对象是有知识的商人与制造商，他们的日常工作就是精打细算地估量得失。对于这类人，“人类为理性机器，为享乐而算计”的观念绝对是可能的。他们个人经验的界限正与当时流行的人性观界限相合。这使得启蒙哲学在唯有中产阶级能向专制国家挑战的时代，成为革命的有效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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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自由市场观念虽然有缺点，却能指出一条令人满意的未来发展途径。最初，这观念是因某一相当狭隘阶段的需要而创出，但经过广泛公式化后，亦能激发人们从事更广泛社群行动的欲望。所有人都有相等权利的观念，虽然原先是从较消极的法律地位之平等衍生而来，但却成为导致其他经验领域之民主理想成长的一项有力诱因。“制度必须一直受批判，以验证其是否仍然有用”此一观念，原来是应中产阶级革命理想而产生的，日后落到想满足其他社群需要者手上也成为一项有力武器。最重要的，“人类福祉应该通过自愿及互利的协商过程而非暴力与压制来获致”的观念（十八世纪宁取社会行动而不喜政府行动的心态即已隐含此一观念），日后鼓励了人类在广包一切的普遍意志结构内，调和各敌对阶级利益的意图。所有这些都是对近代自由主义思想发展的持久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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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政治传统：近代自由主义之发展 第六章 自由宪政主义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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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觉醒的最终结果是，为西方宪政主义的复兴立下世俗的基础。然而，这结果却是在经历一段长期、痛苦的政治实验以后才出现的。最初，启蒙运动哲学的性质很明显是“非政治性的”。十八世纪早期的思想领导者和他们的基督教先驱一样，关怀的都是独立并且凌驾于政治制度之上的社会福利，这一点使他们认为国家组织是较不值得重视的。一个国家不论组成方式为何，只要愿意保证让社会执行其无上重要的功能，他们便愿意无条件效忠这国家。唯有希望一再破灭后，中产阶级才体认到，要将国家权力限制于指定范围内，必须先建立适当的政治制度，近代的宪政主义便是以这种痛苦经验换来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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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中产阶级的力量能够强大到遂行己愿的话，西方政治将永远不会朝立宪民主制的方向发展。中古末期，当商人与同业行会控制独立城市之政治时，政府的正常工具乃是专制贵族制（absolute aristocracy）。这些城市的大多数政治权力都握在少数贵族家庭之手，他们独掌大权，其他人都被排除在外。当十八世纪为中产阶级带来新的自我伸张权利的机会时，这些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也同样是贵族式的。启蒙运动的哲学家的确相信人人应享有平等的法律权利，为了反驳世袭贵族宣称有些人天生就比其他人优秀的主张，中产阶级也强调，优秀与否主要是因为教育，若施以适当教育，人人都能改进自己。这种教育信念导致图书馆、学校、励进学会以及其他群众教育制度的建立，后来对民主观念之散播也有相当贡献。但起初这信念之政治含义几乎也与稍早的优越乃天生之信念一样都是贵族式的。不论未来的发展为何，当时的事实是，受普及教育之惠的只是少数人，甚至连读书写字也仍然只是少数人的特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政治权力的行使虽然以全人类的福利为鹄，但却仍然握在少数受过教育的人手上。假如启蒙时代的人能够自由选择政治工具，专制贵族制很可能会成为最主要的政府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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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幸运的，当时欧洲的情况却没有进行纯粹贵族制实验的机会。中产阶级虽然力足以伸张自己的权利，但却绝不足以独力负起指导社会走向的责任。社会秩序的维持仍然有赖精密文武官僚体系，以及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体系的运作。都市中产阶级与后者可以说很少或完全没有接触；而对于前者（尤其是军队）的控制又绝对逊于传统的统治阶级。作为一个未享有高度社会声誉的少数团体，中产阶级几乎没有正式宣称垄断政权的希望（在中古城邦的有利环境下，他们或有一线希望）。在他们自己选定的市场竞争领域里，他们的技巧与干劲难逢敌手。但在此领域之外，没有其他社群的合作，他们就无法行动，这使得他们无法梦想去建立中产阶级独占的专制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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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虽实力较差，但这并没有直接促使他们走上宪政政府的道路。的确，当时他们的兴趣乃在于增进而非削弱国家权威。就他们而言，最重要的问题莫过于尽快彻底解放知识与经济市场，使其不受传统制度的束缚。要对既有特权发动如此激烈的攻击，非要以非常彻底激烈的方式伸张主权国家之权力不可。从中古末期以来，“主权”（sovereignty）理论就一直是想要对抗宗教、封建与其他传统力量而使社会生活合理化的人所使用的主要意识形态武器，而宪政主义则是那些想要维护传统秩序的人所使用的防卫武器。对传统秩序的憎恨乃是启蒙运动的主要泉源，因此，十八世纪大部分时期，专制国家主义（state absolutism）的极端支持者都是那些启蒙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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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本身的力量不足以控制政权的行使，从这个观点来看，他们急于抬举国家权力乍看之下似乎相当令人惊异。但是，他们对于理性的力量却极具信心，坚信最后他们必能把主权导向他们所选定的那条路上。十八世纪哲学家很正确地将耶稣会教士当作危险的敌人，但他们的态度却正像是耶稣会教士先前采取的态度。耶稣会教士在数次尝试性的宪政主义实验以后，决定他们的利益在于支持专制王权。他们认为自己是“圣灵”的代理人，深信自己有能力使统治者臣服于宗教良心的指导，因此他们高抬王侯的权力，希望能借重这种权力作为宣扬信仰的工具。启蒙运动时代的人对理性有类似的信心，因此也得到类似的结论；他们真心相信，所有有理性的人最后终必相信他们的论证，任何统治权威不论组成方式为何，最后终必会运用其权力促进开明的利益。这一点才使他们可能鼓励专制王权的成长，而不怕如此创造出来的权力会对自己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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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为止，开明专制（enlightened despotism）乃是最广受十八世纪思想领袖欢迎的政府形式。在英国，权力为议会寡头集团所掌握，像边沁这样的人很可能在事业刚起步的时候，希望这寡头集团强大且开明到足以完成激进改革的任务，但在大多数国家，君主才是国家权威的有效中心，改革者一般求助的对象也是这些君主。改革者之较喜君权或许也因为他们对理性说服力虽然深具信心，但是劝服一个位居要津的人推动启蒙运动总比劝服一大群教育程度较差的人来得容易。英国的哲学家兼政治家博林布罗克（Henry St. John Bolingbroke）在十八世纪初于其所著《爱国君王观》（Idea of a Patriot King ）一书中也曾经表示，他赞成开明专制，主张英国应当有一睿智、善良的君王重伸王权，消除英国议会寡头集团的派系斗争与腐败行为，这便是典型的启蒙运动哲学家的态度。伏尔泰与他的同代人虽然羡慕英国的宗教宽容与思想自由，却不急于追随孟德斯鸠，而视英国宪政体制为进步政府的典范。他们也和卢梭一样，并不想建立一个制衡的体系，而想创造一个能服从单一主权意志的同质社会（homogeneous society）。和卢梭不同处是，他们认为，最可能适于改革需要的力量乃是君主的个人意志，而不是一个大社群的团体意志。他们认为解决当时政治问题的方法就是开明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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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态的发展曾一度明显证明此一结论是睿智的。这是因为十八世纪君主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和中产阶级的利益吻合。聪明、成功的统治者都体认到其王国之军力与和平时期之税收主要都依赖工商业的繁荣，因此他们设法支持商界的进步分子，合力对抗自治体（communes）、行会与其他传统组织的既得权利，并且更自由地运用统治特权去削减或剥除那些权利。再者，在知识生活绝大部分为启蒙运动力量所控制的时代，像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这样野心勃勃的君主，也发现摆出哲学家友人与赞助者的姿态对于提高本身的声望有极大帮助。王侯都受过社会责任之悠久传统熏陶，因此那个时代的人道主义精神往往能够引发许多真正的改革热诚。所有这些因素在大多数欧洲王朝造成一种形象，统治者似乎都当得起开明专制之名。除了腓特烈、叶卡捷琳娜以外，奥地利、西班牙与其他一些意想不到的国家的统治者也都成为有名的进步改革者，以铁腕使国内经济与行政结构合理化。他们的改革措施确实有些仍不能使中产阶级满意。再者，面对顽强保守主义的反对，表面上的胜利往往或多或少成为短暂的现象，较不开明之继承者的措施也常使开明专制君主的成果化为乌有。然而，大体而言，事态发展的趋势是绝对有利于中产阶级的。就已有成就而言，似乎没有理由不相信启蒙运动的理想可以通过开明专制之措施而获得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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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暗示人们必须选择另一途径来解决政治问题的事件是美国革命。整个十八世纪，北美的英国殖民地人民对其母国因采取重商主义政策（mercantilist policies）而对工商业造成阻碍的措施逐渐感到不满。为了获取更多自由，不满群体倾向于漠视议会权威，直接诉诸国王，请求国王为其纾难。但是，这却不是当代开明专制信仰的表示。美洲殖民地的政治理念承袭英国宪政传统，与启蒙运动的绝对君主观几无关连。他们虽然否认英国国会有权统治他们，但他们的主张却是基于英国人有权受自己已选出的议会保护的传统权利。不幸，英国国会的寡头执政者却不太想放弃权力而另立美洲地方议会，殖民地人民向国王提出的改革建议也未获实现。乔治三世（George Ⅲ）距离殖民地人民太远，也太过关注控制英国政治问题，没有能力也无意解决殖民地的需求。其引起的紧张情势终于导致革命危机，这危机为十八世纪政治打开一条激烈转向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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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革命的直接结果是刺激了绝对民主的成长。旧式宪政传统特意不使权力集中在任何单独的权威手中，这传统的确一直存在于美洲殖民地。然而，和英国争斗的情况，使殖民地人民更多参与政治革命的许多目标——尤其是重商主义限制的废除——虽然主要是为了迎合商人与庄园主的利益，然而有产业的人却不是一致认为革命行动是理想的。由于托利党的分裂，中产阶级革命者在没有其他社群成员支持下，势必无法战胜敌手，因此革命者必须诉诸主权在民的原则。像亚当斯（Samuel Adams）一类精于煽动民主情绪的人声称人民有权掌握政治事务，在下层民众间激起活跃的革命运动。在国王与国会，甚至许多有产业的中产阶级都不理睬最具说服力的改革论调时，纯朴的匠人与农夫却率直响应。这暗示了真正拥有理性与美德的乃是一般平民，理性改革运动应当把可能的最大权威置于这些民众手上。像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这类人的著作，将这种民主观点做了最热情、最具说服力的宣扬。对于提倡革命理论的领袖而言，开明政府最有效的代理者是绝对民主制，而不是绝对君主制。这信念一直延续到今日，成为美国政治思想中常存的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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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态的发展随即使许多中产阶级革命分子不再相信理性说服能保证所有人都接受开明原则。最初美国联邦的条款赋予各州无限的自决权力，结果大多州境的权威都落在多少由全民选出的州议会。然而，从中产阶级的观点来看，不论是在革命中或革命后，这些州议会的作为仍有许多需要改进之处。启蒙运动教导说，社会福利在于消除所有贸易障碍；美国革命虽然在相当程度上是对英国重商主义的一种抗议，但革命后各州议会却都立刻建立起关税制度、树立各州互贸与外贸的障碍。启蒙运动教导说，稳定的流通货币与强制履行契约义务是维持合理市场经济功能不可或缺的因素；但为了应付广大负债者的要求，各州几乎都通过司法人员或司法程序的重组以及鼓励通货膨胀，来减少或消除债务。虽然多数民众的权力并未彻底达成，但已足以表达许多开明政府及社会观不熟悉的需求与理想。革命的实验虽然为时不久，且为试探性，但是“绝对民主”与中产阶级利益无法相容的情况却已经很明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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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大多数中产阶级领袖放弃了政治的专制主义理念，恢复了宪政政府的传统信念。许多有产业的民众虽然和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一样，深信人民是“一头巨兽”，但这只巨兽已经太过强大，无法仅用伸张中产阶级权威来克服它，唯一的希望是限制民主政治的权力，使多数群众行动时不得不稍微顾及少数中产阶级的利益。以当日的情况而言，这希望虽然微弱，却不至于完全绝望。身为英国政治传统的继承者，美国人总是从“以法律限制政府行为”的角度来看“自由”问题，美国与母国分离的结果，非但不曾减少，反而增加了此一传统力量。身为一群受异地议会榨取的殖民者以及急于创造一个不受官方干扰之新世界的拓荒者，美国人始终忘不了政治权威的危险。从英国与欧陆国家的经验来看，洛克、孟德斯鸠的学说或许已成古董，但它们仍是美国政治思想的基础。在革命之际，宪政政府传统在美国保持的生命力，或许要比西方任何地方都多，这使得美国中产阶级有了独一无二的机会，以宪政实验反制绝对民主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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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治家利用这机会的能力可以从1787年召开的制宪大会看出来。费城会议提出的建议虽然是屡经折中的妥协结果，但这次会议的一般目的却可由最后确定的文献中明显看出。为了压制当时州政府的有害活动，必须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权威，使其足以保障全国自由企业之生存。这意味着州政府把军事防卫、管制商业活动以及建立度量衡制度（尤其是货币标准）稳定市场经济操作所必需的终极权力转移给联邦政府，同时宪法中亦明列条文，禁止州政府借其权利破坏契约义务。但对于一个强大联邦权威的需求固然十分明显，美国人却也体认到这种权威可能会落到不当人士手上。宪法制定者不敢剥除已握有联邦事务投票权者的权利，然而为了削弱民主力量的冲击，他们使参议员与总统选举成为间接而非直接的选举。若其他的企图皆失败，行政、立法、司法权之严格分离，加上总统的否决权及其他制衡原则的应用，也能使联邦政府不致步上某些州政府绝对多数统治之后尘。如是，美国人乃将稍早宪政主义者的原则巧妙地应用到当地，而保护了中产阶级，使其不受绝对多数统治危险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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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草案一旦起草完毕，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设法使各州制宪会议采用此草案。由于费城会议是闭门而议，一般大众无由得知利于这些新议的理论与实际论辩，于是争取大众接受的任务遂落在一些政治作家身上，而最重要的就是《联邦论》（The Federalist Papers ）的作者。这份刊物原为争取立场不定而又不可或缺的纽约州的支持，很快就被公认为早期美国宪政主义的经典陈述。这份刊物揭橥的理论的确并不特具创意；为了阐明必须建立强大中央权威以对抗国家分崩的危险，这些作者援引了早期联邦制度（尤其是上古史与中古史的一些例子）的思想与经验。在证明制衡及分权的好处这些方面，他们只不过是援引了由孟德斯鸠、洛克上溯至上古史家波里比阿的思想传统，但这些观念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事实，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强了它们的说服力。政治手册作者的主要任务，就是把众人熟知的观念加以组织，以达成既定目标。在美国宪法前的复杂政治与意识安排过程中，《联邦论》的作者将熟悉的论辩以强有力的方式展现出来，扮演了很实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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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努力的结果，是建立了近代最持久的宪政结构。美国宪法的确并不如制宪者所希望的在各方面都成功地抗阻多数人的压力；例如，政党的成长很快就造成意想不到的结果，使间接选举总统这项贵族式的制度失去作用。另一方面，这发展又为另一项同样意想不到的结果所牵制，那就是，最高法院在大法官马歇尔（John Marshall）的领导下变为控制民选总统与国会议员的强有力机构。为未来所设计的宪政体系本不可能有绝对精确的预测，但费城制宪会议的与会者都是能力卓越、头脑清晰的人，对于政治的理论与实际都有精到的研究，因此他们的大部分臆测，都成为机敏的猜测。很少民族能如此成功地设计出一套制度，使其既合于制订当时的需要，又能为未来的发展提供基础。当后来社会发展［如杰克逊（Andrew Jackson）总统之时代］导致新的政治力量出现时，宪法也表现出足够的弹性，允许这些力量的表达，而不致造成革命危机。今天，美国仍然生活于这最古老的成文宪法下，就是对其缔造者智慧的最高礼敬，他们的成品乃是十八世纪政治发展的杰出成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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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革命的结果代表的不仅是地方性的意义；在本质上，这次革命绝不是什么重大事件，当时的美洲殖民地只不过是西方文明边疆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前哨，美国革命主义者面临的问题也远比欧洲革命者面临的单纯。除了英国重商政策所施的外来压力以外，美洲新世界仍然太年轻，社会关系易变，不像古老的欧陆备受旧制度之苦，这使美国在脱离英国这个起始的难题解决之后，能够朝一个较和平的路线发展。美洲与欧洲的情况虽然并不完全相同，隔海传来的消息却不可能不造成广泛的冲击。在一个世纪的平静（此期间任何既存政府的权力都未受到严重的挑战）之后，革命群众崛起且赢得先前为正统权威所拒绝的改革，这个先例经常诱引世界其他地方掀起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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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是第一个感受到这些发展之冲击的国家。就某一程度而言，这或许是因为在革命后期法国成为美洲殖民地的盟友，直接接触到美国经验之故。然而，使美国的例子对法国中产阶级产生特别吸引力的真正原因，是法国人对于在既存政治秩序中改革的可能非常失望。虽然在其他地方，开明专制成为启蒙运动合理且有利的盟友，但是特殊的条件却使它在法国无用武之地。自从路易十四（Louis ⅩⅣ）时代以来，法国君主的政策便是把上层贵族纳入王室的行政体系，免得他们心生叛意。这政策使世袭特权的拥有者稳居宫中或公职之位，比大多数国家的贵族更能站在君主的立场压制改革企图的表达。即使积弊已使国家濒临崩溃边缘，由特权控制的行政体系的惰性仍然强大到使像杜尔哥（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这样善意的部长的努力归于失败。这类经验显示，开明专制永远无法在法国成为中产阶级行动的有效工具。这使得法国人日渐赞同美国以革命来改革的另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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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革命必须从广泛的民主基础，而不是纯粹中产阶级的基础上来发动，美国是如此，法国更是如此。法国中产阶级并非生活在既有政治自由传统下的流动商业与开拓性社群，而是一个主要由农民组成，由封建贵族之残余控制的古老、稳定社会。身为全民的代言人，中产阶级唯一成功的希望是动员民众的力量，尤其是农民渐增的对旧制度榨取的不满。因此，中产阶级革命拥护者一开始就必须从民主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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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在第三等级（the third estate）的历史中得到表达。1789年，法王召集相当于英国国会的全民代表大会（这是一个多世纪以来首次召开）研商国家破产的问题。一如欧陆多数议会，法国的第三等级也代表都市社群（urban communities）的利益，因此中产阶级的改革者便将希望寄托在这个特殊团体上。在传统的程序体制下，第三等级将无法对抗其他两个等级的联手而获致任何成就；但这个困难克服了，有人要求将优势权利交给第三等级，他们不仅成为中产阶级的代表，也成为全国代表，这个要求极具说服力，因此大会允许第三等级选出两倍于其他任一等级的代表。大会召开时，第三等级要求废弃类似美国参众两院分别集会分别投票的办法，而要求三个等级联合起来以单一全国代表大会的方式集合。由于启蒙运动的理想不仅为整个第三等级所抱持，也为少数有影响力的贵族与教士所抱持，因此这变革的结果便是把大会交到一群明显为改革派的多数人手上。如是，借着采用民主意识形态，开明中产阶级成功地取得有力且具革命性的武器，以达成他们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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